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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本文刊于11月15日观察者网、环球网，学术版刊于《智库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5期，原文标题为《新型智库的“七年之痒”——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阶段性评估与未来展望》。
自2013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首次做出重要批示，当年秋天十八届三中全会该词首次写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文件至今，已是第七个年头。借用与生活、婚姻中经常提到“七年之痒”的说法，一件事情、一种关系进入到第七年，往往容易出现平淡、倦怠期，不得不经历重大考验。有一种说法是，这主要源于人的细胞平均七年会完成一次整体的新陈代谢。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七年之痒”，既有其发展规律所在，也折射了再焕发生机的可能性。目前已有不少研究评估近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现状，认为智库建设进入了“下半场”。[1] 但笔者认为，我们应以更长远眼光、分阶段地、综合性地评估智库发展进程以及展望未来突破的空间与潜力？换句话说，这七年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进展，是基于智库与政府、社会、国际社会互动而四者并行的，发展水平当然也会受限于政府改革、社会思潮与国际形势。对中国而言，智库仍属于新生事物，评估智库需要有更全面的视角与持久耐心。本文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进入第七年之际，面临着仍无法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力相匹配的思想创新、社会美誉、全球影响与人才孕育等四大“七年之痒”。这些“痒”给智库从业者以巨大压力。很显然，几年来的“智库热”将会出现较长时间的冷却期。唯有在主体、认识与运营上出现三场“革命”式的智库变革，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才可能屹立于全球智库之林，成长为“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真正助力国家崛起与民族复兴。
按《汉语大字典》的解释，“痒”字，既有痈疮病症之意，也带有某些难以抑制的强烈愿望之意，如痒处、痒酥酥等。[2]由此看，所谓智库的“七年之痒”，是指经过七年左右的建设，智库已成了中国决策链条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以笔者近些年来年均上百次受邀参加相关决策机构的咨询会经验看，各方对智库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高标准与高期待。要满足各方需求，智库从业者的挑战与压力非常大。一是日益综合多元的现实难题决定了决策层需要征求智库专业意见。在互联网2.0时代，中国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已深度互嵌为一体，任何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有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科学决策的过程需要有充分的前期调研、严谨的中期论证、全面的后期检验，此时，不只是学院派学者，优秀企业家、社会活动人士、领衔行业人士、活跃媒体人士实际上都在扮演广义上的智库角色，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专业意见。从笔者实践经验看，越来越多的部委咨询会都愿意邀请方方面面的人士，倾听不同领域就同一个问题的专业意见，尤其是那些不为人知的角度与案例，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尽可能避免决策偏差与不必要的政策失误。此时，智库学者更应该是在某个领域的深度探密者。二是网络时代纷繁复杂的舆情决定了决策层需要强化与智库的互动。当下，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重大决策话题能够逃出网民关注与网络热议。8亿中国网民，几乎覆盖所有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老百姓，人人拥有智能手机，微信朋友圈、微博、公众号等自媒体工具使得每一个普通民众都有对决策的评论权甚至是干预力。中国不能像政治极化、党争恶化的美国那样，对改革对象久拖不决，而是需要有更多方方面面的智库专家，发挥各自专长，向决策者提供更充分与全面的咨询建议，以便决策者能够站在广大群众的公共利益角度，以最大公约数的办法，推动政策的出台、执行并见效。智库如何了解社会实情，进而向决策层建言；如何直面大众意见，进而引导社会舆论，变得异常重要。此时，智库学者更应该站在中间位置，充当政府与社会的真诚沟通者。三是竞争激烈残酷的大国博弈决定了决策层需要智库对外沟通，讲述中国故事，释放中国声音。当今世界正处在前未有过之大变局，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了前所未有的临近时刻，国际变量与中国的互动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频繁态势。政府对智库的要求是，思维不只是要统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更要立足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进行全球对话。一个顶级的智库需要有全球组织力、国际话语权、世界人脉库。