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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本文刊于9月29日“百万庄通讯社”微信公众号，原标题为《新时代的一份清醒宣言》。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全文用四章节六部分的篇幅阐述了70年来新中国发展历程以及中国与世界的机遇，并勾勒了未来中国的世界主张。这是国庆前中国官方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最全面阐述，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也释放了相当丰富的信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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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笔者而言，白皮书里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回首波澜壮阔的70年，中国人民为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不会骄傲自满、止步不前”。这折射了新时代中国官方的清醒，也是中国普通民众在70周年大庆之日应有的心态。
从历史来看，18世纪以前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相继崛起时，以人口来算仅百万级；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崛起时，人口仅千万级；20世纪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崛起，人口是亿级。但21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人口则是十亿级，创造出来的影响力，相较过去，无异于原子弹与炸弹之别，而带来的治理难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对中国而言，未来已不再是站在中国看中国，而是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一方面，中国需要保持着长期的中高速增长或至少是中速增长，才能保证就业、社会稳定，地区平衡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努力实现与国际社会的制度对接、区域统合、文明对话、共荣共生，使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崛起不是重复过往500年的大国崛起老路。
诚如白皮书中所言，在国际形势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对已有的成绩不能妄自菲薄，也须戒骄戒躁。能否应对好这个“大变局”，直接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可持续性与顺畅度。
2019年以来，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以朝核危机转圜、智能技术突飞猛进为主要标志的区域发展积极迹象与中美经贸摩擦、美国“退群”、美伊矛盾加剧为主要特征的大国摩擦等消极趋势同时并存。中国面临的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与“未曾料到之新时局”。在国内，中国面临着反腐败斗争持久战、治理污染阵地战、脱贫攻坚战、抗风险阻击战的重大考验，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艰巨繁重，社会稳定形势空前严峻，经济稳中有进的压力持续存在，对此，中国必须持续有针对“变局”的先招、高招和长招。从国内治理看，中国已全面进入智能化时代，数字化力量无处不在，既像“机器猫口袋”那样，为社会民生提供数之不尽的便捷，也像打开“潘多拉魔盒”似的，使社会运行出现前所未有的即时化效应。数千年来中国社会自带农耕文明特征的超稳定性正在发生动摇，自上而下式的垂直结构属性开始悄然瓦解，扁平化的治理结构正在重塑中国社会，即信息拥有者、流量领先者逐渐跨越级别高低、财富多少、地位贵贱等传统标准，成为社会权势与运行规则的新标尺。
互联网技术产生了新时代的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使社会服务快速均等化，过去只有富贵者才能雇用的司机、厨师、保姆等，目前都能通过互联网服务普及进入平常百姓家。但互联网时代会产生新的不均衡与新的极端性，各类奇葩现象层出不穷，社会稳定的迫切性陡增。更重要的是，发展陷阱在资源消耗、生态压力、人口红利消逝面前暴露无遗，“幸福在哪里”成为社会之问，“全民焦虑”成为大众通病，近14亿人的高质量发展超越了数百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的思考范畴与路径。如何应对中国面对的诸多挑战，是中国能否实现人类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奇迹”的关键。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解决以上难题，必将成就伟业。在数字化时代，强化社会的韧性，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所未有之挑战，也是前所未有之机遇。“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2018年底，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句话，深意可能也在于此。
从国际形势看，西方世界自16世纪初开启全球化以来，今天出现了第一次全面颓势。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使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构成的西方“铁盘”出现巨大裂迹。欧洲老牌强国云集，却深陷老龄化深渊，加之数百万难民的冲击，增长乏力，日益成为暮气之地。但欧洲仍是不可或缺的全球治理力量。美国不再是19世纪上半叶托克维尔写《论美国的民主》时的那个“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化主体传统日渐式微。虽然特朗普以“退群”“砌墙”“贸易战”“反全球化”等方式力挺保护主义与孤立主义，遭遇国内外的强力反对，但其带来的影响仍不可估量。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在一些领域的影响力也不可低估。新兴国家集体崛起，但未来前景不确定。全球政治大觉醒，西方经验在非西方国家出现“水土不服”，而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发展实践的成功，为各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道路选项。国际社会的行为体出现“新中世纪主义”浪潮，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还有“独狼”式恐怖主义者、极端力量，甚至人工智能都日趋成为与国家平行的国际形势影响因子。相比于16世纪以来相继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中国崛起面临的局势复杂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大国所面对的局面。中国须克服的，不只是须避免与美国纠缠的“修昔底德陷阱”，应对霸权国的压制、围堵与老牌传统大国的竞争、博弈，还要注意影响力日益增加的全球强势个体、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以及与新兴经济体可能出现的“同质化竞争”。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社会的渗透中，中国力求保持国家主体性与民族认同感的延续与稳定，同样也是难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由此来看，当下的中国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都更加接近，但要谈真正崛起成功，恐怕还为时尚早。2014年底，习近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提到，“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这是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好提示，也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成立70年基础上的最好动力。当“学习大国”，不只是对国际变局新动向的追踪与把握，更是对国内治理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改革和克服。“干中学”的精神，正是这种应对的体现、深化与坚持。
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在江西于都县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时强调：“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而中国的国家崛起同样走在新长征路上。在这条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国家的主角，都有一份时代的责任，都须继续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保持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