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预言】历史在加速，2017年世界转变到了关键节点

编者按

2017年初，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发布《大相变：世界变局下的2017年新常态》研究报告（全文还刊发在《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期，作者是王文、贾晋京、卞永祖、陈晨晨）。报告借物理学的“相变”概念，论述当今世界正处于“大相变”时代，阐述中美欧等全球力量的加速交替，呼吁世界需要“新北京共识”：即制定有效可行的发展规划，走契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促进全球公平正义，实现和平与共同发展。现将全文文字版发表如下：

2016年的世界，足以改变历史的“黑天鹅”事件频发，似乎历史的车轮改装为高铁。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到意大利修宪公投，诸多“偶然”的背后隐含着历史的必然。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终结了冷战的巨变，使“历史的终结”成为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对世界的认知中无法绕开的一种声音，这种宏大叙事的基础来自哲学上的“普遍历史观念”，即认为世界历史进程遵循普遍的统一规律，由此历史的进程是否终结、转折或加速才有了衡量的坐标。历史像是在2016年突然“大提速”，用普遍历史观念来说，2016年的世界转变是否到了一个关键节点？2017年是否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何形容这种“转变中”的状态？我们认为可以借用物理学中的“相变”概念。“相”是物质系统中具有相同物理性质的均匀部分，与其他部分之间由一定的分界面隔离开来，例如在由水和冰组成的系统中，冰是一个相，水是另一个相。而物质从一种相转变为另一种相，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称为“相变”，例如冰化为水，石墨变为金刚石。相变有三个特点：一是必须经历一定时间，二是必然存在能量的吸收、释放或者热容量、热膨胀系数和等温压缩系数等的物理量的变化，三是物质的结构发生了变化。2016年的世界，正在经历类似的变化，为了区分于物理概念，并使之适用于描述全球变化，我们称其为“大相变”。

一、2016：大相变的来临

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使用“新平庸”来概括当时的全球经济。2015年4月，拉加德又进一步称，世界经济处在低增长、低通胀、高失业和高负债的泥沼中，各国应采取措施，避免“新平庸”变为“新现实”。“新平庸”与“新现实”都可以描述世界经济的表征，但2016年，表征的问题已深入至“症候”，其根源在于大相变的来临，体现在世界经济、跨国社会和国际关系三大方面。

（一）世界经济：进入动荡不定的美元退潮期

2015年12月17日，美联储宣布加息。2016年美国股市经历了年初的震荡后，下半年连创新高，2016年12月28日，标普500指数达到2271点，远远超过金融危机前的最高点——2007年10月的1561点。美国股市持续高涨，意味着在2016年大量美元在持续流入包括美股在内的美国资产。美联储加息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又大规模回流美国，必然导致世界其他地区美元供应量持续减少，并且这种减少趋势是大量的、全球范围的并且已持续超过一年，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美元退潮”。如何衡量“除美国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美元退潮的程度呢？我们认为，伦敦作为全球美元的流通枢纽，美元在伦敦银行间隔夜拆借市场上的利率（libor）水平，可以衡量除美国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美元流动性稀缺程度。通过2016年美元libor变化，可见全球市场上美元的退潮程度：2016年12月21日，1个月期美元利率达到0.75500，超过美联储加息导致的上涨周期开始前夕2015年11月17日0.20900的三倍半。2016年世界发生的多方面变化，都可以通过美元退潮得到解释，美元退潮构成了世界大相变的根源。

自二百多年前工业革命以来，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第一动力是技术创新。2016年美元退潮期却对全球、尤其是西方未来的创新前景造成损伤。21世纪以来，创新过程发生巨大变化，其中最具根本性的特征是创新的虚拟化。随着全球制造中心移出西方，互联网、知识经济和生产型服务业兴起，价值链出现全球化延伸，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分工角色的变化，导致创新的组织过程成为一个资本运作过程，作为创新组织者的企业往往转型成为西方资本概念股，并具有轻资产的特征。然而轻资产的另一侧面是高债务。标准普尔的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全球企业债务规模将从2016年中期的51万亿美元增至75万亿美元。该研究认为，假如利率和通胀都保持在较低水平，且经济持续增长，企业债规模膨胀就不会构成严重问题。然而，一旦利率上升、经济状况恶化，企业偿还债务将变得更加困难。在此情况下，银行可能从信贷市场撤出，从而导致银根突然收紧，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标普分析师认为，信贷市场的修正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是修正幅度有多大。最坏的情况是，一系列不可预见的重大负面消息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信心危机，导致金融市场动荡，促使投资者和贷款机构退出风险头寸。如果处理不当，信贷崩盘就会像此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时一样发生。可以说，美元加息导致2016年起西方企业债市场将被迫在今后数年持续去杠杆化，从而形成“债务悬崖”。

