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罗思义：读懂中国应先破除三大误读，中国经济成功无需诺奖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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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4月4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第40期重阳论坛暨《别误读中国经济》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纪秀荣先后致辞。随后，《别误读中国经济》作者、英国前高官罗思义（John Ross）发表主题演讲，并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教授就“中国经济70年：为何常被误读？”为主题展开深度讨论。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魏本华、刘志勤两位一同参与点评与研讨。本次发布会由人大重阳院长助理杨清清主持。本文根据速记稿整理而成。
罗思义：我今天要讲的是些总结性的概念。中国是否还在执行社会主义道路？答案是毫无疑问的。尽管中国在1978年之后有市场的改革，但有一个基本的持续性，改革开放前的1949-1978年，及1978年之后一直到现在，这两个时期并非是割裂的，实际本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直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
1949年以来西方对中国的误解
尽管中国现在发展快速，但也要强调，美国和西方国家有非常大的影响。
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做出承诺，要“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很多西方议会制国家借此批评中国，因为大家觉得中国是通过自己的方法——坚守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没有说建立类似西方的议会制度。
目前，西方对中国经济发展存有各种各样的误解，一些误解在中国媒体上有时也会出现。我这里罗列三点：
1、误将中国70年经济发展历史阶段划分为两个时期，忽略了两个时期之间的关联性。
2、对苏联后期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存在误读。
3、对西方经济学早期的错误视而不见。
第一种误读，没有看到中国两个发展阶段的关联性。
中国有一个说法“为人民服务”，而中国的发展也已经实现了为人民服务。
平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社会总体状况的最佳指标，因为它的延长需要好的消费、好的医疗教育、好的环境等一系列优良条件为基础，反之，寿命预期是非常短的。所以，我们用平均预期寿命做指标。
中国和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基本是在相同的时间实现了政治的稳定——1947-1949年，印度从英国手里获得了独立；中国于1949年成立。这时期，中印两国的预期寿命几乎在同一起跑线；而1960年代起，中国的政治有些波动，但预期寿命与印度差值开始拉大；至1978年，印度的预期寿命已落后中国近12年；之后，中国预期寿命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
再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比，比如巴西、印尼。本来中国的预期寿命在1949年是落后于这两个国家的，但后来超过了。此外，1960年，58.6%的世界人口预期寿命高于中国；但到2016年，这一数据降至22.9%。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因为2016年，30%的国家人均GDP比中国高，但只有22.9%的国家的人均寿命高于中国。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进步已领先经济的发展。
为人民服务，首先生命要延长。从这角度来讲，中国肯定是实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目标的。
第二种误读，关于苏联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邓小平和陈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设计师，他们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且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本质。邓小平在很多重要讲话中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事后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后来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继续谈道，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高级社会主义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很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无法在短期内被除去。邓小平在其著作中也诠释了这样的观点。
在邓小平的演讲和著作中，有个非常有名的概念，即“按劳分配”。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如果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那是最好的；但当时阶段这一设想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分配必须和劳动相关。这代表一下子消灭不平等是不可能的，要完全满足人民的需求，社会经济需先高度发达，而中国距离实现经济高度发达、最终实现按需分配的要求，还需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如果我们研究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文章和理论，就会意识到，他引用了非常多的马克思理论。比如，他判断“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只是“初级阶段”这概念从未在别的地方——如前苏联的文献——被引用过，是中国独有的体现。中国创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由此衍生而来，中国的经济政策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结合。
那么，为什么会被误解背离马克思主义呢？1928年，前苏联提出了另一个思路，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前所未有的经济体系。
过去500年中，世界上主要有三大经济体制：
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不是由个体发明出来的，而是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分析总结出来的体系。
