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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9年12月14日,第十二届旅游研究北京论坛暨首届全国旅游学会年会在北京联合大学成功举办。此次论坛将目光聚焦到以“国家战略与旅游协同发展”的主题,与研究学者、行业人士共同探讨区域旅游如何顺势而为创新发展,发挥融合示范效应,推动国家战略的实施。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推出本届论坛嘉宾的主题演讲及沙发论坛实录,以飨读者。本篇分享嘉宾是北京旅游学会副会长张辉,演讲主题为“长江经济带与江河旅游发展”。以下内容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已经发言者审阅。今天我谈的主要是长江经济带与旅游发展之间的问题。我们谈到国家战略,肯定有经济学的含义,我们谈空间的梯度发展,往往是借用了物理学的耗散结构,就是在一个非平衡的状态下,通过一种无序的发展或者重点的发展使这种现象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最早我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对耗散结构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就是非平衡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四十年里,中国的发展轨迹也是坚持一种非平衡的发展战略去发展的。但是,非平衡战略或者耗散结构战略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开放,如果系统是封闭的或者不是开放的,耗散结构理论是不可能发挥极大效应的。可以看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规律,就是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发展,也就是小安老师说的,从一个点向一个城市群再向一个更大的经济带去发展。世界各国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在开放的过程当中必然会出现空间极化发展的问题,通过空间的极化发展,最终达到区域的协同发展,我们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就是这样,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国家的各行各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全局问题都是通过政府的国家发展战略来实现的。地方为什么热衷于将自已所处区域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因为有各种政策、机制和资金的红利。比如海南最近开放的红利很大,内地的所得税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五,但海南作为国家战略区域对标的是世界税收最低的区域,香港和澳门是百分之十二。在内地工作年薪三百万的话,交税要交一百多万,要是到海南只交三十万就解决问题了。这项政策出来之后,会有一大批企业在海南注册,在海南创业发展,这必然推动这个区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国家战略的红利对地方经济发展推动的作用是巨大的。国家战略的旅游意义是什么?能不能在国家战略的基础上把旅游效应发挥到极致?这就是旅游规律和国家战略的吻合度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但旅游发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有没有意义?因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不是旅游的问题。通过两三年的发展,旅游的意义并没有显著地表现出来,所以考虑旅游的问题就要考虑这种战略的发展方向和旅游自身的规律的吻合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在这项战略的梳理当中,我认为长江经济带和我们的旅游意义吻合度是比较高的。大家知道,长江经济带目前的经济总量大体占到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人口总量基本上是在百分之四十左右,所以就形成了三个不同的经济发展的梯度。最高的经济梯度是长江的下游的长江三角洲,这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长江的中游也有一批城市群,就是经济发展的中部地区。我们还有长江的上游,也就是大四川,基本上也形成了一批城市群。这样的经济梯度带动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是非常庞大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的空间结构主要就是构建中国的“T型”区域发展结构,先是沿海开放,我们现在已经完成,接着就是长江经济带。这样就会出现由沿海的开放向内地纵深发展的格局,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在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从旅游的角度来讲,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与旅游的吻合度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一个国家发展旅游是要借用两类资源:一类就是自然资源,一类就是文化资源。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来讲,长江流域两类资源都是具备的。以长江和黄河为主要代表江河旅游,在我国旅游空间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自然角度来说,黄河和长江是我国两大主要水系,水系、山势景观十分丰富,众多的景观分布在这两大水系和流域中,从历史角度来说,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为了解决运输问题,主要是依靠江河自然条件来实现,因此,沿江、河聚居便成为那个时代人的必然选择,因此,黄河和长江也是中华民族的发详地和生息地,因此,黄河和长江也是中华文化带。