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未来15年完成翻番面临巨大挑战,需要有大的改革、重构和战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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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本文转自11月12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微信公众号,原标题为《科学测算和设定2035和“十四五”经济增长目标》。
一、到2035年人均GDP翻一番,要求未来15年GDP实际增速年均达到4.78%。
首先按照2035年中国人均GDP较2020年翻一番进行倒算, 2020-2035年这15年平均人均GDP实际增长速度达到4.73%。考虑2035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335亿,较2020年增长0.63%,GDP总量的年平均增速要求达到4.78%。这种增长速度将使我国GDP总量从2020年103万亿左右上升到207.5万亿人民币(2020年不变价格),如果按照现有汇率折算,将达到30.5万亿美元,人均GDP将达到2.13万美元,刚好是2020年人均GDP1.06万美元的两倍,总量将与美国2035年预测的水平相当——假设美国未来平均增长速度是2.5%,到2035年其GDP总量将达到30万亿美元)。这种人均GDP翻番的设想对于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对于中国大国崛起和中美大国博弈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需要的经济实力的支撑,需要我国人均GDP增速在4.3%以上。
按照2020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各国创新指数表明,中国目前位列世界14位,如果将创新型国家前列界定为创新指数前10位国家,这将意味着中国在研发强度要达到前10名水平,那么我们的研发强度将从2020年2.2%上升到2035年的3.34%,按照2020年不变价计算,则研发总规模将达到7.003万亿,这就要求我们未来15年R&D每年增加8.03%左右。这个速度并不高,过去15年我国R&D平均增速速度为17.7%。
如果以美国的研发总量和强度作为参照系,2035年我国研发支出的规模将是2019年美国研发投入的1.83倍,2035年我国GDP总量将达到206万亿,是2020年美国经济总量的1.02倍(如果美国加减增速按照2.5%计算,那么到2035年将达到30万亿美元,按照人民币2020不变价格将达到203.5万亿),因此如果按照美国的研发强度,中国经济总量所需要的研发强度达到2.8%左右就足够了。这个强度需要的人均GDP增速达到4.3%就够了。
如果按照4.3%的增速进行倒算,到2025年我国人均GDP水平将达到创新型国家前10名的40%左右。
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不同的标准下所需要的增速差别很大。综合各种标准,4.8%的年均增速可以保证我国达到高收入国家中位数国家的水平。
中等收入发达国家这个概念是一个松散定义的概念,缺乏明确的定义。一是不同组织和机构对于发达经济国家定义不同;二是高收入国家和发达经济体并不等同,往往相互混同;三是“中等”的概念可以以“平均水平”来表示,也可以用“中位数水平”来表示。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理解来进行逐一分析。
从世界银行标准来看, 2019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门槛值为1.2375万美元左右,而发达经济体中人均GDP水平最低为2万美元,平均水平高达4.8万美元。剔除卢森堡、新加坡等体量偏小的经济体后,人均GDP的平均水平也在4.1万美元左右。
按照IMF标准,2019年全球经济总量约为86.6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的GDP就达到了51.74万亿美元,占比约60%。全球人均GDP约为1.146万美元,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却高达4.825万美元,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水平的9倍,也是全球人均水平的4.5倍。算上美国,那全球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就高达4.825万美元,若不算美国则下降至4万美元。
因此,两个标准的共识是:1)高收入门槛值12375美元;2)发达经济体门槛值2万美元;3)发达经济体平均人均GDP4.8万美元。
如果从中位数角度来看, 2019年,全球范围内的高收入国家共有70个,而发达经济体仅有39个。因此以高收入国家的中位数为标准,应当以第40-30位的国家为基础,他们分别是葡萄牙2.05万美元和西班牙2.81万美元;如果以发达经济体的中位数国家为参照,那么应当是法国3.88万美元为下限,德国4.42万美元为上限。
经过一些假设和倒算,我们分别按照各类参照系可以得到以下的计算结果:
1、如果要在未来15年达到IMF和世界银行公布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8万,假设这些国家不增长,中国人均GDP增长4.36倍,那么年均增速必须达到10.3%;假设发达国家未来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5%,则未来15年年均增速必须达到13.1%。
2、如果达到70个高收入国家的中位数水平即西班牙2.8万美元,假设西班牙不增长,那么未来15年需要增长2.55倍,需要年均增长速度为6.43%。如果中位数发达国家西班牙未来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5%,则未来15年年均增速必须达到9.09%。
3、如果达到葡萄牙的水平(2万美元),假设西班牙平均增长速度2.5%,则未来15年年均增速需要6.67%。
