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抗“疫”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急需军事战争转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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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玉书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刊于3月30日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原标题为《这次“世界大战”映射出了西方的衰落》。

截至北京时间3月29日下午14：00，根据霍普金斯大学汇编数据，全球已有超664924人感染新冠肺炎，30848人丧生，新冠肺炎大流行正以指数级速度增长。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在以人们意料之外的方式在展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人与病毒的战争。病毒无影无形、悄无声息但威胁却无处不在。病毒跨种族、跨国界，这次战争的敌人不是某一个具体国家，但却让每一个国家陷入了战时的紧张。

一、新冠病毒“轰炸”全球，除中国外，世界已陷入恐慌

截至美国西部时间3月29日，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汇编的数据显示，美国感染新冠病毒的总人数已达124665人。美国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超过意大利和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病毒爆发国。

　　除美国外，目前欧洲的形势也不容乐观，这场人类与病毒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全球伤亡较重的国家按可查公开的新闻数据，除中国外，主要有意大利、美国、西班牙、伊朗、德国、法国等，大部分都是医疗能力较强的国家。这意味着人类遇到了全所未有的敌人。以意大利为例，3月1日为1049例，3月10日封城时，病例已达7985人，截至3月29日，已查出的感染人数增加了88.15倍，达到了92472人，死亡人数10023人，确诊者死亡率10.8%。即使封城后，确诊病例也在17天内增加了11.6倍。按3月29日数据，意大利平均每10万人有153人染病，是中国的25倍。最近，有部分西方媒体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指责和批判中国向开始关注和介绍中国抗疫经验转变。在意大利政府封城的早期，互联网上流传着意大利人民在阳台高歌，乐观而浪漫，但病毒还是没放过他们。

　　这次世界大战是不对称的战争，病毒比细菌还要小得多，传统主流的消杀方式对细菌有效但却对病毒无能为力。面对看不见摸不着的敌人，人类与病毒的决战注定是充满挑战的。目前全球医学专家们正和时间赛跑，最现实的希望是尽快硏发疫苗，但没有人知道疫苗何时能够进入市场，产量会是怎样？和二战早期类似，在此次战争的最初阶段，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采取的都是绥靖政策。其中英国最为典型，早期采取所谓“群体免疫”的防疫政策恶果已经不断展现出来。到3月29日，除英国卫生及社会保障大臣汉考克、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本人均已经宣传新冠肺炎检测呈阳性。根据《财经》杂志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已蔓延影响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有近80名各国政要名人感染新冠肺炎，世界性恐慌已经全面蔓延。　　

二、全球战时经济形态已现雏形，但疫情只是压在危机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全球经济早已呈现疲态。

西班牙《公众报》网站17日刊文称，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全球债务总和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之比增至322%。只需要中等程度的衰退，就将导致超过19万亿美元的资本主义企业债务出现大面积违约。如图1所示，从PMI指数看，全球经济在2015年有一次共同的下跌，虽然随后两年有所回升，但到2018年整体下滑的趋势至今没变，主要表现出全球贸易萎缩、投资增长滞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性创新不足等。考虑到2019贸易战和美国反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全球经济衰退早已趋势明显。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招商国际证券

　　（二）疫情加剧了全球的经济危机预期，各国已现战时经济管制端倪。

　　3月17日在接受CNBC采访时，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家阿赫亚（Chetan Ahya）认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图2是美国3月最新的失业救济人数，已经接近330万。疫情对欧洲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目前西班牙已有数家大型跨国公司裁员数万人。德国IFO经济研究所所长菲斯特今日在接受德国媒体专访时也指出，冠状病毒引发的经济危机可造成数千亿欧元的损失，并有可能导致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那样的大萧条。

