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深度】这五年，中国这个生命体走过了演进史上重要“相变期”(附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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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十九大召开之际，以世界历史和世界体系的视野回顾过去，会发现在这砥砺前进的五年中，中国重写世界格局，重塑长治久安的基础，以创新改变发展方式，重新定义总体空间布局，中国人的生活轨迹也已发生从内涵到目标的质变。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10月19日发布的《中国相变期——“高架路式”转型升级2012-2017》调研报告。本报告由@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独家全文发布，以飨读者。
从2012到2017，未来的人们将怎样看待这五年的历史？假如把历史作为"纵坐标"，把世界作为"横坐标"，将中国置于其中，并借用物理学中的"相变"作为方法论上的工具，我们发现，这五年堪称中国的"相变期"。在世界大局中，这五年，中国从全球关系网中的"接入者"转变为"组网者"；在治理体系方面。这五年，中国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系统优化升级"；在发展方式上，这五年，中国实现了从传统动能拉动到新动能驱动的"跃迁式"转换；在空间格局方面，这五年，中国出现了从人口迁移到本地崛起的布局转型趋势；在人民生活方面，这五年，中国人的生活轨迹已发生从内涵到目标的质变。这些，都可以说是从一种"相"转变为另一种"相"。而这五年的"相变期"，将为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方向不变但更高、更远的"高架路"。
五年前，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下简称"十八大"）为中国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下简称"十九大"）的召开时间，恰逢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阶段的节点。放在"两个一百年"总目标的大背景下看，这两次大会对于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将分别有着动员与冲刺意义。
从世界历史与世界体系的视野看，中国的现代化是从古老文明脱胎为现代国家的历史，因此中国也可以被称为"'文明型'国家"。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把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历程放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加以阐释，由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就具有了中华文明历史演进的深层意义。这也自然引出一个问题：假如从"第二个百年目标"之后的历史节点，即大约2050年之后回顾，"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间这五年，会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
"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一段历史在文明演进中的意义，需要从它为此后的历史带来了什么变化、奠定了哪些基础来看。以此视之，"这五年"的中国历程，不能仅以"年复一年"的指标如经济增速、人均收入等"量化"视角去看待，更应以"质化"方式去观察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变化发生在何处。
出于这一方法论思考，我们认为，"这五年"的中国历程应该从五个有着逻辑顺序的维度加以考察：首先是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有何变化，毕竟，把历史作为"纵坐标"、世界"横坐标"，才会有考察"中国"的尺度；其次是中国自身治理体系有何变化，这是"中国"作为一个"生命体"的"本体"所在；第三是中国的发展方式有何变化，以此考察"生命体"的成长；第四是中国的空间格局有何变化，这是"生命体"根基所系；第五是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有何变化，这是"生命体"的生命力所在。
有了"坐标"之后，以什么工具加以分析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2017年初的一项研究中，曾引入物理学中的"相变"概念，评析经济社会在一个特定时间段中出现的"质化"改变，并为了与物理学概念相区别而称之为"大相变"。通过对"这五年"的中国加以考察，我们认为，可以用"相变期"来回答"这五年"将会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这个问题。同时我们认为，"这五年"已经使得中国走上了"高架路"的发展阶段：即中国道路方向不变，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自身治理能力、经济结构等多方面都升级了，因此进入了"高架路"的发展阶段。
本文打算从世界大局、治理体系、发展方式、空间格局、人民生活五个方面考察"这五年"的变化，观察中国是如何驶入"高架路"的。
组网（Networking）：中国怎样重写世界格局？
中国的世界地位变化，是五年来世界发生的最大变化，也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变化最具"质化"意义的方面在于：五年前，在全球版图中占面积很小的大西洋两岸区域，依旧在充当全球经济网络中唯一的"服务器"，世界其他地区都需要先与之发生经济联系，才能"接入"到全球；近五年，随着APEC北京峰会、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四次重要会议的成功召开，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网络中新崛起的"服务器"，并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可以借用通信工程中的"组网"（Networking）来表述。而从世界历史与世界格局的纵横"大坐标"来看，从"单服务器格局"到"双服务器格局"，是一种"大相变"。
在全球治理层面成为"服务器"
2014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2016年9月的杭州G20峰会、2017年5月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年9月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四次中国的"主场外交"，像四个台阶，展示出中国在全球格局中先逐步扩大、再有序深化合作网络的过程。
2014年11月的APEC领导人峰会关注区域经济一体化。APEC北京峰会成果《北京纲领》提出了亚太自贸区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蓝图，中国开始为亚太区域发展扮演"服务器"角色。
2016年9月的杭州G20峰会为全球治理做了"系统升级"。中国通过凝炼在"创新、活力、联动、包容"8个字中的一系列"中国方案"，推动了全球治理从稳增长到促发展的转型、G20机制从危机应对到长效治理。促发展、长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让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市场网络。
2017年5月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引领全球共赢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改变了全球经济合作的方式，通过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纳入同一个倡议体系之下，变传统的基于货物贸易进行双边往来的方式为全方位深度合作。由于"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发展所需，变传统的"由面到点"国际经贸框架为"由点到面"的合作，提出以来受到广泛欢迎，进展超出预期，成为当今时代国际经济合作的新范式。
2017年9月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重构国际市场网络。此次会晤明确提出建设金砖国家一体化大市场，这是中国"组网"的明确表达，也是对全球市场网络格局的重构。
