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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9年8月24日，G7峰会在法国巴黎召开。此前舆论普遍预期不高，克鲁格曼视G7如梦魇。与此同时，两个月前G20峰会更令世人瞩目。G20怎么来的？G20与中国每一个人的利益关系如何？中国在G20的作用怎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丝路瞭望》撰文，详解这些问题。本文原标题为《G20，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第一平台》，刊于《丝路瞭望》2019年第8期。
在全球瞩目下，2019年G20大阪峰会顺利召开。中国在这一“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首要平台”上独特且重要的作用，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国际有识之士高度评价中国在G20机制上的积极贡献与引领角色，普遍认为中国推动G20在国际治理面临重大挑战的背景下仍朝着健康发展的方向迎难而上。
二战结束后，欧美人设计出了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论坛以及在各地区建立的区域开发银行（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等）为基本组织架构的全球金融体系，旨在建立宏观稳定金融秩序，推动多边开发与投资，推行金融监管与标准制定。1975年11月，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六大工业国与次年加入的加拿大组成七国集团（G7），以首脑峰会的方式定期会晤，几乎控制着这些架构的全球经济金融政策协调与国际引导功能，垄断着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走向，且日益演化成对付苏联的冷战工具。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G7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与贸易的干预与影响广受诟病。1999年12月，G7加上中国、印度等11个新兴国家加欧盟的财政与金融高官聚首，对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平等与建设性的讨论，进而通过寻找合作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这就是G20部长级机制。此后的九次年度G20部长级会议中，中国一直处于“跟随学习阶段”。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新手”，通过频频参与部长级会议及众多的配套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学习，积累经验，渐渐融入到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国家行列。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11月，世界19个最大经济体和欧盟的央行行长与财政部长参加的国际金融论坛，即原来G7再加上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即后来的“金砖五国”）以及韩国、印尼、沙特、巴西、南非、墨西哥、阿根廷等在内的年度G20部长机制，升级为国家元首的峰会。此时的经济实力已跃居全球第三、2010年后上升为第二的中国，渐渐地成为G20机制中最耀眼的角色，开始为全球金融体系的变革贡献中国式的智慧和方案，可称为“应对危机阶段”。
从2008年开始的十次G20峰会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倡导国际金融改革，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利用财政措施刺激国内需求，加强金融套利行为的监管框架，降低贸易壁垒，建立全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推行切实可行的政策维护就业，促进国际市场信心的恢复，最终避免了市场的崩溃，为建立起一个强劲、可持续以及平衡的经济增长框架而努力。
“这些金融危机是国际性的，其中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就是决定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处理这个问题。……我知道想要这20位领导人达成共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通过努力工作，和施加的一些小小的压力，我们终于还是成功了。……代表90%经济产量的国家能够在解决危机的原则上达成一致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在自传《抉择时刻》一书中，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这样回忆G20峰会成功后的心情。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G20机制，世界经济复苏恐怕不会像后来这么顺利。而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6年9月杭州G20峰会开始，中国与G20机制的关系进入到“领衔转型阶段”。随着世界经济复苏，金融危机的威胁性、紧迫性下降，主要经济体间的矛盾开始凸显，G20机制迫切地需要转型。杭州G20峰会成功将G20机制从“危机应对机制”转型升级为“长效治理机制”，倡导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与绿色金融框架，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还将G20机制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2030）有机结合起来，接着，在此后2017年德国、2018年阿根廷峰会上，中国继续领衔全球对贸易自由化的共识，推动包容与联动式发展。可以说，杭州G20峰会已成为全球治理史上的一座丰碑，而“中国智慧”也使G20走出“必要性下降”的存在困境，成为推动新全球化进程中最具有国际代表性的治理机制。
