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思义(John Ross)系前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4月1日观察者网。
H&M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公司因为其扩散所谓“中国在新疆制造种族灭绝”这一彻头彻尾的谎言而在中国引发了巨大的公怒，并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对于美国反华“混合战”最新的斗争。然而，当我们分析这一事件就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场消费者抵制活动，更重要的是它向我们生动全面地展示了美国是如何打压中国，尤其是让中国人认识到美国的帝国主义是如何的冷酷无情——尽管奥巴马、特朗普时代美国就对中国发动了攻击，但一些中国人对美国依然心存幻想。
具体来说，美国试图迫使西方公司抵制新疆棉花的运动表现出了一些彼此关联的目的：首先，通过发起步调一致的国际宣传攻势散播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新疆种族灭绝”，美国正在遵循其长期以来的传统套路——发明一个“巨大的谎言”为自己对外侵略的重要行动提供“合理性”。正是如此，当年美国声称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甚至核武器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紧接着就是2003年入侵伊拉克，然而侵略军掘地三尺也没找到他们言之凿凿的“大杀器”，事实证明这就是一个彻底的谎言。无独有偶，1964年8月4日，美国声称北越军舰在北部湾袭击了美国船只，这一声明被美国用来发动了越南战争——后来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北越袭击事件是子虚乌有，2003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公开承认袭击从未发生。如今，美国又故伎重演，用相似的谎言指控中国，而“种族灭绝”是对任何一个国家最严重的指控之一。第二，美国炮制出如此严重的指控不仅仅是为了抹黑中国，更是出于非常清晰的地缘政治目的——美国试图最大程度地给自己的盟友们施压，让他们中断基于理性共赢的对话关系而追随美国的冷战路线。因为西方国家的人民自然会极端憎恨那些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的国家，所以通过散播歪曲的谣言从而达到极限施压的目的。特别是美国对于中欧签订全面投资协定极端紧张，如此一来，美国制造新疆“种族灭绝”的谣言，试图阻止欧洲最终签署协定。
第三，美国的行为还显示出它宁愿牺牲本国公司和盟友国公司的商业利益也要针对中国发动冷战。也就是说，美国实际上是将政治和地缘政利益置于经济利益之上。美国通过“种族灭绝”的谣言向诸如H&M这样的公司施压，要求他们抵制新疆棉花，然而消费者对H&M的抵制同样也会摧毁该公司在中国的业务，但事实证明美国不会在乎这些——这对于任何卷入美国这场对华舆论战的西方公司都是一个警醒。第四，美国发起的这场刺激H&M和Nike等西方公司参与的抵制新疆棉花的运动折射出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集团和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差异。在发达国家阵营，美国可以轻易向这些国家施压迫使他们支持自己的反华立场，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却不行。最后，美国的抵制新疆棉花运动目的在于增加新疆的贫困，然后寄希望于让恐怖主义在这里死灰复燃——自阿富汗战争以来，美国就长期勾结和支持伊斯兰恐怖主义和圣战组织，我在2015年的《美国外交政策应该为“圣战主义”负责吗？》一文中进行了详细分析。事实清晰地证明，如果适用于自己的外交政策，美国随时准备祭出恐怖主义这一“杀器”。
面对由一个巨大谎言开启的这种环环相扣的攻击，中国是否如一些人所说面对美国组成的联盟陷入了被动局面呢？恰恰相反，即使如此，在这场反抗美国对华“组合拳”的斗争中，我认为中国依然占据了巨大的优势。这其中的原因是根本性的：不仅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因为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当前的形势清晰地表明了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历史的宝贵财富，更是分析和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众所周知，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形势，正符合毛泽东在经典文章《论持久战》中所作的分析。中国应该如何打赢这场“持久战”？首先，从方法论出发，我们首先应该明确研究对象所处的具体时间和空间。有必要指出的是，当前国际局势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当然，如果没有核武器的存在和解放军的实力，美国有可能试图将对付中国的手段发展到战争的地步——伊拉克、利比亚、越南和其他一些案例表明，美国对于弱于它的对手从不手软。但幸运的是，中国的核武器和解放军的实力让美国明白，如果与中国面对面硬碰，自己将损失惨重。这使得美国主流媒体都不主张与中国开战。这种大局自然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生个别局部战争或者代理人冲突，但除非美国的科技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进步，足以保护自己不受攻击，否则中美之间就不会爆发全面战争。《论持久战》这篇文章之所以适用于今天的局势，并非因为这篇文章问世时中国面临的全面的军事冲突将会在今天发生，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毛泽东在当时充分意识到，抗日战争将扩大为更广泛国际冲突，而这正是他在文章的分析中认为中国会在战争中获胜的原因。那么，当前形势的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或许毛泽东提出的那个最著名的基本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有助于我们找出答案。在当前形势下，谁是中国的敌人，谁是潜在的盟友，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何关联？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概述世界形势的主要特点，并准确评估其中各要素的分量。