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智利骚乱
最后一个历史天使
以罗贝托·波拉尼奥为例
王炜
1、什么是彻底作家？（上）
应该先说明什么是“不彻底的作家”，因此我需自我挪用、今年（2017）夏天在一个主题为“纪念布朗肖——写作的任务：朝向未来的文学”的活动中的发言：
“间接官方文学意味着，一种言说系统是被预先允许、等待收割和承认的，具有等待性，它是官方语言体制‘并不提供，也不愿取消的场所’（布朗肖语），并且在与官方语言体制的关系中，‘获得了它的地位的所有模糊性’。”
但是，即使脱离了直接或间接的官方文学，文学写作，仍会得到一个其自明性“并不提供，也不愿取消的场所”，并“获得了它的地位的所有模糊性”（当代汉语文学写作中的“自明性叙述”仍有待辨析，而且，可能只是一种晚近产生的行话）。不能立刻说，文学写作者的自明性，并不适合应对一个正在到来的、具有凶猛异质性的现实世界，需要辨别的是：写作者的自明性，也许正是他们与异质性之间的虚假距离的表现，因此，那个“正在到来的世界”可以顺利捕获他们。这种捕获，绝非“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你要协助世界”，而是“文学空间”的新生可能性的完全失落。失落得越彻底，越表现为一种“自明性叙述”。失落得越彻底，文学写作面对那个“正在到来的世界”重新揭示自身的自明性，就越无可能。（注：“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你要协助世界”，语出卡夫卡。“文学空间”则是莫里斯·布朗肖的一本书名及其论述主题。）因此，不能以是否持反抗当权者的立场，来辨认写作者是否“彻底作家”。一个持反抗立场的作家——以及被优先从道德上看待其文学意义的“持异见者”——可能会在审视文学写作者之自明性这方面缺乏能力。另一方面，文学神话往往迅速掩盖了现实的异质性，这也是文学神话应继续被警惕的原因——即使它曾产生过有助于人们脱离“单向度的人”的功能——在今天，仍然继续利用或生产文学神话，也许正是文学写作者在应对那个“正在到来的世界”方面丧失了能力的表现。文学保守主义者的保守不仅是对未来的，也是对过去的保守。因为，文学保守主义者同样对文学史中的不同成就进行排斥。于是，产生了一种古怪的犬儒主义：文学保守主义者可能同时对新事物和文学传统都缺乏兴趣和理解，从而对其予以否认，是一种“清醒的”（相对没有自我认识到的）反智主义者。进入21世纪，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西方作家往往都带有某种“文学价值可疑”的阴影，对此嫌疑性的裁定，可能是文学保守主义者最后的暧昧。凯尔泰斯·伊姆莱，唐·德里罗（约翰·伦纳德的一篇精彩评论深化了我对这位作家的感受），诺曼·梅勒（同样，约翰·伦纳德就“史诗性的”间谍与反间谍小说《夏洛特的亡灵》提供了精辟的导读），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位朋友曾提醒我，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后共产主义时间”为主题的历史书写，在当代俄罗斯智识环境中影响力有限或并非“最好的”），托马斯·伯恩哈德（去世于1989年，其作品21世纪才进入中文，近期主要因为克里斯蒂安·陆帕导演的戏剧在中国引起了为时短暂的议论），以及，经历了拉丁美洲政治动荡和数次文化运动的罗贝托·波拉尼奥。这些见证了20世纪的剧变与终结，在新世纪，为我们所知的被以“犹太人问题”、“冷战”、“非虚构”或“第三世界”为辨识标签——总言之，被视为“问题主义作家”的文学写作者们，被各自的标签所掩盖的共性，可能是：都敏感于和致力于，探索那个愈益突出的“正在到来的世界”的凶猛异质性。他们是20世纪的最后一群，也是新世纪的第一群为此写作的作家。 “在亚洲与中东，在拉丁美洲与达拉斯，他们正在书写我们的小说、我们的元小说，他们是疯子。”——这是约翰·伦纳德在《唐·德里罗的<天秤星座>》中的一句精辟之语。异质性的到来，也是《在流放地》中的那台在人赤裸的背上刻写命令的机器的无处不在、具有空前的效率、并成为“元世界”之后对人的书写，同时，也是人类情感意义上的真实世界的失落。在今天和将来，仍将不乏“精湛”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但是，“精湛”的身位发生了变化：“精湛”属于废墟范畴——或者，不如更直接一些：“精湛”是一种被异质性世界抛弃了的垃圾。我们并没有走出波德莱尔关于“拾荒者”的洞见。“文学美学”的这一次四分五裂，不同于“现代主义”在上世纪初期。虽然，安德烈·马尔罗称“艺术是一种反命运”，但是，“反潮流者”可能已经不能够按照上世纪的人文主义追求那样，自我指明在具有“纠正”作用（例如在谢默斯·希尼的意义上）方面的价值（即使是阶段性的），并以此维持并不稳定的自足性（此自足性，也包括认为主体可以在“德性”的意义上勇于接纳这种不稳定）。怎样理解“反潮流者”的危机呢？如果，作为“拾荒者”或“反潮流者”的文学写作者因此自怜，这一自怜，可能是他们撤向其文学保守主义向大众展示的美学橱窗、以及向权力者展示的政治橱窗的后门。因此，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的是：异质性的到来，是“元世界”催促文学写作者们同质化的信号，还是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一个抗逆的开端？由此，可以尝试理解何为“彻底作家”：他在“非文学性”方面的敏捷（荷尔德林：“诗需要非诗，但需要敏捷的把握”，文学对“非文学”的需要也与此相同），从起初的被“理解困难”（文学的“艰涩”是一种深度内化了的流言）而猛然变形，把我们带入到一种被“元世界”书写之下的共时性之中。这种共时性，也使他的写作被我们所看见。他促使我们不去类比以往的“文学性”，不去通过那些关于“文学力量”的艳俗表达来理解他。他的写作，是一个并不对那种“文学力量”作出允诺的创作事实。诗人、小说家罗贝托·波拉尼奥，去世于2003年7月15日，终年50岁，一定程度上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便突出地与如上所述的彻底性相关——也就是说，从他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彻底性是文学的必然命运。把波拉尼奥置于“文学价值纯粹性”的谱系，或者“世界文学”的万神殿中，这是写作者最容易产生喜爱之情的系统，但很可能，最不是我们的系统——我们不会属于这个系统，也不会被它提供认证纳入性质的解释。我们是剩余物和异质性的某种结合。