（二）跨国社会：从精英的全球化到反建制的全球化

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修宪公投被否，表面上都是“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获得胜利，也被认为代表着“去全球化”潮流的兴起甚至“全球主义”的终结。然而，全球化的动力并未减弱，“民粹主义”的兴起本身也来自像移动互联网这样的全球化产物，变化的不是全球化的趋势，而是全球化的推动力量。

二战后，随着一大批军工技术转入民用，“新科技革命”蓬勃展开，电子信息技术、喷气式飞机、计算机、原子能、航天等技术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重塑了世界产业格局。跨国公司的面貌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从跨国贸易转变为跨国制造，即不再仅仅是在一国范围内制造出产品再销售到另一国，而是产品的制造过程本身在不同国家进行。随着跨国制造的变化扩展，一批将其生产体系分布在多个国家的跨国公司出现了。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是跨国公司，更具体地来说是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中获益的群体，可以称为“精英的全球化”，而大众只是全球化的被动方。

在精英的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投资的收益增速大大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而2016年可能恰恰到了这样一个临界点：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某种临界值。例如，2015年，美国总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财富已经和占人口90%的家庭不相上下，并且趋势持续发展。近30年来，占人口90%的美国底层家庭拥有的总体财富在全美所占比例持续下滑，从36%降至23%，而占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占比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增加，2015年已经升至22%。精英的全球化另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于精英全球化方式的全球治理体系。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西方七国集团（G7）到欧盟，只要剖析其议题细节就能看到：大多数都是关于如何使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更加便利。相应地，这也导致西方的国内治理体系更加与精英的全球化融为一体，并进一步与大众相割裂——例如救市政策体现出的关心银行远多于民生倾向。在2016年美国大选过程中，特朗普、桑德斯等人及其支持者被称为“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这个词被用来表达对于全球化过程中既得利益精英的反对情绪。

不难认识到，2016年风起云涌的西方民粹主义浪潮，其实矛头指向是西方的“建制”，可以说这是一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反建制化浪潮，但其本身仍然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只不过今后全球化的动力可能改变，像2016年中国杭州G20峰会显示的那样，变为新兴市场国家与全球市场推动的全球化。

（三）国际关系：从文明的冲突到流动性的竞争

2016年国际关系“相变”在于，影响国与国之间亲疏远近的关键因素，明显地从传统因素转移为流动性。冷战结束后，“文明的冲突”论对国际关系影响甚巨。从西方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到发生在欧美的多次恐怖袭击，都显示出“文明的冲突”因素。甚至就连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发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由于背后不无美国奥巴马政府搞“战略东移”、“亚太再平衡”影子，归为“文明的冲突”也未尝不可。然而，2016年一系列新的国际关系动向显示，流动性的竞争关系，而非“文明的冲突”，已成为国际关系中最突出的因素。

近30年来，全球化进程已使世界各国家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之中，各种经济活动也越来越货币化，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就成为新的全球微观基础，这也导致各国都在经历资产证券化的浪潮。当各种经济活动都越来越依靠货币与会计作为管理基础，国家发展的进程也就与全球货币的流动密切相关。而对于金融化了的经济来说，流动性是一个重要概念。流动性强调了货币或资产的流动属性，它意味着未经货币化或者缺少流动性的资金、资产对于经济活动来说没有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流动性的来源以及流动性的多寡，对于一个国家已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

