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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代欣: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新征程

何代欣 新湘评论
2024-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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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新征程

何代欣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如何保障和支撑全面深化改革?又怎样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指引启航新征程?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总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将以思想之光照亮改革之路,以自信自强自立的信心和决心,写好实践续篇和开创时代新篇。

新时代,中国财政事业取得了蓬勃发展,财税改革始终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财政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指示,始终以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为工作主线,全面深化预算管理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改革。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人口老龄化、推动绿色发展和经济数字化过程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立足本质、扎实工作。


财政在宏观调控中积极有为。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抓手。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探索运用税收政策工具,来调节短期经济波动并助力长期经济转型。2012年,中国开始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2016年大规模减税降费拉开帷幕。减税降费不仅降低了经济社会运行成本、实现了藏富于民,而且助推了企业转型发展和扩大了居民消费。过去12年,中国减税降费总规模超过13万亿元。这在同期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减负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得益于此,中国经济即使在经历外部环境变化、新冠疫情冲击时,也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2023年以后,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在稳步下行后趋于稳定。调整后的税制开始发挥自稳定器作用。减税降费不是简单的降低税率,而是优化税制。我国现行三大税种都有了较大幅度的优化调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增值税链条实现了闭环,降低了重复征税、推动了产业分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不同程度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税负,构建了税收在促进企业转型发展和造福个人家庭中的传导机制。可以看到,宏观调控的有力有效是为了更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财政推动全面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要为推动全面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可靠保障和有力支持。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擘画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不只要更新财政体制机制,还要铸就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致力于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为此,中国财政继续前进。财政新作用发挥具体表现为全力支撑保障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现和重点目标任务的完成。以财政支持脱贫攻坚为例:据统计,2013—2020年,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保持了极高的投入强度,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中央财政负担了其中的41.3%。财政还在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与金融、产业扶贫政策落地实施方面积极有效。在财政支持下,各地方优化要素配置,实现土地增减挂钩指标跨省域调剂和省域内流转。按照中央要求,贫困地区将所获调剂、流转资金优先保障易地扶贫搬迁安置补偿、当期基础设施新建与维护、耕地保护修复等领域。财政通过向扶贫产业贴息贷款并有针对性地提供农业代偿补偿等方式,增强金融向贫困地区的辐射能力。更进一步,财政还成为脱贫攻坚中区域合作的纽带。集中表现在协调推进区域间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方面的探索,促进区域间形成协调并进的共赢局面。这说明财政不仅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主力,也是促进互帮互助、均衡发展的枢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深层次体现。具体工作是实现任务目标的基础,而提升财政治理效能则要有更大格局和更宽视野。

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作用凸显。历史上看,财政功能的丰富与国家发展的目标紧密关联。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国家财政功能进一步提升完善、财政功能进一步强化与拓展。财政在保障经济社会繁荣发展中承担着繁巨的基础性工作。比如,在应对不确定性冲击时,财政承担了兜底经济社会运行成本的重任;财政在成为连接国家、市场、社会和民众的纽带时,精巧构思,审慎作为,做到不缺位、不越位;财政体现的国家治理功能而非管理职能,实现了多方互动的良性沟通,展现了充足的协调能力和丰富的功能弹性。这些新功能都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逐渐形成的。实际上,落实落细治理和调控功能更为不易。比如在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施行真正统一的税制来推动区域间市场整合;加大政府投资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础设施堵点;扩大政府采购的公共消费来增进民生福利;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理顺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工作事无巨细且精益求精。财政治理效能提升不仅用好了用足了公共资金,而且有一定力量来推动新发展格局形成。

财政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上有新定位。新质生产力是未来发展的主战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财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上须提升站位、加强投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创新研发投入保持较快增长,财政在服务创新战略和发展大局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根据《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的数据,仅2022年全国研发经费就达30782.9亿元,比上年增加2826.6亿元,增长10.1%;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54%,比上年提高0.11个百分点。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11128.4亿元,比上年增加361.7亿元,占研发经费投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与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数据相比较,全国研发经费增加了8600亿元左右,增长38.8%;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增加了411亿元左右,增长3.8%。研发研究经费的增长尤为突出,体现了我国在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和基础科技研究方面的努力。在面临较大财政压力的同时,中国财政在科技领域的支出也表现出增长态势,显示了支持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决心和毅力。财政支持力度的加强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密不可分。财政以新的角色定位促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财政不断锻造的新本领、发挥的新作用、体现的新功能、锚定的新定位,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在新一轮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中国财政正朝气蓬勃地启航新征程。(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


选自《新湘评论》2024年第19期

一审:陈家琦

二审:吴   金

三审:张勤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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