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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郜晓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信息中心编辑，本文为独家首发。
当你为了解释物价上涨而伸出食指指向一头猪的时候，你另外的四根手指头恰恰指向了广大的国有企业。
近期媒体和网络上不断出现物价上涨的声音，老百姓感觉手里的钱在超市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特别是肉类、鲜果、蔬菜等食品价格在明显上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8月CPI同比上涨2.4%，其中7、8月均达到2.8%的高位。从当前情况来看，价格上涨结构性特点比较明显，8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扩大0.9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上涨46.7%，涨幅比上月扩大19.7个百分点，影响当月价格涨幅1.1个百分点，接近全部价格涨幅的40%。所以，有分析认为，CPI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食品价格上涨，特别是猪肉价格过高导致。
根据经验，每次CPI数据公布都会有人认为，食品价格对CPI涨幅的贡献最大，特别是其中的猪肉价格对CPI的走势，似乎表现为一种领涨和领跌作用。只要猪肉价格进入上升通道，CPI就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生猪似乎成了通胀攀高的罪魁祸首，CPI的周期波动也变成了“猪周期”。但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觉。迄今为止，没有足够的研究证明农产品价格上涨领先于通货膨胀，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食品价格的变化会给通货膨胀带来较大的压力。2011年农业与农村部经济研究中心对通货膨胀、农产品价格上涨以及市场调控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关于通货膨胀的原因，经济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货币主义学派把通货膨胀完全归结为一种货币现象，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是而且只能是由于货币数量的增长快于产出的增长造成的。”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的观点在学界和社会上流行甚广，但是这种理论在经济政策和实践中产生广泛影响，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遭遇石油危机的美英等发达国家，1980年代以后无论在经济学界还是政策制定者中都已被抛弃。需要指出的是，货币超发解释当前的物价上涨缺乏数据支持。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8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93.55万亿元，同比增长8.2%，增速比上月末高0.1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持平。8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9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376亿元。因此，中国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速度和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大体上保持相当。那么，物价水平上涨背后的原因究竟为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水平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商品价值量的大小，价格水平的变动也首先取决于商品价值量的变化；而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是价值规律的核心要义。因此，物价水平的上涨，根源在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劳动时间较长，换句话说就是劳动生产率较低。以农业为例。201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6.5亿吨，农业增加值为9782.4亿美元，占GDP比例为7.19%；美国粮食产量约5亿吨，农业增加值约为1641.88亿美元，占GDP比例为0.8%。表面上看，中国农业增加值是美国的6倍。但如果换算人均的话，美国农民的人均产值约为中国的13.4倍。中国农业产值，相当一部分是繁重的人工成本转移到了农产品身上产生的。可见，中美农业劳动率相距之大。美国凭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农业劳动人口不及总人口2%的情况下，一个劳动力能够管理2700亩耕地。换句话说，美国仅用了中国1%的农业劳动力，就生产出相当于中国77%的粮食产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农产品价格便宜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在贸易战背景下中国减少美国农产品进口或因为关税提高进口农产品价格，正是当前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支配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全过程，它促使商品生产者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不断降低物价、增加人民福祉。当前，中国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本质是通过技术、管理和制度创新，通过结构改革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效率，这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根本。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需要重视国企改革的重要性，因为国有企业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大部分国有企业集中在能源、金融、原材料等产业上游，为工业消费品和生活消费品提供要素产品，因此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利润率，直接影响到中下游的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也影响到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经营成本。因此，国有企业改革在供给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必须摆在更加重要的改革优先次序，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中央深改委确定的国企改革目标，加快国企改革各项措施的落实。当前，尤其要加强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加快处置低效无效资产，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这样，才能从根本推动我国经济生产效率提高，进而提高广大人民的劳动收入和生活福祉。我们始终要牢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那就是生产力决定论。提高劳动生产率，打破大锅饭，打破隐形担保，打破体制惰性，只有这样才能抑制住物价上涨，才能管住通货膨胀。如果面对国企的低效率情况不闻不问，转而依靠所谓的货币政策来管理通货膨胀，那就掉入了西方经济学的思维陷阱。如果我们进一步宣扬所谓的“猪周期”，把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推到猪肉价格的波动上，那就是一种更不负责、更不作为的态度。当你为了解释物价上涨而伸出食指指向一头猪的时候，你另外的四根手指头恰恰指向了广大的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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