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90后”更自信，制度变革须跟上中国下一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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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0年，“90后”正式迈入而立之年，逐步成为中国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王文在核心期刊《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20年第4期发表长篇论文文《全球视野下中国“90后”的经济自信》表示，当下中国要有更多的制度变革，社会治理的方式也要随之创新。

摘要：

1.中国“90后”极有可能是世界同龄人中最优秀的群体之一。

2.西方一些人还在预测中国政治体制不久后会崩溃，恐怕会再次失败。不过，若最优秀人才都集中在国内，对中国未来参与并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恐怕也未必是好事。

3.不少“90后”拥有来自父辈更殷实的物质基础后，对未来的奋斗目标往往会感到迷惘、困惑，有的则因超前消费而带来严重的个人债务危机。

4.中国的未来不会争霸，不会变为第二个美国式霸权，具有未来的代际基础。

5.应在全球视野下高度重视包括“90后”在内的中国新一代青年人的国际观演进，政策变革须回应新一代中国人对社会、国家与世界的新态度与新认识。

　　2020年，在大众观念中似乎仍是“小朋友”的广大“90后”正在批量地迈入而立之年，成为国家发展与建设的主力人群。根据相关统计，出生于1990年代约有2.1亿人，出生于2000年代约有1.5亿人，这3亿多人的成长路径虽有居住区域、家庭境状等因素的差异，但都与中国国力提升和国际化进程同步。结合笔者在大学工作的切身经验以及与世界交往的实际感受，本文认为，中国“90后”极有可能是世界同龄人中最优秀的群体之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3月初在武汉考察抗击疫情时对“90后”和“00后”的评价所说，“过去有人说他们是娇滴滴的一代，但现在看，他们成了抗疫一线的主力军，不怕苦，不怕牺牲。”他们的优异程度将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新互动，也可能影响着世界的新变局。但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一批人时而对国力过于自信，时而对未来感到迷惘，各种制度壁垒也影响着这一代青年人的中外交流进程。对此，当下中国要有更多的制度变革，社会治理的方式也要随之创新。

一、“90后”的经济自信与全球情怀一　　根据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 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于1970年代提出的“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即经济发展和生存条件的改变将产生代际价值观转变，尤其是有一些重大的时代事件会影响不同代际人的优先价值观，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互动的速度加快，诸如加入WTO、北京奥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G20峰会、中美贸易摩擦等，都为新一代青年人打开了青春懵懂期的一扇窗，感知中国与世界的拥抱、竞争与摩擦。任何一代青年人都会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于中国“90后”“00后”而言，一个更重要的参考维度，就是中外实力消长引发的代际心理变迁。2000年以后，“90后”逐渐步入拥有记忆、价值观日益形成的少年时代。从那个时期开始，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并赶超发达经济体。2001年中国“入世”时，GDP总量在世界仅排在第9位，此后中国开放进程加速，国际社会的大量人才、投资、信息、商品、技术涌入中国，成为中国经济年均10％以上高速增长的动力，中国经济总量的国际排名几乎每年往前挪一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经济自由主义的神话破灭，中国依据国情走自己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2010年以后，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成功抓住了互联网2.0时代的发展机遇，运用包括微博、微信等在内的信息互动、连接、传递、分享技术的普及，在共享经济、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移动支付等领域开始领先于世界。近年来，日益商用化的5G技术优势进一步显现中国的后发优势。

　　“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新媒体、新科技、新教育快速更迭”、“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公民意识和自组织行为迅速发展”、“体制外创新创业”等都成为概括“90后”甚至“00后”新价值观尤其经济自信全民心理的关键句。这些关键句体现了标识着时代的积极印记。但与之相随的也有不少时代的消极烙印。概括起来，“90后”的青年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与发达国家的青年人相比，中国“90后”的国家自豪感更强。他们同步甚至更超前地接受世界的前沿信息、享受世界的发达产品、感知世界的时尚脉博，如无现金生活、便捷高铁、高网速、丰富且安全的城市生活等，但与此同时，一些青年人也会产生骄傲自满、轻视他国的情绪。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90后”有时被称为“小粉红一代”，比前几代人更爱国，对中国发展更充满着自豪感，对中国发展道路、稳定、秩序、国家认同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认可度。

　　2015年调查数据显示，有87.6％的青年以作为一名中国人而感到自豪。根据2015、2017年两次随机抽样调查的数据，69.8％的大学生表达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71.3％的大学生认为遵循政府的政策对国家发展很重要，82.5％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繁荣会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90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重要排序，第一就是“富强”，其次是“文明”、“和谐”。西方社会所推崇的“自由”、“民主”则分别排在第5、7位。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66.21万，回国人数达51.94 万，回流率达78.4％，较10年前增长了48％，呈现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归潮”。很明显，中国“90后”处在百年来中国实力最强的时代，而时代也给予了他们强于前一代人的政治自信。出国留学归国率的不断攀升，印证了笔者接触过的诸多“90后”的归国意愿。