通过"一带一路"为全球发展提供"服务器"
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着力于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共赢的新型合作框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
截至2017年上半年，中国已与7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涵盖互联互通、产能、投资、经贸、金融、科技、社会、人文、民生、海洋等合作领域。
合作机制是实现政策沟通的有效渠道。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多层次合作机制，加强沟通协调，增进政治互信，为深化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从官方到民间的合作机制包括高层推动、战略对接、双多边机制以及"二轨"对话及交流合作等多种形式。
中国努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波兰"琥珀之路"、蒙古国"草原之路"、欧盟"欧洲投资计划"、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中国愿意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推动实施。中国重视维护和促进多边机制作用，通过上合组织峰会、亚信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平台，开展合作对话。打造国际智库合作平台与协作网络，与政府间合作相互促进，为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营造民意基础。
2017年5月，130多个国家29个国家元首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取得了五大类270多项合作成果，按照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和空间布局，构建"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主体合作框架。"六廊"是指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六路"指铁路、公路、 28 53705 28 15291 0 0 2255 0 0:00:23 0:00:06 0:00:17 2959航运、航空、管道和空间综合信息网络，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主要内容。
六大经济走廊已经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物质载体。在经济走廊上，若干大城市通过互联互通以实现经济集聚、辐射带动的目的，以带动不同规模、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实现经济社会的联动发展，形成点状密集分布、线状深远延伸、面状辐射带动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在世界经济社会层面成为"服务器"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建设国际市场网络的前题。这五年，"一带一路"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蓝图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国和相关国家共同加速推进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亚吉铁路、匈塞铁路、中俄高铁等项目，建设比雷埃夫斯港、汉班托塔港、瓜达尔港等港口，规划实施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目前，以中巴、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陆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重大工程为依托，一个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
随着基础设施网络的连通，贸易畅通也在不断提升。中国同"一带一路"参与国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不断改善营商环境。仅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农产品到达中国市场的通关时间就缩短了90%。2014年至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超过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资金融通是国际市场网络中的"血液"。过去，美元、欧元、英镑等西方国家货币是仅有的国际货币。而现在，随着中国以及人民币正在为国际市场网络提供新的血液。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篮子，正式成为世界货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中国-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等一批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成立。这些新兴金融机构，同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金融机构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层次清晰、初具规模的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网络。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也已在2015年10月正式上线。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基础，中国在促进民心相通方面也在"组网"。"一带一路"建设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广布国际合作网络。中国政府每年向相关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地方政府也设立了丝绸之路专项奖学金，鼓励国际文教交流。各类丝绸之路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影视桥、研讨会、智库对话等人文合作项目百花纷呈，人们往来频繁，在交流中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
截至2016年底，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30个中国文化中心，新建了一批孔子学院。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扩大交流合作，设立中捷(克)中医中心等16个中医药海外中心，与15个国家签署了中医药合作协议。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正在快速建设中。
优化（Optimizing）：如何重塑长治久安基础？
不同于滥觞西方政治科学的民族国家理论，马丁·雅克从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总结："文明的统一性是中国政治毋庸置疑的第一要务。维护、保持这种文明的统一性，被视为国家的神圣职责，因此国家被赋予了远超传统民族国家的权威和合法性。"因此，作为维护一种文明形态长远发展的国家，其自身的长治久安也就成为了文明的存续之要。
对此，中国古代先贤早有论述，谓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或谓之"文治武功"。自然的，始终保持一套高效有力的文官和武官系统，也就成为了中国治理能力的核心所在。正如系统工程中的"优化（Optimizing）"过程目的是使系统能够减少冗余、增加稳定性、提高运行效率，文明型国家"生命体"的治理体系运行，也需要"优化"。这五年，通过党建、反腐、军改等一系列大幅度的"优化"工作，中国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长治久安的基础。
在党建层面做"深度优化"