第二大体系，即是斯大林在1928年推出的经济体制，有人称它为计划经济，但我把它总结为“管制经济”。因为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所有细枝末节都是受到国家管制的，比如卖一只铅笔，前苏联相隔几千公里的两地之间不允许有任何的价格差异。
第三大体系，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
西方认为，苏联所采取的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体系，其实这是一种误读。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念中，要转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需要一段非常漫长的过渡时期，而当时的苏联是希望能一步到位地实现社本主义。这体系下，包括小餐馆、小卖部在内的一切都是国有的。整个经济与世界经济相隔绝，无法融入世界经济，同时也无法影响国际经济。“管制经济”规定了经济体系中的每一个要素，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体系其实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
我发现很多人，包括中国一些媒体，在解读中国经济的时候有误读，说“因为中国和苏联不一样，所以中国不是社会主义体系”。这论断是错误的，苏联的制度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这个词的出处究竟是哪里？“社会主义”源自于社会化、大型一体化的生产过程。马克思也做出如下分析：社会主义是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他在后来也不断延伸了这一理论，而且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延续了在《共产主义宣言》中的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专门添加了一段《共产党宣言》里长段的引文，就是重申这个观点。
前苏联所推行的制度是一种“极左”的冒险行为，当时打算一步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甚至高级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按照马克思所强调的，经历长期的过渡期，逐步迈向社会主义。
第三种误读是由西方经济学家早期提出的，现已被西方重要经济统计机构纠正了，但我发现这错误在中国也依然会重复出现。
我们要继续探讨这个误读，得先回到一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这个词源于社会化的大型生产，而马克思最天才的地方就在于，他认识到了经济学的范畴，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这也是整个马克思理论衍生出来的基础。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很多是从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讨论中进一步延伸来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就指出劳动分工的重要性，而马克思表示劳动社会化是最大生产力，体现了“1+1＞2”的力量。这个理论，习近平主席也引述过的，指两个人在现代化社会中协作，所取得的生产力超过这两个个体单独的生产力加起来的总和。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生产中，1000个人的生产力总量，要大于一个人的生产力×1000的简单叠加。
马克思的理论以更广阔的历史、社会视角把经济的过程概念化为劳动的社会化。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联系不断增加的过程，在经济范畴里，社会关系不过是劳动分工的一种体现而已。
最简单的生产是直接的劳动力投入，而在社会劳动范畴中，也会有别人的劳动力投入。比如汽车的方向盘是由别的生产厂线生产出来的，同时，生产汽车的机器也是别的生产周期（厂线）生产出来的，这部分被马克思称为固定资本。
此外，劳动力可以细分为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前者通过社会化进程可以实现劳动力的熟练化，其中包括教育培训——教师教授知识，帮助学生成为熟练的劳动力。马克思还说，如果生产能进一步社会化，就意味着投资对于生产力的重要性，相对于直接投入，更重要。
我们来验证下马克思的哪些预测是正确的。
先来看中间投入（流动资本）。如果研究这个因素，会发现它的增长在生产中的贡献是最大的，尤其是对美国GDP增长的推动。我也研究了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等经济体，发现资本流动在生产中贡献最大，增速也最快。这种情况在国际贸易中也非常常见，体现出间接的社会主义生产和劳动社会化。
资本密集型生产随机器发展呈上升趋势。就现阶段来讲，不同的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比不同：资本投资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体GDP增长的贡献率是62%，而对于发达国家的贡献率是74%。
劳动力、技能投入也是劳动社会化的一种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投入对国家GDP增长的贡献率非常小，大概占34%，很多人的劳动时间也是非常长的。在发达国家，大部分增长来自于技术技能和教育方面的增长。
早期西方边际主义经济学的错误在于，不如马克思主义有理有据。现在在西方，这一认识被广泛接受。
中国经济放缓背后的原因
我这儿讲点比较技术的内容。
“增长核算法”是由索洛所创建的，但索洛的公式范了两个错误：一是他是按小时计算的。比如韩国农民的劳动力质量和韩国工程师博士的劳动质量，后者肯定高于前者，你不能用小时来算他的劳动价值，我们要看他的质量；二是他计算资本的方法都是一样的，这并非是合理的。一座桥可以用几十年，而计算机两三年之后就不好用了。所以，我们要看到资本是有不同的折旧率的，也就是电脑的折旧率要快于桥梁。
增长核算法是如何测算GDP的？增长核算法是根据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TFP）三种投入计算GDP的增速，计算公式是：GDP=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TFP。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现在有所放缓？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来诠释背后的原因。而增长核算法介绍了三点：
第一，国有企业或市场机制是缺乏效率的，如果这点属实，主要表现为TFP增长放缓和效率低下的问题；
第二，和人口要素有关，工作人口数量不再增加；
第三，和资本投入减少有关。这三点测算的话，都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有必要指出，中国经济的放缓是高度相关的数据。按照人均来算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非常快的，1990-2017年中国经济远远超过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
现在稍微详细谈谈。