　　但另一方面，对中国国力的过于自满情绪也在青年人群中蔓延。反对向西方学习的被访者占9％，这个比例虽低，但仍值得重视。一位1995年出生的上海学生在赴纽约某大学交换学习后回国，曾自豪地对笔者说：“相比于我们上海，纽约更像一个大农村。”一位高中就在美国念书直至硕士毕业的92年生人曾对笔者说：“一定要回国去。周围人许多都想回国去工作。美国没法呆了。”有一位“90后”则对笔者抱怨，美国枪支泛滥、城市治安较差，所谓“西方式竞选”更像是政客在比谁吹牛吹得更好。这些看法从某个侧面看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其结论多少显得激情有余、全面不足。

　　第二，与上一代相比，“90后”更具全球视野与国际情怀，更愿意探索未知的世界，赴外求知、求学的自觉意识更强，但与此同时，中国青年人在国际上的成长、成才速度远远落后于在国内。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首次出国的年龄呈现日益下降的趋势。笔者有多位“90后”学生，他们十多岁时就被父母带出国旅游，有的甚至大学毕业前就去了十多国。比起上一代，他们更有全球主义情怀，对“诗与远方”的向往更有热情，尤其是在大城市长大的“90后”，不只是对去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旅游、求学或工作有更多的兴趣，对南亚、西亚、中亚、非洲、拉美这些在上一代看来较为陌生的区域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21万人。其中，国家公派3.02万人，单位公派3.56万人，自费留学59.63万人。笔者在“一带一路”国家调研期间，遇到许多中国青年人，有的在当地求学，有的被国内机构派驻当地工作，有的长期在当地做生意，有的参加国际组织或NGO工作，有的甚至改变国籍融入当地从政。例如，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民航组织中的中国籍员工有10余人，大多都是“90后”，在他们身上，折射出未来中国与世界的融合。

　　但另一方面，多数“90后”更倾向于在国内发展，深信要走上更高领导岗位应该在基层锻炼。据统计，北京的一流高校，包括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学校在内，其京外就业率均超过50％。其中，北京大学为60.53％，清华大学为59.8％，中国人民大学为54.09％。“90后”市长、副市长也层出不穷，例如，担任福建省福清市副市长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90后”博士袁琳、担任西安周至县副县长的中国人民大学“90后”经济学博士郑睿臻等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必定会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不可能复制美国式模式。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讲“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是有充分现实依据的。西方一些人还在预测中国政治体制不久后会崩溃，恐怕会再次失败。不过，若最优秀人才都集中在国内，对中国未来参与并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恐怕也未必是好事。

　　第三，相比于中国的上一代，“90后”更有财务自信、经济自信，更愿意消费，更乐观、务实、平等地相信未来的经济增长与全球发展，但与此同时，不少“90后”拥有来自父辈更殷实的物质基础后，对未来的奋斗目标往往会感到迷惘、困惑，有的则因超前消费而带来严重的个人债务危机。

　　各类数据表明，“90后”明显要比上一代更爱消费。他们基本没有经历过苦日子，不喜欢储蓄，不像上一代人那样没有安全感，而是会花掉多数的钱，相信未来还会更好。这主要源于目前中国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社保而使他们的安全感增强，也源于时代价值观在变化。51.4％的大学生认为完全可以选择和掌握自己的生活。中国“90后”对全球治理有一定的兴趣，但更希望与世界平等互动，而不会像美国人那样，有着某种宗教情结，喜欢到全世界传播美国有多伟大，强迫别国搞民主化。在问到“未来10年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时，大多数人选择“刺激经济增长”（48.9％）、“保持社会稳定”（27.9％）。这说明有序建设国家、保持社会稳定是中国青年人在未来与世界交往中的出发点。

　　然而，根据《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30岁以下群体使用各类信贷产品的比例达到86.6％，实质负债人群占比44.5％。在美国上市的一家金融贷款平台数据显示，中国申请消费贷款者中37％是90后。未创业“90后”中，有86％明确认同或倾向于认同自主创业。“90后”多数是无神论者，更乐于自我享受，更关注于自我生活质量，但同时笔者不止一次听到“90后”的学生感到精神空虚与思想贫困。

　　由此看，中国的未来不会争霸，不会变为第二个美国式霸权，具有未来的代际基础。以“90后”为代表的中国青年人在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急剧上升的基础上，拥有强大的民族自信与爱国理性。然而，面对中国不断走向国际前列的未来，更具有国际视野的“90后”，如何适应中国与世界不得不打交道的新常态，如何当好中国第一代“全球公民”，如何摆脱源于时代、制度、价值观带来的局限性，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重大话题。

