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从欧洲一群盗墓贼、探险家说起，来看中国一带一路学的理论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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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7年1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呼吁设立一带一路学。2018年5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布《构建一带一路学》报告，同时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而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丝路学院在苏州校区揭牌。在此基础上，6月1日人大重阳邀请《构建一带一路学》报告主要执笔人之一、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马丽蓉教授做讲座，主题是“一带一路学暨全球丝路学派的理论溯源”。她重点阐述了丝路学的百年变迁史，并指出丝路学已经进入中国与西方话语权博弈的新阶段，中国学者构建“一带一路学”迫在眉睫。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贾文山等参与讨论。@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独家推出此次讲座的实录整理，已经作者审阅。
马丽蓉（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想还是不要搞的太严肃了。我的任务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和大家探讨一些问题，另一个是看一些图片。
百年显学丝路学的话语体系一直是由西方主导的，并分为欧洲学派、美国学派和中国学派等。欧洲学派更多是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主导下发展演变的，美国学派虽然建立在欧洲学派基础上，但带有更多地缘政治博弈思维的政治化倾向，以至于到现在美国智库报告依然烙有美国学派政治化的鲜明印记。中国学派产生于1927年，是一个生于战乱中的“早产儿”，所以它在理论上“先天不足”。这是丝路学大体发展的历史背景。
欧洲学派起源于丝路盗墓贼、探险家
欧洲学派李希霍芬留下了两部影响力很大的著作与报告。他在《中国》这部著作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个概念，使他成为“全球丝路学之父”，也使得德国在全球丝路学界拥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同时他的《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为德国侵占山东提供了详实的学术依据。
▲李希霍芬与他的《中国》。
而他的弟子斯文·赫定在上世纪20年代就提到了关于新疆的重要性，看到了新疆在丝路上起到的互联互通的重要作用。
▲斯文·赫定
此外还有两位学者，一个是斯坦因，他是我们国人最憎恶的，因为他盗取了我们的文物最多，但他带走的史料文物也成了丝路学最初的研究基础。
▲斯坦因
另一个是伯希和，尽管他是从盗文物开始，但是后来他有赎罪的行为——把盗去的东西借回给中国。另外他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对丝路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引领和框定作用。
▲伯希和
欧洲学派可以说起源于上述一群丝路盗墓贼、探险家，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确建立起了这个学科从概念到理论到方法到基本的话语体系的阐释框架，为这个学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所以欧洲学派也的确成了全球丝路学派的开拓者。
美国学派靠的是名智库、名家、名刊
美国学派在欧洲学派基础上得以推进和发展，且更多是由名智库、名家、名刊，以及跨国别、跨学科的合作团队来主导，他们的相关研究报告的确影响到了美国历届政府对中亚、对华、对亚欧的政策，包括美国政府现在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这是美国学派和欧洲学派的不同。美国学派更多的政治化了，欧洲学派依然坚守着学术的东西。
中国学派的缘起
中国学派诞生于1927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之际，这一件事对中国丝路学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我们当时是与八九个他国权威的丝路学专家一起调研，共同探讨丝路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意义不可谓不深远。其次，这件事影响到了北大历史学考古系的丝路考古和历史研究。北大四代丝路历史考古名家一直坚守在中国新疆周边国家与地区研究领域，北大也成为中国丝路学研究的引领者。
现在北大荣新江老师的团队，也正好是“天山学者”团队，在新疆师大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成立了黄文弼研究中心。黄文弼先生可以说是“中国丝路学之父”，他写的很多著作、论学和研究报告到现在对我们研究中亚，包括国内国外的一些相关问题，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学派为何碎片化？
如果说欧洲学派是开拓者，美国学派是领跑者、主导者，中国学派却呈现出碎片化的学术生态。碎片化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但是有几件事值得我们反思。
一是面对李希霍芬，鲁迅与翁文灏褒贬不一的分歧性定性，激发了中国知识阶层对这一群盗墓贼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结果形成了中国精英避谈丝路学的集体潜念。我们也把他们只作为文化侵略话题来谈，避谈其学术，不再谈丝路学，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关于斯坦因和伯希和。这两个人前者盗走了最多的丝路文物，后者盗走了最好的丝路文物。这些盗墓贼还包括俄罗斯人、日本人等，带给国人，尤其是中国精英阶层极为深刻的不良记忆，并逐渐形成了“学术殖民创伤情结”。
第三件事我觉得是我们前几代的学术前辈在当时特定的学术背景下的一种无奈之举——能做一段是一段地守势研究丝路学，如我们的学者只研究吐鲁番，或者只研究敦煌，或者只研究西域,以及郑和学、长安学等等亦如此,此种碎片化的研究生态是历史的产物，但决不能在我们这个新时代再继续了。