[3]只有站在全球层面上思考与互动，才能为中国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为国家深化改革营造有利的国外环境。此时，智库学者更应该像一个行走世界的公共外交者。2013年以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进程，直面不断深化的现实多元性、舆情复杂性、大国博弈性，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作用。然而，七年左右，各方对一些掩饰不住的强烈愿望（“痒”）正朝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迎面扑来。思想创新之痒。尽管2013年来中国新建了许多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企业智库、媒体智库，但尚缺少相应的超时代智库建言思想。到底什么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历史终结论”30周年，历史是否在重新开始？在大变局下，中国应当采取怎样的大战略？“新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下的改革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障碍？需要怎样的政策改良，才能撬动中国各级机构的改革热情与执行效率？2020年要完成的“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与污染防治），如何才能有效结合统一地完成？2018年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六稳”，如何才能可持续性地实现？“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几个战略布局之间如何有效协调与统一？有太多的议题需要智库去解答并提供前瞻性的思考。虽然近年来不少领衔智库的研究成果频频获得了决策层的频繁指示与肯定，但从主流看，中国智库仍是重于阐释，缺乏足够多的、对政策突破有推动力的优质思想产品，少有能让决策者有重大启发与修正意义的战略建议，更缺乏经得起历史沉淀的思想作品问世。我有些担心，未来史书叙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思想史时，肯定会惊叹我们建立了许多“思想坦克”（think tank），却震惊于这个时代的思想贫瘠。社会美誉之痒。目前中国智库越来越重视通过媒体在社会发声，但智库学者的集体美誉度还有待提升。近年来，不少智库都建立了中英文官网与新媒体公众号，发布本智库的观点与活动消息。凡有重大事件或主场外交活动时，媒体会频繁采访智库学者。个别学者成了“网红”，拥有大量读者、听众与粉丝。然而，广大群众对智库的认识仍存在两大严重的误区，一是神化，认为智库学者就是中央智囊，知天晓地，直通天庭，指点江山，雄论天下；二是矮化，认为智库学者多是“砖家”，巧舌如簧，忽悠民众，胡说八道，招摇撞骗。相比之下，外国学者在民众中的公信力与水平显得更强，尽管可能实际未必如此。也正因为中国学者的美誉度不足，在诸多重大事件点评时，权威中央媒体往往倾向于能采访到外国学者。同样对中国发展的肯定，外国学者更容易被民众接受；同样是对中国不足的批判，外国学者更容易受到决策层的重视。由此看，如何建立学者的社会公信力与美誉度，既考验智库学者行业本身的能力、远见与修为，也考验决策者、社会思潮的文化包容。全球影响之痒。近年来，中国智库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承办了大量双边二轨智库对话，也在国内外举办了大量带有宣讲与介绍中国意味的国际研讨会，但中国智库仍须提升全球感召力与话语塑造力。笔者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曾是G20杭州峰会的共同牵头智库，曾推进多轮中美、中俄、中国巴西、中国伊朗、中国土耳其、中国尼泊尔等智库对话，还曾调研近百国，每年都会受邀参加包括达沃斯论坛、香格里拉对话、瓦尔代俱尔部等多个顶级国际论坛并发言，深切感受到国际社会存着浓烈的“中国交流饥渴症”，希望听到中国声音。然而，放眼全国，能流利用外文讲好中国故事并令对方信服的中国智库学者并不多，具有全球号召力且让外界愿意听进去的中国学者更是少之又少，这直接导致在顶级国际论坛上接受发言邀请的中国学者数量相对不足；另一方面，在国内主办的各种论坛中仍存在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太重、交流互动太少、思想含量太低等弊病，导致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并未能得到全面释放。政府已开始善用智库向国际发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何进一步推动外事制度改革，如何让智库的全球组织力进一步发挥，是当前新型智库“全球影响之痒”提质增效的关键。如何提升智库学者自身语言表达与理论阐释能力，既能解外国想了解中国之渴，又能救国内对外释放声音之急，是当前智库学者“全球影响之痒”转型升级的重心。尤其是在中美经贸摩擦加剧且极有可能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时，中国智库勇夺国际话语权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2015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人才孕育之痒。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这几年，有数位官方智库学者或高校主要负责人到政府部门任要职，颇有种“中国旋转门”的味道，但政府与智库的人才交流仍是偏少的。如“旋转门”概念提出者理查德·哈斯指出，“智库应发挥两大人才功能，一是作为天资聪颖的政府官员的来源地，二是成为那些希望吸引新思想或暂时离开政府部门人员的暂居地”，[4]让个别官员回流智库休养储备，或让智库学者“出世”担任政府官员，本应是两者互动的常态。但在当下中国，所谓“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5]制度设计，落实与推进仍是相当困难。