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鸟、冒险家的珍禽馆、植物园和悲剧：托马斯∙庇尔
《中国十四行》第五：“澳门”，1938年12月
奥登
天主教欧洲的一棵野草，扎根
在某处黄色的山海之间，
它怡人的石头房子是异国的水果，
葡萄牙夹杂中国的奇特。
圣徒和拯救者的洛可可图像
在赌徒们死时应许他们好运，
教堂和妓院比邻
表明信仰可原谅自然的行为。
这样纵情的城市不需要恐惧
强者被杀死肢体和政府
被撕裂的弥天大罪：
宗教的钟会敲响，孩子气的恶习
会守护孩子低劣的德性，
没什么严肃的事会在这里发生。
托马斯∙庇尔（Thomas Beale，1775-1841）的一生，像19世纪一个东方的盖茨比，只不过他并非一生在等一个女子，而是在异国的边缘造梦，直到梦幻和生命一同消亡。庇尔的哥哥是英国山克斯和庇尔公司（Shanks and Beale）的合作人，庇尔17岁时追随哥哥到中国做贸易。《广州番鬼录》作者亨特说他是中国最早的外国居民，1785年以前就到了广州。庇尔在中国生活了近50年，从事正常贸易和鸦片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1820年庇尔准备退休返回英国，却陷入了与一个葡萄牙人的不良交易而至破产，贫困潦倒。1841年庇尔在澳门不幸去世。
19世纪初常驻澳门的英国居民中有三位热情的自然史爱好者和园艺家：里夫斯、利文斯通与庇尔，他们关系密切，19世纪初前半个世纪中，他们是中国与英国的动植物自然史和绘画搜集与传播网络中最关键的人物，而澳门是这个网络中的周转流通中心。1811年庇尔在自己的大宅内建起一座植物园，内有鸟舍，盛时曾经有大约600只鸟。他的鸟舍和植物园享誉全球，19世纪初到过澳门的各方旅行者留下了许多对他的鸟舍和植物园的描述。传教士和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1833年初次来到中国时，在澳门发现了庇尔和其他几位欧美老外侨。老庇尔告诉他1799年他曾驾船去舟山取回马戛尔尼使团狮子号6年前购买而没有能带走的物品。卫三畏去做客的时候，庇尔的鸟舍有大约200只鸟。两年后天气骤然变化导致的瘟疫使大多数鸟儿都死了。
亨特在《旧中国点滴》中描述庇尔先生拥有一座最漂亮的老式葡萄牙风格房子，在庇尔巷（Beale Lane）的窄街上，高墙围绕。挨着房子是一个很大的花园，种满了最珍贵和奇异的花木。一株孟买芒果树挂满果实，还有荔枝、柑桔和番荔枝等果树。园内还有一个鸟舍，艳丽的孔雀和鸳鸯之外，还有许多奇异和珍稀鸟类，特别是一只活的极乐鸟，在当时它是最稀有的鸟。鸟舍中还有鹦鹉、八哥、印度孔雀、金丝雀、天堂鸟、热带雉、石鸡、金野雉、银野雉、大奖章野雉、红尾野雉等以及各种各样的鸽子。鸟舍中每个鸟笼高达一米多，人们在餐厅可透过大玻璃观看鸟舍中的鸟儿。1825年4月，亨特在去新加坡和马六甲途经澳门时，把自己从纽约带来的两只鹧鸪送给庇尔，它们在这异乡繁殖了很多后代。清代桐城文人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描述了他看到的庇尔的植物园和鸟舍：
有咇哋花园者，园中以铜丝结网蒙之。内有大树一株，小树数株，有假山，有水池。壁上多插以树枝，蓄各种鸟，红黄白绿，五色灿然。鸟之上下飞鸣，宛如园林中也。或巢于树，或巢于山间水旁，或巢于檐壁及所插枝上，名曰“百鸟巢”。