美元是世界货币，美联储扮演着全球流动性总源头的角色。在美元流动性供应充分的时期，“文明的冲突”更容易凸显，因为“文明的冲突”总体来说是一种未考虑金融与全球经济联系的理论。而在2016年流动性竞争则更为凸显。例如，菲律宾政府换届后，突然倒向中国，背后的原因更应该看作美元退潮，只有中国能够为菲律宾提供未来经济发展所需的流动性来源。英国脱欧这一历史性事件，也使得流动性竞争对国际关系的未来影响更加巨大。由于伦敦金融城是美元欧洲流动的枢纽之一，英国脱欧意味着美元与欧洲大陆的关系开始疏离，这必将开启包括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在内的“次全球货币”进一步全球化的进程，从而出现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竞争与合作。

二、大相变来临下的世界主要力量变化

我们选取美国、欧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亚洲、中国五大主要力量来分析其在“大相变”来临之年的发展变化。这种选择方式并不完美，例如“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亚洲”、“中国”三个概念之间有交集，但考察世界主要力量变化需做区域分析，而区域分析就不得不兼容一定的概念交集。

（一）美国：从全球帝国回归孤立主义

用“大相变”来观察2016年的美国，可以看到美元退潮效应、企业债务、反建制浪潮与流动性竞争都表现得很明显。2016年12月14日，美联储宣布再次加息，美元指数在随后一个交易日大涨，创造了14年来的新高。对于全球，这意味着美元更进一步的大退潮；对于美国则意味着美元回流，但回流的美元却只有资本市场可以容身，由此又加剧了微观经济的“大相变”，传统的“商业周期”已被替换为“资产价格周期”。例如，美国债券市场未清偿债务余额在2015年第四季度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到2016年第三季度为40.83万亿美元。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07年第四季度该数据为31.88万亿美元。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则是美国社会“大相变”的结果。“反建制”早在2016年美国大选之初即已波及两党。民主党的桑德斯和共和党的特朗普都是反建制潮流的产物。回顾2016美国大选结果，传统的五大湖及东北工业区（即“铁锈地带”）集体倒戈，是特朗普致胜的重要推手。从整体选票统计数据上看，特朗普在两类人群中对希拉里拉开的差距最大：白人无大学学历选民（67%对28%），和居住在小城镇和乡村的人群（62%对34%）。特朗普上台是美国传统产业从业者失落与愤怒的集体表达，大选前夕精英媒体“集体误判”，草根输家的愤怒被低估。在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经济总量在增长，但依赖传统产业为生的美国人成为输家。跨国公司不断寻求更廉价劳动力和生产成本，将制造业主体转移到国外，美国本土则越来越聚焦于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传统产业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从业人员的“被剥夺感”尤其严重。以希拉里为代表的精英阶层提出的绿色能源蓝图与产业升级方案让传统产业工人高度不安。相形之下，特朗普竞选战略的支点则是反复强调全球化伤害美国本土利益，导致制造业萎缩、就业机会外流。特朗普的竞争承诺直接击中以传统行业为生的选民：把流失的工作机会重新带回美国，带领美国重回孤立主义时代。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孤立主义，并非要斩断全球利益链，而是为美国卸掉全球“责任”。美国原先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以承担全球“责任”的方式来实现本国利益，但美国以往承担的责任远远超出其国界，如今早已力不从心。通过卸掉全球“责任”，转向“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可能要求别的国家分担更多的全球义务和开支。

（二）欧洲：从裂变世界到裂变自身

英国脱欧与美国大选相呼应，成为2016世界局势“大相变”的另一标志性事件。英国脱欧挑战了自二战以来欧盟内部一项根本共识，即欧盟成员国身份是一张单行票。英国脱欧也是欧盟内部分化的标志性事件，从更长的历史维度看，是欧洲从裂变世界到裂变自身的重要节点。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选举让美国精心推进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遭遇迷雾，华盛顿既定的战略目标是，在与欧洲国家达成TTIP的基础上，巩固由美欧牵头的国际贸易体系，同时压缩由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主导全球贸易体系的行为空间。没有英国后的欧盟能否继续与美国达成TTIP，是对未来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考验。