在智库内部，具有一名优秀领导才能且具有公共服务精神、规则遵从意识等特质的学者并不多。优秀学者通常以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为傲，缺少必要的基层锻炼与行政经验。在政府内部，被派到智库工作通常被视为是“被贬”或“退居二线”，“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人的升迁传统，“仕而久则学”却是短期内难以普及的社会观念。从这个角度看，智库“孕才”功能是否能够发挥，最终还是取决于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新型智库是否成规模、制度化地出现中国特色的“旋转门”，还有待更长的时间观察与更有效的改革尝试。在这方面，人事部门的敢为人先，大胆尝试，显得很重要。拙著《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中充分论述过智库的四大功能目标：“咨政、启民、伐谋、孕才”，[6]这与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意见》中提出智库功能与目标是一致的，即“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造就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建立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唯一有疑问的是，《意见》中的总体目标实现的日期是“到2020年”，这多少令人觉得有些乐观，或预期过高。新型智库的“七年之痒”，实际上折射了智库建设的不易与曲折。即使在智库产业较发达的美国，上世纪30年代以及当前特朗普执政期，智库发展都受到重大的挫折。[7]当前，“智库热”已开始降温，越来越多人（如大学管理者、企业捐赠人、社会舆论）认识到智库建设应具有的综合性与长期性，而政府层面也对智库的作用与定位有了更全面的认知。换句话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了七年，人们已发现，全面深化改革并非易事，智库建言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于是，改革设立目标与智库自有能力之间正在达成某种“和解”，即“应然”的理想状态，回到“实然”的现实状态，这与婚姻“七年之痒”后许多人会放弃浪漫主义、回归生活务实主义有类似之处。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智库往往很容易在上文所述的真诚沟通者、深度探密者、公共外交者之间选择一者来当。难在三者兼得。因为三种身份扮演能力的优异程度，尤其是能否恰当把握这三个角色的“时、度、效”，直接决定了智库对决策层的影响力大小。所谓“时”，就是指智库对内建言与对外发声的恰当时间点。一份好的内参，一定是最及时的那份，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了，决策层不需要；太晚了，许多人早已建言过了。同样，智库对社会发声也是如此，需要在恰当的时机对社会公众恰当地表达决策者需要的恰当内容。在这方面，智库的敏感性、前瞻性、文字力都非常重要。以2018年中国四大主场外交来说，4月博鳌论坛、6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9月中非合作论坛、11月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都需要智库大量的政策建议与舆论引导，前者一般需要提前一到两个月上报，后者则需要在事件发生前后的一周左右。如果错过这些最佳时间点，智库对决策层、对社会的影响力都会大打折扣。所谓“度”，就是指智库研究“探密”的深度与广度。在许多时候，智库需要一头扎下去，了解到决策者所看不到的事情本质，还要以“脚底板精神”做学问，触及决策者所不能亲历的事件现场。以“一带一路”研究为例，该倡议提出六年来，[10]数以百万计的研究报告、媒体评论与新闻报道，但多数都是浅尝则止或泛泛而谈，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大量深入到“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项目本身的调查研究。那些深入到所在国的调研报告，往往会产生最有说服力的决策咨询效果。所谓“效”，就是指智库要有能让受众接受的叙述效果。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社会公众，或者国际友人，都是智库成果（包括内参、公开评论、国际演讲等）的受众。好的效果是检验智库影响力的唯一指标。得到批示，未必就是好的内参；批示被执行，且促使政策执行效果良好，才算是好内参。不是在大众传媒上发表文章，就算是引导舆论；只有让公众内心接受且广为传播、并有助于政策推进，才能算是好的舆论引导，否则就是误导与添乱。不是能到国外去参加论坛或发表外文文章，就是好的公共外交；只有让国际受众觉得有道理，增加对中国的好感，才算是助力中国外交。做到上佳的“时、度、效”是相当困难的。即便像基辛格那样在国际舞台与美国政界活跃六七十年的资深人士，也未必做到每件重大国际事件都能发挥重大影响力。但顶级的智库学者，是研究圈金字塔尖的最亮明珠。唯有孜孜以求，才能不断成就优秀智库学者的家国抱负。目标太高，往往是功能分化的开始。近年来，不少新型智库都有能力得批示、发评论、搞外宣，于是人们对这些方面便会出现“审美疲劳”与兴奋感不足，现有的智库“存量”便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分流。一些“假智库”会现原形、被淘汰或出现低质量发展的迹象，如“会库”（以爱办论坛、研讨会为乐而掩饰本机构的思想贫瘠）、“私库”（以“智库”为名搞小圈子文化）、“呆库”（出现低层次的研究重复、学人之间的自娱自乐）等出现。近年来，我不只一次看到某猎头公司、咨询机构在自我宣传时，都标榜自己是“著名智库”。同样，目前一些智库由于经费压力，开始商业运营，甚至权力寻租。这是对“智库”名称的盗用、污名，与两办文件中明确标明的智库“服务于党和政府”、“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和“非营利”等三个较为严格和明确的属性明显不符。