在黄河和长江由于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固化,形成建筑、礼仪、风俗、习惯、节气、服饰、音乐、艺术、制度的沉淀,还包括众多古城、古街、古墓、古道、古庙和古居,所以长江流域文化资源是非常重要的,自然资源也非常好。这两类资源在长江经济带都是具备的,如果一个区域具备这样两类资源,打造成为世界旅游高地就是具备了资源条件的,长江经济带的旅游发展和整个战略的吻合度就是一致的。长江经济带的旅游发展需要形成一个带状的旅游区域,即要跨多个行政区域,经济区域、旅游区域和行动区域三者结合在一起,带状型旅游目的地,由于跨多个行政区域,要形成一个有世界竞争力的旅游现象,区域旅游合作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没有一个区域旅游的合作框架,没有一个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再好的文化和自然资源都难以发挥其效用。区域合作最大的难点就是要突破行政区域。构建一个主题明确、产品协同、市场分工协作的大旅游格局,就是要打破原先的行政区域,所以就会出现一种区域的合作。中国区域合作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国的旅游管理机构是按照区域行政关系建立的,各个旅游行政管理机构受行政关系的制约,是不会考虑区域旅游关系的,“屁股决定脑袋”,“坐什么位子说什么话”,这就是我国所有的旅游地区提出建立旅游目的地主要原因。然而,从旅游市场以及旅游流动来说,并不是以行政区域关系进行的,从旅游新空间结构来说,同一旅游区内各个地区扮演的角色与分工也是不同的,是不支持以行政区划来构建旅游区域关系的。因此,如何根据江河带状区域关系建立相应的旅游协调机构,才能有效地保证旅游区域合作的开展。区域的旅游合作是要借用资本、资源、技术、市场和交通的。长江三角洲的重要城市是上海。上海有资本、有技术、有市场、有交通,唯独没有资源。但是上海的周边地区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怎么把这种资源“借过来”,发展上海的旅游经济?上海创造了一个旅游集散体系,白天通过这个集散体系把来上海的人运到周边,晚上再通过这个体系运回上海来消费。江浙一带就成了上海的旅游飞地,这种模式长期走下去,江苏人民干不干?浙江人民干不干?肯定是怨气很多,西安的旅游发展主要借助于临潼,大量的游客到临潼看兵马俑,临潼要赚钱赚不了,还要维持秩序,还要雇打扫卫生的员工,出了问题还要通报你,钱都让西安人挣了,长期这样下来积极性肯定不高。区域合作问题在旅游发展的过程当中又不能回避,一个地区要想把旅游做强做大,加强区域合作是非常重要的。长江经济带和旅游的协同关键就是要破解行政区域合作的问题,为此,下一步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当中对旅游的相互促进作用,我想提出几点发展方向上的问题。首先,是推进长江经济带,或者以长江经济带为核心推进中国旅游的高质量发展。中国旅游发展了四十年,现在我们反过来在想,这四十年的发展是不是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国土面积在世界上是比较大的,我们的历史在世界上和各国相比也是比较悠久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所以文化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国家的地理形态和世界各国相比也是比较完整的,我们的政府也是对旅游最重视的,美国、日本对旅游的重视和我国相比不行,我们最重视了。近几年我们大量的资本往旅游上的投入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我们的产出呢?现在我们的入境旅游还比不上泰国,去年我们纯粹外国人旅游是两千多万,泰国是四千多万,泰国的面积是什么面积?泰国的资源和中国相比是什么状态?虽然中国旅游研究院做了很多数据,实际上我们仔细分析下来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看国内旅游高质量发展就是在看过夜人数和平均消费,最近两年平均消费是持续下滑的,过夜人数也是持续下滑的,这些都说明我们的旅游不是高质量发展。要通过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去协同推进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打造成为中国旅游的高地区域,也要通过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重构旅游的治理体系,提升旅游治理能力。可以说十九届四中全会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国家治理能力。但衡量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体系最好的彰显领域就是旅游,因为旅游是跨区域的,旅游是跨行业的,旅游是跨部门的,旅游便利化搞好了,说明国家的治理能力最起码在地方层面搞好了。目前,由于各方面的问题,说明我们的治理能力也有待提高,所以长江经济带的旅游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长江经济带沿线的各个城市群在旅游便利化方面,旅游治理能力方面、旅游治理体系上怎么样,这些可能是下一步长江经济带考虑的问题。要创新合作机制,搭建合作平台。其实区域合作无非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合作层次,政府一个层次,企业一个层次,政府层面怎么合作,企业层面怎么合作。另一个是要素空间和产业,产业链怎么构建,空间形态怎么构建,这在长江经济带沿江省份需要好好研究一下。哪些地区是旅游集散地,哪些地区是旅游目的地,哪些地区搞什么旅游形态,需要搭建这样一种合作形态。建立多双边旅游合作机制,为长江流域城市旅游合作提供机制保障。主要负责制定与发布长江旅游合作协议、旅游发展标准及旅游服务准则等;制定旅游资源合作开发与保护、市场联合营销等合作策略;探索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利益补偿机制、风险共担机制等各种协调机制;完善并强化监督机制,对沿线城市旅游合作项目的投资、建设进行。同时,搭建旅游合作平台,定期组织不同类型的高端峰会、旅游论坛、重大节事活动,鼓励沿线城市积极参与,为各类主体参与旅游合作搭建桥梁,分享旅游发展、资源保护与开发、城市管理等多方面的经验,就旅游合作展开广泛交流。最终通过创新区域合作机制,建立共享机制,促进沿线城市市场开放、文化互鉴、线路共享、信息共享、利益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