丝路学聚焦“中国与世界关系”
关于理论溯源，可总结为3-2-1-1，什么意思？先讲1，就是说从李希霍芬的《中国》到彼得·弗兰克潘写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丝路学穿越百年历史变迁却依然聚焦“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就是这样惊人的相似，百年之后又再次回到了这样一个主题。所以这个1表示丝路学就是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门百年显学，它聚焦的核心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关系、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关系。
第二个1实际上就是指一种问题导向性的研究范式。弗兰克潘把在这条路上上演的历史大戏从各个维度做了全新的解读和阐释。所以他最后谈到，在这条路上，中国在2000年之前已经进入到了全球化的时代。也就是说在这条路上中国曾经给全球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再次纳入全球化，那当然世人对中国之于全球化的新贡献又充满了期待，这是符合丝路学研究规律的。以上就是两个1：一个主题，一个研究范式。
丝路学有三大理论核心
3是什么？3个理论，这不是说丝路学只有三个理论，而是说以这三个内生性理论为主，不是被西化的。
首先，回到这条路上想一想，这条路上存在着多种文明，文明要交往，所以有文明交往理论。因此2000多年来在这条路上形成了丝路文明，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多元文明能够共存。所以文明交往论就这样内生性生发了。
第二，2000年多年前从张骞出使开始，我们就是要结伴交友。当时我们如何和沿途伙伴相处，相处之道是什么，形成了怎样的伙伴关系，在这条路上各国友好交往，形成了丝路天然伙伴关系，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现在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即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构建丝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最后，“安史之乱”影响了陆丝的发展，所以说只要国家内部出现问题，这条路就会受到影响。而这条路上大家是互惠互利的关系，因此大家都希望问题少一些，共治问题，使丝路畅通无阻。如此一来，治理问题也就产生了，“一带一路”是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方案”，“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特色的治理观更赢得世界的广泛关注与积极响应，所以丝路研究无法回避全球治理问题,全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
所以，丝路学是文明交往学，也是国际关系学，更是全球治理学，并以这三大理论为核心形成理论基础。
丝路学需要一面做学问，一面做调研
2是什么？一面做学问，一面做调研。丝路学和其他的学科不一样，从李希霍芬开始形成的传统，丝路学既是学术的,又是实践的。所以丝路学为什么是名家为骨干？因为他们有双重技能，因为他们既可以著书立说，又可以建言献策，丝路学具有学术与实践的双核特质。丝路学如果只有报告，没有论著，恐怕还是折了一条腿。但是双技能它对你的学识、研究能力、调研能力的挑战性非常大，所以还需要我国学者做出更大的努力。
破立并举振兴中国一带一路学
有人问丝路学和一带一路学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两者是相通的。因为中国丝路学要振兴，最具实际意义的就是要做一带一路学。这句话反过来说，一带一路学是丝路学振兴之举，而且是切实之举。中国丝路学如果没有抓住“一带一路”这个机遇，这恐怕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失责。
前一阵子我们发现美英法德日澳印等国对中国骂得最凶，而这些国家恰恰是丝路学研究最扎实的。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出我们现在需要加大学科建设，尤其是话语体系建设。如果这个责任我们没有担负起来，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一带一路”的学术对接。
我们多讲“一带一路”和沿线国家“对接”，但我们不能忽视“学术对接”的重要性，如王文老师自己也是不断地在和世界对话。因为如果只有企业“走出去”，但学者不跟进的话，则会大大影响“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
因为，要想使“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我们就必须用“中国思想”来阐释“中国方案”。目前，“一带一路”在政策影响力、注资力，以及互联互通等方面成效显著，但如果不跟进“中国思想”的有力诠释，“一带一路”有被西化的学术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古代丝绸之路是我们的祖先提供给世界一个公共产品。那么“一带一路”能走多远？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学界用“中国思想”对“中国方案”的全面的学理解读。
学术如何对接？一是加强基础研究，第二要有实证，不能务虚。王文老师常说要“脚底板下做学问”，一带一路学的建设更是要加强结伴走丝路做学问的意识。要结伴，一定要打造“学术共同体”，不能大家各自为政，一定要抱团取暖。我倒觉得这个责任人大重阳应该是当仁不让的，可以发挥很好的引领作用。
中国学界唯有用自己的理论范式话语体系影响世界，“一带一路”才有可能获得更多国际认可。总之，“一带一路”具有带动全球丝路学转型与中国丝路学振兴的双重效应,在座的各位都可投身其中，共同探讨“一带一路学”的建设。谢谢！
“一带一路”研究可挖掘到深厚的中国思想
贾文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千人计划专家）：
最近一些国内、国际学者似乎有点唱衰“一带一路”，国际似乎出于一种战略考量，而国内更多的出于一种策略选择，都似乎主张少提这个事。甚至有学者主张我们再回到改革开放初期的韬光养晦时代，“一带一路”该撤了等等。当然这些建议我们可以做一些学术探讨，但是在政策上提出这样一些建议恐怕有失偏颇。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曲折的，需要做扎实努力的工作。