G20很重要。然而，国内书店里几乎找不到关于G20的书籍，媒体平时鲜有报道G20新闻，民众对G20也不关心，研究G20机制的中国学者很少，真正参与G20机制背后运作的中国人更是凤毛麟角。相比此前有些G20国家的踊跃与积极，中国人对G20的关注热度的确有待提升。因为G20离我们并不远，且与每一位老百姓的利益休戚相关。
从有G20领导人会晤机制开始，G20就深层影响着中国社会。2008年夏季，世界治理进入“G20时代”，新兴国家首次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上平等商议、平等决策，当时发达国家不断希望中国相助，并不断示好，中国人为国力增强倍感自豪。然而，2015年后，欧美国家渐渐从危机中走出，新兴国家却集体跌入金融危机第三波危机（前两波分别以2008年华尔街次贷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为重心），就业率低，增长乏力，高泡沫与高债务风险交织等难题，时刻困扰着经济本应强劲发展的新兴经济体。
数年间，风水轮转，发达国家“巧妙地”利用国内政策与国际规则向新兴国家转嫁了危机，维系了现行国际秩序。如今再反思，在国际治理上缺乏经验的新兴国家并没有充分抓住2008年机遇，在金融危机最低谷时乘势重塑国际金融体系。G20平台虽形成，但新兴国家也为不能深谙国际博弈之道而付出了学费。
虽然中国经济仍保持着较为良好的态势，但外部市场低迷尤其是国际金融、贸易规则对中国的负面冲击仍然很大。比如，包括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减排标准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则等，不仅对中国长期发展的影响非常巨大，与每个民众的利益也紧密相联。而这些都是G20领导人所讨论的议题。
由此看，中国社会多关注G20，从贸易、汇率、旅游、粮食、就业、能源等多个细微处了解和发现国际经济治理规则体系中的不利与改进之处，实际上是形成了对中国精英层、研究界和决策者的社会基座与舆论环境，将会大大推动智库学者、社会组织、外事力量改变国际规则，形成对中国有利的环境。
现在，恐怕不能只关注中国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什么，还要学会如何利用并改革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为中国崛起合情合理合法地做点什么。因为G20是中国成为全球强国的试金石，能很好地运用G20机制，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全球强国。
更重要的是，G20更像是21世纪的新型国际竞技场。20个强大经济体的政府合作机制，更像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明星联队”，既要讲求合作，相互配合，也要赛出个人风格与特色；既要看到“单打独斗”的恶果，也要看到全球竞争的激烈与残酷。
2016年，中国主办G20峰会，中国官方和相关机构承办了近100场相关的磋商与配套会议。这本身就是中国融入全球、改善世界的绝好机会。但中国国民的全球大国思维惯性的养成还有待时日。关注与了解G20，助力中国崛起，中国人任重道远。
2016年举办G20峰会，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课题。它涉及增长、贸易、汇率、安全、就业、能源、粮食、气候等方方面面，既需要大量的物质投入，也需要众多的相关人才，而中国在后一方面的储备并不十分充足。举办G20峰会，既是对中国的一次检验，也是中国了解国际规则的一个机会。这必将为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更好参与国际合作注入新的动力，从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G20重点讨论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尤其是各个大国对人民币即将在2016年10月1日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决议再确认与再支持，将减轻中国人“钱袋子”的缩水压力，大大增加人们旅游、留学、海淘的便利，跨境投资也将更为便捷。
2016年，杭州主办的G20峰会是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主导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极大提升了中国人的话语权、影响力与在国际社会上的受尊重程度。
对杭州人民的受益是最直接的。筹备G20使杭州2016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位居主要城市的第一位。过去，杭州“天堂”美誉多限于国内，国际上并没有太大的知名度。G20之后，杭州不仅将因主办过重大峰会而一跃成为国内的准一线城市，更将跃升成为世界的一线旅游城市。正如2015年土耳其G20峰会主办地安塔利亚、2014年澳大利亚G20峰会主办地布里斯班已跃升为全球主要旅游城市那样，杭州举办G20峰会对本地的积极溢出效应将会慢慢显现。
全国老百姓也能从G20峰会逐渐获益。2008－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3.5%）比2000－2007年全球增长率（4.5%）足足少了1个百分点，2015年再降至3.2%，2016年是3%左右。假设通过G20机制在创新增长方式，推动全球结构性改革、扭转全球贸易增速连续五年低于经济增速的颓势能取得突破，中国经济也将受益，不只是从事贸易、对外投资的诸多公司、个体从业者都将得到实际好处，每一位老百姓也能沾光。
更重要的是，在这轮全球经济的G20层面讨论中，中国提供的“创新、活力、联动与包容”四个以英文字母“I”为首的药方，在国际层面广受认可，这是“中国方案”正在推动国际实践的重大标志，也代表着中国人日益上升的国际尊严。