只有在共同被“元世界”书写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在对一个“彻底作家”的理解中，读到一种积极的异质性。在“元世界”——如凯尔泰斯·伊姆莱所言“一切都变得更真实”的世界——对我们的书写中，“彻底作家”所贡献的异质性，也同样赤裸化为“一切都变得更真实”。而且，“彻底作家”并不是英雄主义和绝对论的——他是在“文学空间”被“元世界”毁灭中，去认领一份毁灭，他是一种余烬状态，因加速其消灭的风而白炽化。（注：凯尔泰斯·伊姆莱《另一个人》：“人们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世纪里，一切都变得更真实，一切都变成了更真实的自己？士兵变成了职业杀手，政治家变成了罪犯，资本变成了用焚尸炉装备的、庞大的杀人工厂，法律变成了肮脏游戏的游戏规则，世界的自由变成了大众的监狱……人们完全出于习惯而说谎，而且每人都能一眼识破阴谋：如果宣称爱——每个人都会知道屠杀的时间到了，如果提到法律——它只属于强盗和抢劫者。……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总是以反理智的形式吸取养料，为精神的憎恨撰写精神的历史……”） “彻底作家”贡献的异质性，呈现为一种基于“我们的恐怖模型”的“过度”。老派人文主义诗学的风格意识——例如“语言的分寸感”——不能评断这种“过度”。但是，更加“过度”的是：“语言的分寸感”经由“我们的恐怖模型”而再现了。这种“过度”，便是语言“进入临战状态……这种行动是我们的大陆的忠实反映。”（波拉尼奥《拉丁美洲诗歌》，出自《未知大学·宣言与定位》）
然而，“彻底作家”与我们之间所存在着的障碍，却尚未被思考。或者说，这种障碍，并不能被置于那种传统的“作家不被理解”的神话中去被理解。障碍通常表现为：我们在第一次阅读中，常常无法实现对“彻底作家”的辨认，而我们的美学习惯和在“语言效率”方面的观念，使我们对于一个作家是否在“初读”中便直接有效这一点，抱有一种本能主义的信念。有一次，在与朋友的谈话中，我们关于《2666》的临时共识是：这部小说“参差不齐”。但是，当我重读第二次，不仅并非“参差不齐”、而是其质量的完整性超出了我的预期。乔治·斯坦纳曾评价赫尔曼·布洛赫的全部写作是“不均匀”的，而这，可能是乔治·斯坦纳的着急。这种关于“不均匀”的判断，也源于“前理解”性质的，我们对文学史中那些著名成品的神话化了的印象。在第二次阅读《2666》的过程中，两个片段，击碎了上述障碍。我们的问题，可能不仅是卡夫卡批评的“无耐心”。“彻底作家”一如世界，并不会在我们对之准备好了“耐心”的那个方向出现，不会顺利成为我们的“耐心”的对象，而是改变我们关于“耐心”的经验。
第一个片段：面对三个傲慢的欧洲评论家，受到歧视的墨西哥本土知识分子阿玛尔菲塔诺的独白（中文版P127—P129）——
“实际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墨西哥知识分子与权力的联系源远流长。我不是说人人如此。有非同寻常的例外。这不是说投靠权力的人们都是居心叵测的。甚至连这样的投靠也不是符合规矩的投靠。我们可以说，投靠仅仅是找工作。但是是与政府一道工作。……他可以是政府的积极捍卫者，也可以是批判者。政府不在乎！政府养活知识分子，暗中注意着知识分子的动向。有这么一大群几乎是废物的作家，为政府可以做些事情。……知识分子可以在大学工作，或者更好一点，可以去美国大学教书；那里的文学教研室跟墨西哥的文学教研室一样糟糕。……就这样，你没有影子跟着，来到了某种舞台前，开始了解读或者重新解读或者歌颂现实生活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舞台是前台，这个前台的背景有个巨大的管道，它有点像矿洞，或者像巨型矿山的入口。或者可以说是个山洞。不过也可以说是一座矿山。从矿洞里传出一些依稀难辨的声音。是些模拟的声音，是些垂死挣扎或者诱惑人的音节，或者是诱人致死的音节，或者有可能就是私语、低语和呻吟。实际上，没人真正看见矿洞。一台机器、一套灯光的变幻、一套控制时间的设备，遮挡了视线，观众看不清矿洞周围的情况。实际上，只有最靠近前台的观众趴在乐池上，才可以看到厚厚的伪装网后面什么东西的轮廓，而不是那东西本身，但至少看到了轮廓。别的观众，除去前台，什么也看不见，或许可以说，他们也没兴趣看别的什么。而那些没有影子的知识分子总是脊背对着前台，因此除非他们脑后长了眼睛，什么也不可能看见。知识分子只是听听从矿洞深处传来的杂音。然后，知识分子就解读这些杂音，或者重新阐释一番，或者进行再创作。知识分子的工作，说到底，可怜之极。著述中花言巧语，让人感觉是一场暴风骤雨；高谈阔论，让人感觉十分震怒；写作中严格遵守规范，里面只有沉默，既不振聋也不发聩。知识分子说些‘啾啾、喵喵、汪汪’，因为巨型动物或说巨型动物的缺席，他们没法想像。”
三个白人文学批评家，无法理解阿玛尔菲塔诺的话语，无法理解这个“申述时刻”，无法正视其内容。在墨西哥本土知识分子的自我申述面前，三个逡巡于国际理论市场、不断重组情人关系并熟谙“作者的解构”的白人批评家——也是西方文学批评的化身——却是更为教条化的作者中心论者。他们对墨西哥人的“训诫”也失落了，尽管，墨西哥人的话语同样也无法抵达他们。阿玛尔菲塔诺在三位不以为然的听众面前的一番倾吐块垒，仿佛加速了他的落后倒退性，倾吐的语速也是呈现其“过时性”的速度。而“巨型动物”，不仅是在三位当代白人批评家的语言体系中缺席（或禁忌）的东西，也是阿玛尔菲塔诺们所失落的。它像卡瓦菲斯《等待野蛮人》中的“野蛮人”一样，永远不会到来，也像不可能产生的“人民”，以及，一切对于三位当代白人批评家来说是前现代的、太前现代的幽灵。而且，阿玛尔菲塔诺们也很容易被反驳为：“巨型动物”已经萎缩成为他们的“怨恨”投射在知识之墙上的幻影。“你可以安心出门，身后跟着自己的影子，驻足于公园，阅读瓦莱里诗篇。这样直到末日来临。”——阿玛尔菲塔诺以苦涩的嘲讽结束了这番独白。但是，阿玛尔菲塔诺的独白的文学性，只是一种过时的现代主义对主体和意义的想象，所以，当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本来以为20世纪最优秀的德语作家是卡夫卡呢。”三个欧洲人矜持而刻薄地揶揄了他。阿玛尔菲塔诺继续坚持不懈地问“你们看过彼得·汉德克的作品吗？还有看过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作品吗？”，于是，“哎哟，真讨厌，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心里说”。至此，不免会令中文读者——比如我——想起，阿玛尔菲塔诺提到的这些作家在当今中文世界的传播。他们迟迟出现中文里，以至于他们好像刚刚才出现在文学中。接下来，“阿玛尔菲塔诺被攻击得体无完肤”。那么，我们呢？我们是三位白人批评家与墨西哥人之间的人，是那些在话语的群交之床与墨西哥人的无名者的洞穴之间的，“别的观众”吗？三位白人批评家对“巨型动物”毫无兴趣，他们俯就来到阿玛尔菲塔诺的国家，无意于来做田野、蹲点或对话，只是为了追寻那个影子作家、德国人阿琴波尔迪，那个作者中的作者，那个并不以“作者之死”的方式，袭扰了三个白人批评家关于“作者在场”的后现代文学知识的人——那个让三个白人批评家感到自己“被书写”了的、与小说中的连环杀手之间仿佛有着某种隐秘联系的人。四个人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三位批评家中的女性丽兹说：“你说的这一套，我一点也不明白！”阿玛尔菲塔诺则放弃性地回应：“实际上，我只是说了一些蠢话。”