花园是中式风格，植物都种在花盆里。园中有近2500盆植物，大多数是中国花卉植物，其中包括：腊梅、牡丹、千屈菜、木樨、栀子花、日本柳杉、柏木、荷花玉兰（广玉兰、洋玉兰）、锦带花、金钟花等。庇尔雇用了中国园丁照管这个花园，尊重他们的园艺传统和审美趣味。庇尔植物园是当时世界上中国植物最多的一个花园。柯尔被班克斯派遣到广州，从庇尔的植物园挑选了许多植物运回伦敦，丘园中最早成功培育的中国植物有不少正是来自庇尔的植物园。庇尔通过自己的生意关系委托中国人在内地搜集珍奇动植物，里夫斯介绍到英国，后以他命名的白冠长尾雉（Reeves's pheasant）也通过庇尔获得。
1820年，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传教士乔治·班纳特和丹尼尔·泰尔巡视南半球传教站，他们游历了社会群岛、夏威夷、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爪哇、印度等地，1825年10-12月到访澳门和广州。在澳门，他们参观了庇尔的植物园和鸟舍，班纳特的回忆录《新南威尔士州、巴达维亚、佩迪尔海岸、新加坡和中国漫游记》留下了对庇尔的花园最详细的描述，恰好就在庇尔营造的梦幻泡影世界转瞬即将消散之时。
班纳特说，澳门最吸引人的，除了英美上流社会的女士，钱纳利的画室的美丽的艺术品之外，就是庇尔美轮美奂的鸟舍和花园了。从窄巷一进大门，便鸟声袭耳，那是凉廊上挂着的鸟笼里的鸟儿的欢迎辞。八哥、各种鹦鹉和大大小小的鸟儿竞相争鸣。不时也会听到极乐鸟whock, whock, whock的叫声。游人在斑斓华羽和繁花间意乱神迷。花园吸引了翩跹的蝴蝶和野鸟。班纳特说庇尔的极乐鸟空幻奇异，是一只两英尺长的雄鸟。九年前庇尔从马六甲布鲁岛购得。班纳特细述了葡萄牙人包括麦哲伦环球航行伙伴和幸存者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14911534）发现极乐鸟的故事，和他极乐鸟成群飞翔或迁徙的习惯。太平洋岛民与原住民对极乐鸟的命名，他们想象它是神鸟，永远在飞不会落地。岛民为了以神之鸟的名义出售极乐鸟而砍掉它的脚，摩尔人为了装饰自己也做同样残忍的事情。班纳特认为极乐鸟美妙和谐的色彩以及清丽优雅的样子，比所有鸟类都美，它不像尘世的生命而是天上的造物，它应当被称作“太阳鸟”或“或“鸟”。这鸟一点都不显老，看起来活泼健康。
一个中国画家按照极乐鸟的自然大小花了它的肖像。一天早晨人们把这张画带到鸟笼里，极乐鸟看到它把它当作同类，它稳步走向这幅画，一边whock, whock致意。它轻轻地啄着画中鸟，又跳到枝头敲着下颚，像是在欢迎同伴的到来。之后人们又带来一面镜子，效果差不多一样，它一直欣赏着镜中的自己，对镜中鸟儿和它动作一样而感到惊讶。它没有丝毫的忿怒和不安，始终保持一种闲适安然的姿态。其他还各种东印度群岛的鹦鹉，或模仿中文的交趾的八哥，以及其他各种鸟。
在丘园里夫斯藏中国画档案中，我发现了“极乐鸟”以及以里夫斯命名的“白冠长尾雉”绘画。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和布鲁塞尔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外销画家煜呱（Yoeequa）的鸟类图册中，也有“极乐鸟”绘画。煜呱应当是庇尔邀请的中国画家之一，并且极乐鸟之外，他必定也画了庇尔鸟舍中的其他鸟类以及花园中的植物。