历经革命和战争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能够在国家治理和军事国防领域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干部队伍。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这支队伍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中国与世界都在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内外矛盾集中出现，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深化改革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干部队伍存在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诸多历史条件变化，使得中国共产党自身也需要深化改革。
"十八大"以来，通过强化和优化制度建设来重新铸造坚强的治理核心，五年来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进展，为世人所瞩目。本着这一改革方向，"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工作首先从制度领域"开刀"，建立起了党建制度改革的"四梁八柱"主体框架。"十八大"以来，出台或修订50多部党内法规，超过现行党内法规总数的三分之一。党内法规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且在立规质量和体系建设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的党内法规体系已经形成，建起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四梁八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决心。
2016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并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相当于一次重大的"系统升级"。
习近平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即"两学一做"，这可以看作从"系统运行"层面对治理体系的深度优化。
通过"反腐攻坚战"做系统清理
"反腐攻坚战"也是"优化"过程的一个主要方面。这五年，中共中央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的基础上，一方面高举腐败"零容忍"大旗，在治理腐败这里国际难题上走在了世界前列，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保证了一只坚定有力、高效清廉的干部队伍。
"十八大"之后到2017年6月底，共有中管干部280多人、厅局级干部8600多人、县处级干部6.6万人被立案审查；探索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有效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截至2017年6月底，纪检系统共处置问题线索236.2万件，立案141.8万件，处分140.9万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5.4万人；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党风带动政风民风好转。
截至2017年7月底，全国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8万多起，处理24万多人；狠抓国际追逃追赃，让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地。截至去年底，共追回外逃人员2566人，追回赃款86.4亿元，目前已有45名"百名红通人员"落网；推动正风反腐向基层延伸，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截至今年6月底，"十八大"以来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34.3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64.8万人；国家统计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的比例由2012年的75％增长至2016年的92.9％。
通过军事改革重塑安全体系
21世纪以来，全球安全形势逐渐进入动荡期，中东局势在"反恐战争"的作用下失去控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欧美工业强国，阿拉伯之春又进一步破坏了地区稳定，随后极端宗教势力开疆拓土，极端恐怖势力又随着7000万难民大潮涌向欧洲，再扩散到全球，恐袭的警报声从未如此刺耳。
另一方面，中国的周边局势也不乐观，一些传统友好国家在某些别有用心的大国驱使下，不断在远海和高原这样的特殊地理环境发起挑衅，威胁到中国的领土主权与核心利益。相应的，立足于传统战争形势的中国军事和国防领域则改革相对滞后，各军兵种在新型战争条件下，进行超长距离战力投送，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都有待提升。
正是在新的全球安全背景下，"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军事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全面系统的军事国防改革开始了。其目标就是要在2020年前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改革上取得重要成果，努力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
"十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深化改革，对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进行一体设计，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军委机关实行多部门制，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组建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等。
对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进行一体设计，着力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这些重大举措，打破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使作战指挥职能和建设管理职能相对分离，把联合作战指挥的重心放在战区，把部队建设管理的重心放在军兵种，让战区和军兵种在军委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同时，改革着眼于打造精锐作战力量，优化规模结构和部队编成，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这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在压规模、调结构、提效能，裁减军队员额30万，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优化军种比例、官兵比例、新旧装备部队比例，根据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推动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这些重大举措，把军事力量的"瘦身"与"强身"统一起来，表明我军要优化规模结构、促进内涵式发展，以推动军队现代化全面跃升。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军事和国防领域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辽宁号航母正式服役，运20研制成功，歼20正式列装，8000名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的正式成立和注册完毕等都表明经历重大变革的中国军队和国防体系已经展现出了前所未见的活力和战力。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对我军未来的设计，着眼的是今后20年、30年国防和军队发展，我们不仅要通过改革赶上潮流、赶上时代，还要力争走在时代前列。总之，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谋的是民族复兴伟业，布的是富国强军大局，立的是安全与发展之基。