第二个片段：通过概述墨西哥拳击手埃尔古雷斯·卡雷纽的悲剧命运，波拉尼奥展示了一种辛辣的人种学视角和历史观（中文版P286—P288）——
“……如今墨西哥上层社会在变化。上层人士越来越有钱，常常去边境以北找老婆。他们说这是‘优化人种’。墨西哥的侏儒父亲送自己的侏儒儿子去加州上大学。这孩子有钱啊，为所欲为，打动了一些女生。世界上按照平方米计算，傻姑娘最多的地方就是加州。结果：这个侏儒小子拿了大学文凭，捞到一个媳妇跟他去墨西哥过日子了。就用这种方式，墨西哥侏儒的孙子们不再是侏儒了，有了正常身高，皮肤也白了。这些孙子们长大后，像父亲年轻时那样游历一番：上美国大学，娶美国老婆，生下的儿子越来越高大。实际上，墨西哥上层社会自己冒风险干西班牙人曾经做过的事情，但做法相反。那时西班牙人淫荡好色、缺乏远见，与印第安女人交配，强奸她们，强迫她们信仰天主教，以为用这种方式墨西哥就能变成白色了。西班牙人相信白人血统。过高估计了自己精子的质量。结果他们错了。你绝对不可能强奸那么多人啊。从数学角度说，这是办不到的。身体也吃不消。于是，你就筋疲力尽了。再说，他们是从下向上强奸，事实证明，比较实际的办法是从上向下强暴。假若西班牙人能够强奸自己的私生子女，然后强奸自己的孙子，甚至重孙子，或许他们的方法能产生好结果。可当你满了七十岁、勉强站立的时候，你还有心思强奸什么人吗？其结果是不言自明的。西班牙人的精子，本以为是力大无穷的，却迷失在成千上万个印第安人没有个性的群体里了。第一批私生子，就是一半西班牙人血统、一半印第安人血统的人们，担任起国事了，成了国务秘书、军人、零售商、新城市的开创者。他们继续强奸印第安人妇女，可是从此之后，后代开始体质下降，因为他们强奸的印第安人妇女生出的混血儿身上，白人血液所占百分比越来越少。就这样代代相传下来，到了这个名叫埃尔古雷斯•卡雷纽的拳击手，起初，他场场都赢……后来，他在一家歌舞厅当了保安。但是，他太有名了，闹得每个工作都超不过一周。他再也没回墨西哥。或许，他已经忘记自己是墨西哥人了。当然，墨西哥人也把他给遗忘了。据说，后来他四处乞讨，有一天死在了大桥下面。那记者说，这就是墨西哥重量级的骄傲。”
我们可以套用弗朗西斯·蓬热对《马尔多罗之歌》的评价——翻开拳击手埃尔古雷斯·卡雷纽的故事，整个历史学，便像一把雨伞般翻转过来。（注：弗朗西斯·蓬热（Francis Ponge，1899—1988）：“翻开《马尔多罗之歌》，整个文学便像一把雨伞般翻转过来，合上它，一切又恢复正常。”）这个容易引起不适的片段，可以和埃利亚斯·卡内蒂《迷惘》中的那个残酷的章节“好父亲”媲美。后者的那只殴打幼女的铁拳，以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方式，再现并内化于我们的世界，与《在流放地》中那台机器的更新换代和无处不在相一致。文明史，仿佛被生殖史和潜在的基因主权痛打了一顿。同时，在这些书页中，历史，也是死亡拳击手——基因主人的奴隶——对我们的不断殴打。这几页“墨西哥史”，没有留给我们可以凭借人文主义者的历史学“那高尚的梦想”来挽回、或者抢回某种人性化争议的可能性，一丝也没有。（注：卡内蒂在自传中写到，当他在一场活动中向听众朗读这一章节时，引起了在场绝大多数人的不适，只有詹姆斯·乔伊斯前倾身体，仔细聆听。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在其“观念史”著作《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和美国历史学界》中探讨了自19世纪后期美国历史学诞生至20世纪末这一百多年中，“客观性”这一神圣理想和核心规范所遭遇的命运。）
2、什么是彻底作家？（下）
“哪怕它们使用同样的词汇，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集体语言与个体语言……从它们所遵循的自然规律可以推断，两者绝无任何共通之处。”（西蒙娜·薇依），一个“彻底作家”，不会为这种“绝无共通之处”提供虚伪的客观性。“彻底作家”不会从语言的说明功能与变形意志两者间的张力中撤退，不会从某种美学的预备方案，再次为自己许诺“它的地位的所有模糊性”。“彻底作家”不会以“人文危机”这一使问题文化公教化的工具来应对“文学之死”，而是在自身回归传统文学主体的不可能性中，寻求边境，“不把真实当作视野，不把前途视为逗留之地”。（注：“不把真实当作视野，不把前途视为逗留之地”，语出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彻底作家”使这一切悖论的实现如此锲而不舍，同时，又如此反对自己可能因此产生的傲慢，从而，他才能够用卡夫卡提到的那只努力抬起挡住绝望、草草记录的手，区别于文化公教语境中的所有那些一般化的、起希望作用的东西。“彻底作家”像一个偷渡者，像逾越“语境”一样逾越社会区隔。今天，区隔并非以显而易见的，等级主义或阶级论的方式，而是以“多元价值观”的方式存在于当今不论从事、还是不从事文学者的文学观念中。一个“彻底作家”应当提供并不能被立刻理论化的，可能需要一代、两代人的积极认识，才得以准确叙述的新的区别，而理解它的人，无法再将其“还原”到习语的范围内。“彻底作家”是一个既失落了他所在时代的社会主流世界，但又如此真切的操劳游荡于“实在界”的测量员——这是从卡夫卡以降的“彻底作家”，可以被销毁殆尽，但只要其作品在世即无可替代的原因。因此，惟有“彻底作家”能够在不可能性、而非可能性中产生抗逆。“彻底作家”的抗逆，是一个无限被抵达中的瞬间，是语言在不可能性、而非可能性中不断攻袭“实在界”时，所呈现的一种必然。“彻底作家”的抗逆，因为面对“文学空间”的毁碎而才成为高度文学性的，以及：成为余烬状态。在《未知大学·作者附言》（1993年）中，波拉尼奥写到他曾经对威廉·伯勒斯的“狂热阅读”。后者——一位地狱绅士——是“Beat”群体中最复杂的人物。（注：“Beat”在中国大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译为“垮掉”，后有争议认为与原意相悖，故本文使用原文。）