4、充分考虑再告诉经济增长过程中本币升值的问题,上述3个方面的测算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参照标准就是,德国在1960-1980年年均升值达到5%,中国在过去20年中年均升值达到1.3% 。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在中国年均GDP 增速超过4%,实际汇率升值幅度可以达到1.5%-2.5%, 因此假设人民币升值年均速度在2%左右,那么2035年超越葡萄牙需要年均增速4.7%左右,超越西班牙需要7%。
将上述各种指标进行综合比较可以发现,我们采取高收入国家中位数人均收入水平作为参照,2020-2035年中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即超过葡萄牙的平均水平,那么未来15年年均增长速度在4.8%可以稳定达到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序列。到那时我国人均GDP也将翻一番,达到14.4万元,按照持续升值后的汇率,折合人均GDP2.8万美元左右。同时这个平均增速按照“前高后平”的分布态势,十四五末2025年的人均GDP将接近1.4万美元,稳定超过现行的1.2375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即使到2025年高收入国家门槛值按照现有每年提升300美元的速度,我国人均GDP也稳定跨入中等收入水平,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四、按照当前经济结构和经济动力的发展轨迹测算的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速并不能自然支撑2035年的合意增长速度。
按照目前经济结构、资源禀赋以及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所测算的潜在GDP增速如下表所示。我们发现,第一、如果简单按照目前的态势和模式发展,未来15年乐观情形下我们可能的平均增速仅为4.36%,2020-2025平均潜在增速最高为5.64%;第二、在基准情形下,2020-2035的平均潜在增速为3.76%,2020-2025为5.12%;第三、在谨慎情形下,2020-2035年平均潜在增速仅为3.17%,2020-2025仅为4.67%。这些增速测算表明,即使情形再乐观我们也难以达到4.8%左右的合意增速。因此,未来15年,特别是未来5年,我们没有经过大的改革、大的重构和大的战略调整,我们很难完成2035年翻番的要求。
表1:2020-2035年经济潜在增速预测结果
五、在新发展格局战略统领下,进行深入改革和结构大调整,构建4大新红利,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空间的释放完全能够满足收入翻一番的要求。2020-2035年均增速设定在4.8%左右、2020-2025年均增速5.5%-6%具有合理性。
经过改革和结构性大调整,中国经济增速的潜力有多大呢,是否足以将增长的平均增长中枢提升到合意的4.8%以上呢?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团队的测算表明,只要我们真正进行一下四个方面大改革、大调整和大构建,我们完全可以达到相关目标的。
一是通过创新驱动战略、科技强国战略以及人才强国战略,全面推进技术进步,全面突破当前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卡脖子约束”,实现中国的新技术红利;二是全面推进关键领域改革,构建第二轮制度红利;三是通过人才强国和教育强国战略,推进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源红利;四是全面构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合作平台和新的竞争力,突破价值链和分工链重构的瓶颈约束,构建新一轮全球化红利。按照人民大学团队测算只要我们对要素市场改革进行75%的深入改革,未来15年年均增速可以提升0.72个百分点,达到5.03%;如果要素市场改革进展到90%,那么潜在增速将提升2.4个百分点,达到6.6%左右的水平。虽然这种测算是一个理论上的参考值,但足以说明中国只要通过利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来调整、重构、深化过去的各种战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新4大红利构建来较大幅度提升潜在增速,进而满足收入翻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4.8%合意增长速度的。
当然,我们不仅要考虑我们所具有的潜力,同时还要考虑我们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当前最为严峻的两大挑战体现在中美大国冲突的激化和新冠疫情对于世界经济的趋势性和结构性的冲击。因此,我们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可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所指出的“中长期规划目标要更加注重经济结构优化,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十四五’和到2035年经济发展目标采取了以定性表述为主、蕴含定量的方式”。
因此,可以将2020-2035的经济增速目标数量化到4.8%左右,2020-2025年平均增速5.5%-6%区间的同时,强调中国未来的15年的现代化目标具有强烈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即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强调世界发展水平的对标,同时也必须强调我们的现代化是人口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统一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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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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