跃迁（Jumping）：创新如何改变中国发展方式？
这五年，创新正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作用，成为撬动中国动能转化的核心理念。我们可以借用量子力学中"跃迁"（Jumping）的概念来表述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跃迁"是指量子力学体系状态发生跳跃式变化的过程，五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快速出现从传统轨道到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正如量子力学中电子从低能态轨道向高能态轨道的跃迁。
经济结构中的跃迁式转变
目前，我国正由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向服务业主导型的经济转变，产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调整。从2013年开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到201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已经占GDP比重为51.6%，比第二产业高出11.8个百分点。2017年上半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3%。
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较快。航空运输业、邮政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业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60.0%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科技创新促进了现代服务业转型，推动经济结构以较快的速度向中高端转型。
传统产业主导型经济向创新主导型经济进一步转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10年的50.9%增加到2015年的55.3%。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11年的9.1%逐步上升到2016年的12.4%。中高端制造业、中高端经济相关服务业，如装备制造业、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产业快速发展，增加值增长迅速。
大数据、云计算、3D打印、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技术方向都面临着重大突破，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革命性变化。而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增速均有所放缓。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要素投入转向技术进步成为主流趋势。
从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角度来看，当前我国社会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正处于由投资主导型经济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的历史拐点。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认知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了信息消费的发展。物流配送、快递业和网络购物发展从供给端发力培育了消费新热点。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经济发展牢牢抓住第三次消费升级的机遇，创造新的环境、发掘新的动力、构建新的结构和完善新的制度，着力把握消费升级趋势，大力培育和发展移动互联网、节能环保等新兴消费热点。消费主导型经济地位的确立，将有利于构建经济的稳定内生性增长机制。
产业经济中的跃迁式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的新旧动能转换悄然生效的背景下，2013-2016年，城镇新增就业连续四年均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2017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达735万人，同比增加18万人，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支撑力量。转型和结构调整深化的态势不断增强，中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代替中低端和传统产业，由工业主导型的经济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的经济，由传统产业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由投资主导型的经济转向消费主导型的经济，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基本内涵和重要特征。
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背景下,近五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进步推动了知识经济不断发展，进而引领社会重新审视市场、用户、产品、价值链乃至整个商业生态，从而形成一种更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经济关系形态。
人们通过互联网连接到同一个信息平台之中，共同参与和创造，突破传统商业中所有用户围绕一个中心参与经济的模式，而是去除交易的中间环节，转变为由个体直接参与，表现出"去中心化"的特点。传统各行各业自身内部垂直领域内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被重新整合，信息、资源、商品和服务得以更加自由的流动，经济生态表现出了更为强大的发展活力。
"去中心化"带来了共享行为的增加，"共享"、"分享"等词语频频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去中心化"的具体表现。类似滴滴打车、共享单车、共享雨伞等共享商品层出不穷，每个人能利用闲暇时间或闲置资源为他人提供服务并获得相应报酬，更高效地整合闲置资源。据统计，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企业的融资额达到近250亿美元。直销、去渠道化的方式使得每个用户都成为一个中心点，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通过网络平台直接提供或享受商品和服务。政府部门预测，2020年"共享经济"交易规模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
互联网时代，信息流和资金流顺利实现了无缝对接，物流业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兴建物流园区在当前成为各地的发展热潮。对于互联网经济的"轻平台"商业模式，物流及其衍生的大数据，是平台正常运营的重要保障。
"互联网+物流"模式使所有物流要素在数字化中实现互联互通，同时推动了经济朝着"去中心化"继续发展。我国快递业已经连续六年增长率超过50%，并与电商及信息技术深入融合。呈现着新模式、新业态的智慧物流，建立在物流云全网基础服务、全局优化和自动化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升了物流业的科技和管理能力，重新优化的供应链条将助推更为高效、集约的物流平台建设。
互联网经济以及物流产业的发展加强了地区之间的沟通和融合，使得地区发展也日益呈现"去中心化"的特点。伴随着交通一体化建设，国内运输系统日益完善，大城市和周边的小城市、小城镇之间通过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紧密连接起来，打破之前各地区孤立的发展格局。
各地区以点的形式，链接到相互交织的网状系统当中，呈现出开放式、扁平化、平等性的结构特点。地区"去中心化"发展，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扩大生活圈和商务圈的活动范围，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一体化和开放式发展。