也许，我们可以重新理解“Beat”这一容易被士绅化的文学批评视为“坏作家”的群体。关于“美国”作为一个开启于近代世界、可能也是唯一一次的新大陆现象的衰落，“Beat”群体有着仍值得再理解的贡献。但是，相比波拉尼奥，美国战后诸位“意识开拓者”的抗逆，仍然是有依附条件的，因为“美国”作为这些新大陆挽歌作者的“客观对应物”，仍然享有其传统、完整的意义主权地位。也许，因此，几乎所有关于“美国之死”的写作者，都会保留对那个“老美国”的抒情性回顾态度。相比而言，波拉尼奥仿佛是一个对“客观对应物”的末日碎片进行提炼后、再结构性展开的杰克·凯鲁亚克——这一“展开”，在近千页的《2666》中直抵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层次。和一种被简化了的“青春期写作”的形象不同，杰克·凯鲁亚克在《科迪的幻象》中，讲述了作为新大陆精灵的“新人”形象的幻灭，但其缺憾是：仍然是回顾性的。杰克·凯鲁亚克未能成为一位“彻底作家”——虽然他容易被赋予那种人们对一个激情作家的想象——的原因之一，可能便在于，他未能在文本中表现面对一个“元世界”的来临同时，反回顾的能力。也许，正是“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使杰克·凯鲁亚克在濒临成为“彻底作家”前止步。此外，波拉尼奥，也是同样令人瞠目、但在内容与形态上却仿佛爱德华·吉本化了的威廉·伯勒斯，因为在《2666》中展现“人之死”的全景的，是仿佛一个讽刺行为般，具有古典雄文意味的历史案例概括性陈述的笔法。“现代世界是男人，或是他的幽灵，穿行于事物和诡计之中”（奥克塔维奥·帕斯）。但是，相比上一辈“男人”，相比那些将危机中产生的难以名状之物，在孤独侦探般的文学结构技术中进行“显明”的作家（胡安·鲁尔福、凯尔泰斯·伊姆莱，甚至写《第一个人》的加缪），作为“彻底作家”的波拉尼奥，与20世纪人道主义美学所允诺的结构主义幻想之间，分裂得更为彻底。我们的“彻底作家”，不再是隐藏在CBD高级白领圈子里的卧底历史学家唐·德里罗（“彻底作家”没有那种关于“隐藏”的意义的自诩，对此自诩的摒弃，使之可以区别于大部分现代文学），不是想要让自己的“存在/非存在”，像“莎士比亚”这一署名般生产争议的隐者托马斯·品钦（此公仍然会保留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的可能性）。“彻底作家”的未来主义，更加自我放弃，更加处在主、客体关系的共时毁碎之中。这种毁碎，使之不再重复前人，并更加赤裸于“实在界”。既不是、也无需再做“隐匿者”，也不会成为那种其辛辣苛刻、建立在公众的默许或风格契约关系之上的文学经理（例如库切）。相比前人去创作为万神殿添砖加瓦的档案或者画卷，“彻底作家”的写作——一如写下《2666》的波拉尼奥——具有一张犹如福柯笔下那行将消失的、最后一个人类的赤裸面孔，我们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统中看到过这张面孔，也在凯尔泰斯·伊姆莱、埃利亚斯·卡内蒂、保罗·策兰、普里莫·莱维这些犹太民族的灵魂收殓人的写作中，看到过这张面孔。《美洲纳粹文学》中的纳粹文学家们，可以被视为“反彻底作家”。之所以是彻底作家反面的原因，并非在于纳粹文学家们不具有创造性——他们同样擅长于形形色色的主题和方法——而是他们必须依附于一种固守性的、始终稳定的意识形态条件，这一意识形态条件，被他们误用为“客观对应物”从而产生了认知倒错。讽刺的是，纳粹文学家们也同样被波拉尼奥赋予了最后一个人类的赤裸面孔。至此，我需要再次援引米哈伊尔·巴赫金有关形象问题的思考：
“（强权性的形象认识）回避对象的未来，把对象全部写尽从而使它完全失去开放性的未来……既然对象全部于此、完全于此，它当然就是死物，可以被全部消化；……它不再是生活事件的独立参与者而与我们一道前进，它已讲出了最后的话；它身上不再有内在的开放的核心，不再有内在的无限性。它被人们拒之于自由之外，认识行为力图全面包围它，割断它与未完成性的联系，因而也割断它和自由、未来时间以及未来意义的联系，割断它与自身的未完成性和内在真理的联系。……立足于对象的不灭性，而不是对象的可灭性。……在形象中结束人们的生命。”（《1914年12月12日笔记》，黄玫译。）
但是，当对象的“可灭性”，反过来书写该对象，并且成为该对象的主体的时候，我们又该怎样理解？作为“彻底作家”的波拉尼奥，没有取消纳粹文学家群像的“未来意义”和“未完成性”。另一方面，《美洲纳粹文学》好像在催促我们产生这样一种预感：“彻底作家”的未来，会在“反彻底作家”的未来中坍缩。我们还要问的是，“反彻底作家”是否也有一个布朗肖式的“文学空间”呢？后一种“文学空间”的毁碎的产物，是否就是三位白人文学评论家口中的“20世纪最优秀的德语作家”，就是那个在某种激进意义上，甚至与连环杀手的隐匿存在有一种相似性的隐士作家呢？在这里，我要冒着把小说中的传奇人物、隐匿的德国作家阿琴波尔迪，过分激进地与隐匿的连环杀手相提并论所带来的危险，而且，小说本身已经使这两种隐匿者并置、使文学与暴力并置了。《2666》中的一个接一个被虐杀的女性，是与“文学空间”的毁碎同时出现的一个无名者群体，是被她们所在的世界“写尽”从而成为的“死物”。仿佛，那个影子文学家/浮士德，在今天，仍然是作为一个复数的女工格雷辛——在《2666》中是数百个女性无名者们——的凶手。奥菲利娅不会再浮在水面上歌唱，从而成为文人沉思遐想的素材——我们根本听不见她们的声音。甚至，奥菲利娅从未在水上漂浮过，那个漂浮并歌唱着的牲人/濒死者，谁也没有见过，只是一个传言，并且成了真正的死者的替代形象：一个被命名为“永恒女性”的赝品。那么，在我们之中，依然还存有这种幻想：幻想她们——“永恒女性”们——是我们的心灵的引渡者吗？可能，再没有比《2666》更彻底地击碎了我们的这种浪漫主义的书。一方面，无名者女性的尸体从“理论上”（也许将进一步在现实中），将造成男性自我中心主义的危机（那位不断变换性伙伴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丽兹，是另一种奥菲利娅传说的接受者吗？），但另一方面，因其已成为无声的尸体——也即成为语言的永久镂空部分——这一危机又不能够实现。文学史中，那些死于书写者，死于浮士德们的女性牲人们，是内化于人类的、被扑灭了的阿基米德支点，人们（他们在哪里？）本来可以通过它，用行动的杠杆，在强权法则中撬起一个无名者的世界。什么是我们的阿基米德支点，什么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被永久镂空的部分：我们的“新生”的不可能性。 我们无法将死于浮士德们的一个个女性无名者，置于“与未完成性的联系”中。她们有何“未来意义”，我们已经无法理解，更无法允诺。