　　对经济的恐慌，促使越来多的国家开始采用战时的经济管制措施，其中粮食问题首当其冲。综合国际新闻媒体报道，俄罗斯暂停出口去壳谷物；哈萨克斯坦则是禁止小麦粉、糖、葵花籽油的出口；越南停止了大米出口；塞尔维亚已停止葵花籽油等货品出口等，民间的抢购囤积、国家间的粮食出口限制和政府出于战备加大采购，都存在不断推高国际粮价、加大扰动原有粮食供应链的风险。甚至可以预见，如果疫情终结继续遥遥无期，部分国家将不得不采用战争时期的口粮配给制来保证国民渡过难关。

　　（三）金融危机的阴影从未走远，疫情之下再难平抑。

　　根据万联证券研究所（表1）所整理的各国央行疫情期间重要政策来看，各国中央银行“大开水龙头”的倾向已经比较明显。虽然近期的国际金融风险与疫情的爆发速度超出全球大部分国家预期、国际原油价格跌幅过大和美国股市频繁熔断有关。但是，回看2008年以来全球央行普遍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持续推高了资产价格，再加上之前所提及的全球债务泡沫的迅速扩张以及贸易战等逆全球化行为增加对国际市场预期的破坏等，即使没有新冠疫情，之前的全球经济问题也已经逐步将全球市场信心推向了崩溃的临界点。

　　以美国为例，根据CEIC的数据统计，2008年至2019年，美国基础货币M2已经从8.2万亿增长至15.4万亿美元，增长了87.8%。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体系其实是处于一种“饮鸩止渴”的状态，并没有考虑将来全球的发展和系统金融风险。疫情只是加速暴露了这一游戏的未来结局。在3月27日的G20会议上公布了将启动总价值5万亿美元的经济计划，以应对疫情对全球社会、经济和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支持各国中央银行采取措施促进金融稳定和增强全球市场的流动性。这一会议决策也验证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金融发展的惯性，实际效果有待观望。

　　总的来看，单纯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是不会有大面积的人员伤亡的，至少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造成重大伤亡。单纯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更不可能会迫使各国采取封锁城市、控制交通等措施，更不会强制人员隔离。经济和金融危机本身也不会人为地让大量服务行业强制停业。这一切的现象都表明全球抗疫更符合战争的特征。因此我们目前的全球性经济困境是因为这次战争而引起的，所以只靠传统解决经济危机的方式，难以凑效。

三、疫情之下，美国的衰落出现系统性坍塌迹象，急需战争转嫁矛盾

2020年3月17日，彭博转发了特朗普的一条推特，特朗普正在发表讲话：“我们将会赢，而且会赢得比人们预期的要快。”而推特的配图是正在直播的股票行情，麦当劳等股票正在暴跌。美国的股票市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风暴肆虐着美国本土，特朗普作为总统所强调的“赢”已经与美国的经济、美国人民无关。帝国余辉与荒诞的闹剧交相呼应，喧嚣终会随着历史的车轮逝去，而且这种系统性、无法阻挡的衰退局势正在全面暴露出来。

　　做出这种判断，并不是因为美国特朗普总统的各种荒诞行为。特朗普代表不了美国，顶多只能算是暴露出来问题的一个脓包。从最近美联储的政策行为和美国股市的反应来看，美国正在逐步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这种自我调节能力是国家新陈代谢能力的衰退，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个人化、私有化为核心的美国经济模式正在丧失竞争优势。高关税保护下也未见美国实业的迅速振兴，反而是以中国模式为内核的《美国工厂》给了美国实业发展新的希望。

　　二是美国民主制度遭遇了大数据消解的全面挑战。我们并不需要去证实俄罗斯是否操控了美国选举，美国的民主选举体系能把特朗普送上总统宝座，就已经令足够多的美国人对他们当前的选举制度产生了困惑。美国一人一票的民选体系正在逐步被大数据和流量绑架，程序正义正在被黑箱化的算法扭曲，这是美国的国父们所难以料到的“大变局。”目前看，美国民主的技术性破坏近乎无解。