消费与金融中的跃迁式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有利时机，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发展"中国制造"。自08年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中国制造"面临转型升级的新挑战。互联网经济时代，电子商务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机遇，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公司引领中国电商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起来。电子商务促进了消费者和商家实现信息对称，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进一步挖掘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成为消费升级助推器。
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传统支付方式实现了飞跃式转变。当前，国内第三方支付方式如微信支付、支付宝等被广泛应用，交易规模发展迅速，2016年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达到近80万亿元，同比增长率接近300%，其中，移动支付占第三方支付总交易规模的74.7%。
随着第三方支付的蓬勃发展，支付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以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动力，深刻地改变了现代经济与社会的组织模式，使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通过P2P模式进行重构。新的交易方式、货币形态和认证技术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新的支付平台融合了支付、理财、保险、生活服务等多种场景和行业，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
目前，凭借经济科技领域的创新发展，中国已经走到世界发展大潮的风口浪尖，成为全球经济转型发展的领航者。中国向全球输出经济发展成果，同时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中国电商全球购、全球付、全球运的发展目标，有利于打破以往国家间物理空间界限，以技术、平台等优势便利各国间资金、商品与经贸往来，在拓展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促进世界范围内新兴产业发展。
第三方支付和电子商务推动了传统金融向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脱媒发展。互联网金融既是对传统金融的挑战和颠覆，也是对传统金融的结构性弥补。技术创新使得金融功能得以完善，进一步增强普惠性，让所有资金需求者和财政管理者都享受到与之匹配的金融服务。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深入应用，适应了当代金融大规模、标准化的发展需求，大大提高金融效率。并且大幅度地降低成本，使客户享受到灵活、便捷和安全的消费体验，从而推动消费模式的转型和整体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金融正在启动国际化的发展目标，构建开放型的金融市场体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从而构建国际金融中心。2016年10月，人民币加入IMF。12月，深港通开始运行，使得整个中国金融和外部的结合除FDI外，同时具有RQFII、QFII、沪港通、深港通四个管道。在管道改革上，中国市场进一步和国际接轨，逐渐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布局（Layouting）："中国"的空间含义有何变化？
这五年，中国的经济地理空间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由此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撑带，与原有的"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四大板块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区域发展呈现由不平衡向趋于平衡、由不协调向日益协调转变的良好态势。可以说，这种变化为未来中国在空间结构上的长期发展做了根本性的布局。
"三大战略"、"四大板块"的总体空间布局
三大战略发展良好。"一带一路"建设扎实推进，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作为总体战略方针，不断推动各方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建设持续推进，使东中西互动合作明显加强；同时，教育、科技、卫生、扶贫、环保等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民心相通的基础逐步夯实。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着眼于解决"大城市病"和同质发展竞争，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三个领域不断取得重要成果；同时，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以畅通黄金水道为依托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进一步培育形成一批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增长极。
四大板块协同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仍处于优先位置，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在各地区中保持最快；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领先，消费发展态势良好；固定资产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先进制造业及高新技术领域投资增长较多；第三产业占比于2016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东北地区依托新一轮振兴发展政策，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新动能正逐步形成并壮大；但主要受产业结构较单一、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以及辽宁省统计数据"去水分"等影响，东北地区主要经济指标运行在负值区间。
在新时期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推动下，中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有所加快；且其消费、第三产业增加值等指标增速领先全国，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环境下，成为全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东部地区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地区生产总值、投资和出口等指标占全国比重有所提高，民间投资增速高于其他地区，第三产业占比持续提升，在调整转型中进一步焕发了生机活力，在全国继续发挥重要增长引擎和辐射带动作用。
自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中部地区崛起"概念以来，至今已有13年。在这期间，于2006年4月，中央发布《关于促进中部地区振兴崛起的若干意见》，中部崛起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09年国务院批复《中部地区崛起计划》，2012年国务院进一步发布了《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这十三年来，中部地区发展取得了不小成果。在经济发展，科教事业，资源环境领域都成果斐然，特别是在交通运输领域。