那么，即使做出了这些理解，它仍是对奥菲利娅传说的一种变相延续吗？被虐杀的无名者女性们，是我们的理解力永远无法企及的灭点——并非“反文学”，而是全部文学的月之隐面吗？总之，她们成为了我们在“文学空间”中无法书写其形象和本质的人。不论“彻底作家”是不是再现的阿基米德，我们都知道，阿基米德是因为什么，未能完成他的数学题。
这是一个人人都会成为未来新移民的灰暗世界。上一代人文主义者奥克塔维奥·帕斯，提倡“寻求现时”。在《2666》中，人文主义者的“现时”，演变为卑贱的“现时”。无论持有何种知识结构的人，都有可能被妓女卡吕普索的色情活动捆绑，或者对她施暴，并倾向于赞同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暴力行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暴力，暂时并非像战役那样公开进行，而是遮遮掩掩、趣味化和小人手段的。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当代人默默地、狂热地欣赏这种行为。从当代人卑贱内心投射而出的霓虹灯光，赋予这部外表如工人般务实的《2666》一种异质性的、又非常直接了当的光线交错。而在诗集《未知大学》中，行文专注于直接了当的程度，使语言如此径直地超现实主义化。 “我写下这本书是为了那些幽灵，那些是唯一有时间的人，因为他们置身于时间之外”——“彻底作家”不仅站在死者的一面，并准备着成为死者。死者，是失去了现实时间，因此“唯一有时间”的人。“彻底作家”和死者一起，被“元世界”书写，同时，被幽灵们阅读。与约瑟夫·布罗茨基高贵的宣言——“我写作是为了取悦过去的诗人”——不同，作为读者的幽灵们，不再是那些过往的文学偶像，而是沉入黑暗的无名死者。也许，并非设想何种“超克”，而是死亡——以及立足于对象的“可灭性”而非“不灭性”——正是置身于新世纪的“彻底作家”的第一主题。“毕达哥拉斯文体”（注：见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一书中的《毕达哥拉斯文体（一份猜测，为纪念恩斯特·布洛赫而作）》）已经不能概括“彻底作家”的写作，因为，前者的那种有时以数学为自我譬喻的复杂性，可能仍然抱有一种对于被经院体系认证纳入的期待。或多或少，“彻底作家”是近代文学和现代主义的共同剩余物，以不再等同于“当代英雄”的方式，接受异质性的世界现实对自己的书写——也即：被“元世界”书写。这种“被书写”，将以令人惊恐不适的陌生化，催促“彻底作家”成为一种剩余物。因为，不论“毕达哥拉斯文体”，还是“被诅咒的诗人”们的那种反控制文学，都无法从被“元世界”书写中，获得再次自我审美化的舒适体验。“毕达哥拉斯文体”仍然允诺了舒适，“垮掉”作者们因其对失去的本能主义伊甸园的回顾情怀，也允诺了舒适。赫尔曼·布洛赫——乔治·斯坦纳眼中“毕达哥拉斯文体”的代表之一——甚至在晚年考虑放弃文学（如赫尔曼·布洛赫本人所言：“对于‘认识’而言，文学是缺乏耐心的典型”）。可是，波拉尼奥一代的“彻底作家”，已经失去老欧洲文学父辈的那种尚能优雅以对的选择性。“放弃文学”是不可能的，一如“追求文学”是不可能的。但是，去“承受”文学确实无可回避的。“承受”文学，就是上一代经典作家的那种选择性不再可能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对作为现实世界的症状的文学知识的“承受”，波拉尼奥将此处境，称为“在地狱阅览室”。也许，这是“彻底作家”如波拉尼奥者，对文学史的博闻强识——《未知大学》提到的上百位诗人、作家而且都给予其恰切而不乏奇趣的描述，都说明了这种“文学性的渊博”——的本质，是对如上所述的症状，主动自我结构化的结果，更是一种在几乎是全部文学的总体化毁碎中残剩的结果。我们——以及我自己——是如此熟悉这种波拉尼奥式的文学渊博，这种早年闯入“对世界文化的眷恋”，博览群书，然后又迎头撞上了关于“文学死亡”的厉色训诫后，却并没有放弃的可能，从而只能继续自我强化的渊博。这是流浪者和“彻底的无政府主义”（注：见波拉尼奥的诗作《远行的人》）的渊博。但是，这种被称作“渊博”的，自愿凝聚文学症状并赋予其真实性的人生活动，与其说是“渊博”，不如说是主体的一种自愿解体的表现，解体为这样一种事实：基于迄今全部文学史的关联性，让位给一种共时性的死亡。我还想进一步说，因此，这是历史天使的渊博。迄今全部文学，就是历史天使眼中“堆积到天际的残垣断壁”（注：详见本雅明的那段关于“新天使”的描述。）。这一“彻底的无政府主义”的渊博，是废墟的共在，是幽灵的集体主义。一个“彻底作家”的命运，被作为症状的幽灵集体所深深协同，因此“无家可归是最恰当的命运”。“彻底作家”的文学渊博，终于使他无所依凭，与那种欠缺渊博者的无所依凭不同，因为，后者的无所依凭很可能会依附于“彻底作家”无法依附的社会条件。“彻底作家”，是“文学空间”的难民。这是波拉尼奥的神话，一位写作同行对我说，初读波拉尼奥时，感到惊异在于，这是一个竟然得到了发现和传播的作家。如果，他是一个当代中国的汉语写作者，他很可能就只是霍达耶维奇所言的“大墓地”中的那些默默成为“无未来者”中的一个。最后，对一位“彻底作家”的理解，并不只是来自他所完成的作品，而是更需考虑其未完成性对我们的卷入，以及对读者和将来的作者的卷入。从“彻底作家”的全部写作中出现的“不均匀”（乔治·斯坦纳对赫尔曼·布洛赫的总体评断），是出乎意料的，因此这“不均匀”才卷入了我们。波拉尼奥的《未知大学》中的诗，时好时坏，甚至，不稳定的“坏诗”——犹如“坏图像”——的卷入性，带给我们的一种对于未来意识的感受，和其他那些完全的、呈现为成品的诗同样强烈。只要我们对这种未完成性抱有开放态度，因此被其卷入——也即与之处在同一种临界状态——那么，就是《未知大学》涌现给我们的时刻。“半成品”的未知性把我们卷入，使我们在读它的时候感同身受，处在同一时间，与作者同在，而且需要彻底反思：自己作为另一个写作者的原点是什么。“半成品”与未来写作的关系，在“彻底作家”的文本中，也表现为一种具有失败性、同时又急遽加速的共时性。“彻底作家”不仅先于我们死于这一共时性，而且揭示了共时性与必死性的关系。“彻底作家”为我们标记了那些我们无法摆脱的事物。
3、《未知大学》，波拉尼奥的“诗歌总集”
