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帝国之间（修订版） | 王炜

“不再有可疑的、不稳定的第三方来动摇我们的认识，刺激我们的想象力，一如不再有‘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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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帝国之间

读黎幺译《东西谣曲：吉卜林诗选》

王炜

过去我曾听到一种观点，认为把诗和小说都写好的作家寥寥无几，两项中必有其一是“业余的”，继而“引述”（如非曲解）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诗人与散文》中的说法，认为诗人不必或应拒绝写散文（布罗茨基本人显然违反了禁令），由此无视诗人往往是多体裁创作者的事实（许多诗人在批评、剧作、杂文政论和非虚构作品等方面均有成就）。为了反驳这种观点——如果不称为谬见——我所举例常见如歌德、普希金、雨果被认为太古典，安德烈·别雷、泰戈尔太前现代，均不被考虑。博尔赫斯则不被视为一流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不被视为一流小说家。中文诗人对赫尔曼·梅尔维尔和斯蒂芬·克莱恩的诗作所知甚少。近、现代英国文学中同步致力于诗与小说的人物，尚有司各特、切斯特顿、D·H·劳伦斯和罗伯特·格雷夫斯，但人们例举双体裁均成就可观者，仍首先会提到符号化了的托马斯·哈代，之后，也许会提到鲁迪亚德·吉卜林。

因为黎幺的翻译，诗人吉卜林的诗作首次结集于现代汉语。在这本《东西谣曲》出版后的长时间里，吉卜林也许不会得到汉语读者、写作者对数十位西方20世纪诗人的那种关注。也许，那种关注，已经过份具有一种关注者的“诗人身份”的标志意义。如果在现代汉语出版物中寻找散见的评价，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记得的有乔治·摩尔的评论《地方色彩与艺术》①，但并不关于诗。博尔赫斯对诗集《七海》略有概述②。莱昂内尔·特里林的文集《知性乃道德职责》中有一篇侧重于政治观点的评论。近期出版的中文版奥登《序跋集》中，则有一篇为1941年T·S·艾略特编选版《吉卜林诗选》写的序言《被包围的诗人》。这份贫乏的清单，肯定无力于稍微改变吉卜林在汉语中的处境。关于“重新理解吉卜林”，2002年，传记作家戴维·吉尔摩（David Gilmour）的吉卜林传记《长长的退场诗》在英国评论界引发争论，但对于我们更多是一个遥远的话题。《丛林之书》中译本过多，迄今却没有一部全面译介的小说集，数量繁多的诗作仅以《IF》略略代表。

首先是一位优秀的汉语小说家的黎幺，据我所知，素来喜爱吉卜林的短篇小说《国王迷》（潘庆舲译）。黎幺出生、成长于新疆。我也曾于12年前在新疆工作时，读完了当时能找到的汉译吉卜林作品，最喜欢的短篇小说也是潘译《国王迷》。在黎幺、童末和我构成的“营地文学小组”中共同讨论吉卜林，促使黎幺决心翻译一部吉卜林诗集。正因为人生莫测，我从不低估友人的才能，但黎幺译诗行文造句的隽雅练达仍超出我的预期，而且我必须提到，他的这次翻译劳作给予过我一次写作上的馈赠。

2016年冬天，我开始写一首诗：《哈吉穆拉特的幽灵》。当时已经写出大部分片段，想好了结尾，苦于找不到开头。在出发去上海参与《语言营地的一夜》的前一个晚上，黎幺在微信里邀我与他斟酌《懦夫》（The Coward）的译文，这是《战争墓志铭集》中的一首仅有两行的诗：

         I could not look on Death，which being known，

         Men led me to him，blindfold and alone。

黎幺译为：

              我不能旁观死亡，他正显身以示众人

               他们领我走向他，蒙上双眼孑然一身。

在上海的几天，这两行诗一直闪现于我的脑海，如同一扇反转不断，我不知道它是在关闭什么，还是在打开什么的门。那个胆怯而又绝对的“Coward”则站在门槛上——站在他与这褶子般的两行诗与那“显身以示众人”的死亡的同一性之中——我不知道他是在走进，还是在走出什么。诗句微妙、凝练之至。黎幺和我都同意，我们都是这个“Coward”，并且，我们甚至在自己的恐惧中也没有企及他。在那一周，这首墓志铭诗促使我写出了《哈吉穆拉特的幽灵》的开头，给与了我连贯全篇的动力词汇“Coward”。迄今我仍未想出，《哈吉穆拉特的幽灵》如不被《懦夫》启发，是否会有个更好的样子。感谢吉卜林和黎幺。

