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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求:内循环不是重回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后者肯定是没有出路的

人大重阳 20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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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吴晓求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本文刊于8月20日《每日经济新闻》,原标题为《不要把内循环与开放对立,让高科技企业引领经济转型》。


  疫情冲击之下,全球经济持续衰退,国际形势日趋复杂。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中国如何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十四五’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划,就是如何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在克服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条件下,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是‘十四五’时期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如是表示。

  长期以来,内需、投资和外部需求,三股力量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外向型性质明显。而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适当调整经济发展思路,“是恰当的”,也是“有必要的”,尤其是中国经济非小国经济,“内部需求当然要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不过,大疫当前,百业艰难。上半年经济数据表明,供给端复苏好于需求端,消费更趋于理性和有度,“扩内需”无疑需要更强力有效的举措。

  “十四五”即将开启,如何才能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吴晓求看来,“内循环”本质上是为了加强经济体系一体化建设,使我们的基础更加扎实一些、把短板补得更好一点,与“开放”并不矛盾。“开放仍然是‘十四五’时期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制度红利。”吴晓求说。

  8月20日晚,吴晓求将作为主旨演讲嘉宾,出席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出发大厅举行的场景汇“东部新区·遇见未来”——2020成都新经济“双千”发布会成都东部新区专场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内循环的核心是强化经济补短板  NBD:最近围绕“内循环”“双循环”的讨论特别多。您如何理解这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

  吴晓求:从今年开始,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部环境应该说比以往很多时候都变得相对复杂。特别是一个时期以来,逆全球化思潮加上民粹主义,的确让过去形成的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受到干扰。中美贸易争端是升级了,现在有越来越明确的迹象,美国正在加剧中美“脱钩”的这样一个趋势。

  实际上,我们长期以来奉行的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一方面要看到外部环境所发生的重要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适当转变我们经济发展的思路,是恰当的,从宏观意义上说,这也是适应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所作的一些调整。

  在我看来,内循环主要还是说要加强我们国家经济体系的一体化建设,增强抵御外部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的能力。这里面非常核心的是,要强化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短板,特别是在一些高科技核心环节上,要加强自主开发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NBD:现在一个重要指向是说在强调内循环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外循环的重要性,陷入“闭关锁国”的误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何理解内外循环的关系?

  吴晓求:我们强调内循环,并不意味着我们会走计划经济的道路,更不意味着我们会走“闭关锁国”的道路。我们过去取得的非常重要的成就,一个是靠我们制度的改革,坚持市场经济道路,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得益于对外开放。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实质性的变化,是从2001年11月份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经济全面开放、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所取得的。市场化改革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基础,对外开放、走国际化道路,也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经验,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制度红利。近20年的这样一个道路,已经证明了这一条。所以,在我看来,循环和对外开放是不矛盾、不冲突的,不是说我们还想重回计划经济,甚至是封闭经济的模式之中。计划经济也好,封闭经济也好,肯定是没有出路的。

  当然,我们要注意,不要有计划经济的这样一个趋势、一种想法,这是一条老路,走老路是走不通的。同时我们更不能走闭关锁国的道路。实际上,中国经济是有强大生命力的,我们对此要充分相信,虽然美国的一些人想使中美“脱钩”,从经济、技术、贸易上“脱钩”,但我不认为这个能够完全做到,最多是中美两个国家的经济贸易,包括科技的相互交叉、接触,可能会有所减少。世界之大,我们还可以转向其他方向,包括欧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是我们要争取处理好的。

当前仅靠内需完成转型非常困难  NBD: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随着防控形势向好,中国经济各项指标陆续回暖。不过,从上半年经济数据看,供给端复苏要明显好于需求端。这种情况下,如何扩大内需?