如果把《未知大学》视为波拉尼奥的“诗歌总集”，与上一代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歌总集》对比，会得到怎样的理解呢？在《未知大学》中，全无《诗歌总集》中被诗人以饱满的情感进行赞美的人民形象。需被讨论的是，并非这一人民形象在聂鲁达时代是如何的顺理成章，而是，这一形象在我们的时代怎样继续在场。《未知大学》中写到的那些被现实摧残、失踪或灭亡的文学人物，也许，不仅是人民的一员，还是其失败的极端化和内化的表现。他们经受了肉身和知识的双重毁碎，他们对《新智利人》一诗中的青年所授予的文学嘱托，标志着后者无可逃避的家族绝症（一种文学家族）。《未知大学》中的那些沉入黑暗的诗人们，是生命本身即一场绝症的激进化身，而且，他们无法写出、也无法成为那种被聂鲁达盛赞并与其相互照耀的、作为“客观对应物”的人。在聂鲁达这样的诗人那里，并没有发生死人与新人的真正斗争，因其意义的平滑叠加（也被布罗茨基批评为一种视觉叠加），使其诗作在接受“主人能指”——而且是一种随时可以替换的（而非在一个新的意义层面的）“主人能指”——这方面毫无障碍。“主人能指”的可替换，在聂鲁达诗中表现为，曾经被希梅内斯严厉批评的“伪美洲土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两者的、见机而为的交替使用。我们不会在聂鲁达这样的诗人——即使他们持政治异见者的立场——的文本中，发现真正的障碍，而这种障碍使诗人在任何时候都会与主人话语保持距离。聂鲁达这样的诗人无法在其写作中产生这种障碍，往往是，当情境转变后，其写作在接受主人话语的无障碍方面，会令人惊讶的顺利（借此，可以得到一个观察中文诗人的视角吗？）。障碍的产生，并非因为何种新内容所产生的“有意义的难度”所致，而是将要成为新内容之物，也已经毁碎了。因此，障碍的产生是新内容并未到来时的空位所致，在此空位，不论新内容还是主人话语，都无法实现自身。另一方面，将要成为新内容的可能性也已经毁碎后的诗，可能并非一种“新的诗”——例如兰波的出现、《荒原》、《穿裤子的云》和帕索里尼《胜利》这些“新的诗”的问世，以及1960年代以后至自杀前夕的保罗·策兰所意味着的那种“新的诗”。有关毁碎之物、有关一个人类世代的终结的，最重要的诗人，也许就是保罗·策兰（去世于1970年）。阿多诺可能没有想到的问题是：保罗·策兰之后，写诗如何可能？威廉·莎士比亚，可能是人类诗体写作文化最大的卡隆。与其说拜伦、勃朗宁、艾略特、弗罗斯特、奥登均是其分身，不如说，都是斗争性的裂缝。现代英诗那罗马化的整饬、机变和多义性的风格，更多是一个过渡方案吗？它虽然有综合性，却可能并不是那种起“纯粹结构性作用”（注：齐泽克语，见《视差之见》引论。）的力量（其显现如狂飙突进、浪漫主义和白银时代等）。尽管，莎士比亚显示了起“纯粹结构性作用”的力量，可是，“莎士比亚”这一存在，迫使英诗后来者们都只是在等待卡隆引渡时聊作致辞的人。在这场前赴后继的死亡表演中，波拉尼奥这样的诗人，是“被死亡毁了那么多的人”（注：《神曲·地狱篇》中但丁于冥河边见到亡者的长队时所说的话）中并非不优秀，却又并不能胜出的无数后人之一。自荷尔德林以降，关于“何为诗人”，诗人们的回应可能并不是太多——以致于哲学夺取了这一回应——但现代诗体写作的历史却给了我们一种“多”的错觉。后革命时代的拉丁美洲是一种中间状态：既处在“多”之错觉和“多”之毁碎中，又并未产生那种起“纯粹结构性作用”的力量。父辈一代的诗人们——奥克塔维奥·帕斯是人文主义调停者，尼卡诺尔·帕拉虽有原创性、但却有囿于机伶之嫌，聂鲁达可疑而笼统。在更早一些的时代，拉丁美洲的观念奠基人之一何塞·马蒂，是“纯粹结构性作用”的部分表现。在立刻把波拉尼奥与他的“新智利人”的明显来源——马雅可夫斯基——比较同时，也许，还应当考虑一个较为鲜为人知的拉丁美洲本土的“新人”观念的来源：何塞·马蒂。后者，这位“文学玻利瓦尔”，有关“建立一个拉丁美洲的人类理论”的尝试及其未来大学观，连同其全部诗文，都有可能是一个“被背叛的遗嘱”。在《未知大学》中，托洛茨基之死，以及一种源于“文学的玻利瓦尔”们的视野毁碎之后的政治废墟与知识碎片，如同环绕着一颗已不存在的星球的光环。《未知大学》深陷于“多”之碎片的攻袭和嘱托之中——我想说，我们（当代汉语写作者们）同样也陷于其中——但是，这是一种20世纪末的诗人才会陷入的境地，它比那些预先逃逸了的人，更多地唤起我们与那颗已死的星球的共在意识。作为诗人，波拉尼奥处在一种如上所述的中间状态：他既不是创造了“新的诗”的诗人，也不是向那个站在异质化的现实世界之前的卡隆、彬彬有礼提交过渡方案者的一员。然而，这一中间状态，正是《未知大学》把同样作为写诗的人的我们，卷入到“多”之错觉和“多”之毁碎中的原因。
在去世前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波拉尼奥声称“我是追随托尔斯泰的。”但《2666》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明显多于托尔斯泰，我们必须拿出对付《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心力，来对付《2666》那顽强的多重声道：长篇独白，旁支斜出的历史学岔口，罪案陈述和对于月之暗面般的人物回忆的不顾一切的深入，那些回忆，好像不是书中人物的无意识，而是这本书本身的无意识。《2666》中的惨败政治学与“宗教大法官”式的极限辩驳，俯拾皆是。并且，一个困兽般冲突于如上所述的中间状态的诗人，在《2666》中得到了用武之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取消了诗的缤纷色彩，使后者被压制于无色，使人们认不出《2666》中的诸多行文造句，其实源于诗才。诗的成分——发明令人惊奇的词语组合、制造概括性警句的突出才能——在《2666》中发挥了效率。初读《2666》时，满目卷宗般的荒凉，走近以后，即发现工地般的叙事散文深处，出没着诗的伏兵。这支诗歌老兵的队伍，流落为小说的雇佣兵，不动声色，行动敏捷，身份不明。年轻作家们有多么逆反上一代人的“文学爆炸”，就有多么想在“归零地”之上，另行开辟一个充斥着前人鬼魂的拉丁美洲。充斥在《未知大学》中的若干文学人物的名字——跨度自十八世纪、现代主义到20世纪末——作为“复合鬼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洛茨基仿佛也复合为鬼魂中的某一个），对《未知大学》中那个走上游荡之路的青年激进诗人授予文学嘱托。在《卡拉玛佐夫兄弟》前言中，关于老卡拉玛佐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这个怪人不仅‘并不总是’个别和特殊的现象，而且相反，在某些情况下，他身上也许还具有整体的内核，倒是其余和他同时代的人全都像遭到狂风袭击似的，不知为何一时间纷纷脱离了他……”年轻人们，就是那些以一个被毁碎的父辈怪人为中心的，进行着离心运动的“渣滓”，每个离心者（一如曾经是革命青年的波拉尼奥诗中的那个“远走的人”）都无法成为本质。并且，当年轻人们处在一种追求离心运动的惯性中时，来自时代现实的社会性渣滓，仿佛也找到了寄生物，吸附在这些年轻的离心运动者身上。诗人波拉尼奥所面临的，也是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成为一种被时代垃圾吸附的自我膨胀者，而且，也成为一种即将崩溃的模仿者。如果没有《2666》这部小说，也许，诗人波拉尼奥从中间状态直接沉入那个文学“大墓地”的历程，将悲剧性的不为人知。写于1992年的《大墓穴》一诗（见《未知大学》中的《我的逃生管道生涯》一辑），坦白了对“大墓地”的恐惧，诗中的那个诗人在走向“大墓地”时，为了排遣恐惧，念叨着安德烈·布勒东等超现实主义者的名字，如同念叨革命先烈的名字。但是，总算熬炼成为了一个“强力作者”的波拉尼奥，充分利用如上所述的危险，发明了他的个人战术。在“崩溃”这一主题上，波拉尼奥可能比德勒兹所评议的菲茨杰拉德要走得更远（注：见《千高原》）。在“崩溃”的加速度中，走向一种同时也在加速成形的、兼具人的生产力与自毁冲动的文学，诗人把主体的“崩溃”，转变成了那个毁碎的“文学空间”的一场壮观丧事。文学葬礼的意识充满了全本《未知大学》。