很可能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这套六幅鸟类图册，正是煜呱受庇尔邀请而画，图册中的鸟都是庇尔鸟舍中的珍禽。此外在香港美术馆藏外销画家关联昌（庭呱）的画中，我也发现了三幅“极乐鸟”绘画。庭呱曾是常驻澳门的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的助手。从绘画风格、色彩和纸张来看，它们很可能是出自三个不同画家之手。里夫斯收藏的这幅“极乐鸟”使用了钴黄颜料，而煜呱和庭呱的画作中没有使用这种颜料。那么当时广州和澳门的一些中国画家都曾被庇尔邀请到园中作画，他们的植物和鸟类绘画或许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庇尔收藏的写生。
凯特·贝利认为，柯尔、里夫斯、利文斯通三人分别收集的中国画家绘画中有许多风格极为相似，我也注意到利文斯通为威廉·杰克逊·胡克搜集的中国绘画与柯尔收藏中国绘画极为相似。如果把19世纪初广州外销画家为这几位英国动植物搜集者和自然史爱好者画的画，与乾隆时期受耶稣会士画家影响的宫廷画家余省的画比较，会注意到背景、色彩、神态的明显差异与细微相似之处。
从低处花园拾阶而上走到另一个平台上优美的花园中，内有一个40 x 20英尺，相当于12米 x 6米多大小的鸟舍，靠近房子一边，鸟舍和内部构造极其精美，里面中有大树和灌木，树上有鸟巢，靠近水池有假山，还有一些鸟笼。鸟舍中有以里夫斯命名的白冠长尾雉。班纳特说在广州看中国戏剧表演，武生帽子上插的正是这种鸟最长的尾羽，但是和戏服一样很脏，让人想起伦敦五朔节扫烟囱的人。他还听说大清官员手帕上浸了这鸟的血，被皇帝惩罚时畏惧而舔帕自尽。班纳特得知庇尔在1808年最先从中国内陆得到一只雄白冠长尾雉，成功养育了13年。那只鸟去世以后，他又设法再寻找这种鸟，却等了10年，直到1831年才有找到了四只，但还是没有买到雌鸟。班纳特相信这几只鸟后来被里夫斯带到了英国。而庇尔先生那只死去的白冠长尾雉则卖给了广州荷兰洋行的一个人。在中国发行大熊猫和麋鹿的法国天主教遣使会会士、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谭卫道神甫（ Armand David，1826-1900）1877年插图本《中国鸟类》中有相似的黑冠长尾雉的描述和绘画。谭卫道神甫主要在中国西部和北部传教和进行自然科学探索研究。
红腹锦鸡在英国已经非常著名，但班纳特认为它严厉的色彩更取悦粗俗的人，不如白鹇或环颈雉等羽色优雅。这些鸟是从浙江和江南购得。其余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蓝鸠、马尼拉的红腹角雉。长尾巧织雀极其迷人，因为它跳跃或者飞掠时可笑的姿势，人们给它起名“寡妇长尾雀”，形容寡妇焦躁不安的性情。“每个新的清晨，新的寡妇哀嚎，新的孤儿哭泣，新的悲伤拍打着老天的脸。”人类的不幸，因为歧视而更加不幸。
一位杜兰船长（Captain Duran）带给庇尔一只翻石鹬，那是从离陆地300海里的海上捕捉到的。另外一种美丽的鸟儿是红腹角雉，当时欧洲人还没有见过这种鸟的雌鸟。庇尔从云南与西藏交接处购得它，正是红腹角雉的天然生息地。班纳特拥有一幅中国画家所画的红腹角雉图，非常精确，它应该和里夫斯收藏的红腹角雉画出自同一个或中国艺术家之手，或者都是里夫斯带到澳门的中国画家所画。