我没有告诉黎幺的是——因为当时我对此还没有清楚的想法可同他交流——这首《懦夫》唤起了我一种复杂的感受：我感到这首诗，与那首最为公众所知的《IF》之间，构成了隐秘的对称。我最近一次看到《IF》，是在动作电影《碟中谍》第5部中：被特工下药的英国首相——也是一个“蒙上双眼”被“带领”的人——打开机密文件的声音密码，即朗声背诵《IF》。我第一次注意到《IF》也是因为电影。1997年夏天，我在北京的一个小书店里观看一部小范围放映的影片：导演Lindsay Anderson拍摄于1968年的《IF》，一个关于英国少年寄宿生对抗教育机器的故事。当时我只有很少的一点吉卜林阅读经验，刚刚够我意识到，电影的名字讽刺性地与那首诗同题。

我不引用《IF》的诗句做一番“细读”，而是尝试以《懦夫》为对比，提出些微总体化的理解。

《IF》以一个父辈训导者的口吻对下一代人而写，因此，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首写给将来之人的诗。我们被告知，那个将来之人是一位“俊杰”——他是否只是将来的英国人，还是吉卜林关于新世纪人类品格的建言呢？吉卜林本人好像很喜欢《IF》，取其诗句作为《国王迷》的题辞：“凡和王孙公子称兄道弟，或与贫丐莫逆交者，则为俊杰”（潘庆舲译文）。《IF》列出的各项“俊杰守则”，何种程度上，能够被今天的我们所接受？批评《IF》的父权口吻是最容易的，可能也最无意义。由于《IF》显然关于“品格的技艺”，当然也可将它置于福柯所关切的“主体解释学”的语境去剖析。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我们有可能成为《IF》所呼唤的那种人吗？成为那样的人，是否要牺牲我们身上的“Coward”，并且封闭“Coward”所体认到的那个世界？或者——换一个角度——如果是《IF》所呼唤的那种“俊杰”来统治我们，我们能够接受吗？如果，“Coward”无意识指出的处境，其实超越了《IF》中的“俊杰”所能指出的范围，那么“Coward”是对那个作为将来之人的“俊杰”的制衡，意味着一种更为本质的政治潜力吗？

我们不知道吉卜林的儿子的命运，不知道他是否成为了父亲所期望的那种人。但是，诗人在《IF》中的自我期许，恐怕多于对儿子的期许。那么，吉卜林本人是一个那样的人吗？如果不是，《IF》是否只是暴露了诗人因为难以达到的过高自我要求，从而暗自陷入的焦虑？这是否意味着，《IF》实际上成为了一幅不能被实现之人的肖像？至少，今天，在21世纪的现实世界中生活的我们，无法在当代权贵与当代乞丐之间，达到吉卜林所呼吁的那种兼容性，我们的理想自我设计——我们的“自我技术”——会被这两者的任何一方所摧毁，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对“Coward”的卷入，都可能是灾难。在今天，重读《IF》，仍然带给我一种不无痛苦的感受：诗中所呼唤的那个将来之人，其实已经消逝了，这并非“Coward”的胜利，而是《IF》中所称的“所有人”的胜利。那个将来之人不可能再产生，世间已无“俊杰”。这不仅是“Coward”的，也是“所有人”的损失。

着重于辨析《IF》，并非因其是吉卜林“名篇”中的广为人知者。其一，诗人的“名篇”有时标志着诗人的损失——如《白人的责任》，《IF》则是对前者的一种平衡。也许《白人的责任》只是吉卜林在《IF》式修辞中尝到甜头之后的一首衍生的、在政治观念上升级的诗。

其二，《IF》代表了吉卜林诗篇的一大类型（而海洋传奇诗、战争诗是另一些类型），由于“行文生动有力”——乔治·摩尔、博尔赫斯对此均有专门评价——《IF》把通常的“格言”文体，置于一种前途未卜的实践领域所带来的危机之中，所以，《IF》的“箴言”话语并不能等同于教条。这是诗人是否在写“格言”——这显然容易招致现代诗人的指责——还是在写一种对既有认识经验造成“意义危机”的警句的重要区别。由此，《IF》还促使我们理解，何种程度上“行文生动有力”不能脱离“俊杰意识”，乃至是后者的专有风格。其三，与其说吉卜林时代，是英帝国在扩张运动中完成自我认识的时代，不如说是这一运动的末期。并不在英帝国本土，而是在其最大的东方殖民地出生成长的诗人吉卜林，在形成自我认识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英帝国的危机。

