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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教授兼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婷婷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刊于10月9日《中国经济时报》，原标题为《巧借国际动能 配置全球资源——从70年国际治理体系演变看中国现代化提升》。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国际形势的变迁。如何利用国际体系中的各类变量，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大体看来，70年国际治理体系呈现了冷战美苏的激烈博弈、冷战局势缓和与全球化新阶段等三个阶段，而中国在每一次国际体系变迁中均努力抓住重大战略发展机遇，获得了“站起来”“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且正在巧借全球化新阶段的动能，配置全球资源，为实现“强起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而努力。
从詹姆斯·罗斯诺“全球动力说”、赛约姆·布朗“世界整体论”、托马斯·弗里曼“全球化体系论”、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到哈贝马斯、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制度构建论”、迈克·费舍斯通“全球文化融合论”等，许多欧美学者都在试图解释与理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发展与国际体系之间的联动与融合。用中国的语境来讲，就是全球之“势”与国内之“事”之间的关系。国家发展与外部因素密切相关，尤其是1500年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国家内部治理与国际治理体系的互动更为频繁。最早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奥尔多·莱维特曾在《市场全球化》一文中指出，全球化的影响深刻体现在国家发展的每个领域。利用好全球化的影响，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历史地看，一国对国际体系之“势”的运用一般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逆势”，即当国际“大势”与本国“大业”出现相悖的情况时，本国若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就能在高风险中实现国家强大。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主权国家的体系形成，各国内部民族与主权意识觉醒，为争夺利益，列强冲突日益加剧。19世纪初，法国拿破仑逆势而动，一度创造了法国在欧洲大陆霸权。不过，“逆势”时，需要审时度势，张驰有度，否则，过度扩张，有可能前功尽弃。1815年，七次反法战争后，欧洲主要国家签订《维也纳公约》，重建后拿破仑时代的国际秩序。二是“顺势”，即顺应国际体系的安排，实现本国的快速发展。18世纪后，欧洲主要国家先后发生了工业革命，国家实力的工业化成为国际体系的必然趋势。此后，美国、俄国、普鲁士、日本先后觉醒，顺应各国工业化大趋势，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三是“造势”，即本国在自身实力的评估基础之上，构建或改革原有的国际体系。20世纪中叶，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为战胜国，且均选择了巧妙的参战时间，将本国的损失降到最低，获利升至最高。1945年，美国的经济总量约占全球总额的一半，开始重塑二战后的国际经济、贸易与金融体系。可见，国际体系与国内发展有着微妙与精细的互动关系。均衡地把握住这种关系，既能促进本国的发展，也能构建有利于本国的国际体系；反之，则会导致矛盾的激化，导致国际失序、国内失稳。20世纪下半叶，美苏冷战，实力消长，国际体系权力分配微调频现，时时考验着两国决策者的智慧，1980年代后，苏联领导人代际更替频繁，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把握中连连失误，最终导致本国解体，国际治理体系进入多极化的新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经历了两轮失败的工业化历程，与国际治理体系的互动较为被动。清朝末期，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和市场附庸。1860年代后，中国开启第一轮工业革命的“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依旧无法改变弱国无外交的局面，第二轮工业化建设同样呈现了“先天营养不足，后天畸形”的状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决策者开始以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身份、巧妙的审时度势之力重新与国际治理体系展开了一场伟大的70年博弈。虽有利益得失，风险时现，但从整体上看，新中国的国内现代化建设与国际治理体系的互动是良性的。大体看来，这场博弈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1977年）：逆势而动，借两极化的国际治理体系实现了工业化的基础。二战结束后，以联合国为基础的雅尔塔体系塑造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在当时美苏争霸的国际治理体系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政治打压和经济封锁，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既无完整的工业链基础，也无开启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技术和设备保障，社会建设基本需要从零开始，不得不借助外力。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和国内现代化建设需要，新中国早期以“一边倒”的立场参与国际治理体系，为一穷二白的社会开展现代建设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与苏联帮助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出于美苏争霸的战略考量，在经济、国防、教育等一系列领域对华进行了援助。规模最大的是“156项工程”。据统计，仅1953年苏联就向中国提供了1198件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接受了来自中国的1100名留学生。1950年至1957年，仅中国人民大学就聘请了98位苏联专家，完成了101种教材和讲义编写。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为中国完成“一五计划”、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积极影响国际体系的演进，提出“三个世界论”。而与此同时，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出中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独立自主摸索的状态。此后，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勒紧裤腰带，自主开展现代化建设，在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都出现了零的突破，如“两弹一星”、诸多重大水利工程、工业链基础等。在国际社会封锁下，中国在独立探索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但为后期的长足发展确立了现代化基础，更是扭转了近代以来的民族颓势，捍卫了国家尊严。第二阶段（1978年—2012年）：顺势而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国际治理体系相互获益。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现代化建设探索。对内，在政治领域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稳定住了国内政治局势，保证了社会大环境的稳定；在经济领域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思想领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两猫论”，力排“姓资姓社”争议。对外，明确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推动中美走向缓和，中国逐渐以开放姿态参与到全球治理中。