除了英国脱欧，欧洲大陆本身的撕裂正在加剧。如果说2008年以来的欧债危机加大了欧洲的南北分裂，空前的难民潮则进一步凸显欧洲的东西分裂。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加强了边境管控措施，欧盟《申根协定》下的人员自由流动陷入空前尴尬。与此同时，多国民粹主义抬头，匈牙利和波兰政府已被右翼民粹政党掌控，而意大利修宪公投被否也预示着意大利政治右转。同时，欧元区的致命弱点仍然持续，即没有统一的央行及货币政策，而欧元区各国又各自拥有独立的财政政策，整个欧元区仍然深陷欧债危机泥淖。除德国外，欧元区其他国家经济前景仍然不容乐观，欧债危机依然无解，财政紧缩带来的经济衰退将是欧元区自我纠正需要付出的代价。

回顾欧洲近代史，欧洲的扩张期通过分裂世界来解决欧洲自身问题，寻找自身的利润与繁荣。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开启近代欧洲殖民者划分各自势力范围、进而瓜分世界的先河。二十世纪初，被瓜分完毕的世界迎来世界大战。二战后，欧洲开始推进一体化进程，建立欧盟、欧元区等，通过整合自身来消化全球化利益。然而欧洲一体化制度、机制和观念滞后于外部环境深刻和迅速的变化，近年来欧债危机、苏格兰危机、恐怖主义袭击、难民危机接踵而至，打破了欧洲内部原有的权力平衡，而新的动力引擎尚未就位，不同发展观之间博弈加剧，酿成英国“脱欧”这样的极端事件。自2016年起，欧洲进入自身裂变期，曾经的一体化范本正在面临逆一体化进程。在欧洲多国内部，“分家”病毒也在扩散。苏格兰、加泰罗尼亚、威尼斯等地的独立运动将成为欧洲国家决策者们持续面对的头疼问题。

（三）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从“被全球化”到寻求对华合作

2016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国家从“被全球化”到主动寻求对华合作，是全球局势“大相变”中又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2015年，在美元加息预期的影响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曾遭遇大规模集体贬值。2016年，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相对于美元有了回升的表现。在美元退潮的大形势下，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回升的表现与“拥抱中国”密切相关。

2016年，中国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聚拢吸纳效应显现。多国借助“一带一路”东风，将自身发展战略与基建项目进一步对接，刺激本国投资增长，带动工业化和制造业发展，加入国际物流大通道，促进贸易便利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在东南亚，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弃美亲中”，10月重续中断多年的中菲高层交流、并在访华期间宣布“脱离与美国的联系”。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于11月访问中国，寻求深化中马防务与经济合作。在欧亚大陆，与西方关系持续紧张的俄罗斯，借能源合作构筑对华贸易合作的“脊梁”。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访华期间，双方在油气供应等领域签署多个大型能源和经贸协议，为中俄能源合作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基础。拉美国家对华合作已进入整体合作和双边合作并行发展的新阶段。拉美国家高度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的拉美之行，寻求抓住机遇，搭上中国发展“顺风车”。到2016年底，巴西、阿根廷等九个拉美国家已同中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几乎涵盖了拉美全部主要国家。与此同时，中拉整体合作顺利起航，以中拉论坛成立为标志，中拉在经贸、政治、人文等方面的整体合作务实推进。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现有的世界体系建立于“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劳动分工基础之上，在欧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心、半边缘、边缘地带基本对应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那些在外围地带中承接西方产业转移的经济体，演变为新兴市场。金融危机过后，在经济下行的整体趋势下，全球资本从新兴市场大举撤退。承受资本外流、外储缩水阵痛的新兴市场转向中国，寻求中国投资、推进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已经并将继续成为自然选择。

（四）亚洲：地区秩序经历深刻调整

亚洲秩序的变化正在酝酿之中，中国发展正在改变亚洲格局，一些亚洲国家对美国力量收缩的焦虑和迷茫感加剧。二战以来，美国通过构建国际机构、推动世界贸易，确定了世界秩序以及美国在其中的领导地位。不少亚洲国家曾深信美国对本地区自由贸易和双边联盟的承诺确保了亚洲秩序的稳定性。如今亚洲国家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迫切需要新的动力为共同发展辅设一条确定的轨道。大多数亚洲国家达成一项基本共识：依靠美国砝码来平衡中国崛起，操作难度越来越大，并有可能危及自身利益。中国作为经济引擎，为世界经济尤其是地区经济输送了强劲的增长动力，现在已经到了把这种增长动力导向秩序框架搭建的时刻。