我还看到一些“研究型艺人”和自称“大师”的假智库现象。他们有的装出高冷和深不可测的样子，对外半遮半掩地宣称与某某高层很熟，为其高参云云；有的则以写畅销书、媒体曝光、公开演讲为主要手段，语不惊人死不休，常以国家危机、某国阴谋等关键词抓人眼球。这些假智库现象是需要抵制的。[8]与将“智库”视为有利可图的工具不同，一些优秀学术学者会选择离开智库管理岗位，重新回归学术与书斋，或离开智库界从事其他行业。从事智库行业是一项快节奏的工作，远不如学术研究更自如；智库研究的待遇不算高，远不如商业机构更诱人。在“假智库”受鄙视与淘汰，学术学者离开的背景下，一批“真”智库会渐渐脱颖而出。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有大量为国效力、为民请命、出世情怀浓厚的知识分子。他们继承了具有“学得文武艺，货予帝王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大夫传统情结，很纯粹地钻研于现实与政策的解决方案，游走在各国论坛与公共平台之上，[9]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虽然类似的优秀智库学者不多，但却凝结了“真”智库的价值观精华，也将带动较长时期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智库优化进程。新型智库“七年之痒”提醒所有智库从业者、智库服务对象（决策者、社会公众）、智库评介与研究者，需要长时段地思考新型智库的发展与未来。新型智库的建设，不是一两年的事情，更非一朝一夕就能建成，而是与整体的国家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如果说中国崛起是一条具有“持久战”性质的“新长征路”的话， 那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进程也是一条“新长征路”。
我过去曾撰文指出，决策部门应善待、善管、善用智库， 而智库学者本身的知识储备、国际视野、外语能力、智商情商等等也急需改善。这包括（但不限于）决策敏感性，即考验智库学者对决策进程的追踪与感知度；社会调研力，即考验智库学者深入社会实践并得出实践问题解决方案的研究与洞察力；个人美誉度，即考验智库学者长期保持在决策层与社会舆论中的美誉度。对此，基于过去七年的观察，当下的中国智库业还需要三场新革命。主体革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须选拔更多其他行业的人才进入智库界工作。目前，中国智库的从业人员过于依赖从高校学院出来的学术人才，这远远满足不了智库本应具有的对外传播、政府关系、公共事务、国际交往等功能。据美国学者塔里·特洛（Teri Troy）统计，过去半个世纪，美国新建智库全职人员中学历标准日益下降。1960年代之前建立的智库当中，53%雇员拥有博士学位；1960－1980年代建立智库当中，仅有23%拥有博士学位；而在1980年之后建立的智库中，只有13%接受过最高学历教育。 这反映了美国智库新趋势，即突出“行动库”（do tank）与“思想库”(think tank)的双重特性。为了更好地突出“行动性”，智库人才应不拘泥于博士学位的学术人才，也应该重点关注学术界之外的人才引进，如媒体、公司、非政府组织等。11在美国，智库人才的竞争正在面临着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游说团体和新闻媒体的竞争威胁。在中国，这样人才竞争现象也在发生。哪家智库能获得更多各行各业的人才，谁就能获得更长足的发展。认识革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须立足于中国实践来认识智库本质。以目前的中国体制特征，中国智库不是“第五权”，不可能成为制衡政府的权力端，而是将其务实地设立在整个政策决策链“内生环”，安于应有的前期调研、中期设计、后期评估的“本分”位置。中国智库也不可能是美国智库界所宣传的“独立性”。 事实上，即使在美国，多数学者也认为，智库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因为它们不能在保持绝对独立的同时又影响政策”。保持相对独立（如法律主体的独立、财政收入的独立与学术方法的独立）是有可能的。中国智库学者也需要在研究方法、论证过程中立求于原创与自主，但在政治立场、生存方式、人事机制、资金来源上很难做到所谓“独立”。事实上，近年来的美国政治与社会运行充分暴露了，所谓“智库独立性”更多的是一种理念状态，12甚至是“神话”或“谎言”。中国智库未来发展的政治定位更要时刻警惕美国智库的“党派”、“筹款”与意识形态化等政治陷阱。认识到“智库”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合理位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才有真正的可能。方法革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须基于新时代特征进行机构运营的方法创新。基于对欧美智库经验的分析，在运营方法上，中国智库要进行产业化、专业化与职业化“三重转型升级”，即将智库视为一种常态的、聘用制的社会职业；选用专门人才从事智库内不同的工种；以及将智库运作进一步流程化、产品化的框架设计。 以美国智库为例，布鲁金斯学学会在市场推广方面的经费大概占20%，而传统基金会在这方面的预算则高达40%，有时甚至超过50%。在研究方法上，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有较大差别，13 中国智库研究的选题不能只来自于学术文献，而是来自日常实践；论述方式不能过于学术晦涩，而是通俗易懂；行文用词不能过于学术用语，而要讲求政策用语；结论综述不能空泛宏观，而应讲求政策可执行性。在技术运用方法上，中国智库也要敢于、善于运用网络、新媒体与大数据、云等，构建中国特色的数据库，运用中国思维与实践特征，重新建构国际话语中的中国故事。