  吴晓求:过去我们说,“三驾马车”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内需、投资和外部需求,三股力量都在拉动。现在中国经济遇到了一些困难,特别是疫情带来了很大的干扰,加上很多企业还处在恢复之中,就业应该说要比疫情之前差一些,虽然政府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来帮助中小微企业生存下去,但它有一个过程。过去外部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比重是比较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有一种外向型性质,现在,外部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在“三驾马车”中着力提高内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也是一个政策的调整。

  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还是非常多的,因为经济并不是特别好,内需是以就业、以收入增长为前提的,所以,当就业还有一些困难,经济还处在复苏阶段,仅仅靠内需来完成中国经济的转型是非常困难的。当然,在“三驾马车”中,政策的着力点的确要思考内需如何才能更好地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这有一个逐步的过程,也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基本方向。

  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过去因为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内需市场非常有限,所以拓展外部市场拉动经济增长,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未来,当然也为了减少不确定性,能够有可持续增长的动能,逐步提高内部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比重,也是一个趋势。但尽管如此,我也不太赞同把我们的供给和需求做一个封闭的处理,这种封闭很难做到平衡,所以还是要不断地对外开放,中国经济才会有真正的增长。

  NBD:不断对外开放,就是要寻求更多的开放机会。

  吴晓求:对。这个对外开放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拓展中国外部市场的空间,同时要加快产业转型,把短板补上来。补上来靠什么?靠企业创新,科技进步,以及技术的进步,如何变成新的产业,推动产业升级换代、科技含量提高,从而构建一个以科技型企业为先导的产业体系。

  NBD:但是我们也看到,目前一些国家出现了类似于对中国科技封锁的行为,您觉得这个影响有多大?

  吴晓求:短期内的确会有一点影响,从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空间非常大,只要我们的政策和制度改革到位了,不会使中国经济处在一个萧条的状态。我们要加强政策的针对性,进行制度改革,激发企业创新的动能、活力,让他们能够很好地在科技类型企业的发展道路上走好自己的路。

  实际上,封锁不可能让中国经济衰退,也不可能让中国经济失去增长的动力,只不过我们也要根据这样一个变化,采取非常灵活、有效的措施,让企业有更大的动力去进行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我认为我们能够做到这一条。当然,一定要加强政策的精准性,哪些方面薄弱,就要扶持哪些方面,特别是在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方面,要给予足够的支持。

中西部扩大开放要突破三大约束  NBD: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各区域板块的稳定支撑。上半年,广东保持经济总量第一,但GDP增速仅-2.5%,引发不少担心。同时,湖北的全国排名跌至第十,尽管有一揽子支持政策,但完全复苏依旧面临巨大挑战。您对此作何评价?对经济恢复有何建议?

  吴晓求:广东上半年有2.5个百分点的下降,这是意料之中的。它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疫情,影响到人们的开工,影响到经济的活力。另外一个,广东经济的外向型更显著,所以外部环境的恶化的确给它带来一些重要的影响,这个影响可能超过内陆很多省份,所以这也是一种必然反应。在我看来,也不必过虑,我仍然对广东经济的活力保持乐观,因为它的市场化程度非常高,市场意识非常强,敏感性也非常好,我对广东不会有太多担忧。

  湖北是这次疫情的重灾区,所以上半年受到大的影响,也完全在意料之中。湖北经济的工业基础非常扎实,一旦环境缓过来了,制度和政策跟上,我认为湖北、武汉还是非常有活力的。湖北在中部属于一个经济实力非常强的省份,未来渡过难关后,会走向正确的轨道,加上中央对它的政策支持,我们还是可以保持乐观的。

  NBD:和东部沿海相比,中西部地区整体保持了不错的增长势头,像江西、四川,上半年进出口增速均超过20%,内陆开放取得一定成效。您如何看待中西部地区的增长?

  吴晓求:中西部的经济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很有活力的一个板块。一方面,广东、上海、江苏、浙江这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仍然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引擎,同时,中西部有后发优势,未来也仍然会有相对好的增长。经济增长有一个区域效益,过去相对落后的地区,如果受到外部影响和疫情影响相对较小,我想它会有新的增长。

  NBD:实现新的增长,本质上还是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推动中西部的对外开放?

