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打贸易战,当年日本败给美国,现在中国不会!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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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燕玲系中国银行前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普系赞比亚中国银行金融市场部经理。本文刊于11月20日中国网,原标题为《以史为鉴论中美贸易战》。
2019年10月11日,中美第13轮经贸磋商在华盛顿结束,双方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汇率、金融服务、扩大贸易合作、技术转让、争端解决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意共同朝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这意味着持续了两年的中美贸易争端终于迎来曙光,我们对签署阶段性协议持相对乐观态度。
昔日的美日全球经济霸主之争
中国与日本似曾相识的境遇
在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之时,中国正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经历着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变革。中国通过吸引外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重任。中国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砥砺前行、发展壮大,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工厂”。200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详见图1),中美贸易冲突取代了日美贸易冲突。此时的中国和彼时的日本,在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上有太多相似之处。
从积极的方面看,中国与日本相似的地方包括:
(1)经济规模空前增长,2018年中国与美国GDP之比为65.6%,超过日美GDP之比的历史最高值42.5%,与美国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亦超过当年的日本;
(2)中国制造业总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制造业2017年产出3.59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27.4%,与日本当时制造业水平较为接近,此时在战略层面实施《中国制造2025》与日本彼时战略也基本一致;
(3)中国互联网和5G信息产业异军突起,与当时日本半导体行业的兴起类似,使美国科技的领先优势逐渐缩小。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和日本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又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1)中国的金融与房地产占GDP比重较高,类似80年代日本。2017年中国金融业占比7.95%,高于日本80年代末的5.9%;中国建筑房地产业占比13.24%,高于日本80年代末的10.90%,我国房价同日本当年一样,绝对价格处于较高水平,存在一定泡沫。
(2)中国当前整体债务水平较高,高杠杆、违约潮可能引发的不良债权债务与日本当时存在的高杠杆、大量不良债务有相似之处。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用这句话形容此时的中国最恰当不过。通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大国、贸易大国、经济大国的转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中国也面临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面临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这是又一次大变革,主动放弃过去所习惯的增长模式需要壮士断腕的精神,需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但只要社会各阶层齐心协力,中国就一定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然而,霸权主义国家只会以霸权主义思维去妄加猜测中国的崛起和转变,以对抗的模式去干扰中国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此外,相比日本,中美还面临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更会不遗余力。因此,美国才将其自身原因所形成的贸易逆差问题甩锅给中国,借此发动贸易战,且并不避讳经济金融战的意图。
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不但没有从自身问题出发,承担主要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贸易逆差,反而单方面要求中国改变。美国除了提出消除贸易壁垒、开放市场、扩大进口、赴美投资等要求,更关注中国调整汇率、开放金融市场、推进金融自由化等。日本由于在经济金融战中应对不当,加上采取错误的政策,导致战略大溃败。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中,中国应如何发挥优势,化外部压力为内部变革的动力,趋利避害,在“主动开放”中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和金融市场改革,通过“与世界共赢”击碎霸权主义国家的阴谋。
中国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尽管中国转型面临内部改革压力和外部霸权主义压力,但无论从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和整体国际政治环境看,还是从中国本身的特殊情况看,中国都具备日本当年所不具备的重要优势,这有利于中国与美国开展博弈。具体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中国超过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远非当年的日本可以比拟。在全球经济萎靡的今日,不管是欧美产业资本,还是国际金融资本都无法放弃对中国市场的追逐,经济利益将有力制衡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
第二,当前欧美分歧加大,新兴市场崛起,美国的单极霸权较20世纪80年代受到更多抑制。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全球政治、经济天平正在向中国倾斜,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上合纵连横施压美国。
第三,中国主权独立,这不同于日美之间的政治、军事依赖关系。因此,中国可以从本国利益出发,独立自主的采取对自己最有利、损失最小的措施,以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
第四,中国政府在政治稳定性和政策稳定性上拥有日本、美国无法比拟的优势,不受选举等政治影响,有利于中国在中美贸易战的持久战中取得优势。
第五,此次贸易战的背景更复杂,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程度远远高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导致金融脆弱性加剧。美国此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不但违背历史潮流,更可能触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引起经济危机,如此必将成为众矢之的。
知己知彼,有理有利有节应对中美贸易战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要最终赢得贸易战胜利,除了需了解自己的优势,更需要认清美国贸易逆差背后的金融奥秘及美国的弱点,以应对美国挑战。
贸易逆差背后的资本循环。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即从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在此之前,为维护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保持各国对美元的信心,美国一直谨慎保持着本国经常项目国际收支平衡(见图2)。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逐步创造出新的国际收支平衡模式,即用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顺差来弥补经常项目下的逆差。在此模式下,美国人开启了高消费、低储蓄的疯狂之旅,经常项目贸易逆差不断攀升。为弥补货物贸易赤字,美国利用全球顶尖的金融服务业,一方面通过控股公司、制造业企业、金融公司等加大海外投资,攫取高额资本回报,实现资本项目高顺差;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保证流出的美元(如石油美元、他国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等)顺利流回美国金融市场,为美国政府、企业、个人提供廉价资金,建立资金闭环。
巨额贸易逆差是美国的重要利益来源。从上面的分析可见,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实际是一个金融游戏。即,通过资本运作和资金流动,实现美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循环增值,贸易逆差则是此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贸易逆差,其他国家获得美元外汇储备,由于无法从美国购买到足额商品,逆差部分只能回流美国获得低收益,美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利用此低成本美元投资海外,攫取高收益。因此,美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离不开贸易逆差,也从未真心想缩小贸易逆差。下图来自美国商务部,从2016年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资金的95.8%来自留存收益,可见美国投资收益之高,而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中53%的资金来源于权益资本,即流入美国的都是真金白银,而留存收益投资仅占20.4%,一切不言自明。
经济金融战是中美贸易战的主战场。美国跨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利益并不代表全体美国人民的利益,也不代表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弱势地位产业的利益,这是美国国内产业资本之间及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内在矛盾。但美国政府将此矛盾转嫁给中国等出口导向型国家,代表美国国内受跨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挤压的产业和群体向中国发动贸易战,其目的是转移矛盾、拉拢选民,治标不治本,这是政治的阳谋。美国的阴谋在于代表其跨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向中国发动经济金融战,压制中国经济发展,这才是中美贸易战的主战场,才是决定胜负成败的关键。美国可以利用资本优势、知识产权优势打击中国高端制造产业,通过美国跨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中国长期攫取超额资本收益,引导或迫使美元资金回流美国,干扰中国金融稳定。
尽管美国在贸易战中咄咄逼人,但在中美近百年的较量中,美国的本质并没有变。美国依然还是那只“纸老虎”,不管是贸易战,还是军事战,美国都遵循利益至上原则。一旦长期遭受重大损失,美国国内力量将迫使美国政府妥协,这是美国的最大弱点。
“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是基于上述美国的弱点形成的最佳对美战略。正是由于对美国的清晰认识,中国在贸易谈判中才能取得重大进展,使两国有望于近期签署第一阶段协议,我们也有信心在未来谈判和斗争中取得更多突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认识到,美国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一事实在长期内不会改变。在《中国制造2025》、知识产权保护、5G产业发展等重要问题上中美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在削减贸易逆差、中国市场开放等问题上,美国也可以随时以执行效果不佳撕毁协议。因此,在中国尚未取得压倒性实力打破美国压制之前,在美国不能心悦诚服的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之前,我们更需练好内功,做好打持久战的全面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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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