马丽蓉和王文老师今天的讲座立足于古代的丝绸之路，从历史的视角、考古的视角，和现代的视角对丝绸之路作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溯源。尤其是她谈到了三点，一是文明交往，二是结伴而行，三是全球治理值得关注。首先，在马老师看来，古代丝绸之路形成了文明交往模式。正如耶鲁大学汉森教授所言，在丝绸之路贸易过程中呈现了网状的贸易模式。在这个网状的贸易结构中，就产生了通过贸易、物物交换，达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才是丝绸之路重要的缘起。
第二点是结伴而行。当西方的民族国家建立以后，这种文明交往、民间交往就上升到国际关系了。但是国际关系确实被西化，尤其是欧洲国家竞相殖民的时候，出现了包括刚刚马老师谈到丝绸之路上出现欧洲盗墓贼的现象。本应是结伴而行的国际关系模式被西化成了民族国家相互激烈博弈的模式。“一带一路”乃丝绸之路的当代版本。上升到国际关系的时候，“一带一路”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澳大利亚学者写了一篇文章，谈到现代西方国际关系应该回到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的理论框架下。也就是说，中外交往本来就是互相的，需要共同结伴而行。我想，西方国际关系可能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关系”。我们将international relations翻译成“国际关系”以后，很容易想象成中国关系的概念。特朗普的谈判风格就明确表明，中美贸易战、相互的博弈就显示出来它不是我们想象的孕育中华文明内涵的关系，也不是秉持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的这样一种理念，甚至有可能恰恰相反。
第三，到了全球治理这个层面，其实就是全球化时代。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看到媒体的话语体系在不断地转型，尤其是2000年以后一切都似乎全球化了。然而，从“一带一路”的研究里面我们确实可以挖掘到具有深厚历史维度的包含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中国思想、中国理论。而且它不仅仅是中国特殊性的一种表现，更重要的是中国思想普适性的一种表现。
从过去五年的进度来看，“一带一路”的推进是推动新型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讲座意义重大，为本人持续构建中式全球化理论提供了重要历史案例和考古证据。谢谢！
一带一路学将去西方，重新叙述世界历史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刘伟校长专门用经济学双环流的视角来解释“一带一路”。过去“一带一路”都是单环流，发展中国家生产、输出原材料，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然后再把产品销售给发展中国家，那是一个单环流的世界。大概冷战结束之前，全球的产业链模式基本上是单环流。
而21世纪以后全世界因为中国出现了双环流的视角。产业链的模式就是中国既是一个生产者又是一个消费者。通过“一带一路”，产业链的模式在经济学里面形成了8式结构。中国就在这个8的节点处。中国对其他国家来讲，他既是一个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刘伟老师作为中国一流经济学家，是他从经济学角度阐释“一带一路”的巨大突破。
一带一路学不是空中楼阁，有它的历史延展。学科的初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产物。我们经常讲经济学、政治学才200年的历史。学科体系是从西方传入的。17、18世纪欧美国家因为工业化分工，技术的分工产生了学科的分工。中国整个大学学科体系是被西化的。新兴经济体起来以后，我们发现这一套被殖民的学科体系崩盘了，解决不了新型经济体的东西。
“一带一路”的现实同样是如此。第一，至少它是跨学科的，不能是旧有的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国际关系学。那一套东西根本解释不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学科体系能够解释得了目前的中国，所以习近平主席讲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
第二，一带一路学从现实角度上是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我们过去的所有学科体系和历史都是西方主义，我们近现代史划分是1688年，那是发生在欧洲的事件。我到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发现一百平米以上的大厅墙上挂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地图。他们把哈萨克斯坦做成一个大的帝国。我去埃塞俄比亚博物馆一看，它告诉你人类起源于埃塞俄比亚。我去每个国家都会去这个国家的博物馆。你会发现每一个国家都有自豪的历史。但是因为世界历史处于西方话语权下，被西方所垄断和笼罩，所以其他国家完全被忽视。1500年以后，西方人通过殖民的手段对外侵略，但是西方人却说他们掀起了全球化，把工业文明带给了全世界。
第三点就是共赢。“共”的理念本身就是文明史的巨大进步。因为1500年以来全世界崛起的九个大国，分别是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但没有一个国家是提出共赢的理念。美国人那套理念是20世纪的理念，已经落伍了。美国人的理解中只有“黑白”，两者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要么是正要么是负，要么是白要么是黑。
第四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的，未来的“一带一路”需要研究，不只是以国家为单位。21世纪一带一路学要研究什么？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现实问题里面的国家力量的衰退，以及个体力量的上升，跨国公司力量的上升。海南省30周年建省，我去博物馆一看，海南省一年GDP7000亿人民币，海航集团，海南的一个企业资产1.5万亿，一个海航集团等于两个海南省一年的GDP。马云很骄傲，他说阿里集团独立起来，是全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跨国公司的力量。
所以，我的结论是历史没有终结，历史才刚刚开始。国家、个人还有各民族的觉醒，各新兴国家的政治觉醒等等，都刚开始。未来我们要继续走下去，重新开辟世界历史。作为学者，我们要用思想影响世界，并逐渐重新去构建叙述人类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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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