我国经济发展四大板块之一的中部地区，其战略定位原来为"三基地、一枢纽"，在传统产业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等"三基地、一枢纽"的基础上，继承发展成为"一中心、四区"的新定位。即：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和全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区、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方位开放重要支撑区，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更加重要。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部地区六省分头突围、多极崛起的路径更加清晰：湖北打造重要"战略支点"，河南发挥"支撑作用"，安徽成为"创新极"，湖南提出"开放崛起"，红色江西绿色崛起，山西争当能源革命排头兵。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部省份利用地理位置优势，于2013年开行中欧班列。四年多来，中欧班列（郑州）国内集货半径超过1500公里，国外货源范围覆盖24个国家的121个城市。
2014年7月，湖北阳逻港开通武汉至东盟4国试验航线，打通了中部地区通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中部地区货物进出口泰国和越南分别缩短6天和4天。
湖南将开放的目光瞄向蓝天。2017年5月，长沙获批为全国第7个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紧接着，依机场而建的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目前已实现进出口1亿美元，明年有望突破30亿美元。铁路、水运、航空大通道打通后，内陆中部变身开放前沿。到2015年底，中部六省高速铁路营运里程达到6000余公里，营业铁路、高速铁路、等级公路和高速公路密度均位居四大板块第2位。中部地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全面发展，在未来，中部地区将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时代的考验。
东北老工业基地被誉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对全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为国家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做出了突出贡献。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与作出实施东北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2014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要求抓紧实施一批重大政策举措，巩固扩大东北地区振兴发展成果、努力破解发展难题、依靠内生发展推动东北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2016年4月，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到2020年，东北地区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重大成果。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自主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大幅提升；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新格局基本形成；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资源枯竭、产业衰退地区转型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此基础上，再用10年左右时间，到2030年实现东北地区全面振兴，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
基础设施网络空间布局日益完善
交通运输运力得到大幅提升，水路、公路、铁路、航空全面发展。在水路建设发展方面，2016年末全国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71万公里，比上年增加0.01万公里，沿海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1894个，增加87个；内河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423个，增加9个。
在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16年末全国公路总里程469.63万公里，比上年增加11.90万公里。公路密度48.92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加1.24公里/百平方公里。
在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16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4万公里，比上年增长2.5%，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超过2.2万公里。全国铁路路网密度129.2公里/万平方公里，增加3.2公里/万平方公里。在航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年末共有颁证民用航空机场218个，比上年增加8个，其中定期航班通航机场216个，定期航班通航城市214个。
城市基础设施日趋完善，致力于服务更多的居民，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同时又加强环保力度，积极投资环保设备。在居民生活方面，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攻克供水、燃气和供热的领域。在环境保护方面，城市基础建设聚焦于城市节水、城市排污与污水处理两方面。
2016年完成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17460亿元，比上年增长7.7%，其中，道路桥梁、轨道交通、园林绿化投资分别占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的43.3%、23.4%和9.6%。在供水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16年年末，城市供水综合生产能力达到3.03亿立方米/日，比上年增长2.2%,供水管道长度75.7万公里，比上年增长6.5%。在燃气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天然气供气管道长度55.1万公里，比上年增长10.6%。在供热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16年供热管道21.4万公里，比上年增长4.5%，集中供热面积73.9亿平方米，比上年增长9.9%。在环境保护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16年，城市节约用水57.6亿立方米，节水措施总投资29.5亿元。全国城市共有污水处理厂2039座，比上年增加95座，污水厂日处理能力14910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6.2%，排水管道长度57.7万公里，比上年增长6.9%。
按照同一标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打破城乡居民在身份上的界限，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享有同等的地位和保障，把公共资源的投入由城市为主变为更多地向农村倾斜，把城市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资源、公共服务向农村居民开放。特别要在一些最基础的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有获得感。
一要弥补农村教育这个短板，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城区优秀教师都应定期在农村中小学支教，缩小校际、城乡差距，让农村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要抓好学前教育、职业教育这两个弱项，实现有需求的建制村幼儿园全覆盖，让农村儿童从一开始就接受良好的教育。通过减免学费、发放助学金等措施，扩大职业教育的覆盖面，让城乡青年拥有一样的就业、创业素质和能力。