记得去年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一位西方学者评点土耳其人推出三个“I”G20主题即“投资、包容增长、执行”时说，还应再加一个“I”，那就是“impossible（不可能）”。当一国提出的主题方案被他国公开羞辱，本国社会受到的屈辱感可想而知。但即便如此，许多土耳其人仍为本国总统埃尔多安能够站在诸多大国领导人的中间位置合影而欢呼雀跃，自封2015年是世界的“土耳其年”，甚至有的认为，G20峰会让土耳其一雪两百年来被西方凌辱之耻，将土耳其推到了自1923年凯末尔共和以来最高的国际地位。
G20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自然是不言而喻。更应令所有中国人感到骄傲的是，当世界为经济低迷而一筹莫展时，中国人亮出了一张张靓丽的名片与方案却让世界眼前一亮。
超越眼前的实际益处，G20为中国人带来更深远的，还有与全世界打交道的经验积累，以及国际知识的极大拓展。此前，无论是相关部委的官员，还是智库学者、经济精英，都极其缺少组织20个大国共同商议的经历，但是，2016年，数十个部委官员、上千名学者、数万名企业人士、数十万基层民众都参与到了近百场G20层面的部长会、工作组会、配套会与其他会务筹备中，开始主持20国的讨论话题与议程设置，了解各个大国的政治规则与行动规范，更充分积累了如何说服其他19个谈判对象、将本国意愿以巧妙方式升级成全球共识的难得经验。这些经历堪称中国社会的一次全球拓展的“成人礼”。
通过2016年G20的筹备，我们既看到了国际博弈的残酷与激烈，也看到了全球致力于去战争化、去冲突化解决矛盾的努力与诚意，更看到了中国思想与方案正在向全球有效推广的信心与希望，还看到了全球体系平等化、公正化趋势带给中国的益处与动力。了解这些进步与收获，任何的辛劳与付出也是值得的。
2019年大阪G20峰会是在国际局势变乱交织的历史节骨眼上召开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去全球化浪潮持续蔓延，贸易、产业和投资争端加剧，大国摩擦频率不断，世界运行的不确定性风险显著上升。当全球处在焦虑与迷惑的关口，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关键时刻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把准航向，是G20作为全球治理机制仍呈现出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方向的正能量，更使G20机制避免掉入一些舆论所担心的“被边缘化”、“被平庸化”、“被稀释化”陷阱中。这主要表现为三点：
一是大国互动的稳定力量。针对此前国际舆论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担心，中国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在G20平台上与美国展开坦诚沟通，明确指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两国利益高度交融、合作领域广阔，应避免落入所谓冲突对抗的陷阱，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元首在G20大阪平台上的坦诚沟通，给予国际市场以充分的信心，展现了中国领导人的卓识远见与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担当，获得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
二是多边主义的聚识力量。面对各种侵蚀国家互信协作的逆流，多边主义的呼吁与需求达到了峰值。中国在大阪G20峰会上始终秉持多边主义精神，引导全球对话朝着共赢、合作、包容的方向进行，且在期间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俄印领导人会晤、中非领导人会晤上，反复呼吁各方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治理体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使多边主义成为大阪峰会的主流声音与全球共识，指引着世界仍然朝着历史正道与道义正确的方向前行。
三是全球合作的引领力量。直面全球思潮混乱、国家竞争加剧的现实，中国在大阪G20峰会上呼吁各方尊重客观规律，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迎难而上、伙伴精神，在进一步开放市场、主动扩大进口、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平等待遇、大力推动经贸谈判等五个方面向世界释放利好，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凝聚国际社会在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气候变化、能源环境上的合力，强调政策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性，既让世界看到中国未来的光明前景，更展现了推动全球开放合作的引领力。
然而，在未来，中国仍然需要认真地研究分析，科学地应对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金融治理的许多客观的挑战与实际的困难。比如，全球金融合作的对象众多而繁杂，协调金融合作的难度相当大。中国在高层次金融人才队伍的严重不足，导致中国面临主导、协调与改革传统全球金融体系的“人才赤字”与“经验赤字”。全球形势的高度不确定性，使中国参与体系变革频繁遭遇外界尤其是传统势力的疑惑、猜忌甚至舆论攻击、变革阻扰。
由此看，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全球体系变革尤其是金融变革的步伐在加快背景下，中国运筹各方力量，展现大国智慧与担当，敢于为世界经济与金融发展开出“中国药方”，但与此同时，中国也须加快人才培养与输送、经验积累，保持战略定力与毅力，调整预期，了解全球体系变革中的不确定性，扎实稳妥，稳中求进。只有这样，全球金融体系变革才能实现平衡的过渡，也能为中国实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外部支撑。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