要分析美国真实的情况，以及对其当前和过去的危机程度进行比较，就绕不开其国家权力的核心——军事。正确的说法应是，当前的政治动荡表明令美国陷入自越战以来最大的危机。但“美国面临内战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等说法则过于夸大。美国在越战中的失利极大地瓦解了美国军队的士气，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在国际上的政治支持——这使得美国几年来几乎不可能在国外主动挑起战争（这是“越南综合症”带来的后遗症）。但现在美军不存在这样的危机——过去30年来，美军四处征战。像1月6日暴乱者冲击国会的事件的确令人惊叹，但它们并没有表明美国在国内或国际上使用硬实力（最终是军事力量）的能力有任何问题——这与美国在越南战败后的情况不同。至于美国经济，新冠疫情引发的危机无疑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但它显然不能与大萧条的危机规模，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引发的后果相提并论。与中国相比，美国还拥有全面的技术优势。当然，在某些特定领域（5G电信设备供应、无现金支付等），中国确实领先于美国，这是事实，也极为重要。但如果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超过美国，就等于是犯了毛泽东所警告的“片面性”的错误，即只看到形势的个别方面而不是整体方面，看不到美国的整体技术优势。即便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经济的生产率水平也是中国的三倍多——这是美国科技领先、资本存量规模的长期积累优势等的一个指标。除了军事和经济因素外，无论是美国还是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统治阶级都没有失去对局势的政治控制。即使是左派改革家试图剧烈挑战政治霸权的努力，例如美国的桑德斯（Sanders）或英国的科尔宾（Corbyn），也被全面击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民众的压力可能会极大地限制美国的行动空间——这一点在越南战争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一般认为美国已经承认入侵伊拉克是一个错误。但只要美国在本国保持全面的政治控制权，它就总能反击对其关键政策的威胁，而任何有能力挑战统治阶级控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美国或任何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只能获得边际支持。此外，在短期/中期内，拜登不太可能维持美国民众的国内动员能力——这为特朗普式（特朗普在或不在不重要）的铁杆共和党反华势力的回归，扫清了道路。总之，美国和其他发达资产国家的政治防御能力和底蕴仍然非常强大。美国的军事优势及其先进的科技特点也意味着，美国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建立或逼迫国际联盟的能力方面，特别是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联盟的能力方面，继续拥有强大的底蕴。尽管美国陷入短期的政治混乱，但这表明美国出于军事/政治原因将继续与“发达国家”（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维持重要盟友关系。即便从他们自身利益的出发，美国希望他们采取的经济政策并不合理，但他们也只能继续听命于美国。拜登无疑会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优势——即便这不符合这些国家人民的利益，以及中国的利益。相反，对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来说，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理性的经济政策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诉求。中国人普遍认为，美国对中国步步紧逼是为阻止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但是，从更广义的国际关系而言，美国用来攻击中国的种种手段也正在攻击其他国家人民——美国打击中国的重重举措同时也在对其他国家的人民造成伤害——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这里仅举几个执行美国的政策伤及其本国和他国民众的主要例子——如果不是篇幅有限，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例子。西方经济咨询公司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估计，对来自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导致价格上涨，将使每户美国家庭平均多花费800美元以上。
在印度，对包括TikTok在内中国软件的禁令不仅剥夺了印度人民的娱乐来源，也摧毁了为满足TikTok用户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印度当地公司。
在英国，对华为的禁令意味着普通用户将不得不承担更高的网络资费，延迟英国5G的推出。
一些国家的政府追随美国采取的反华政策，损害自己国家利益，导致这些政府面临着不得本国人民人心的风险，前文所分析的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风险。可以说，任何将自己的经济政策置于美国驱使之下的国家，与中国相比，都将会使本国经济遭受更加严重的停滞和损害。从上述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就经济角度而言，任何国家向美国的要求让步都是非理性的。但对许多国家来说，考虑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联系将优先于合理的经济政策——即政治将优先于经济。比如，尽管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澳大利亚一直对中国采取挑衅性的政策。加拿大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等行动，则破坏了其此前试图与中国发展良好经济关系的努力。在世界不同地区，如何平衡合理的经济政策与美国政治压力之间的差别很大。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经济上没有回旋余地，无法通过抬高价格、限制贸易等手段来推行不合理的经济政策。因此在亚洲、中东、非洲、拉美，大多数国家拒绝执行美国的反华政策。而在另一个极端，美国的统治阶级对他们控制人民的能力很有信心，反华政策更容易实施——美国也可以将这种政策强加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一些最亲密的盟友身上。剩下的世界两大地区——拉美和欧洲（不包括俄罗斯），这两大地区对中美两国的政府定位和内部舆论的立场尚不清楚。笔者发表在《观察者网》的文章《美国想搞“反华阵线”？可拉美早已不是那个“后院”了》，对拉美局势作了详细分析，故在此不再赘述。因此，下文将分析另一个尚未确定结果的关键地区——欧洲。
