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月21日，一场题为《在极端避险情况下，宏观政策的发力和企业应对之道》的在线研讨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人大商学院副院长宋华等多位专家，从疫情对经济社会、金融股市、全球供应链等的影响和对策展开讨论。以下为部分直播实录。本文转自3月24日“正和岛”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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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最近关于疫情分析的文章太多，汗牛充栋，但多数都是想象力范围内的观点，不同的只是数据与论述。前几天，我在家里摇椅上躺着休息。儿子突然问我：爸爸，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有一个小朋友跑过来对躺在摇椅上的我说：“爷爷，快醒醒，你可以开学了。”这是推迟开学一个多月的小朋友的想象力——可能疫情会延续到他老了。 从历史与文明的角度来看，过去数周，我们对疫情的冲击的确是缺乏想象力。一个月前，我们多数人还在拿新冠疫情和非典作比较。现在看来，明显是低估了。每一次都有朋友劝说我，你怎么这么悲观。现在再看，这些观点都不足以概括变化的事实。 从1月疫情在中国湖北爆发，2月26日，国际新增病例反超中国，到现在差不多2个月，疫情不断以洞穿底盘式的冲击力，打破我们多数人此前的想象。网上的段子说，熔断刚出现时，巴菲特说自己活了89岁从没见过这样的现象。结果此后几天，频频熔断。所以，对疫情的分析与预测恐怕需要有更多的想象力。除非有疫苗或特效药出现，但我问了许多医学专家，疫苗很难在短期内出现，那么，目前看来传统的经济学、金融学框架、微观与宏观量化分析，可能不足以全面概括当下疫情对全球发展冲击。我换一个从文明史的角度看疫情来分析，希望能够开阔大家的想象力。大传染病对世界的冲突，可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区域危机型。几个月最多至一年、仅对几个或十多个国家的冲击后，各项发展指标开始复苏。比较典型的是非典、埃博拉病毒。现在看来，新冠疫情明显远远超过了非典和埃博拉。 第二层，世纪危害型。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导致了全世界5000万人死亡，间接导致了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很多人不知道这场病毒一直流行到现在，直到1990年代才发现当时的病毒是H1N1，去年又开始在美国肆虐，导致近2万人的死亡。也就是说，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整整影响了世界一百多年。第三层，文明兴衰型。1350年代出现黑死病鼠疫，导致欧洲近一半人口的死亡，直接导致了文艺复兴的产生，再造了西方文明。如果没有那场鼠疫，可能文艺复兴不会来那么快。换句话说，恐怕没有任何单项事物能够比病毒更能催生人类的新文明、摧毁旧文明。 迄今为止，我们多数人的想象力只是在第一个层面。但第二层、第三层面的冲击有没有考虑过呢？最近一周，摩根士丹利、高盛的报告开始有了想象力，他们估计美国2020年第二季度GDP大降25%左右。美国有可能会造成9000万人的感染。目前美国特朗普这种“只救市、不救人”的政策，对美国人、美国政府来讲，简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如果这样，上述糟糕的大衰退越来越有可能。图源：新华社
目前我们中国的疫情整体防控住了，现在主要就是病例输入的风险。对于A股，我认为同样需要高度警惕国际金融的输入性风险。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产业链压力。欧洲几乎已经锁住，现在看来美国离“锁国”恐怕也不远了，因为美国疫情还在继续恶化，只有这么一招。这时候中国的零部件、原材料进出口，在这样大的冲击下，不得不重新布局产业链。当然，我希望自己是错的，我希望前景比我预期的好。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前景不明确的情况下，到底是救人还是救经济？这个问题出现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错失了疫情防控的窗口期。如果没有正确的疫情防控模式来稳定预期，恐慌的蔓延对经济来讲是无以复加的。
从更大范围角度来讲，这种超级疫情的爆发，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出现短暂的休克。这种停摆所产生的冲击力度，可能超越市场的承受力。对于国内来讲，我们的贸易依存度比较高。我们经济总量有30%多是“两头在外”——供应端在外，销售端也在外。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目前的政策是不是已经储备足够，来应对这种外部冲击，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很重要的是金融层面。持续的金融震荡和流动性枯竭，对新兴经济体和外围国家的货币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因为历次金融危机，即使爆发在中心国家，它所产生的震荡也许大于对中心国家的冲击。 我们是采取进一步的金融自由化，还是防火墙的构建和管控，这个政策对我们也很重要。目前简单地赌哪一个方面，可能都不是很好的策略。对我们下一步来讲，的确要有强烈的底线思维，想好各种应对措施，以使得我们政策的韧性和弹性比较充分。
深圳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不能把救市和抗疫对立起来，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当金融市场面临巨大冲击时，不救市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一次大家只是埋头抗疫，而不管股市等金融市场的话，一旦金融市场出问题，再叠加疫情冲击，经济还有救吗？所以救市和救人严格分割我并不同意，两者其实是分不开的。从根源上说，这次的冲击是疫情，如果疫情止不住，央行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只是延缓，难以解决根本问题。这个过程里，中国确实“运气”太好了。大家回头看看，我们真正开始大范围封城隔离的时候，基本上春节长假已经开始，人们都已经回到原住地，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人口大量流动到新的地方再爆发，可能成本比今天大得多。中国第一个爆发疫情，当时还可以全球采购口罩等物资，今天全球都爆发，就几乎买不到了。当下，中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需要在巩固国内成果的同时，大力去支持海外，展示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中国的股市虽然也受到冲击，但是震荡比较小。很多人想，中国的股市会不会成为国际资产的避风港？我觉得有这种可能，但也不要过于乐观。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要成为一个避风港，成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是需要一系列条件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市场规则必须公平合理、严格执行，第二是要有足够应对巨大事件冲击的能力，维护这个市场的稳定。这方面我们可能还要做很多努力。一是现在形势比较好，但别人敢不敢进来？二是如果大量的热钱冲进来，我们敢不敢要？这方面一定要慎重。所以我认为全球形势下中国是比较好的，但是也要避免盲目乐观，甚至以后要好好学习美联储的做法，当危机来了看他们怎么应对。不管怎么样，我认为这一次的疫情大爆发至少将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前十几年的进程。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宋华：本次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特别是对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影响，我认为，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采购体系、供应体系和物流体系的断链，对我们出口造成了影响。2019年我们整体出口是31.5万亿，其中机电类和纺织类占到大多数。这两类在疫情爆发初期，受到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阶段。第二阶段是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使得我国产业链受到了两边的打击：一方面是出口遭受打击；另一方面是进口，特别是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通讯行业里面的柔性屏材料，供应基地主要在日韩，必然对我们采购供应的产业链构成影响。双重影响之下，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去管理和恢复供应链的弹性和韧性。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热议的是产业链外迁问题，有人比较乐观，认为中国有庞大的工业体系，不是一朝一夕能外迁的。另外大家也知道，越南2019年增长比较快。我认为，外迁不外迁不重要，目前需要积极解决几个问题才能保住中国产业的韧性和弹性。 一是尽可能把我们的产业从中游环节向上游环节延伸，否则被替代的可能是存在的。我最近调查江浙一带，纺织行业的订单掉了大概10%左右，就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二是从全球布局角度，如果我们能摆脱单一市场，走向多边市场、多边供应的话，相对来讲我们抗击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会增强。三是从政策引导角度，迫切需要国家建立供应链安全的管理体系，包括预警机制、协调政策等。只要当这些问题真正解决了，所谓产业的韧性才能够谈得上！（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腾讯新闻主办，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联合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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