1990年代有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中劳动力确实有一定的放缓，但影响非常小，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本的投入在下降。这对于政策制定有指导意义。所以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能通过全要素投入。按照国际标准，全要素投入的成本非常高，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有可能让整个经济刹车。此外，全要素生产力是“后周期”的，要看它的周期性。如果经济放缓，全要素生产力也会下降。中国GDP增长与TFP增长之间有极高的相关性。
至于人口因素，中国人口有很小的增长，但对中国经济放缓影响有限。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资本投资的下降。中国净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重从2009年开始有个巨大的下降——2009年时的占比是30.5%，在2016年，数据变成21.5%，基本下降了1/3。净固定投资下降与GDP增长放缓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数值达0.76%。经济起飞，没有净固定资本的投资是无法实现的。
此外，中国的净储蓄量，2007年是39.3%，2009年是36.7%，2016年则降至24.9%，这都展示了中国经济放缓的速度和经济当中资本的形成放缓有关。净储蓄和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是非常非常高的，达0.88。而总储蓄和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也是非常的高，达0.8425。
在西方，在大萧条时期，投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固定投资出现了下降，造成投资的整体下降。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国有企业占了很大比例。如果国有企业继续这种投资，可以不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只要中国的投资在上升，中国的经济仍然是在快速起飞阶段。
结论：中国经济理论是非常贴近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的经济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发展，这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从1949年开始到现在——我强调1949年，不只是1978年——都是非常正确的。现在西方经济体也是这么认同的。
通过关注事实，我们就会认识到，其实中国经济理论是非常贴近马克思主义的，但凡看事实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个结论。
除此之外，我解释了常在一些媒体上出现的三点误读，即：
要把1949-2019年中的两个时期看成一个完整的大周期，虽然可以按照历史阶段划分，但不能忽略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关联性；
对于苏联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应该有准确的认识，中国的现状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其观点是非常贴近马克思主义的，但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照搬，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和发展；
西方早期经济学中的一些错误已被纠正了，但媒体没有注意到。
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
吴晓求：罗思义教授马克思主义功底非常深厚，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特别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相结合，做了自己很好的解读，他对邓小平的思想，陈云的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都有非常好的研究。他的演讲后半段是非常专业的，因为他对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固定资产投资，资本的形成，全要素生产率和整个GDP增长的关系做了全面的解读。
罗思义先生谈到了存在的三种误读，既有西方的学者也有中国的学者，对中国经济理论经常有三种误读：
第一，把中国7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很多人是把它割裂开来，做完全不相关的研究。他认为，中国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70年的经济发展有它的关联性。他认为割裂是不对的，没有前30年工业化基础的奠定，后面我们要推行市场化的改革是没基础的。
第二，他认为，苏联在1929年之后构建管制经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实行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第三，我们不少人误读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错误，包括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理论的关系。当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确是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基础上得到了科学发展，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理论。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中国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40年，都在不同时期坚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他特别强调的一条。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会成功？我的理解，他认为，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所形成的一整套理论、政策、方法、观点，有密切的关系。他谈了中国经济最近几年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资本投资在下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力并没有下降，而且还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我非常赞赏罗思义教授的科学态度，他比中国很多学者有更多的理性，更多的科学精神，更多的实事求是。中国的学者经常会走向极端，要么就是全盘否定，要么就是全盘肯定，理性相对少。我认为罗思义教授是位理性的学者，比较客观，而且他对中国的国情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不同阶段的结合，比一般的中国学者有更精髓的把握，特别是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经济思想，我看他做了非常好的研究，他认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一种新的发展，我完全赞同这样一个判断。
