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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4月24日观察者网。
编者按
“我们不欢迎。”
这似乎是最近美国对中国学者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过去曾笼罩在中国自然科工学者头顶的“乌云”，如今正蔓延至人文社科领域。
4月14日，《纽约时报》称，去年共有30名中国社科领域学者及政策研究专家的访美签证被吊销或进行行政复审。另一则最新消息是，4月21日，美媒称，因“担心”中国“窃取”美国研究成果，有美国研究机构在联邦当局“金主”的指导下，驱逐了一些华裔科研人员。过去18个月间，已有10名华人或中国雇员从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退休、辞职或“被休假”。
美方的这一行为令中国学者非常不解：为何美国国内的“肃杀”气氛忽然迅速降临？为何美国会变得如此不自信？难道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已无知到这种程度了吗？……
观察者网就此对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进行专访。王文院长正是此前遭FBI“骚扰”并被美方取消签证的中方人文社科学者之一。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4月16号《纽约时报》刊文称，因为担忧间谍活动，美方禁止部分中国学者进入美国，其中有写到您被FBI骚扰并遭美方取消签证？当时具体情况如何？问了哪些问题，态度如何，给您的最终回复是什么？
► 王文：我不想谈论当时过多细节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因为《纽约时报》、《环球时报》近期都已经报道了这件事，有上百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被FBI骚扰、或被美国使馆取消签证。我觉得这背后实际上是一股力量，想切割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我们需要更加冷静地看待这件事，并且能够把所有的视野都往后看、往未来看。
观察者网：您此前在其他访谈中提到一份报告《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有外媒称，主导这份报告的两位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分别是左派和右派，但在对华态度上却取得一致，那么，现在美国内部包括政府、国会或您熟悉的学界对该报告看法如何，您对此有所了解吗？这种对待中国人文学者的态度会是一种长期性存在吗？
► 王文：那份报告的确囊括了大概几十位美国对华研究学者的一个相对比较普遍的共识，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像谢淑丽等人也持保留看法，还专门做了个人声明，可见美国学者内部对华态度也并非铁板一块。再者，这份报告折射出中国目前的影响力的确对美国产生撼动，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但是并没有大到足以让美国无可奈何的程度。
此外，从这份报告还可以看出，一方面近年推动中国影响力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等各项工作卓有成效，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还不够强大，要继续戒骄戒躁，对于拓展我们在全球的影响力、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任重而道远。由此来看，影响美国、主动塑造美国社会的工作和努力仍会进行，并借此推动中美之间的融洽合作。
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仍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而且要更精细化。面对过去，我们要有更多的自信和战略定力，面对未来，我们需要更多的自我能力提升。至于美国对中国人文学者、社会科学的态度，中短期内还是会继续存在的，我们对此要有心理预期。
如今面临着中国正赶超美国的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美国方面对中国学者甚至其他各领域人员采取非常规手段的行为还会继续存在，这些行为看上去很可笑，但又能真正影响到一些人，因此我们要有高度戒备警惕以及充分预期。但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增长，这个问题也就逐渐迎刃而解。
观察者网：这次被美国拒签的学者主要是社科领域研究美国的专家。以往美国主要针对自然、科工等敏感领域的学者，现在延伸到社科领域，所以美国究竟在害怕什么？
► 王文：过去我们在很多研究领域与美国存在差距。这些年来，在自然科学、科技等领域，中国逐渐呈现赶超趋势，引起美国的担心，并且在这些领域对中国进行限制，这些还算是有一定逻辑的。但是在人文社科领域，我们过去没想到。
美国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限制，一方面折射了近年来中国社科人文领域研究的进步，另一方面也体现中国对国际释放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比如，近年来中国发展模式对世界的吸引力，即使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对中国的发展存在仰慕、尊敬等诸如此类的情绪。
那么，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实践，到美国去讲述中国经验，自然引发越来越多美国人的关注和兴趣，一定程度上也会撼动美国人对自己模式的那种传统的迷信、崇拜和遵从。美国自然会对中国社科领域的学者产生担忧和焦虑。
所以，这典型反映出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目前特朗普政府主导下的精英阶层，对中国实践、中国思想以及中国发展所释放出来的软实力有所感知，并由感知转化为恐惧、焦虑、害怕。然后，又用一种非规则手段，对中国社科学者进行阻拦。这就像是掩耳盗铃或杯弓蛇影。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的衰落是从封闭开始的。我在五年前的一本专著《美国的焦虑：一位学者对美国的调研手记》中就提过美国的焦虑，现在美国有一批人就像当年满清八旗子弟，一方面夜郎自大，不愿意向对方学习，另一方面又想通过闭关锁国的方式来显示自己比别人更伟大，用对外界的抵制来突显自己。这种行为是虚幻、虚妄、自负又自卑的典型表现，也是目前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心态和现状。