我认为，吉卜林诗艺中最令人惋惜的现象，是诗人在允许自己“非借鉴的”（乔治·摩尔语）③声音进入战争状态的同时，却将语言的主权让位给权威（尤其是那种能够下达政治命令的权威），而非他作为诗人曾经看见过的那个世界——不论它是宏伟的，“偏爱原始性”的，还是变形的。

但是，也许《IF》和那些以战争和死亡为主题的诗一样，都是恐惧之诗。诗人，成为了“懦夫”与“俊杰”之外的“可疑的第三方”——一如小说《国王迷》中那个第一人称的、聆听并记录下了两个英国白人冒险家故事的“我”。死亡意识，是令“懦夫”、“俊杰”、以及作为“可疑的第三方”的诗人自我，维系了内在一致性的东西。不论吉卜林多么想要迫使这一切居于次要地位，从而昂首与帝国的旗帜保持高度一致，但他是诗人，因此克制不住在凝视旗帜的时候不感到荒谬。当然，辩证法有理由使我们认为，这种荒谬感也无非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自我平衡心理，而且，尤其是一种被他们所独占的感觉，在他们之外，并不允许别人对那面旗帜产生荒谬感。但我不认为吉卜林如此偏狭。我也没有更多的理由为吉卜林辩护。我的理由仅仅是相信，那不稳定的、“可疑的第三方”对诗人的影响，仍然会胜过任何一种意识形态。

当那些更应该在政治学、科学领域出现的词汇涌入文学，我们不妨区别，作者是在进行想象性的用词，还是在进行理解性的用词。如果评估后者，则需要考察词语在上下文中，是否参与产生一个“更新了的理解”，往往，这些“理解力现象”在诗行的运动进行中，构成了大大小小的、有趣的漩涡。

如果词语已经在上下文中参与构成了“更新了的理解”——不论是具有继承性的还是一种异常的理解、以何种变化中的句法说出——那么，词语的使用就已经开始成为历史性的，也就是说，它的显现具有历史维度。

今天，重读吉卜林，也意味着“帝国”一词再次成为理解吉卜林的“紧要之事”。这并非是指，我们要参阅一个世纪以来汗牛充栋的英帝国殖民史为依据。我们更需要理解的是，作为核心词语的“帝国”，如何在吉卜林诗中成为一个意义的大漩涡。可以把《深海锚索》、《死者的歌》这一类悲怆的诗篇，视为吉卜林的理想——不论作为诗人的还是将来之英国人的——在那个大漩涡中沦陷裂灭的证据。

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战争，为世人带来了世界的崩溃与转变并存的感受。一战和二战不仅深刻影响了，乃至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何以如此的直接原因。彼时，人们认为世界从此跨入“现代”的大门，但也有诸多意见认为，这一启示录时代，是世界瓦解的开始。诗人吉卜林——他不是唯一的一个——的一种敏感是：认为时势的洪流，将会产生一种新的人格。这个“新人格”需要被东、西方之间的那些暂时无主之地——那些一战前后的、事实上也是最后的“空白地带”所激发，但是，最终却要服务于一个不再有歧义的、“一”的帝国（《深海锚索》：“让我们成为一”；《东西谣曲》：“二合不成一”）。我不知道，吉卜林本人有多么相信这一点。《白人的责任》的错误，其一，在于诗人过高估计了用“帝国”这个词语所能够做的事。这个词，以及，成为一个“帝国诗人”、一个新的维吉尔的雄心，实际上是戗害而非拓展了诗人的想象力。即使，这种戗害以能够激发人的形式表现，但依然是戗害，一如意识形态所具有的那种激发力量。其二——也是最重要的——《白人的责任》的主要过错并非政治上的，而是：因为立场的清晰化，从而失去了诗人吉卜林对人类世界所怀有的一种独特感觉。

