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梅玲子：追寻他们的“根源” | 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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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荐 : 《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姚大力 著
在提出追寻“他们”的旅程这个主题时，似乎是与本期所读书目作者的意图背向而驰。明明追寻的是“我们”，怎么理解成“他们”？
其实从本书标题可以看出，打了双引号的“我们”独具分量，它可以指向芸芸众生中的个体，与他人划出清晰的界限，有“我们”自然就有“你们”和“他们”。也可以是指向国家，或是民族，而后者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话题：
如果“我们”对应的是中国历史，那么追寻的根源，就是民族与国家意识。作为读者，一个中国历史的后来人，在理清民族与国家意识庞大主题之意之下，更愿意去思考的是“他们”的去向，将在“我们”的时代，被如何定义和重塑？
作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本书作者姚大力先生曾经这样说过“学历史的人要为不学历史的人做些什么？”
他提出“三个还原”，第一个还原是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对那个时代的感受；第二个还原，历史学的工作是要还原到一个大的历史途径；第三个要还原的就在史实这个层面。因此，读者可以在书中看到一个“学术世界的游牧者”，他以一种道义和智识把读者带回公元前两千年前，追寻“从南到北、由北到南、自东往西”的人类迁徙，在多元化的时代和世界里，发生着人群间相互分化、相互融合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代表着“中国”的多样性。
其实关于中国历史上对国家的认同，可以概括为很普世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那里去。大部分人会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对于现代政治归属和身份识别上这是一个统一答案，但不等于唯一。在中国历史上，由“中国”衍生出“天下中国观”的大概念，它形成一个中心投影的图像，中国在投影的中心部分，从一个中心点向外辐射。于是，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抑或是汉族与异民族之间的关系，都被转化为实现“中国”内部统一的征服和统治关系。
于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国家建构形成的漫长旅程中，以每个千年做结，似乎成为历史固定逻辑。在公元前一千年内，华夏文明确立起中国社会的核心的地位，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政权，开始把远超出华夏文明地域的范围疆土置于统治之下；公元后第一个千年，华夏文明从华北向南方社会全面渗透，快速推动东部中国经济文化均质化的进程，但在将西北部纳入版图的努力并不成功；公元后第二个一千年，南方超越北方，中国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完成。在中国历史学家钱穆看来，元亡明兴正是“华夏重光”的“大关节”。
那么，第三个千年，“我们”的历史将迎来什么，“他们”的子民将走向何方？
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立场中突出的国家取向，表现在国内各民族的相互关系方面，国家民族主义力图通过强调全体中国人都是“龙的传人”，是“黄帝子孙”，是“同种、同血脉、同文化”，从而在不同民族中强化共同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
事实上，在今天中国这块土地上，是由多数的文明共同书写着“中国文明”。即便是除了中国本土的13亿国人之外，全世界还有广大的海外华人和以中国人身份自居的人群。所以当我们把目光由中原王朝的核心区域移向广袤的边疆乃至触及世界角落之时，必须面对不同文化与不同身份认同间的冲突与融合。
此时，这正是“他们”年轻一代面临需要实现历史性转换的重要时刻，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本书给出了解答：多了解一点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就能多一点智慧去面对多民族中国的当下。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并首次提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全面加强务实合作，得到了沿线国家广泛支持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应运而生。
“一带一路”包括以古丝绸之路 （包括南方丝绸之路） 为基础的北线和南线诸省份 （北线为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南线为四川、重庆以及云南），以及基于中国古代沿海地区特别是南海方向主要对外贸易通道 （广东、广西、福建和海南）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
在“一带一路”的开放格局中，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的经济走廊，文化走廊，民族走廊和外交走廊。在经济上，沿线覆盖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
以旅游业为例，据原国家旅游局预计，“十三五”时期，中国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送1.5亿人次中国游客和2000亿美元旅游消费。中国西南地区为少数民族聚集区，特别是新疆、云南等边疆地区的跨境民族，通过文化交流与对话应对民族关系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一地区拥有着独特自然景观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特质，成为旅游资源开发的热点。