鸳鸯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爱情的忠诚。有天晚上有人从庇尔的鸟舍偷走了一只雄鸳鸯和其他一些鸟儿。鸟舍的雌鸳鸯悲伤不已，躲在一个角落。另一只失偶的雄鸳鸯跑来勾引这只雌鸳鸯，但是雌鸳鸯不为所动，她绝望不食，变得又脏又瘦。三周以后的一天，一个人碰巧经过一个茅屋，听到里面有中国人说：“杀死这么漂亮的鸟太可怜了。”另一个人说，“那我们怎么处理它？”这人马上告诉了庇尔，一个仆人跑去查看，带回了那只失踪的雄鸳鸯。雄鸳鸯一看到鸟舍就开始猛叫，那只雌鸳鸯一听到这声音，也马上叫起来，几乎像喊叫一样，并飞过去迎接雄鸳鸯。两只鸳鸯在鸟舍团圆，一边鸣叫，一边曲颈交缠，下水共嬉。之后归来的雄鸳鸯还去攻击之前挑逗雌鸳鸯的那另一只雄鸳鸯，凶猛地报复以致杀死了它。班纳特说应该给它刻一个墓碑：“夫妻忠诚的受害者。”
此外还有来自苏门答腊、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等东印度群岛的绿蓑鸠，交趾的孔雀，爪哇的灰原鸡，美洲红雀，马来半岛的冠鹧鸪，爪哇禾雀，来自复活节岛的米切氏凤头鹦鹉等。从遥远的大陆获得珍奇鸟类的海员们发现，在漫长的远航中，可以给鸟儿喂食红薯取代水果，因为船上不可能长久保存水果。在鸟舍附近的一棵大树上还有在平台上，还有一头雌狮尾猴，她的名字叫珍妮（Jenny）。有天早上班纳特去拜访庇尔先生，恰巧有只鸟刚刚被送到，是从广州一个满人官员那里购买的一只红胸八色鸫。据说它来自满洲，但这种鸟应当出自喜马拉雅、锡兰或菲律宾群岛。
住房周围花园里的花木品质和安排体现了庇尔先生的良好品味。班纳特提到中国肉桂的叶子和树上任何部分折断或撕开之后，会发出一种非常迷人的芳香。还有一种高达20米，直径半米多的乌檀树，树干高挺，到顶部才分叉，开满美丽的伞形花朵。园中有各种个样的菊花，庇尔的中国园丁热爱菊花，因而庇尔为了满足他们而在园中种植了许多菊花。还有一种来自日本的植物，开着繁盛的深红色小花。庇尔曾连续四年尝试把这种花介绍到英国，但是这种花不耐海上长途旅行，全都死了。各种色调的朱槿品色多样，木芙蓉正在盛开，各种中国茶花，来自印度的洋紫荆（Bauhinias）和黑辣椒，两种澳门附近野生的本土番荔枝，盆栽的石松等。班纳特在广州和澳门街头和市场看到人们卖莲藕。他提到阿俾尔描述荷花被诗人吟咏，赋予神性和永生。亚美士德使团在通州、圆明园和北京到处都种着荷花。在澳门山间溪流旁不时可以看到滴液猪笼草（Nepenthes distillatoria）。对于盆景，班纳特似乎比其他欧洲人价值和审美判断更包容，他说那是自然与艺术的结合之物。庇尔有一些盆景，他培育它们差不多40年了。班纳特只描述了部分庇尔花园中的植物、动物和鸟类。我们没有庇尔收藏的一个完整档案，只有通过他的花园访客的描述和幸存的绘画，想象他的花园盛期的面貌。
班纳特说中国绘画中的艳丽色彩常常被赞美远胜于欧洲。可是他在庇尔这里却了解到，为庇尔绘画动植物的中国画家使用的材料来自英国，而中国画家急切地渴求获得这些颜料。凯特·贝利认为里夫斯不但把英国画纸带到广州，而且把普鲁士蓝和铬黄介绍到中国——这是两种之前中国没有的颜料。欧洲画家18世纪开始使用普鲁士蓝，而铬黄1817年才出现，来自西伯利亚发现的一种重铬酸铅提取物。著名的颜料商温莎和牛顿（Winsor & Newton）1850年的目录上才收录了铬黄颜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