把吉卜林的“帝国”视为一个“准国家”，会得到怎样的观察呢？那些“空白地带”——小说《国王迷》中的无主之地——是吉卜林的“准国家”吗？《IF》是这个“准国家”的人格准备吗？虽然事实上是“懦夫”带着“俊杰”的头颅，回到殖民地，为吉卜林讲述了那个故事。但另一方面，当“空白地带”与“帝国”相遇时，诗人心中被激起的那种自信，我并不认为是一种白人自信，这可能是吉卜林所引起的误解之一。我更愿意认为，那是一种文学自信，因为它激起了一种文学视力。这种视力——或可称为“格列弗视力”——不论对于英帝国本土的王孙公子还是贫丐而言，都只能是错觉。当吉卜林成为《白人的责任》的作者时，他失去了这种错觉。《白人的责任》及其一系列国家主义之诗，并非吉卜林陷入错觉，而是失去了错觉——他作为作家的真正视力——的表现。

吉卜林的另一种“名篇”，例如书写大海意象的《白马》一诗，也是这种文学视力的代表。这首音乐性的诗无法概述。吉卜林诗中的音律运动与他的政治观念的关系，是一个殊为有趣的话题。只要“运动”——以自然界为代表的“运动”意象和亚里士多德的诗之动力观的结合——与《白人的责任》这类国家主义诗作中达到高清晰度的政治观相互合一，这种运动性的美学就无法被分配给他者，只能专属于这种政治观。也许，诗人吉卜林希望其“诗艺”抵达这种国家主义专属性，但矛盾的是，诗人吉卜林的海洋仿佛具有大脑的属性，在《海夫人》、《海的礼物》这些传奇谣曲诗中，海洋自身仿佛具有意识——并不是未来主义的，而是神话的——这使诗的力量，又往往立足于国家主义激情所无法统辖的潜意识领域。

另一方面，吉卜林诗作的表达概括力并不主要通过阐明主题，往往更多是通过节奏而达成。在颂扬机械与现代武器的诗中，诗的节奏概括力的表现，是击打性的，这些诗被视为吉卜林对军事纪律、步伐、机械和武器的模仿与赞美。诗本身，成为了军事机器。从第一行诗开始，语言的节奏性，即仿佛进入到发射与爆破的读秒时间中。历史学者W·D·汉森试图在《杀戮与文明》中论证：屠戮天下的西方军事机器，恰好也产生于自持进步观的西方文化，其后果包括法西斯的崛起。吉卜林所处的时代，也是现代武器第一次大升级的时代。也许，诗人对此激动异常，允许它成为语言机器的激发源，并且，从中看到了一个从维吉尔跃向荷马的机会，却并不想在逻辑上给出一个政治正确的理由。

一战前后，英诗不乏“战争诗人”。吉卜林是罗伯特·格雷夫斯和西格弗里·萨松的上一代人，后者——“大学才子”与战争颓废主义者的群体，以其善感、怒气和具有讽刺意味的萎靡，也许是英诗在告别维多利亚时代之后，通向菲利普·拉金时代过程中的一个鲜为人知的环节。他们可能不像吉卜林那样重视军国气概，即使，吉卜林同样也诚实地说出了战士的身后那永恒的阴郁现实，但他们可能更容易被今天的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吉卜林也是T·H·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杰出的散文作家，也是荷马史诗的英译者之一）的上一代人，后者——可称“俊杰”者——的东方经历虽然迥异于吉卜林，但他们同样是“不完美的英国人”。自拜伦、雪莱到威廉·燕卜荪，英国文学中的一个现象，可称为“格列弗传统”，即那些离散于日不落帝国本土及其主流价值观的逆子怪人们，帝国利用其“俊杰”的形象宣传自己的文化影响力，但是，隐藏于帝国幕后的“完美的英国人”们可能并不愿承认他们。也许，并不是英国人没有用好吉卜林的“示儿”之诗，而是只能有导演Lindsay Anderson在1968年的那种反讽性质地使用，一如中国人只能将《论语》作为符号来背诵，而反讽与死记硬背都是“活的意义”僵化为国家符号的表现。

乔治·摩尔称吉卜林为“地方色彩的作家”，相对而言，较为接近的命名或者应该是：吉卜林是“空白地带”的作家。幽居埃伯利街的文人，大概很难理解吉卜林置身其中的那个世界——那个《东西谣曲》中的“二合不成一”的暂时无主之地。相比这一“空白地带”，“懦夫”，则指出了另一种“空白地带”。无主之地并非没有主人，“显身以示众人”的死神就是它的主人。哈得斯的王国是必然王国，而“帝国”是另一个必然王国，无主之地，则是两者之间的短暂的不稳定状态——两个必然王国都不会允许其持久。吉卜林从第一个必然王国——死亡——中获得了抒情力量，对第二个必然王国——“帝国”——的想象则是失败的。真正决定他的文学价值的，是“懦夫”与“俊杰”之间的那“可疑的第三方”。英诗中有一种意味深长的自相矛盾现象，弥尔顿的自我矛盾是最著名的一种，也即他“站在撒旦的一边”。拜伦是另一种，当他反出英国主流政界，在希腊行动，无意中却成为了西方自我意识的意义扩张者。而吉卜林的自相矛盾则表现为，当他想要成为确定性（“帝国”）的诗人，却站在了错觉——不稳定的“第三方”——的一边，后者，是他的真正国度。