我认为中国70年来的发展，前30年为后面40年改革开放创造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中国50年代的56项大工程，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工业的基础，为后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49年-1978年是我们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人均平均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35岁上升到66.2岁。中国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经济不是很富有，但人均寿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为人民服务是很重要的指标。这个指标说明新中国成立，的确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标志，这一点毋庸置疑。
当然，前30年，我坦率地讲，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了弯路，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灾难，可以说既是自然的灾难也可以是人为的灾难，特别是其中十年的倒退，“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更为重要的是破坏了中国人的社会生存环境，我认为这是国家走了一趟很大的弯路。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一场灾难，中国民族的浩劫，这十年带来的苦难是巨大的。
1978年的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能有今天，最重要的还是后40年的改革开放。一是人均预期寿命进一步延长，从66.2岁到77.2岁，延长了11岁，上面的边际会越来越小的，在77.2岁上升到80岁别看这3岁就非常难。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后40年，对中国人来说起了一个重大的贡献，解决了饥饿，解决了温饱。饥饿是中华民族长期的记忆，特别是几百年来，给人们的感受是中国人是吃不饱的，所以，饥饿成了这个民族的一个基因式的烙印。即使在1978年之前，我们还处在饥饿的状态，一天吃两顿，现在一天吃两顿是减肥，那时候一天吃两顿是没有办法，是两回事。现在吃红薯是高级食品，那时候吃红薯是没有办法；现在吃窝窝头是高级食品，那时候吃窝窝头也是没有办法，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要求。所以，这40年至关重要，它最重要的是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到2020年我们全面实现小康没有问题，而且中国之所以变得这么有竞争力，有活力，和后40年我们坚持小平同志搞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密不可分。两者之间有些关联，不要割裂开来。坦率地讲，如果没有前30年的那种饥饿也没有后面对改革的渴望和向往，中国的幸福感这70年都有，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后40年。
中国经济的成功，像罗思义教授讲的，坚持住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这是才是我们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过去很僵化，资本论里一套论述搬过来用很麻烦。改革开放之初，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私人企业雇工超过5人就是剥削，后来怎么办呢？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允许剥削的，怎么可能存在剥削呢？后来我们突破了这个东西，一开始很难突破5人，后来到7人。私营经济也搞大工业，5个人只能开个小吃店，要大工业要几百、几千、几万人，必须要雇这么多人，这就是突破。这和中国当时的国情相结合，发展改革目标相结合。所以，我们突破了禁区；同时，我们也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比如按劳分配我们还是要坚守的。我们还坚守公平和收益之间的平衡。
实际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你没有办好中国的事情，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说坚持马克思主义，那是歪曲马克思主义。
理顺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吴晓求：西方经济学有一些有益的成分我们还是要坚持，包括它的分析方法，比如边际分析方法，传统经济学里“边际”的概念是相对被批判的，但现代经济学缺乏边际的概念就没办法做计算，它之所以可以做数学模型是建立在边际分析基础上，方法论上这还是有意思的，我们还是把它吸收过来。
作为整套的理论体系，中国还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它的一些方法，注重计量，注重边际，以及他整个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微观经济分析的框架有它合理的成分。中国的经济还是要吸收当代文明社会、发达社会被证明了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我们也要借用，必须要兼容并蓄，才能丰富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才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才可以找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
中国经济实践走了弯路，是因为经济理论出了问题
王文：目前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出现了问题，还是中国经济的实践在过去40年里出现了被误读和被中断？更简单地说，是理论误解还是实践被误解？
罗思义：我有两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14亿人口的大国经济体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共产党也从来没有说不犯错误，但有两个理论：
第一这个错误不应该是过大的，第二当出现错误的时候能够及时得到纠正，因为是非常明显的，肯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会有一些波动。
在我看来，一个比较基础的错误是出现在和中国马克思经济理论出现不一致的地方，出现偏离，尤其是1949-1978年的这个阶段，这是我自己的想法。这个错误什么时候出现呢？有更多的极左而不是极右，以及经济体制。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既有好的也有坏的。