二、改革跟不上“90后”的国际抱负一　　在“90后”逐渐踏上工作岗位，成为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时代背景下，一场“静悄悄的革”（the　silent　revolution）似乎正在这代人的社会价值观中发酵。英格尔哈特在上世纪中叶对欧洲青年一代的研究得出的启示是，当国家向后工业社会过渡，青年一代将会在权威、伦理、体制、幸福感等各个方面呈现出后物质主义时代的新型心理特征与文化维度。若能成功引导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变迁，国家发展则会顺畅，否则，将很容易出现社会混乱，甚至失序。

　　20世纪中叶的美国、日本都曾出现物质极大丰富、而青年一代心理变化却无法适应国家发展的社会失序期。1950年代，美国经济大发展，青年人却精神迷惘。他们面临美苏冷战、国内麦卡锡主义的压抑，内心无比追求解放与希望，于是一群以中产阶级青年人为主体的“嬉皮士”，掀起了影响范围广泛的反正统文化运动，对美国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进行义无返顾的挑战，历史上通常称其为

　　“垮掉的一代”。同样，二战后，日本百废待兴，日本国民却陷入了一段没有精神主体的状态中，社会充斥着虚无颓废的思想，出现了一段以堕落方式反抗传统和权威、挑战社会秩序，文学史上称为“无赖派”的时期。

　　从历史经验看，如果不对中国“90后”的国际抱负与全球情怀进行有效引导与满足，不加速推进中国开放，不排除也会出现中国新时代的“垮掉的一代”，如当年美日“垮掉的一代”、“无赖派”那样，即国力增长强劲，青年人情绪却受压制，进而出现叛逆、离经叛道、桀骜不驯的冲突式人物，以其特有的方式冲击和解构主流社会和文化，最终有可能导致不必要的社会动荡与混乱。“90后”早已实现了温饱，多数都衣食无忧，基本生存得到了保障，但到后物质主义需求时期，当下的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进度明显变得乏力。

　　从经济政策看，城市高房价、高租金导致青年人大学毕业后、一踏入社会便会压力陡增，在“象牙塔”中积攒的国家自豪感极度受挫。一些年轻人“入不敷出”，还有大量赴京沪深穗打拼的青年人，被迫在近郊租房，导致通勤时间过长，幸福感下降，学习提升时间过少，生活压力过大，而产生对未来的迷惘、彷徨，对国家崛起与世界动态更是失去兴趣，甚至产生厌世心理。据统计，60％以上的“90后”感受到来自工作、健康问题和高额房价的压力。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979名“90后”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9.6％的受访“90后”开始关注养生信息，79.4％的受访“90后”自认存在脱发育发的焦虑和困扰，50.7％的受访“90后”表示关注养生信息是因为工作生活压力大。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发布的《2018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显示，84％ 的“90后”存在睡眠困扰， “90后”也被称为最“缺觉”的一代。3/4的“90后”在晚11点后入睡，1/3在凌晨1点入睡，晚睡晚起的“猫头鹰型”和晚睡早起的“蜂鸟型”作息占到六成以上。

　　从教育发展看，当下中国大学的师资、教材、管理严重滞后于“90后”“00后”的求知欲的标准，学生比老师更能捕获新知识、教材被摒弃、高校急缺合格思想辅导员的现象比比皆是。当前的中国大学运行模式多复制于西方大学体系，缺乏足够的实用性，与中国实践相差甚远。青年一代走向社会的心理准备，在大学阶段无法在课堂中得以充分完成。对有志于世界认知与国际服务的青年人，有时还受到保守型的大学体系的阻碍，比如，大学生普遍不了解“一带一路”，能够开设除英语外的其他语种课程的中国大学寥寥无几。

　　从网络服务看，防火墙的设置使“90后”无法便捷地运用谷歌、推特等国际通行的网络工具，对资料获取、学术写作、信息共享、国际传播都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对青年一代与世界各国同代人的交流顺畅度也造成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到中国来留学，来之前对中国充满好感，留学期间因网络工具使用的不便反而降低了对华的好感，这种情绪在中外学生的直接交流中产生共振。如何在中国网络化普及的时代背景下在一个交流平台上进行国际对话，成为中外青年交流的重要难题。

　　从新闻传播看，单一的宣传报道令思维多元化的青年人产生逆反心理，本应在道路、制度、理论、文化方面更自信的一些“90后”反而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心理异化。多数青年人拥有足够的明辨是非、知晓优劣能力，渴望充分感知国际动态与中国发展的实际状况。当前，过于单一化的新闻媒体报道尺度，对国内“思想统一”过于严苛的要求，最终导致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公信力的下降，也使国家容易陷入政府失信的“塔西陀陷阱”，同样无助于青年人对外交流中的底气与定力。