吉卜林于1865年出生于孟买，在自传《从大海到大海》和《谈我自己》中叙述的人生坎坷说明，他本人若以《IF》中的各条来要求自己，情况肯定也不会很好。《从大海到大海》中书写的那个新旧交替的世界（全书终止于对马克·吐温的访问）给予我的印象之一是，关于吉卜林是一位世界主义者还是帝国主义者，我倾向于认为前者的比重更大。吉卜林与T·H·劳伦斯的共同点也许在于，其远东经验，都使之不能将西方的“他者”简化为“野蛮人”，由于T·H·劳伦斯深陷实务，也承受了更多因为祖国的阴谋扩张所带来的道德压力，而诗人吉卜林的代价则是放弃错觉。进一步，“帝国主义者”这一面的吉卜林并没有“等待野蛮人”的耐心，他想要生产新的野蛮人。

吉卜林是一战前后活动于远东，关注“空白地带”的典型作家。同属于维多利亚时代主要诗人的罗伯特·勃朗宁、托马斯·哈代等人，也许并不需要像吉卜林那样，去跨过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相比而言，他们有各自的安全地带。莫格里（吉卜林的“新野蛮人”）、《国王迷》中的两个英国记者、《懦夫》中的士兵，这些谜一般的形象，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不稳定地带，他们迫使诗人并不会顺利走向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判然划分，并且，继续逡巡于这一不稳定地带，对那些晦暗、不确定的人物进行探索。活动于“空白地带”的那些“懦夫”与“俊杰”之间的不确定人物，也随着“空白地带”的终结而消逝，这是诗人和小说家吉卜林的独特感觉，但这首先是对一种寓言的直觉，不一定能从逻辑上给出政治含义。这种独特感觉，是作家吉卜林具有原创力量的错觉，是他的文学创作活动的真正激发条件。这些人物，只是出现在泰戈尔的火车上，与后者短短相遇。E·M·福斯特《印度之旅》中的洞穴错觉则是窄化的，并且，因为孟买骚乱中降临的多义之神而稍显踪迹，但总体而言，E·M·福斯特并不真正踏足错觉的领域。安德烈·马尔罗在东南亚世界，急不可耐地放射他那自我中心的、目的性的太阳光，以至于他作为作家，几乎从未企及过这种错觉。我读马尔罗时感受到的一种不信任，正是来自他那始终稳定的意义目的性，他从未写出过不稳定的第三方，也许，这正是一个作家的悲哀。也许因此，我们才能理解安德烈·马尔罗对原始艺术和超现实主义的那种不无自我弥补意味的，再创造性质的关注。吉卜林不需要超现实主义，也能呈现出对世界的深刻错觉，也许这正是他令博尔赫斯终生钦服的原因。仅仅把吉卜林理解为一个在新旧交替中不够保守、又不够激进的诗人，是不够的，他只是一个进入到了一种新、旧世界都不能将其纳入到各自时间的错觉之中的诗人。当我们仅仅从亚洲政治、殖民主义和东方学的目光，来测评吉卜林这样的作家，我们也许失去了对他们所致力于表现的那个错觉世界的感觉，我们甚至会认为，错觉世界并不是一个创造，而恰好是主人意识内化于这些作家的结果。不再有可疑的、不稳定的第三方来动摇我们的认识，刺激我们的想象力，一如不再有“俊杰”。这一错觉世界，是诗人、小说家鲁迪亚德·吉卜林在一战前后真正贡献给文学的东西。

然后，并非其他，促使这一错觉世界彻底消灭的，正是“帝国”。“帝国”的重返或正在以怎样的现实运作而重返，是一些当代政治学者的迷思。也许，更是一种英式迷思。思想史与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其杰作《新的旧世界》中的阐述会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而他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上海度过婴儿期（其著名的兄长出生于昆明），同样怀有对亚洲的关切。在我们这个“真假欧洲论”④的时代，东、西方之间的“天平颤动不已”——黑格尔的比喻仍然是对的⑤，这位国家主义哲人所站在的高度，使他在即使不是超越了国家主义、也是在国家主义视角的最敏感处看到了天平的颤动。天平的颤动也贯穿在吉卜林的诗篇中。