60年代有很多极左的错误被指出，像“文化大革命”，这是政治的一些波动，这样的时期有一个趋势，极左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我自己看来，1978年，在中国的经济政策中，最大的问题还没有出现。但有时候会有这样一种倾向，有不同的想法，这个想法可能是不同于邓小平的，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比如，邓小平最出名的就是“黑猫白猫论”，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有时候必须要解决问题，有时候要私营部门，有时候要国营部门解决问题。极右的变化是1978年之后出现的现象，这也会出问题的，中国能控制自己投资的水平是因为中国没有任何经济退步。
吴晓求：在过去70年，究竟中国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哪方面出了问题，我想首先还是理论出了问题，我们的指导思想，指导原则，发展目标，观念等等，如果说有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更大一些。在相应的错误理论指导下一定是个错误的实践，从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都是在探索，这么一个大国，东方文化，自然经济、空间经济非常浓郁的国家怎么样发展现代经济，一直处于探索的阶段，前30年是探索，后40年也在探索。我认为，1978年开启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真正找到一个正确的发展道路，这个道路目前从1978年所形成的以市场化改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总体思路符合中国国情。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在40年期间有巨大的发展。
我也看了前30年先辈所写的著作，他们在特殊的体制下进行了艰辛、卓越的思考和探索，但因为整体方向是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所以给出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学理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际中国经济学家的很多理论成就，如果能有通用的语言让外国人理解的话，他们不会比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者的贡献少。这个理论体系显而易见不是照办照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受了它的影响，但一定有中国的元素。
以经济成就而言，诺奖应颁给中国经济学家
王文：中国经济学理论进步是事实，但并没有得到世界上全面的认可，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和证据，就是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西方经济学评价体系太小，无法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实践。第二种看法认为中国14亿人的规模经济发展太大了，超过了经济学家的想象，是实践太难，难以概括。简单地讲，一是西方的经济学太小；二是中国的实践太大。我想请问，你们认为哪种正确，或者你们认为原因在哪儿？
罗思义：我们要看过去的40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首先中国取得了最快速的经济增长，在整个历史上，所有的经济体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最快的。40年中，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取得这么高速的经济增长。第二，获益的人群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其实，没有拿到诺奖不用担心，因为诺奖是很有偏见的，要接受这个事实可能要推翻整个西方的经济理论了。如果要认可的话，拿诺奖就会无聊了，因为所有的奖都要给中国的经济学家了，因为中国取得的这些经济成绩比任何西方国家的经济都要成功，但对于西方的颁奖体制来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对西方来说，没有办法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的经济更成功，因为它会摧毁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所以，诺奖就选择了另外一个颁奖思路，比如小成就，有些人在福利、信息理论方面取得了小的，技术性问题的解答上获奖，得奖的那些事项可能有些有趣，有些无趣，但都不是重大的事项。
吴晓求：作为个体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有两个缺点，一是他的方法不太精细，经济学家成为科学家首先方法要非常得精细，要高度地计量，它能够做很好的模型。二是还是需要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有时候也会受到束缚，所以，这两个很重要。比如，中医是一种哲学，但你很难说它是科学，因为它没办法解释，靠经验，靠感受，摸你的脉就能知道你是什么毛病，已经基本进入哲学阶段，很难由科学去解释。西医是科学的，各种分子结构分得非常清楚。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学也要从中医走向西医。我们有时候更多的是中医，大概其的问题所在都能把握得很清楚，有宏观概念，但特别精细的计量就变得差。中国经济学家作为整体，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但可以得，还可以得很多个。正如罗思义所说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能从过去那么落后贫穷到现在非常有活力，开放的经济体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就。罗思义教授也提到邓小平同志的贡献，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现代化的奠基人，如果再加一句话，我认为他是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也不要把诺贝尔经济学奖看得那么高，对人类所做出的贡献来说，哪一个经济学家可以和邓小平相比较。
很多人对发改委提出批评，实际我对发改委是提出赞扬的，它对中国整个经济发展还起到了很好的规划作用，这很重要。我们正确处理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这是挺难的。当然，我们抓住了制度红利，人口红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了科技创新。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金融对本国经济的作用那么大，货币发行量很大，M2已经180万亿，GDP90万亿，但中国40年来没有出现过恶意的通货膨胀，挺有意思的，这些都是中国成功的经验，有中国这样的研究对象，完全可以出大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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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