观察者网：以往美国对自己政治制度非常自信，并相信让更多中国学者了解美国的价值观，有利于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但现在搞这套关门政策，是否显示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不再那么自信？您对此怎么看？
► 王文：美国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全然没有过去那么自信，主要源于美国发展到今天已经变了，不再是华盛顿、亚当斯、杰弗逊、富兰克林那个时期的美国。其中有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第一，美国的种族变了，现在不是过去的“WASP”——白人、安格鲁-萨克逊、基督教新教为主要社会结构的美国，到2035年前后，美国的白人将下降到50%以下。
所以，美国整体人种构成导致了美国巨变，这使其两百多年来的社会制度、赖以生存的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基础被撼动了。
第二，美国意识形态受到国家政策影响。
随着技术发展及国内外各方面政策出现巨大的失误，如国内的金融危机、枪支失控、社会治安以及所谓“技术监控”，对外则有所谓“反恐战略、反恐战争和对外扩张战略，都使美国国力受到极大挫败、软实力出现重大衰落，导致美国人对本国发展丧失信心，对现状不满。但美国政府将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新兴国家的兴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所以，中国成了美国失去信心及国内外结构变化的替罪羊。
当像我这样的中国学者经常到美国讲述中国发展、变化和可借鉴经验，时常会让一些美国人感受到不同点，有的也受益。
即使与美国学者相互辩论，尽管英语不是母语，但中国学者多半不会占下风。这使得美国知识界、精英界感到内心非常受挫，于是有一些智库也像美国政府建议要有所行动，非常典型的就是美国胡佛研究所2018年底推出的《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研究报告，直接点名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中国智库、学者对美国的影响力。
美国政府现在用这种取消签证的极端方式，背后恰好体现了美国对两百年来赖以生存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出现了巨大的动摇和内心的不自信。
观察者网：冷战结束后，福山曾断言历史终结了。但现在看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不仅在本国面临困境，还在其干预过的拉美、中东、非洲国家也都没有取得成功。您觉得是他的这套自由民主制度哪里出了问题吗？
► 王文：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走到今天，实际上已经有违于美国建国之父们的初衷。当时的初衷是为“天赋人权”，应给每个人基本的尊重，赋予人人选举权。但走到今天，这种所谓的“民主”出现了变异。
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所谓“民主”异化成了“选主”，即不是目的的导向，而是程序导向。“民主”的初衷是希望给予老百姓做主的权利，结果却片面地成了只用选票走基本程序，简单选出领导人的结果。“选择中”的程序比“选出后”结果更重要。
第二，所谓“民主”异化成了“钱主”。谁筹的钱多，谁投入选战的钱多，谁成为国家权力主导者可能性就会越高。总统、州政府、议会选举，大体都有金钱规律在主导。有钱人群体主导着选举结果，政客为有钱阶层服务，成为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制度的潜规则。在这个逻辑下，华尔街常常成为众矢之的。
第三，所谓“民主”异化成了“媒主”。谁能操纵媒体，无论是用钱、各类新媒体手段还是议题设置的方式，能操纵公众舆论，谁就能在政治选举中占上风。
林肯当所讲的“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确切的翻译成是“民可作主”、“由民作主”、“为民作主”。这里的关键是，“民”最终享有“主”的结果，而不只是程序、手段。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不只是中国目前需要推进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某种程度上看，美国也需要推进美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直接决定了美国未来的走向。美国也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美国“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应该是永远在路上。但可惜的是，美国精英们抱残守缺、刻舟求剑，拿着两百年前的所谓“民主原则”不动，不顾及目前的时代变化，没有跟上这个时代。
观察者网：通常认为，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表面之下是美国霸权。但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美国这些年颇有些失道寡助的迹象。您怎么看从1990年代到21世纪这一时期美国明显的霸权衰落？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 王文：事实上，美国的经济实力目前仍是领先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到，与十年前相比，美国经济在全球占据的比重还是有所上升，十年前大概是23%，十年后的2018年大概是25%，所以美国经济还在往上走。但为什么过去这些年美国霸权长期处于衰落，那是因为美国赖以支撑其全球霸权的三大基础都出现巨大崩塌或瓦解现象。
第一是美国的军力失效。过去20年左右，美国的军力虽然打赢了战争，但并没有占到便宜，比如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
虽然从军事层面上美国赢得战争，但从经济上来看是失利的、不合算的，更重要的是在道义层面上有损于它的形象，不只是美国国内相当多人反对，国际社会也对美国残忍的、在很多场景下近乎屠杀的行为表示不齿，这极大影响了它在全球的霸权。