从经济利益与美欧政治攻势之间的力量关系来看，欧洲是世界上局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欧盟与美国、中国同为世界三大经济中心之一，因此对对华贸易和投资有着浓厚的兴趣。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因此，从经济角度而言，欧盟寻求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非常合乎逻辑的。
尽管如此，欧盟同时认为，其必须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这使得美国可以对其施加压力。欧盟视俄罗斯为军事敌人——中国和欧洲在地理上相距太远，不可能对欧洲构成军事威胁。事实上，欧盟的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俄罗斯没有兴趣在军事上威胁欧洲其他国家。尽管如此，这种错觉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欧洲的政策，这使欧洲在军事上听命于美国主导的北约。欧盟想掌控自身经济利益与其在军事上听命于美国产生冲突的结果是，试图摆脱美国的欧盟采取如下措施：欧洲总体形势的一个例外是英国——英国其已经脱离欧盟的政治结构，但事实上还没有脱离欧盟的经济结构。与欧盟的主要大国德国和法国相比，英国对美国要顺从得多。从19世纪末开始，曾经是世界上最大帝国的英国开始衰落，其决定听命于崛起中的美国来维护自己的国际利益。即便英国身为欧盟的一分子，从1973年起，其一直是欧盟内最亲美的大国。在美欧发生冲突中，英国始终站在美国的一边。英国是一个中等规模的经济体，不可能独立于美国和欧盟这两个经济体之外。随着美欧关系紧张升级，英国再次选择服从美国的立场——这才是英国脱欧的实质。美国目前希望对中国采取激进政策，所以英国在这方面的压力由此超过欧盟。像英国脱欧派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在发表的2021年新年贺词中写道：“很多人都在问我：下一步怎么办，你下一步怎么办？……我将告诉你下一个大挑战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下一个大挑战是中国……中国绝对要接管世界……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对我们构成的威胁。2021年开始我的下一个活动是确保我们不再依赖中国。”总而言之，美国资产阶级的国内和国际底蕴都很强大，高估美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大错特错——正如毛泽东坚持认为，拒绝承认1938年日本在某种意义上比中国强大是错误的。遗憾的是，中国的综合实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超过美国。关于美国实力的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对中日战争结果的答案相同——无论人们如何渴望速胜，中国都无法速胜日本。鉴于此，中美之争将是一场持久战。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世界应为美国长期全面针对中国做好准备——尽管在这期间，可能会有一段时期，两国关系主要是合作关系，即便在紧张时期，也有可能在特定领域进行合作。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因此具有极强的侵略性。理论和事实均印证了这一点——美国建国244年，有227年的时间处于战争状态。历史清楚地表明，美国变得“爱好和平”的唯一情况，往往是其遭受了失败和变得虚弱，而当它恢复实力时，它就又会恢复侵略性。比如，在越南战败后，美国实行了数年的缓和政策，而在从1970年代后期恢复实力后，它恢复了对其主要敌人苏联的侵略政策（当时中国没有受到特别的攻击，只是因为它没有被视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同样，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当美国感到自身实力受到严重削弱时，它采取了与中国和20国集团合作的政策，直到2016年美国觉得自己已经恢复了实力，开始霸凌式打压中国。但与美国的优势将继续保持与中美竞争将是长期性的特征相比，我们也有必要了解美国的弱点——既然美国也有弱点，那么除非中国犯大错，否则中国会在这场长期竞争中成为胜者，而这样的结果符合全人类的利益。美国弱点的第一个特征表现为一个核心矛盾，正如上文所述，这是了解全球大势的关键。美国经济缓慢增长使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政策，因为美国在其零和框架下无法加快自身经济增长，因此它只能试图减缓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但美国经济缓慢增长，同时也降低了美国作为其他国家合作伙伴的吸引力。此外，世界经济放缓是违背全人类利益的，因为实现经济发展仍然是绝大多数国家和人类最具决定性的任务。这一核心矛盾说明，力量关系逐渐对美国不利。这也清楚地表明，中国在国内外均取得了成功，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成功地实现了自身的发展目标——特别是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具活力。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成功，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中国人民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而进行的伟大斗争和牺牲的产物，也是中国人民自1949年以来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的产物。中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中的表现远远优于其他任何一个大国，再次印证了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当然，如果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中国将重蹈苏联覆辙，中国的民族复兴也将受阻，而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人类的灾难。