党的十九大报告唯一一处提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是在第七部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第一点“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内容板块，其中讲道：“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14由此可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与中国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密不可分。智库在中国对内全面深化改革与对外深度参与探索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越来越重要。唯有不断革新，才能在愈渐复杂的背景下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特色智库创新之路。[15]用新型智库“七年之痒”的说法，并不是否定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成绩，恰恰相反，是在充分肯定过去七年来取得相当不容易的进展。[16]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影响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在推进并颇有一些成效，是公认的事实。然而，智库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工程，也不是决出你赢我输的竞赛，而是永远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跑，将伴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始终。
对于学人而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给予了实现报国理想的好时机与好平台；对于政府而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拓展了改革与开放的范畴与助力；对于社会而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塑造民众了解决策的更多信息与路径；对于世界而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供了中外互动的平台与渠道。但是，七年的时间还远远不够，怎么样的智库才有“中国特色”？[17]怎样的智库才够“新型”？“智库”的标准有哪些？[18]这些都有赖于智库与政府、社会与世界的继续互动，且经验仍在积累中。随着全球化进入到新阶段，这种经验的积累仍有尚需反刍与咀嚼之处。但无论如何，用“七年之痒”式的方式进行阶段性评估，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未来的建设肯定不是坏事。[1]李刚：《创新机制、重心下移、嵌入决策过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下半场”》，载《图书馆论坛》，2019年第3期，第29－34页。王辉耀、苗绿：《中国智库建设现状、问题及建议》，载《情报工程》，2018年第4期，第25－33页。胡薇：《中国高校智库的建设与发展研究》，载《重庆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2]《汉语大辞典》，崇文书局，2018年版，1394页。[3]王文：《“伐谋”，智库必须有的对外功能》，载《对外传播》，2014年第9期。[4]Richard N. Haass, “Think tanks and U.S. Foreign Policy: A Policy-Maker’sPerspective”, U.S. Foreign Policy Agenda 7, no. 3 (November 2002), p. 7.[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5年1月20日。http://www.gov.cn/xinwen/2015-01/20/content_2807126.htm [6]王文：《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人民出版社，2017年。[7]詹姆斯·麦甘著，李海东译：《第五阶层：智库•公共政策•治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第250页。[8]王文：《抵制假智库，帮助弱智库，提携好智库》，载《科学与管理》，2017年第4期。[9]王文：《强国长征路：百国调研归来看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版。[10]王文：《政府应善用、善管和善待智库》，载《对外传播》2014年第10期。[11] Teri Troy, “Devaluing the Think Tank”, National Affairs, 2012(10),p.77. [12]Alejandro Chafuen, “Think Tanks in America: Occupying a Unique Space,” Forbes,April. 10, 2013. [13]安德鲁·里奇著，潘羽辉译：《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12页。[14]詹姆斯·麦甘著，李海东译：《第五阶层：智库·公共政策·治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第5页。[15]王海明，《从美国大选回看美国智库的政治化》，载《国际经济评论》，2016年第6期。[16]吴育良：《国外智库信息服务的分析及启示》，载《情报杂志》，2015年第2期，第190页。[17] Teri Troy, “Devaluing the Think Tank”, National Affairs, 2012(10),p.77.[18]王文：《论学术与智库的异同》，载《智库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2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