实践证明，旅游扶贫成为中国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源源动力，与此同时以“一带一路”的旅游外交策略也得到充分响应，与沿线国家互办国家主题年，电影、艺术等文化交流，国家领袖推广，设立海外营销机构等等形式丰富，具有特殊意义的“软性外交”，向世界输出中国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感。
21世纪的中国处在第三个新千年“大关节上”之时，“一带一路”成为中国主动塑造未来世界的积极参与者，甚至可以说是主导者。
着眼于世界，在文化输出上，孔子学院成为国际战略布局的散点式支撑，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创办于2004年11月，截至2016年底，已发展至513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分布于144个国家。据《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最新数据显示，孔院目前拥有各类面授学员155万，网络学员59.7万。中国为此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与财力，仅2016年，外派院长、教师与志愿者达14442人，孔院年度经费达314,116，000美元。
与快速扩张的孔院版图相比，学院的课程设计将中国丰富的文化特色局限于以汉语教学为重心，以此添加书法、太极拳、乐器等技术性文化产品。当然，学院对中国文化的推广起到重要传播作用，但面对缺乏课程体系设置，以及被认作“文化入侵”，受目标国社会文化结构等制约其发展，孔院的未来出路除了丰富自身内容之外，共建“一带一路”也为其带来了更大机遇。
充分利用文化资源优势，对其沿线国家打造成为高端对话平台，输出新思维，拓展新空间，发展旅游文化研学等新市场，为目标国带去健康发展，文明中国形象的认同，助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也可以成为有效传播“中国故事”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在构建家国天下观的内部秩序之时，姚大力教授提出“新天下主义”，从调整国内民族关系的角度探讨民族存亡和国家命运。他认为，21世纪的人类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民族主义，保障国家疆域内不同身份的人民都能享有基本平等的原则，它应当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拥抱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观念。
当具有强烈草根基础的集体身份意识，被个人群体内精英或准精英有意识地提升为一种处于某种共同血统的观念时，族裔和民族认同就形成了。在中国古代乡村，维系这种稳定关系的是宗族认同，在地方性改革和教化事业中，地方书院是乡土中国最为自豪并且展现整个思想中心的所在，亦是权利中心。宗亲、礼制、习俗、沿承一代又一代。
据报道，近10年全国已经有90万村落消失，平均每天消失300个。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转型的时间节点上，中国乡村面临枯竭的危机，当然，关注三农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试图通过唤醒乡村内部生长力实现复兴。
中国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在对传统村落的文化根基分析中围绕乡村生态危机、村落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人口流动带来的乡村枯竭等问题进行思考。
在宁夏固原山区的一个生态移民村，搬迁之后离开世代生存供养之地，踏向未知征程，摒弃了曾经赖以生存的农牧业，以及宗教信仰，随着文化生态根基的破碎，精神家园随之消亡。
因为缺少传统文化一个族群变得摇摇欲坠，同样因为过度消费文化，让古老的传统背离初衷，后代传承于模糊走形的样式而忽略了信仰的坚守。
由于旅游的开发，在少数民族村落常常充斥着所谓地方特色文化民俗表演。祭祀、婚嫁等习俗成为天天上演的旅游产品，在现代手法演绎下，无人关心古老的生产方式、传统习俗究竟是何面目，在大举开发带来金钱诱惑，急功近利中，村庄的物质财富一步登天，传统文化形态的传承却被消磨和遗忘。
如果说人口迁徙带来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共同构建起中国历史结构，那么人口流动也在改写着乡村命运。年轻人奔向城市文明，留下衰老的亲人和乡村，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无人家，当现代社会进程对乡村提出新的需求时，这些人口移民遗弃的不是贫穷和落后，而是一个故乡。
从这姚大力教授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中国”既具有长时期持续不断的历史属性；另一方面，无论作为国家版图还是作为一个大型人群，它的地理边界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给读者提供了看待一个全然不同的中国的视角。
多民族文化并存将长期存在，尽管人类社会在利用科学、技术等现代化经验已十分成熟及丰富，以及普世概念的深入人心，但仍不妨碍未来的“他们”去探寻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国度。就人类竭尽全力超越现在的创造性和世界格局中民族主义的权利均质性设定而言，这并非只是一个“浪漫”的想象。
《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作者：姚大力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8年1月
这是一部论文集，是作者姚大力长期理论思考并结合相关史料的研究成果选编，是近年来中国民族史研究难得的佳作。全书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节七篇，泛论中国历史上的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章节五篇，主要聚焦于如何认识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积极贡献；第三章节五篇，以蒙古帝国、元朝，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为讨论主题；第四章节四篇论文，则分别考察族群认同在回族、满族形成和鲜卑拓跋部早期历史的书写之中的作用问题。
小荣说执行主编
文旅产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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