但幸运的是，除非中国共产党犯下弥天大错，否则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目前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尽管中国自身的发展实力才是局势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全球大趋势意味着，中国有潜力和强大的底蕴在发展中国家中广交盟友。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幅员辽阔，占世界面积的三分之二，与中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远快于发达国家。当然，个别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可能会不同，比如印度近来对华态度比较消极。但由于规模和总体动态，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广泛结盟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一个国家给中国出难题，那些另一个国家往往可以弥补上来——比如，巴西现政府在政治上对中国不如卢拉和罗塞夫执政期间亲密，但阿根廷可以代替巴西向中国提供相同的诸多产品。阿根廷最近采取措施，更加积极地与中国接触。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幅员辽阔，使得美国不可能集中力量对付单个敌人。就政治层面而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友好关系经常在联合国得到体现。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投票模式，美国及其盟国试图在香港和新疆等问题上攻击中国，结果发展中国家投票反对美国，令中国获得大多数的赞成票。长此以往，这使得中国在联合国的这类问题上总是获得绝大多数赞成票。以前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是发展中国家的俄罗斯在联合国经常投票支持中国，其军事实力也是对美国冒险主义的主要威慑力量。发展中国家拒绝附和美国的挑衅，比如美国试图拉拢发展中国家，挑起中国南海的紧张局势。尽管美国反对，但东亚所有主要发展中国家均签署了RCEP。此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现在远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与发展中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对中国来说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越来越重要。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交好的同时，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也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然，美国正通过外交手段相方设法破坏中国的努力。美国正试图通过花费数十亿美元援助发展中国家，并通过舆论抹黑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抵消中国援助当地的正面影响。中国应积极且妥善应对这一状况——因此，中国的外交官以及各种形式的媒体和公关，应在这其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外交部长每年首次出访都选非洲，正是了解这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中国不仅应援助发展中国家民众，而且还应为他们提供和开创共赢前景，而这都应让国际社会知道这一点。除了与发展中国家政府建立双赢关系的可能性之外，也要尽最大可能地争取其民众的支持。正如上文分析所示，美国资产阶级拥有足够的资源，能够控制本国境内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许多盟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局势——只有外部客观打击和美国相对于中国的力量逐渐削弱，才能减少这种情况。因此，尽管在发达国家争取部分民众或经济利益的每一项努力在某种程度上都弥足珍贵，但它却遇到了一堵无法逾越的墙——在当今世界发展阶段，中国根本不可能争取到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参与进来反对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客观看待对华关系。相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交往，不仅有许多机会与各国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且当地大多数人对中国及其政府与中国关系持客观/支持的态度。当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形势也颇为复杂。中国不主张其他国家效仿中国模式——尽管中国不能阻止其他国家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中国的经验也肯定会被学习借鉴。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将是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有些国家将转向社会主义——他们将是中国特别亲密的盟友。但是，由于上文分析过的原因，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愿意追随美国企图强加给他们的反华政策，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为中国积累起了庞大的朋友圈——国际力量关系正转向他们。作为主要因素的中国自身的发展实力，以及正蒸蒸日上的发展中国家的强强结合，意味着有利于中国的力量关系正逐渐靠向中国。显而易见，由此得出的结论与《论持久战》中提到的结论不谋而合——在这场应对美国攻击的“持久战”中，中国不可能速胜，但它会最终会赢得胜利。此外，中国赢得胜利，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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