我一直喜爱吉卜林。由于好奇吉卜林风格会在现代汉语中刺激出怎样的东西，我幻想有朝一日，阅读中文的吉卜林全集。吉卜林那构思精巧、将传奇歌曲结构与行军般的节奏熔于一种奇异的兼容性的诗，那随着夜幕般降临的死亡阴影而同步产生的抒情力量，以小说家的精炼叙事所催生的心理影响力，伶俐的口语——如米哈伊尔·巴赫金所言的“世界的绰号部分”⑥，以及，行文风度的果断练达，只要沉浸于这一切，就会使读者的心中，油然涌现一种很朴素的赞扬：他真的很会写。当然，要感谢黎幺的遣词造句，他使吉卜林诗作呈现为生动警练的汉语。

一位多面手作家被简化，是文学理解力衰微的表现。一位诗人被简化，不在于其诗作被裁定为哪些是“代表作”而哪些可以忽略，而在于：一种仅仅源于他/她的启发被失落了。并非只是公众造成了这种简化，从事文学者尤其诗人仍须负首要责任，因为后者本应是激活文学以抵抗遗忘的人，但常常却成为了僵化文学并助力遗忘的人。今天，我们的简化可能表现为：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一种关于“什么是文学性”的认知习惯中，对于与之殊异的作家——包括那些历史中的文学创造者——失认。可能正是这种文学认知模式，使我们不求甚解，以致对于各不相同、乃至彼此冲突和斗争的文学特质，视而不见。但是，也许没有一个语种的创造实践，不经历在接受外来材料方面的疲惫期，而中文诗也许正处于这一时期（与出版的活跃现象正相反）。现代汉语中对罗伯特·勃朗宁的讨论和理解几近空白。托马斯·哈代的情况稍好一些，因为奥登、拉金和布罗茨基推崇他。由于迟迟没有哈代的“史诗剧”《列王》的中译本⑦，我们这些“中国特色读译文者”们便无法比较，哈代与吉卜林，在以英帝国的军事活动为题材时，对意义的不同看法。相比抱怨中文诗人对世界诗歌的探索似已停止，不如设想，我们有可能被认知上的时差——例如直到2018年才得以通读完整的《匙河集》译本——造成了一种曲折的命运。我很愿意认为，中文诗人对世界诗歌的过去和未来的双重保守，是暂时的。正因为没有一种“传统”曾顺理成章地抵达过我们，在与那种理想的接受时间不一致的，实际的接受时间中，仍然默默吸收了种种的中文诗，意味着怎样一种特殊的未来呢？

那会是一个《IF》式的未来吗？

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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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乔治·摩尔《一个青年的自白》。

② 见博尔赫斯《序言集》。

③  乔治·摩尔在《地方色彩与艺术》中写道：“节奏强劲，也许缺乏灵巧，就像警察的脚步声一样，但却是一种壮观的节奏。这就是吉卜林先生独有的节奏，他并非借鉴于他人，读或者听这些并非借鉴的文学作品总是一种快乐。再进一步，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广阔的篇章之中……”

④  见2017年10月十位欧洲知识分子联合发表的《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巴黎声明》一文，文中区分了“普世主义滥情”的“虚假的欧洲”，以及保守主义的且“以基督教为标记”的“真实的欧洲”。

⑤  黑格尔《历史哲学》：“在世界历史上，利害关系的重量使得胜负的天平颤动不已。东方式的专制统治模式在天平的一端，这种模式由一个君主独断专行，一统天下；天平的另一端则是些分散的小国，无论是规模还是资源都显得微不足道，但这些国家因为自由个性而充满活力……”。

⑥  见米哈伊尔·巴赫金《1943年12月12日笔记》（黄玫译）：“每件东西都有两个名称——崇高的名称和粗俗的名称。绰号。……世界的两个称呼，同一个世界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来说明。……要给事物或人取第二个名称，须到杂语的狎昵层面中去寻找。”

⑦  后来诗人方少聪提醒我，《列王》早已有出版于1926年的杜衡译本，彼时标题译为《统治者——拿破仑战事史剧》，该版本的影印本于2018年再版，列入“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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