随着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关系的缓和，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后，大量国外资本流入中国，为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截至2007年，中国连续16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顺着全球化大势，我国整体经济总量实现了较快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翻番，实现了工业化和制造业的飞速崛起，并逐渐融入以经济、金融和经贸为核心的国际治理体系中。2013年前后，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生产了全球一半的钢铁、全球60%的水泥以及世界25%以上的汽车。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总数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的总和。中国还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中国国力的提升，也反向贡献于国际治理体系的演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成为亚洲局势稳定的压舱石。2001年中国加入WTO，促使全球贸易自由化之势加速。“世界500强”入驻中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人才，也从中国获得大量利润。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堪称史上最成功的体育盛会之一。同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G20领导人峰会召开，中国是挽救危机的国家主力，为全球度过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贡献了重要力量。第三阶段（2013年至今），造势而起，中国现代化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逐渐进入了新时代。中国连续宣布重大政策，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主动融入与推动全球经济格局的发展。在政治领域，继续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在经济领域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努力通过推动经济结构转型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在思想领域，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伴随着智能化革命的到来，中国经济快速抓住机遇，将机械化、智能化和信息化融入到社会发展中。中国有效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外优势资源，融合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联合国《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以及外资流入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当前，中国作为世界最大消费市场、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世界工厂，是世界经济大环流的“发动机”，带动起了全球范围的贸易“供应链”和“采购链”循环，不断作为贡献者的姿态反哺国际经济治理。2013年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提供致力于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国际公共产品。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亿美元，其中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新增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4亿美元，解决了数百万的全球就业。2016年以来，中国连续举办G20领导人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作为负责任的全球大国，中国不断为国际经济发展贡献本国的智慧与探索力量。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呈现出两个鲜明特征。从国家内部演进来讲，70年发展史是一部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国家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从外部交往进程来讲，70年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经历了夹缝中坚强生存到融入世界发展，再到改善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国人民先是告别“挨打”、再是告别“挨饿”，现在面临着告别世界对中国的误解、误读的“挨骂”过程。从历史的纵向维度看，7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全球形势密切相关。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前30年内，中国在国际压力下，完全实现了民族解放，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成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运动使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0年，乡镇企业数量增长了12倍，生产总值增长了将近14倍，它在GDP占比从14%上升到将近50%。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国顺全球化之势，开展了大规模化的工业革命，呈现阶段式发展特征，先是建立了轻工业生产链，呈现出规模化、劳动密集型、生产和出口大批量轻工业消费品等特点。从1998年开始，中国工业化进入基础设施、高铁和互联网并举的高速发展中。2013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1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1万公里。到了十八大前夕，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制造中心，在全球贸易大环流中处于核心地位。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工业化大发展为中国新时代的发展转型升级奠定了强大基础，中国开始朝着高质量、智能化、生态化的新一轮工业化大步迈进。从历史的横向维度看，7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国际治理体系始终处于良性互动中。新中国成立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等外交政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机遇。借助苏联在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援助，中国很快建立起了现代化发展的工业基础。中国在国际治理中一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在后期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克服重重困难，继续推动现代化建设，虽然经历挫折，但是在一些领域出现了重大突破，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独立位置。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明确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逐步开始主动融入到世界经济环流中，从以“苏”为师到充分向世界最先进生产力学习，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融合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有益经验，现代化建设进入大繁荣时期。十八大后，经历了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对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国家现代化建设融入到全球发展潮流中，贡献于全人类的事业发展。可见，巧借国际动能，配置全球资源，是70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国际治理体系互动的重大经验。每一时期，中国审时度势，抓住发展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宝贵实践，应在未来进一步发扬与坚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