第二，美元体系的失稳。尽管美元仍是全球第一大储备、清算、支付货币，但冷战结束以来，全球逐渐出现了“去美元化”的情绪。欧元崛起、其他货币“区域化”迹象明显，随着电子商务、互联网支付的普及，“美元霸权体系”的瓦解只是时间而已。
第三、美式价值观的失信。目前看来，美国自由民主的神话已日益崩溃，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成长的年轻人，恐怕不再像上一代人那样迷信美国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华盛顿共识里的“三化”，即政治选举化、经济私有化和治理市场化的叙事逻辑在全世界广受诟病。在这个前提下，尽管美国经济实力的根基还在，但霸权衰退的趋势已不可遏制、也不可逆转。我觉得，美国霸权的整体崩塌只是一个时间而已。
观察者网：伴随着美国某种程度“衰落”，从1990年代到21世纪中国学者也经历了一次心路转变，特别是一批所谓“公知、美分、带路党”，他们的声音和市场似乎越来越小，为何会有这种情况？
► 王文：中国社会的世界观在拓展，多数中国人对美国近年来经历了从仰视到平视的转变，这正好与美国霸权的衰弱程度成线性关系。21世纪以来，美国形象在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变化非常明显。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对美国的崇拜、神化的形象，逐步走下神坛。知识分子开始更正常、更清醒地看待美国。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美国发展存在很多糟粕，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优势。这是中国社会对美国心态回摆到正常值的体现。
40年来，美国社会对华认知也在变化。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认为，中国也是有自己优势的，越来越多美国人由过去鄙视中国、厌恶中国，到现在喜爱中国、崇拜中国甚至惧怕中国。中国形象在美国社会中的熵值，经历了从低到高的变化。其实这也是回摆至正常值的体现。
出现上述心理重新回摆的重要原因是，中美相互变得非常熟悉。目前，两国每年五六百万人次的往来，互联网密集的舆论传导，许多中国精英与美国精英之间其实变得越来越没有间隔。不像过去那样，中国对美国的认识是被媒体或者某些知识分子过滤的。
应该说，现在中国对美国的认识是更加多元化，涉及方方面面：一个好的美国，一个坏的美国，一个正义的美国，一个丑陋的美国，一个追求民主的美国，一个破坏民主的美国，一个塑造法制的美国，同样也有一个破坏法律的美国，美国形象的多面性都暴露无遗。这种情况下，那些崇拜、推崇并无限扩大美国优点的所谓“公知”的声音自然会越来越小。
观察者网：那么现在一方面美国话语的衰落，另一方面中国话语逐渐崛起，近年来中国提出不少全球治理主张，比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与美国相比，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时秉持的理念是什么？而且为何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
► 王文：在目前美国话语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目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消费市场和贸易国，正在积极探索一个中国式的全球治理方案。尤其十八大以来，这种探索变得相对有效的，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世界认同。
相较于美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探索显得更先进。一是从方法论上看，美国是“胡萝卜加大棒”，一边是鸽，一边是鹰，美国大肆强调要民主自由法治，但为了自身利益又不惜破坏民主自由法治，无限制采取双重标准，任意挥舞大棒。
但中国恰恰相反。中国讲求协商合作，共商共建共享，采用“共”的方式，不会出现强制性、压迫性手段，而是平等模式。大家有商有量，建立在协商的基础上，主张大小国平等，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合作，不用两分法来解决目前复杂的世界问题；相较之下，美国的方法是，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而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合作、共建、包容等理念的体现。
二是从本体论上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最大本位是，站在全球，考虑的是全球利益，而不仅仅是一国利益。十九大报告中讲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可见，中国的全球治理是一个“WE”的概念，即“我们”，而相比之下美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在本体论上还是一个“I”的概念，即“我”，是一国利益当先。过去美国还会用价值观、外交政策包装一下，但特朗普上台后就赤裸裸地直接变成“America First”（美国第一）。
三是从经验论上看，过去经验通常会形成历史的绩效。美国从二战以来主导的全球治理，并没有给全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反而“马太效应”显著，穷国更穷，富国越富，甚至富国也没有治理好自己，出现了“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化的迹象，如希腊、西班牙等。
所以，美国领衔下的全球治理，虽然在技术发展等部分层面上给世界带来一定推动，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中解决了全世界75%的贫困，同时还解决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大国的现代化。这样的历史经验让全世界认为，既然中国能治理好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度，那么中国经验、提出方案或许能够治理好更多问题。
当然，中美经验在全球治理层面上的相互消化，还只是开始。目前看来，还不能判定中国必胜，美国失败。相反，全球治理层面上，中美的合作远比竞争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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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