暂时没有资料表明，尼卡诺尔·帕拉的“反诗”理论对波拉尼奥的诗歌想象力产生的影响。“他们正在写我们的小说，我们的元小说，他们是疯子”——和“反诗”是一种“元诗”的认识不同，“反诗”也许正是对“元诗”的激进抵抗形式。两者的差别与分裂，是诗人们承受的“归零地”，所带来的不是起点，而是对两者的斗争性揭示。当然，在《未知大学》中，这种斗争呼之欲出的同时，仿佛又被那种令人读来津津有味的对文学史万神殿的叙述所挤开，并且，被其赋予了一种本不一定需要、却又令人心生喜爱的玫瑰色光彩。而且，《未知大学》中堪称成熟精美的篇章，层出不穷，好像没有第二个当代作家或者诗人，像波拉尼奥那样，以狂热、奇思怪想而又悲怆的方式，写出从查尔斯·狄更斯到20世纪末科幻作家们的奇特群像。“归零地”的土地测量员变成了文学侦探，追踪着那些失踪了的文学鬼魂，而委托他这项任务的，又是另一些文学鬼魂。散文诗《赫罗纳秋天散文》的文体，典雅精美得令我们出乎意料。这一切，既带给读者愉悦，却又使被激起了一种期待的我们感到失望，使我们的那种对“破坏”与“未知之物”的期待有所落空。当罗兰·巴特晚年称“写作只有在摆脱了元语言时才是写作”（注：见《小说的准备》导论“人生的‘中途’”），也许可以理解为：摆脱了“元语言”的写作，并非退回“文学”，而是对分裂之后的未知的趋身领受，这种未知，并不一定表现为“晚期风格”，而更可能是二次降临的“不成熟”。那么，《未知大学》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不成熟”吗？“不成熟”，是对“元世界”的一种具有失败性的抵抗吗（因此杰克·凯鲁亚克《科迪的幻象》或可被重新发现）？作为盗火者的兰波（青年“通感者”、“联觉者”的代表人物）在拉丁美洲的众多后继者之一，《未知大学》中的政治废墟和毁碎的“文学空间” 碎片，源于第二次普罗米修斯盗火失败，而且比第一次更为失败吗？惟一使波拉尼奥比兰波走得更远的机会是：诗人波拉尼奥，已经生活在一个从被书写者、倒转成为书写者的赤裸政治的“元世界”。“世界的内脏反过来了”（注：语出诗人昆鸟的一篇关于《2666》的书评），一如他的诗句，而这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视角/我们的恐怖模型”。这种倒转的后果，已非尼采式的颠倒法所能叙述，但正在被作为“新诡辩者”（注：见齐泽克《延迟的否定》前言）的辩证唯物主义所把握。与其说，《新智利人》是一首再现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不如说是一首关于马雅可夫斯基之不可能再现的诗。这首诗的叙述过程与《穿裤子的云》的相似，似乎具有无需分析的清晰性（例如“二十二岁”）。在《新智利人》中，那种活跃在鲁文·达里奥与马雅可夫斯基交相辉映的黄金时代的语言，永远幻灭了。在1992年的诗集《我的逃生管道生涯》中，长诗《新智利人》并不是最好的诗，但却是一首核心的诗，因其可以指出，“新人”这一预设对“疲倦的运动的儿子”们带来的催促与毁坏。诗人经受了这种催促和毁坏，并不把它作为“创伤”提交给新世纪的道德法庭，而是把它视为在等待卡隆到来的过程中，被第三世界惨败的“新人”们的争吵所吹亮、并渐渐吹灭的火焰。（注：“疲倦的运动的儿子”见海涅《为威尔的<风俗画卷>序》（1848年）：“在此他完全是分裂的，欧洲疲倦的运动的儿子，他不愿再承受我们的今日世界秩序的不舒适和令人厌恶，匆匆进入未来，背负着一种观念……这样的人不仅是一种观念的背负者，而且他们也被其自身背负，他们同时也将自己赤裸的身体同那观念绑在了一起——他被它拖跑，经历所有可怖的事情，穿越所有荒野大漠，翻越山峰峭壁——荆棘丛撕裂了他们的肢体——他们最终会到哪儿？”）
在《拉丁美洲科幻文学史》中，学者拉切尔·海伍德·费雷拉将“科幻文学”视为一种边缘的全球性文类。发韧于19世纪末，被现代主义运动催生的“拉丁美洲科幻文学”则一直处在拉美原创与北半球影响的冲突中，仿佛它是那些丛林深处、不被承认其存在的“巨型动物”的吼叫。科幻作家，也是《未知大学》中，对青年诗人授予文学嘱托的鬼魂之一。他们催促诗人去发现“虚幻的智利”并宣布他的《墨西哥宣言》，而那也是托洛茨基与安德烈·布勒东共同旅行、与里维拉决裂的国度，是成为托洛茨基毙命之地的墨西哥。在关于《赫罗纳秋天散文》的说明中，诗人写道：“1981年。我在三重（或两重？）不朽之城的第一年。”，令人感兴趣的是：“不朽之城”的数目不确定。诗人好像认为，墨西哥与智利之外，还需存在一个隐在的“不朽之城”。波拉尼奥的“不朽之城”，好像并非现代主义在拉丁美洲的试验地巴西利亚，亦非后者的崩塌（也许，因为依然存有对一个现代主义黄金时代的敬畏，诗人的废土美学并不那么急切），而是现代主义奠基者们的教育、在诗人想象力中的留存物的无意识表现。在诗人波拉尼奥身上，有一个被压抑了的文教者，他在《未知大学》中向现代奠基者们、也向成为新鬼的同时代文学朋辈们致意，并写诗给自己的孩子，告诉他：
在从未获得实体化存在的“未知大学”与“我们的恐怖模型”之间，在中间状态的拉丁美洲，历史，是时间的疯狂形式。《2666》中那些自视为知识承载者的人的幻灭，是双重的：知识的灭绝，以及知识所制造的灭绝，一如“在知识的主流世界外围的知识人们，同时揭示了知识的阴暗正史，这一正史又包裹着一个完全黑暗的故事”（注：作家童末对《2666》的评论）。在《2666》中，“我们的恐怖模型”，凸显为知识与人类灭绝之间的关系，并且，作者试图探索其可能或必然的发生方式。相比而言，哈姆雷特式的“弃绝知识”的恐怖时刻（也是一个青年时刻），也早已是一个旧人文主义的时刻。并且，我们知道，哈姆雷特有过学习和漫游的年代，但他只是在一句含糊的自述中，提到自己曾在德国留学，某座名字已不可考的人文主义大学，教育出了这个“新人”，这位在不久以后、在自己的祖国，必须在自毁中——清洗丹麦王室的自杀行动中——使他的王国存续的疯狂继承人。还有一个问题：《未知大学》中的性意识。即使“以性对抗知识”的这一青春计划破灭以后，一个可能还并不那么苍老、却已经和死亡对视的人，继续肆无忌惮地书写着性器官和性活动，仿佛，性是对世界的涂改。