　　“少年强，则国强”，青年是民族复兴与世界发展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公开场合关怀青年一代，呼吁中国青年人要为世界与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中国梦与世界梦息息相通，中华民族应该对人类社会作出更大贡献。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有家国情怀，也要有人类关怀，发扬中华文化崇尚的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在全球视野下，如何对待承载着民族复兴使命的“90后”的成长，直接关系到205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根据“90后”的全球化时代新特征，中国未来的制度变革包括经济政策、社会服务等更上一层楼，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变得越来越紧迫。

三、政策变革须回应新一代中国人的全球情怀一　　目前看来，像当年发表在《北京青年报》那篇批判“8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既缺乏50年代人与祖国共命运的伟大情怀，也缺乏60年代人追求精神解放的觉悟，同样缺乏70年代人善于自省的精神”的预测，恐怕不会发生在“90后”身上。“90后”更崇尚“自我”而被贴上“责任缺失”标签的看法，也有失偏颇。

　　笔者搜索了大量关于中国“90后”研究的资料发现，学术界已关注到新一代中国人的新价值观与经济自信，但是伴随经济自信而出现的全球情怀与国际偏好的研究，并没有进入到青年研究的学术视野，相关机制变革的建议也未曾提出。对此，笔者强烈建议，应在全球视野下高度重视包括“90后”在内的中国新一代青年人的国际观演进，政策变革须回应新一代中国人对社会、国家与世界的新态度与新认识。

　　在制度上，要为包括“90后”在内的新一代中国人广泛参与全球治理加快政策改革进程。十八大以来，中国逐渐与世界分享中国经验，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但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工作岗位制度与国内人才制度格格不入，这包括户口、社保、子女教育、就医以及国内外人才的流动与升迁制度等。“90后”“00后”是延续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生力军与执行者。他们希望通过与全球互动实现自身的价值与报国意愿。对此，国家应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畅通青年一代的全球参与和国内发展的渠道，积极回应青年群体的全球参与志愿和热情，保障青年服务世界与服务国家的渠道是相通的，从而促进更多青年人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贡献力量。

　　在经济上，要为包括“90后”在内的新一代中国人提供更健全的城市服务与生活保障。各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不妨借鉴新加坡的经验，通过建设更多“公屋”，为青年一代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通过精准减税降费、抑制房价上涨、租金管控、民生服务改善、社会服务体系均等化等手段，打破阶层固化的桎梏，重燃青年人的奋斗激情，平抚失意者的失衡心态，真正扶持青年人实现成功理想与报国情怀。

　　在理论上，要为包括“90后”在内的新一代中国人更多的对外政治表达提供理论指引。国家领衔世界的每一轮周期约为100年。过去五百年全球化，先是16世纪由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领衔的大航海时代，再是18世纪由法国、英国领衔的早期贸易全球化的时代，再是20世纪由美国领衔的时代。21世纪中国能为世界做出多大的贡献，取决于青年一代对外互动中的贡献与讲述。过去20年，美国为世界做的贡献乏善可陈，发端于华尔街的国际金融危机，让全球数百万家庭破产；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战争导致近百万平民死亡，还造成了数百万难民。相比之下，过去的20世纪，中国保持了占全球1/5人口的社会稳定，减贫人口占全球70％以上，且没有爆发战争与对外冲突。这个发展奇迹是全球社会科学学界所低估的。中国青年人从这个伟大叙事中应能得到许多启发与鼓励。

　　在教育上，要为包括“90后”在内的新一代中国青年人提供更广泛、更均衡的区域研究培养方案。在各大高校的培养方案中，需要增强国际语言、国际文化、国际法律、国际政治、国际礼仪等多方面的通识教育内容，解决好中国青年一代与世界全方面交往的人才缺口，尤其应该采取设置国际

　　青年培养基金等方式，针对一些重点国家设立一些标杆性的国际青年交流项目，巩固、强化与助推中国青年走向世界的意愿与趋势。只有这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班人的能力才会更强。

　　总之，从长远发展来看，国家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的竞争，而青年人则是活力和创新的象征，谁能吸引青年人才，发挥青年人的价值，谁就能在未来全球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关注以“90后”为代表的中国青年群体，为中国下一代的全球情怀与国际合作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也有利于中国吸引包括华裔在内的世界优秀人才。随着中国的不断改革，近年来，一些华裔也开始选择回国效力，甚至改为中国国籍。例如，美籍华裔自由式滑雪天才谷爱凌将国籍改为中国，宣布即将代表中国参加2022年冬奥会。当前，中国成为全球青年人关注的重点，本身也折射了中国必将成为全球的中心，在这个历史关口，包括经济政策、对外交流、教育等在内的机制变革变得更加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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