  吴晓求:中西部的对外开放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约束。

  一是科技型企业,相对来说他们在整个产业结构中不占主导,技术的约束仍然存在,必须要加快科技型企业的发展,让他们成为未来经济新的引擎。

  第二是人才。经济发展离不开人才,人才是最根本的,有了人才,他们就会有想法,有了想法就会有创新,有了创新就会有发展。所以人才对中西部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约束。

  第三,资本并不是特别充裕。当然,资本是逐利的,哪个地方可以有好的发展,资本就会流向哪里,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中西部地区要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一切为了经济,一切为了企业,再加上有一个很好的容错机制,我认为资本至少是会流动过去的。

  所以,中西部地区要在这三个方面想办法,这样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新机场”说明区域经济有明显扩张性  NBD:自今年1月中央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来,外界对“中国经济第四极”产生了新的期待。在您看来,双城经济圈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吴晓求:中国经济发展历来有各自的区域,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也包括西部的成渝。在我看来,成渝未来还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它的人口规模比较大,人口也相对年轻,过去的发展速度不是特别高,可以形成新的动能。

  事实上,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重视区域联动发展,而且各个区域发展要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产业定位,不要搞同构化、同质化。所以从宏观层面看,应该对这些区域发展给予宏观指导,让他们有特色,这也是我们在未来发展中要多加注意的。

  NBD:成渝之间过去更多处在“竞争大于合作”的状况,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产业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如今,要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成渝如何才能克服困难,加速融合?

  吴晓求:其实在一个区域内,有一些同质化也是正常的,只要有规模性、有竞争力、有技术含量,就是可以的。但是从我们国家大的区域看,它们之间不能同质化。区域内部有一些企业相对是同质的,都可以理解,同质化也意味着有规模效应,也会有某种竞争,这个要正确地看待。

  当然,区域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找到自己的优势所在。无论是历史上的沉淀部分,还是现在的产业趋势、未来的发展战略,都要做一个很好的规划,来实现相互的协同发展,这可能是一个基本的思路。

  NBD:和三大城市群不同,双城经济圈是典型的“双核”结构,需要充分发挥成都和重庆两座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在您看来,成渝还可以往哪些方面多努力?

  吴晓求:成都、重庆都是非常有活力的城市,人口规模和产业规模都比较大。我看到成都的(服务)人口已经有2000多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加上四川人是很有干劲的,在休闲和轻松的环境中去创业,也是一个发展的道路。

  当然,成渝还要更多地学习广东的开放、上海的现代管理意识、江苏的经济规模性,以及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些都是可以吸取的经验。

  NBD:我们了解到,作为“十三五”期间规划建设的最大民用运输枢纽机场项目,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已进入投运一周年倒计时。新机场能否成为双城经济圈未来的重要增长点?

  吴晓求:一个地方建新机场,说明它的经济是非常活跃的,经济有明显的扩张性,所以老机场才不够用,这是它未来有希望的标志。新机场的建设,我个人认为,当然是适应了当前的需要。同时,它会对未来四川、成都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金融体系开放是“十四五”重要任务  NBD:目前,“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已开始意见征求。在您看来,“十三五”有哪些可以总结的经验,“十四五”又有哪些可以期待的?

  吴晓求:“十四五”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划,就是如何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在克服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条件下,还是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是“十四五”时期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具体来看,首先,我们仍然要把市场化改革的路子走下去,市场经济的道路是不可逆的,我们要进一步地完善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要继续推动开放,不要把内循环和开放对立起来。实际上,内循环主要是为了使我们的基础更加扎实一些,把短板补得更好一点,这不影响进一步开放。开放仍然是“十四五”时期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制度红利。

  第三,要把短板补上去。通过精准的政策支持和制度改革,让产业体系里面的短板得到进一步完善、补充、强化。这个短板,主要是一些制约了中国经济产业转型,影响中国经济向科技型企业为主方向转型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障碍,这个必须要克服。

  第四,要坚持中国经济的产业转型,推动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要让那种以资源为主,或者说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到以科技推动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模式中来。要重视高科技企业的发展,通过它来引领中国经济的转型。

  第五,要进一步推动要素市场的改革。市场化的改革,生产要素要全面市场化,由市场来配置,其中土地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开放。特别是金融体系的开放,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议题、重要任务。

  我认为“十四五”时期我们应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时要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要靠外部的资金、资本来到中国市场投资。这仍然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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