《未知大学》中的性，是卡夫卡的那段著名概述——“在这几个小时中，K一直有一种迷途的感觉，或者，他感到比过去任何人都更远地处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那里的空气中本身也没有任何故乡的空气的元素，在那里，人们会窒息在怪异之中，在这没有了理智的诱惑中，他只有继续下去，继续行进在迷途中”（注：见卡夫卡《城堡》）——的变体，保持了这种诚实的迷乱，但却不具有《2666》中的讽刺和残暴色彩。在《未知大学》中，性，是二次降临的“不成熟”。《2666》中的性则是死亡驱力的过度显示，人无法与之分裂，尽管，性本身看起来就是人与自身、与世界之间的裂缝，但人并不能实现分裂，性，只是这种分裂的虚假状态。《2666》中的性，是一种普遍化了的人类倒错的表现。诗——第二次降临的“不成熟”。叙事散文/小说——普遍化了的人类倒错。利用性和死亡，人类生产了不仅是文学和艺术的，也是存在论的双重庸见。一个“彻底作家”，首先是截止性和死亡的庸见，并进行想象力异轨的人。而第一次的截止和异轨，也许，就是卡夫卡的那段对K的性经历的概述。 《未知大学》中的诗所表现出的语言奇特性，在《2666》中似乎被取缔了，尽管在后者，诗的力量也效劳于小说。读过《未知大学》中那些诗体的、“文学侦探”的黑色故事和赛博朋克奇境之后，如果，继续抱有对奇异性、对语言迷幻的期待，则会妨碍读者去理解《2666》。《未知大学》的奇异性所产生的共鸣，在《2666》中被全部消除了。《2666》的奇异，是全然不以迷幻为手段的巴尔扎克纪事法的奇异。
《2666》中的变形和异轨，根本没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如果它发生变形，这一变形就是它逾越“魔幻现实主义”，从而直取其前身——超现实主义——时，对新的变形的揭示。那么，“魔幻现实主义”其实是超现实主义的颓废化吗？因为，相比超现实主义所需要的能力（集中而非综合，未知而非表现，本质而非描绘），“魔幻现实主义”也许是一种“次等才能”。《未知大学》和《2666》，也许将被作为超现实主义的末世法典而被阅读，它们辛辣，不驯，坦率地叙述变形和性，却无“魔幻现实主义”的那种臃肿的喧嚣。它那写实化的黑暗情节，却沉静如黎明，像一张底片的清晰化过程，默示而有序，一如重读近千页的《2666》使我感到如读一本薄书般的清晰。
最后，什么是“未知大学”？“亲爱的阿尔弗雷德贝斯特（科幻作家，纽约1913—宾夕法尼亚1987）：至少我找到了未知大学殿堂中的一座”（注：《一本书的简史》，卡洛琳娜·洛佩斯，见《未知大学》），但这句解释，依然没有改变“未知大学”那如同影子作家阿琴波尔迪一样的空缺。至少，它并不像“不朽之城”那样，仅仅存在于一个刚刚发明出来的词语组合、一个毋需实体化的无意识乌托邦之中。在波拉尼奥的“诗歌总集”中，“未知大学”，也不失为那起“纯粹结构性作用”的力量。经历了“未知大学”的教育之后，我们知道，将会有一本新的书，打开它，我们便是直接在默示世界与“实在界”之间翻页，仿佛此两者的循环往复构成了书页本身，仿佛，全新世与末世这两者的循环往复，构成了书页本身，翻阅它，我们也许会在它的清晰化中猝灭，也许会成为“另一个人”。波拉尼奥没有写出这本书，他只写出了趋势，以及产生在这本书之前的、积极的语言空位。作为“彻底作家”之一，他不仅保卫了这一语言空位，还提示每个承认这一语言空位存在的人，逾越“当代性”，半是主动、半被卷入地走向这一语言空位所揭示的共时性之中。并且，“当代性”，是这一语言空位所揭示的共时性的颓废化。可是，这一语言空位所揭示的共时性的显现，仍非变革。生活在21世纪上半叶，变革，不再是历史天使身处其中的飓风，变革本身也成为了历史天使眼中的“堆积到天际的残垣断壁”。当历史天使所背对的未来，因其无声无息——也并没有飓风——的异化，而成为历史的“元生产者”，乃至，历史天使也不能够以它为对象，于是，最后一个历史天使将在“元世界”到来前离去。 “彻底作家”也不是最后一个天使，他是最后一个历史天使的霍瑞旭。以及，如果“彻底作家”是与最后一个历史天使的共时性存在，“彻底作家”还将、而且必须是一个可以成为新的无产者的人。那么，何为新的无产者？只有无产者，只有在“元世界”惨败了的人，只有丧失了知识主体性的阿玛尔菲塔诺们，才会进入“未知大学”。也许，与一种对无产者的刻板认识相反，无产者，具有经验综合性。这种经验综合性，正是在与“元世界”的斗争中被解放的产物。无产者不是放弃文明的人，而是“去主人化”的文明的汇聚者。顽强的超现实主义者，也将成为新的无产者，并且，他的未来并不是未来主义的——顽强的超现实主义的未来，不被“元世界”的超克性替代，后者不会成为它的主人。当“难民地球”正在到来，“历史”本身也是那个逾越边境的、面对惨败可能性的偷渡者。“历史”对无产者的协同和卷入，也将表现出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的强度。“历史”，是在被杀人者所书写、被赤裸化的人种学书写中，痛苦地溢出的。我们不仅应该把历史天使理解为一个复数的存在，也要重新认识到，无产者，正是复数的崇高而内在的表现。“新人”——不论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安德烈·布勒东的、杰克·凯鲁亚克的还是波拉尼奥的——曾经是新的无产者的前奏，但今天，“新人”已经异化为那种使新的无产者成为不可能的人。那么，新的无产者，是否最后一个历史天使？没有了历史天使，那“堆积到天际的残垣断壁”还会存在吗？历史天使离开以后，那种只有与“元世界”进行分裂——“彻底作家”的工作——才会显现的共时性，如何可能？历史天使离开以后，“彻底作家”如何可能？行文至此，我需要再次自我挪用，以拙作的一个片段作为补充说明：
（注：见本文作者的诗作《马斯特斯在“风的路径”中如是说》）
不过，波拉尼奥最终被选择了，在最后一个历史天使即将离去时，他成了一位举世闻名的作家。写下了《未知大学》的波拉尼奥，并没有提供一种开端性，那种曾经通过《悲惨世界》和《浮士德》显示的开端性，一如《2666》只是他所处在的中间状态的极限。但是，也许他这样的作家，离伴随着20世纪的消失而即将离去的最后一个历史天使最近。他看到了历史天使的可怖面孔，可是，在震骇之中，他并非被那只“草草记录的手”，而是被历史天使的容貌以及自己的震骇挡住了眼睛。他没有看见历史天使背对着的未来，或者，只是有过匆匆一瞥，因此，那个未来即成为眼中久久不褪的视觉残像。《2666》的作者和《神曲》的作者一样，是过去世纪的最后一个叙事诗人，也是新世纪的最初一个。
写于2018年1月
→ 被破坏的诗，以亚历山大·勃洛克《十二个》为例
→ 两次帝国之间（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