二要解决医疗卫生这个难题，加强乡村医疗设施建设，每个村都要建1所标准化、规范化的卫生室；抓好乡村医生的培训和素质提升，提高补助水平，稳定医生队伍，逐步实现每个村都配备1名乡村医生；建立城市医疗卫生人员到农村社区轮诊的工作机制，提高农村医疗服务水平，让广大农民群众小病不出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
三要织好公平的社会保障网，加快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探索城乡居民养老、医疗等相衔接的机制，逐步统一社会保障的项目和标准；实现城乡低保全覆盖，应保尽保；提高新农合住院费用的报销比例，扩大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范围，有效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四要满足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加快乡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提升文体的服务供给能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农村民俗文化，提升村庄的文化品位，为发展乡村文化旅游创造条件。
质变（Changing）：中国人的生活轨迹怎样升级？
自2012年以来的五年，随着国家经济越来越繁荣、社会发展越来越文明，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从2049年来看这五年，经济的稳步发展、收入的平稳增长、消费的多元提升、人民生活的提质升级，为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发达国家门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积蓄长足的能量、奠定坚实的基础。
收入水平的质变
从2012年到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收入的区域分布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发展的重心聚焦在了最发达的东部以外的地区，同时，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呈现出了增加的趋势。
全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提高，从2012年的16510元增长到2016年的23821元，增幅高达44.3%，年均增幅达9.60%。按世界银行2015年公布的收入分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5至412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按此标准，2012年时中国人均收入4270美元，刚刚超过"中等偏下收入国家"阶段，而2016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8260美元，已经向"高收入国家"大幅靠近。
此外，中国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率（年均达11.8%）一直高于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率（年均达8.2%），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鸿沟正在填补。
城镇居民收入在区域分布上的不均衡正在被缓解。虽然东部地区仍然一马当先，但2012-2015年的年均增长率7.4%，已被东北地区的9.7%、中部地区的9.0%、和西部地区的8.7%超越，表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向着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
2012年以来，无论是城乡差距、区域差异，整体趋势是逐步缩小的，意味着中国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在缓慢减小，体现为中国的基尼系数从2012年的0.474下降到2016年的0.465。
消费结构的质变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及结构的提升也不容小觑。
从2012年到2016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提高了38.4%，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飞升，达到了惊人的71.5%。
居民消费能力的上升同时也将消费质量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由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升级，并且这一升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速度越来越快。这突出表现在食品烟酒在消费中的占比（即恩格尔系数）自2015年以来已稳定地降到30%以下。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恩格尔系数的划分标准（59%以上为绝对贫困；50%-59%为温饱;40%-49%为小康；30%-39%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已经达到了最富裕的水平。
中国人的消费结构正在向着提升幸福感的方向升级，新兴消费如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需求大量释放。
居民在收入提升的同时，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供其分配，可以将消费的重心向像旅游、健康这样的追求个人幸福感的产业倾斜。中国居民的旅游支出一直持续性增长，国内旅游人均花费从2012年的767.9元提高到2015年的857元，年均增长3.7%；其中城镇居民国内旅游人均花费从2012年的914.5元提高2015年的985.5元，年均增长2.5%；农村居民国内旅游人均花费从2012年的491元提高2015年的554.2元，年均增长4.1%。
人们的空间活动范围越来越大，铁路和民航的客运量增长率居高不下。铁路客运量从2012年的18.9亿人次，增长到2015年的25.3亿人次，年均增长10.2%。民航客运量从2012年的3.2亿人次，增长到2015年的4.4亿人次，年均增长11.2%。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居民收入的增长支撑每个人可以走得更远、看得更多、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人们更加注重精神文化的愉悦和享受。这突出表现在这些年中国的电影票房增长上，在2012年以170.7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总额，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之后，以年平均27.9%的增长速度，到2016年增长了近2倍，达到457.12亿元人民币。然而，这并不是由于票价上涨导致的票房虚高，反而电影票均价呈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2016年的平均票价创了历史新低，跌到33.1元，比2012年单张票价便宜了3.5元。数额巨大的电影票房背后是观影人次的巨大增长，数据显示，2016年观影人次达到了13.72亿，是2012年的将近3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平均票价的降低，释放了人民的观影需求，推动中国电影票房以巨大增速发展。
人们对生活的舒适度需求上升，智能家居开始进入家庭，因此智能家居市场在我国前景广阔。2012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约为159.3亿元人民币，随后出现爆发式增长，年均增速近50%，到2017年约为982.3亿元人民币，占全球智能家居比重有望超过30%。
生活方式的质变
在满足了生存需求和一定的精神诉求后，个体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在社会事务上，继而催生出一种可以付之于行动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观念的转变往往反映在环境保护和人文公益产品的消费提升上。