对中国而言，亚洲秩序的调整意味着新的战略机遇期。“一带一路”框架下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园项目的推进为亚洲经济带来新的机遇。与旧有秩序下的“安全”相比，基础设施带来的互联互通是切中亚洲广大发展中经济体核心需求的公共产品。中国自身优势无可争议，拥有最富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能力，以及最富竞争力的基建所需的材料产业。中国拥有3.3万亿美元外储，可以为基建提供充足资金。同时，中国一再强调通过市场融资、利用亚投行等机制吸纳资金推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亚洲秩序的调整并不意味着中国重起炉灶，而是根据地区局势的变化，携手亚洲各国实现共同管理与共同发展，这包括将“一带一路”更多地转换为行动，在上合等现行机制的基础上形成更多行之有效的基本规则，以及就化解领土争端等问题形成区域危机处理机制。对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亚洲而言，这将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

在美国衰落、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处理就尤为重要。美国虽然有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但是不愿意同中国全面对抗。同中国对抗的结局肯定是两败俱伤，美国的霸权地位会提早终结。如果同中国进行合作，还有助于美国增强实力，实现“体面地衰落”。这也正是美国在实施“巧实力外交”，挑动一些国家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同时，也一直同中国保持战略沟通并继续开展经贸、全球治理等方面合作的原因所在。毕竟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除，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将持续下去，发展中美关系任重道远。

（五）中国：迎来“大国马太效应”

中国也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政府正积极把这种压力转变为新的经济发展动力，加快“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侧改革，促进国企改革，培育新的经济业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下手，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些努力正取得了积极成效，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趋于稳定。2016年下半年的多项重要经济指标好于预期。例如，2016年11月份中国制造业PMI指数为51.7%，创2014年8月份以来的最高值，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7%，为年内新高。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经历上半年断崖式的下滑后，民间投资增速在8月份由负转正，2016年11月份，民间投资增长3.1%，比1-10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1.5%，成为经济回暖的重要信号。同时，中国消费作为经济稳定器，正发挥出越来越大的潜力。201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0万亿元，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国。如果未来几年中国GDP增速保持在6.5%-7.0%之间，到2020年全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将上升到3万-3.1万元人民币。中国14亿城乡居民，将成为世界最大、增长最快的居民消费群体，中国居民的消费将进入黄金时代。

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强国愈强，富国愈富”的“大国马太效应”正在显现。近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中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创了发展中国家组建新型多边金融机构的先河；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提升了发展中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份额改革和治理机制改革，改变以往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加强中非论坛、中阿论坛，建立中拉论坛，拓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渠道。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2016年中国积极参与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由于七国集团、IMF、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全球治理机制的乏力表现，中国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动力，这尤以2016年9月中国杭州G20领导人峰会的举办为标志。世界也开始更加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及中国为全球治理提出的方案和主张。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道路上，中国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有主张，有行动，更有身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担当，坚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历史总是有某种巧合，公元前138年，也就是西汉立国64年之后，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主动控制了被匈奴隔断已久的丝绸之路昆仑道、河源道，从而开启了2000多年前中国社会的世界化新时代。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出访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启动了中国走进当代世界核心舞台的脚步。打造一个当代版的古代全球化经济贸易路线，以及覆盖全域的文化软环境，已成为当下中国的标志性国策，成为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

三、世界需要“新北京共识”

2017年将不会是平静的一年，但世界仍然有继续繁荣发展的希望，而这希望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一极，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也会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就像一场飓风，而中国就处在暴风眼的位置，以良好的经济发展、稳定的社会形势，中国一定会在世界发展的变局中保持定力，同时成为世界稳定的基石。

（一）让“天然气人民币”与“石油美元”成为世界经济双轮。“天然气人民币”是在以美元为世界货币的全球经济中，与“石油美元”相对应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石油取代黄金与美元直接挂钩，成为美元的变相“抵押品”，使美国拥有了世界石油的控制权，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宰者。近年来“石油美元”受到了多方面挑战。随着美元影响力降低以及人民币国际影响增强，中东各产油国开始考虑打破对美元的依赖，其中俄罗斯、沙特与阿联酋与中国原油交易已经可以用人民币直接结算，结束了美元在石油市场的垄断。同时，随着“石油峰值”的到来，天然气作为石油的替代能源拥有巨大消费潜力，但天然气全球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围绕其定价权的争夺势必影响全球能源贸易。这为中国进一步扩大货币国际化范围提供了难得机遇。