　　三是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对美国的自由主义制度与文化价值观正在产生不可逆的破坏。总统带头大搞种族主义的大环境下，美国极端化的群体、民意和文化土壤都在发生着质变。特朗普对中国的造谣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刺向东方的同时，也割断了美国的历史价值观传承，动摇了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立国之基石。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美国目前面临的危机并不仅仅是疫情的挑战，而是结构性、根本性和致命性的萎缩衰退。新冠疫情所展现出来的实际问题，只是这些深层次危机的爆发点。美国所展现出来的不合作，存在其制度性的因素，制度理性与民众利益已相背离，未来美国社会的分裂也将进一步加大。美国一方面已经是全球第一大新冠感染人数国家，另一方面总统大选在即，同时病毒这个敌人又难以把控，因此，美国急需转移战争矛盾，找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敌人转移国内矛盾。

　　美国衰落得越快、仇恨中国的需求就会越强烈。国家只有在面临强大敌人时，政客们才能够拥有更多的特权以维系其利益集团和自身的利益。因此未来美国对我国在东北亚、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以及“一带一路”的挑衅只会不断增加。疫情和其他任何美国本土的问题，都会成为制造美中矛盾的理由。我国在这方面，不要抱有任何幻想。

四、中国经验能打胜仗，这正是西方最抵触的原因

面对战争，自然有战争的规律。事实证明中国的经验和模式是非常有效的。就连比尔·盖茨也高度评价。根据《环球时报》网的报道，比尔·盖茨3月26日接受CNN采访时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如同一场噩梦，相比一些在病例数还非常少时就采取行动的亚洲国家，美国的反应缓慢而混乱。他同时警告称，美国的疫情尚未达到顶峰，为避免进一步的感染和死亡需要更大规模的封锁措施，基本上，整个美国都需要像中国部分地区那样做。

　　但是，在比尔·盖茨呼吁向中国学习的同时，西方相当一部分媒体并不卖账。图3是英国《经济学人》3月28日刊的封面图片，直观的表明了西方媒体对政府主导抗疫会影响个人自由的宣传基调，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但是自由和人的生存权那个最重要？3月以来发生在欧洲，特别是英国反对消极抗疫的游行已经表明了答案。而对于西方的统治阶层而言，中国的抗疫经验虽然有效，但因为存在被西方国家底层民众高度认同的可能性，所以基本上是保持着高度的警觉，甚至在早期是非常排斥的。

图 3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3月28日封面图片

　　比起拯救本国国民，对于大部分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经验对其国民民心的感召力令其有历史的恐惧感，因为共产主义的“幽灵”从未在西方大地上走远。并且，二战末期，美国主导的雅尔塔协定重构了战后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对于眼看着“一带一路”不断壮大的西方国家而言，除了害怕中国经验赢取本国民心，对中国在抗疫胜利后潜在改写国际规则和秩序的能力和实力也深表恐惧。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这是难以阻止的霸权崛起，也将会对西方世界造成根本性的冲击。因此，与救人相比，西方统治阶层在这次战争结束后能否维系他们固有的位置，才是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

五、中国的领衔不是重复霸权之路，而是创新的国际领导力

瘟疫是人类从诞生至今都难以抹去的问题，与人类的进化相伴相随。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中提到一个史实：“1520年，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历史中，科特斯只带了不到600名随从就征服了拥有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其中一个比较关键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美洲大陆从未接触过而西班牙人却有了免疫力、习以为常的致命杀手——天花。”书中描述了一个细节：在阿兹特克人把科特尔斯及其手下逐步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正在城市肆虐，连那个率队攻打西班牙人的阿兹特克首领也死于那个“悲伤之夜”。天花这个对于当时欧洲已经司空见惯的传染病，却轻而易举地击垮了印度安人的躯体、还摧垮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瘟疫，在西方的语系里，始终伴随着征服、命运、宗教，折射着危机和悲情。黑死病的各种传说、古迹至今如幽灵般回荡在各个欧洲小镇、记录在各种典籍、陈列在各大世界著名博物馆里。鉴于西方世界征服史与瘟疫、病毒的密切关系，对于中国战胜新冠疫情的“教科书”式操作，西方在惊叹之余，更多的是恐惧。因为这唤醒了他们曾经因为瘟疫而经历的历史灾难，更让他们想起了曾经因为传染病的帮助而在征服“新大陆”的过程中的所向披靡。因此，中国有必要向世界澄清，中国作为东方古老的大国，一开始与西方哲学就不同，中国领衔的不是重复霸权之路，而是在探索国际领导力的创新与协同发展。