这五年来，特别是国家提出"绿色"的发展理念后，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意识在人们思维意识得到了深入的发展，结合互联网+提升了绿色产品和服务的高效供给，绿色消费迅猛发展。绿色消费的目的是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直接降低治理环境污染的高昂成本。据阿里研究院的绿色消费者报告，2015年阿里平台上绿色消费者人数已经超过6500万，占活跃用户数16%。且绿色消费人群的增速十分惊人地处在一个超高水平上，与2012年的863万人相比，增长了近7倍，年均增速近翻一番，这不可置疑地表现了消费结构中社会责任的驱动力正越来越强大。
这几年，我国绿色支付发展迅速，银行卡、网络支付、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和用户数量快速增长。由于这些非现金支付没有传统纸币印刷、制造等环节的成本，减少纸张的使用，可以进一步保护树木、保护绿色环境，被视为健康、环保的绿色支付。根据央行和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支付行业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银行卡、票据及其他支付方式）已突破1200亿笔，交易金额超过3600万亿元。从全球可比口径看，2015年我国非现金支付笔数占全球非现金支付笔数的22.12%，增速是全球平均速度的4倍以上。从实践中看，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非现金支付方式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中国在非现金支付领域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绿色生活方式已经紧密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2016年8月，蚂蚁金服在支付宝客户端设计了一个名为"蚂蚁森林"的绿色公益应用：用户如果进行步行、在线缴纳水电煤气费、网上缴交通罚单、网络挂号、网络购票等低碳绿色行为，计算出相应的碳减排量，可以用来在支付宝里养一棵虚拟的树。这棵树长大后，公益组织、环保企业等蚂蚁生态伙伴们可以"买走"用户的"树"，而在现实某个地域种下一棵实体的树。
在该应用中，可以和支付宝中的好友互相偷能量，也可以给好友浇水，将社交、娱乐融入到绿色生活中，不仅因应时代发展，还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脱胎于构建"碳账户"思路的公益项目蚂蚁森林成为一个运用数字技术尝试建设绿水青山让自下而上的"生活方式绿色化"成为可能的一个现象级样本：截至2017年8月底，蚂蚁森林激发了世界3%的人口参与进"种树"事业，用户超过2.3亿，累计减排122万吨，累计种植真树1025万棵。
普通大众也有通过绿色金融的产品支持绿色环保项目的渠道。今年9月12日，国家开发银行发行三年期的"长江经济带水资源保护"专题绿色金融债券，通过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以柜台债的形式，首次向社会公众零售6亿元。
本期债券所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湖北省襄阳市汉江水环境保护建设（襄阳市第一期乡镇污水收集处理工程）、孝感市老澴河水生态综合治理（一期）、荆门市竹皮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城区段）等三个污染防治项目。据测算，这些项目建成后可减少污染负荷（BOD5）365吨/年、重铬酸盐需氧量6091吨/年、悬浮物5787吨/年、总氮761吨/年、总磷60吨/年。
此次发行是绿色金融债券首次面向个人零售，为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个创新、安全、标准的渠道，扩大绿色金融的社会效应；同时，借助国开债对个人投资者的税收优势，实现了对绿债的财税优惠，让个人投资者在参与环保的同时，自身也可获得稳定收益，这对于强化大众绿色责任投资意识，扩大绿色金融社会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国开绿债首次向个人投资者发行，对于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意义重大形成了有益的探索。
结语
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个有着文明传承与演进的"生命体"。因此，不能仅仅以看待国家的量化指标来评价中国的发展，更要去"观察"生命体"生长中质的变化。
这五年，从量化指标来看，中国正在经历从两位数的高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但从质的变化看，却有着从全球体系中的参与者到引领者、从宏观拉动型增长到微观创新型增长、从偏重大城市的空间布局到中小城市崛起的空间布局、从追求物质型生活路径到精神物质并重型生活路径等多方面根本变化，从而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打开了一条方向不变但更高、更通畅的"高架路"。因此，可以认为，当未来的人们回首历史时，将把这五年看作中国这个生命体演进史上的一个重要"相变期"。
报告执笔人：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贾晋京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首席研究员
曹明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部副主任、研究员
卞永祖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刘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程诚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刘典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课题组成员：
陈治衡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陈欣然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实习生
曹飞翠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实习生
文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实习生
杨馥铭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实习生
方烨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实习生
章居平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实习生
郜哲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实习生
徐智玲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实习生
余雯雯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实习生
王桐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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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集团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款2亿元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旨在把脉金融，钻研学术，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大众。人大重阳聘请了来自 10 多个国家的 96 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与 30 多个国家的智库开展实质合作。
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被中国官方认定为 G20智库峰会（T20）共同牵头智库、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处、“一带一路”中国智库合作联盟常务理事、中国-伊朗官学共建“一带一路”中方牵头智库。2014年来，人大重阳连续三年被选入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的“全球顶级智库150强”（仅七家中国智库连续入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