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猎人废纸篓】第一个到瑞典的中国人，广州共济会，瑞典东印度公司到中国的旅行者
卡尔∙约翰∙格斯《1746年10月18日至1749年6月20日东印度航线航程日志》插图
#植物猎人#系列中写到了十多个19世纪以前到欧洲旅行的中国人，他们大都数是不入正史的小人物，传教士的随从和仆人，商人，翻译，民间艺术家等。
黄亚东的回忆
第一个有记载的到瑞典的中国人，是1771至1792年间在位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III，1746-1792年）时期，一位名叫Afock，或者叫Quinquia的中国商人，他担任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在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Olof Lindahl邀请下，于1786年来到瑞典，呆到1789年之后。Afock也可能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Stolle上的二副。Olof Lindahl作为东印度公司大班在广州呆了7年。1786年7月20日，38岁的Olof带着Afock回到了瑞典。他从18岁出海到中国贸易，20年来6次来往于广州和瑞典。回到瑞典后，Olof成为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古斯塔夫三世接见了Afock，问他看到瑞丹人口稀少，是否感到惊讶？Afock说：“是啊，少人，都是好人”。
瑞典和德国现有至少四幅描绘Afock的绘画，其中有三幅是18世纪丹麦最著名人像画家延斯·尤尔（Jens Juel，174-1802）的肖像，以及斯德哥尔摩画家埃利亚斯·马（Elias Martin，1739-1818）画的Afock、瑞典贵妇弗雷德里卡·奥罗拉·陶伯（Fredrika Aurora Taube，1753-1806）和Olof Lindahl的三人肖像。
在东印度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中，许多是共济会成员。1759年，瑞典共济会成员在广州的一艘船上举行了第一次在中国的聚会活动。1785年在广州的瑞典共济会成员和东印度公司职员共有21名。1787年共济会（Freemasonry）最高首领杜克公爵允许共济会在广州建立分支（St. Johanneslogen Elisabeth in Canton）。Olof Lindahl也是在广州的瑞典共济会成员。
Ω瑞典东印度公司到中国的旅行者
17世纪被称为瑞典的 “伟大时代” （The Age of Greatness，瑞典语：Storhetstiden），它的特点是全球贸易探索、领土扩张、绝对君主制、巩固的官僚体系、扩张的军事野心和强大的海军。但现实情况是瑞典的国际贸易有限，国内人口不足，经济落后，政治和学术在欧洲相对边缘化。1700-1720年间，瑞典在北方的扩张遭到俄罗斯抵制和打击之后，军事上的扩张转向国内改革，限制王权、发展经济、鼓励学术，迎来了18世纪真正的辉煌，被称为 “解放的时代” （The Age of Liberty，瑞典语：Frihetstiden）。在这个时期，瑞典和丹麦等北欧国家也逐渐参与到与亚洲的贸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