　　（一）在病毒的无差别攻击下，各国政府经历了“同一考题”的执政能力检验。《纽约时报》近日刊文，把矛头直接指向美国疾病防治中心（CDC）。该报认为，尽管西雅图的研究人员较早已经发现了美国新冠疫情的迹象，但却没有合法检测的资质，而能够合法检测的机构却又没有试剂，并且在信息发布方面也缺乏合法公布的话语权，美国疾病防治中心此次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很慢，最后是在美国各方压力下才开始作为。《华盛顿邮报》3月10日发表社论，言辞激烈地批评了美国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反应。该社论指出“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全新版本的民主领导力的失灵。特朗普总统耗费了三年时间来削弱和贬低美国政府，现在美国歇斯底里地需要一个运行正常的政府（来应对疫情）。我们付出的代价正在骤然陡升！”社论直接报矛头指向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尖锐地批评了回避和不作为将会孕育更大的危机，美国将付出惨重代价。在同一张“考题”的答卷上，各国政府的领导力正在经历着统一标准的考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格局下，去比较国家间领导力强弱是没有必要的，而是要看到在遭受病毒无差别攻击的时候，不同国家、民族、地域不同肤色的人民所遭受的共同挑战。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国际大变局，我们需要正视共同的危机，携手探讨变局之下的未来创新领导力模式。

　　（二）“抄作业”背后的数字时代社会规律需要引起国际重视。“抄作业”这个词是中国国内网络自媒体在疫情期间使用的关键词，指的是对好的疫情防控方式方法的借鉴。3月10日，根据哈佛大学官网新闻，哈佛大学将在近期将所有课程改为线上授课，并要求学生在今年春假周后不得返校。麻省理工也通过邮件等方式通知学生开始转为线上授课。除中国疫情期间已广泛使用的全民网络教学外，隔离措施、大数据疾控、医疗社区等工作下沉、抗疫物资征用方式方法等也被欧洲、日、韩、中南亚等地区广泛借鉴。虽然在西方媒体上不难见到“双标”的批评，但具体措施的借鉴与采用已表明了中国抗疫模式的可取之处。行动胜千言，正是中国的古老价值观，强调自身优先的霸权理念在古老东方是没有繁殖的土壤的，中国的创新领导模式专注的是解决问题。

　　对于西方社会而言，抗疫能否尽快结束，关键在于调和一个重要矛盾：一方面近期起伏过大的金融市场需要强调新冠疫疫情的风险来掩盖长期的资本市场衰退迹象；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又需要人们能减少恐慌、降低面对新冠疫情的风险感知预期。在资本面前，对利益与人权的取舍，在数字时代首次被全息不间断地呈现出来，暴露于全球各国人民的眼前。

　　病毒给西方的治理模式带来了一个急需直面的问题：“基于天赋人权的资本主义体系，怎样在数字时代得以延续和保证？”目前西方并没有给出答案，只有质疑。中国有答案，但正如之前所论述的，西方对此却顾虑重重。数字中国是全球率先进入数字化时代的国家之一，疫情以来中国表现出的快速反应能力、动态治理能力和全民动员能力全球有目共睹，在中国已经逐步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复工复产之时，中国也愿意与全球各国分享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治理经验，共同探寻未来的全球国际创新领导力模式。

刘玉书，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数字中国：区块链、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的未来》（中信出版社）作者之一，关注于数字化、国家安全和经济新动能发展研究，在反恐、数字治理、网络安全、金融信息领域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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