中国应积极推动在国际天然气交易中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争取天然气的定价权，以“天然气人民币”取代“石油美元”，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首先，要加快天然气进口运输管道的建设，控制天然气运输路线。谁掌握了贸易渠道，谁就掌握了市场主导权。中国应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抓紧落实与沿线国家的天然气供应协议，推动天然气管道建设。其次，要从周边国家及主要天然气进口国入手，推动人民币结算。欧亚大陆的腹地成为“新大国博弈”的焦点，中国想要打破美国霸权，掌握博弈主动权，应从周边国家入手，深入欧亚大陆，建立“天然气人民币”为基础的货币联盟。再次，要逐步建立起天然气期货交易体系。通过推出天然气期货交易，在国际性的金融中心推动天然气交易使用人民币结算，提高在天然气市场中的控制力。

（二）建立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走出金融危机后持续的低增长泥潭，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G20是“全球首要的经济合作平台”，“合作”是宗旨要求。为了实现增长这一全球经济的首要目标，各成员国制定了各自的“综合增长战略”，但这一计划在各国之间没有实现真正“联动”，潜在地存在相互竞争或相互抵消问题，对于全球经济的整体外溢效果为零甚至为负。这种“有目标，无合作”的困局，对全球经济共同的增长目标来说，只能起到“互相拆台”的效果。

中国有必要以G20的整体性增长框架为依托，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设计“全球经济协调体系”的大合作框架。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席国，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未来需要进一步建立“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在合作协调的框架下推动全球经济的综合增长。建设“全球经济协调体系”，需要多方面的配合，以G20现有机制为依托构建合作大框架。首先，设计相互联动的整体架构，将“长期愿景机制”作为顶层机制、建立常态化的协调网络、搭建金融投资和商业贸易等方面的合作平台。其次，可以建立包括执行秘书处、“共同工具篮子”、政策效果相互评估机制和奖惩机制在内的协调机构。同时要出台宏观与微观、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量化政策目标。最后，推动“全球经济协调体系”成为常态化机制，要从全球价值观、全球增长动力、国际社会发展以及绿色经济等“外生性”要素方面加强建设，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根本价值观。

（三）以“新北京共识”引领全球未来。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在华盛顿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这是对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总结。新世纪初，美国学者雷默通过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提出了与前者相对应的“北京共识”。但“北京共识”并非中国的倡议，而是一个西方学者从自身视角对中国发展做出的归纳和总结，内容也并不完善。“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实际上代表了世界发展的两种道路。“华盛顿共识”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主张私有化和自由主义全球化，其目标是强化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秩序。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失灵，也反过来影响发达国家，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正在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华盛顿共识”已被西方世界抛弃。

基于“北京共识”，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有能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区别于美国范式的发展方式。从今年G20杭州峰会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并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了行动计划；到利马APEC会议上“引领亚太合作新航程”，都贯穿着“北京共识”的发展和完善，中国以自身的发展实践，为破解世界难题提供了经验。“北京共识”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广泛肯定。

中国应当在未来几年中面向世界，对“北京共识”做出一个完整的中国解读，为世界发展提出一个详尽规划。中国应该主动提出“新北京共识”，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经验。“新北京共识”的核心是制定有效可行的发展规划，走契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促进全球公平正义，实现和平与共同发展。我们期待，中国能在类似G20，多国领导人共聚一堂的场合中，与各国共同签署《新北京共识》，将中国经验与世界发展紧密结合，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集团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款2亿元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旨在把脉金融，钻研学术，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大众。人大重阳聘请了来自 10 多个国家的 96 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与 30 多个国家的智库开展实质合作。

　　目前，人大重阳被中国官方认定为 G20智库峰会（T20）共同牵头智库、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处、“一带一路”中国智库合作联盟常务理事、中国-伊朗官学共建“一带一路”中方牵头智库。2014年来，人大重阳连续三年被选入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的“全球顶级智库150强”（仅七家中国智库连续入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