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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新中国7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城乡关系发生革命性跃迁，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应该从什么维度来理解中国的转型进程？穷国和富国的差距到底在哪里？未来中国实现转型的道路应该怎样走？11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守英教授做客“人大重阳名家讲座”，畅谈“理解中国的历史转型”。
要点汇总1. 富国与穷国的区别不在于增速而在于衰退率;
2. 转型本质在于结构变迁带来真正乡村的转型;
3. 中国乡村的问题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
4. 城乡中国关键是告别过密农业，实现城乡互动;
5. 中国要实现转型，既要开放权利又要防止衰退。
刘守英：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快速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向小康社会之后的中国经济，不仅要看经济增长总量、看经济结构，还要看经济耐力和稳健性，看乡村振兴，看城乡中国如何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包容发展、绿色发展。
70年来中国已经实现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个历史转型过程中，中国转型的特征、方式、制度安排和绩效都呈现出不同于早期发达国家的道路，也不同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路径。我们的报告是利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转型的独特性、发展模式的特质以及不同阶段工业化、城市化的方式对于产业转型的影响。在分析70年转型进程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已经进入“城乡中国”发展阶段，“城乡中国”的特征既不同于“乡土中国”，也不同于“城市中国”。公共政策的设计既要摆脱“乡土中国”的历史束缚，也要抛开“城市中国”的传统思维。在城乡平衡发展的立足点上，促进城市和乡村的共同繁荣。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推倒隔绝城乡的体制障碍，实现城乡之间由“通”到“融”到“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问题的时候，实际上要把它拉长。当我们将改革开放40年拉长来看时，就要找到看中国问题的办法，所以今天我想讲一下中国的转型。中国转型大多数的看法是常规的看法，一看增长率，过去超过多少年10%以上的增长率就是“中国奇迹”；二看结构变革，它所用的主要指标是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这基本上是用总量和结构的指标来看整个中国的转型，要重新思考转型的两个维度。追赶型经济体长期都以实现加速战略为导向，而把经济发展拉长，从整个人类史的角度来看时，就会发现国家和国家、经济体和经济体之间的竞赛比的是耐力，而非某一个阶段有多高的增长率。衡量转型的第一个指标不在经济增长率的高低，而是在于经济体衰退率的变化。从增长指标分解来看，发达国家并没有长期保持持续正增长，真正的奥秘在于衰减率下降。从增长的年份来看，穷国正增长率的表现并不差，差就差在衰退率居高不下。由此得出，衰退率和衰退频率实际上是富国和穷国拉开差距的根本原因。衰退率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差异，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衰退率跟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的互动环境密切相关。穷国之所以衰退率非常高，实际上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性更强，政治事件更频繁发生。 二是关注结构变迁。结构变迁本身可以使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提高，但是度量转型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率，而在结构变迁带来乡村变迁的程度。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结构转变的过程中，都出现了农业占GDP份额和农业占就业份额一致的下降，即农民跟土地、乡村的黏度变化之后，农业占GDP份额和农业占就业份额这两个变化趋同。其背后的内涵是农民跟乡村、土地的联动，留下的农民从事更高报酬更有竞争力的农业，因此农业与其他产业间利润率差别不大。总之，衡量转型两个维度的转变：一是从过去看增长率转向看衰退率。其意义在于，由追求高增长、高投资的公共政策，转向关注政治和经济的互动以降低衰退率。二是结构变迁本身并不带来一个社会的真正转型。转型的本质不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率的高低，而在于结构变迁的方式是否真正带来乡村的转型，即农民跟土地、村庄的黏度发生变化。看中国长期的经济绩效，过去70年经济奇迹的核心主要是衰退率的下降。改革开放40年来整个经济绩效和历史非常重要的就是“不折腾”，“不折腾”带来政治和经济的良性互动，保证整个社会的高度稳定。 由此，对于整个中国过去的解释，核心不是高增长是低衰退。从结构变迁来看，中国发生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整个农业氛围下降，工业氛围上升。但是，我们有三个指标和国际相比是反常的。一是农民离土的程度小于对农业经济依赖的程度。二是农民的入城率小于其在城市的经济活动率。三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中国的未来取决于第一个指标能否守得住，即不要发生衰退率，而并非关注增长速度的下降。第二个指标中农民跟土地、乡村的剥离程度较低，农民和土地、乡村的松动没有发生。战后所有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共同方式都是推动结构变迁，但这些国家都没能成功实现转型。所以我提出，整个转型是否成功也就是乡村是否纳入到整个结构转型的过程，核心不是取决于结构变迁，而是取决于结构变迁的方式。这种农业发展方式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二是农民被绑缚于集体土地的结构转变。这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乡村结构的体系性危机，突出表现在以粮为纲导致乡村产业窄化，破坏了农工、农副互补的结构。农民更加贫困，农业的绩效不佳，城乡断流。第二个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改革时期。改革的本质是什么？衡量一个改革真假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看开放权利的程度，改革的本质是开放权利。（1）土地制度松解
（2）农民参与乡村工业化进程
（3）乡村工业化的特征：分工、分业、不离土
（4）80年代的乡村修复
80年代为什么农村一片繁荣？除了制度上开放权利以外，非常重要的就是结构修复，也就是允许农业经济多样化，允许农民从事副业，给农民更多的自留地。
城乡关系最好的时期就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农民收入提高的速度和农业增长的速度都是最快的。但乡土工业化的方式只在乡土地区发生，农民不允许进城，农民跟整个土地、村庄的黏度没有什么改变，因而不是真的转型。从90年代末期开始，整个中国开启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民开始卷入跨地区流动的洪流，城乡之间大门真正被拱开了，大量的农村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有别于乡土工业化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开始跨地区离土。支撑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核心的制度安排是土地制度，我们靠独特的土地制度来保证工业的低价，支撑中国城市的制造，通过土地的资本化即土地的出让收入和土地金融化来保持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第三轮中国本应实现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由于我们的城市化不落地，城乡权利不对等，农民尽管离土，但后来又回村，真正的转型没有发生。第三次乡村结构危机来源于结构变迁方式，园区工业化和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推进中国快速的结构转变，其代价是整个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停滞。中国的乡村衰而未亡，农业回报低下，乡村经济活动单一化，城乡要素流动单向化。中国乡村的真正问题在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整个结构转变过程带来农村有机结构的破坏，没有认真反思结构转变的方式，即如何将乡村也纳入到结构转变的进程。乡土中国的基本特征是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城乡中国的特征则是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的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整个结构发生了根本转变，其标志是农民跟土地和村庄的黏性开始松动。 如今农民已经发生根本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的高度分化。如今处于城乡中国阶段的农村，农民的分化表现在收入上，纯靠农业收入的农村只有10%，20%的农民已经完全不靠农业收入。二是农二代和农一代在政治、经济、社会特征上出现了代际革命。农二代期望更好地融入城市经济，体现出很强的入城不回村倾向。在中国新一轮的转型过程中，农业产业正在发生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同于以往的原因在于以下三点：一是粮食安全的概念发生变化。长期以来粮食安全的概念是粮食自给，“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如果整个粮食安全已变成主粮安全，这就为非主粮生产区域提供很大的空间，实际上为整个中国农业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和独特化提供机会。二是对供给的高质量需求。现在食物恩格尔系数只有27%，大家的需求是从数量转向质量，转向安全，转向健康，这种转变要求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三是城市对乡村的需求。原来城市对乡村的需求就是低价的粮食，现在还包括旅游健康、自然教育、历史文化等，城市和乡村两个板块互为需要。整个农业的产业革命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农业的复杂度、独特性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中国乡村有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取决于农业能否发生一场产业革命，这就意味着农业在其定义、内涵、功能和发展方式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同于欧美，亚洲的乡村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农民，一个是村庄。村庄是一个家庭跟另外一个家庭，农民跟社区、国家发生关系的制度装置，是一个“开关”。村庄是整个乡村各种关系的总合，是非常重要的概念。由于村庄真正的主体是那些衰而未亡的乡村，但又不能采取大面积乡村建设的办法，所以乡村振兴的核心是如何让这些衰而未亡的乡村体面起来。如今，乡村的耕作半径在扩大，农业的发展方式已经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农二代与农一代对于乡村功能的需求不同。因此，中国未来村落的形态会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上一轮城市化以生产要素由农村流向城市为特征，土地、资本、劳动力单向流入城市，最后导致乡村的衰败。近几年乡村变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资本先下乡，而非政府先号召去乡村。资本来到乡村就是人在变，人变之后想法就变，人变，想法变，业态就开始变，之后整个乡村产业就开始活起来，城乡互动就开始发生。目前整个中国所谓的历史转型，实际上是指乡村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已经表现出农民和土地、村庄的松动。这些松动在我看来是最积极的因素，是中国乡村转型的标志。一是要继续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40年以来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就是衰退率的下降，要在减速的同时防止发生衰退，这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二是整个改革一定要沿着基本的路线开放权利。改革的本质是开放权利，通过开放权利来增加更多人的机会，做大蛋糕，防止衰退。从转型角度来讲，现在最主要的是城市向农村开放，农村向城市开放：首先，城市要全面开放，要对农二代开放城市的权利，尤其是对农三代开放教育的权利，这是牵涉整个中国的转型是否会出现断裂的重要问题。其次，农村要向城市开放权利，土地问题是很重要的一点。土地向乡村、农民开放非农经济的权利，同时向城里人开放使用土地的权利，这样才能在整个乡村地区盘活。最后，权利开放的前提是要实现规划和沿途管制，所以核心是土地制度改革。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才能使整个乡村的经济多样化，才能使乡村很多新产业有落脚之地，城里人才会进到乡村中去。整个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型，一直要防范的有三个东西：一是防体制冒进。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定型，意义就在于防止冒进。二是防结构冒进。不能通过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来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一定要认识到城乡中国这个形态的长期性。长期的形态是城乡共处，城乡平衡，城乡融合。乡村只有功能的变化，不会消融。三是防观念固化。要真正实现乡村转型就要防止观念固化，乡村转型是比城市转型更难的一件事，因为人很坚固，地很坚固，观念也很坚固，未来的转型是要实现乡村的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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