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玲：中国银行业，百年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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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回望百年历程，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重要时间节点上，选择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逐步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为进一步展现党在政治、经济（金融、贸易）、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历史发展进程及社会发展建设成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举办“党史中看百年”主题系列讲座，邀请多位权威学者，讲述党的奋斗历史，探究伟大胜利背后的根本原因。中国银行前副行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带来了主题为《中国银行业百年发展史》的第六场讲座，实录如下：点击播放键听全文↓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是辉煌的，经过百年的发展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改造成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强盛的新中国，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二，连续11年保持制造业第一大国，外贸总量世界第一。同样，中国银行业也在这个过程之中发展壮大，经历百年历史，有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可圈可点的人物和功绩。
一、不朽建筑告诉我们故事
我国银行业可以从存在的建筑群发现其发展道路，以上海外滩和北京西交民巷两地的银行建筑最为有名。18世纪末期，倚仗着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西方银行开始大举入驻中国口岸开设分行，形成强大的外国银行集团，从而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业。入驻之后，西方银行集团通过垄断外汇业务、赔款-贷款等方式，控制中国经济金融的命脉，同时，享受特有的关税和盐税存款权。
关于外滩23号中国银行流传一则小故事，坐落在外滩20号的原沙逊大厦与当时的中国银行总行大楼有一较高低之争。按照设计图纸，中国银行总行大楼应有17层高，如果按照图纸建成将会比77米的沙逊大厦高。可后来由于某种阻力而将中国银行总行大楼建为地上15层，地下2层，从而失去了当时上海第一高楼的美称。在当时，中国银行总行大楼是外滩唯一一座由中国自己出资，并主持设计和建设的大楼，也是外滩万国建筑群中唯一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我国的银行业具有受制于外的特点。在上海外滩，几乎都是西方的银行，其中有三家银行非常具有代表性。
第一家就是坐落在外滩12号的汇丰银行。在当时，作为英国资本控制旧中国金融市场的代表机构，汇丰银行通过发行纸币垄断了外汇市场，通过汇款业务赚取汇差、收取手续费，扩大银行的资金规模，并进一步在中国扩张，先后在北京、天津、汉口和重庆等地开设分支机构。后来汇丰银行又取得关税、盐税的存款特权。汇丰银行又向清朝政府提供政治贷款，兴修铁路和开采矿山，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英国在清朝的殖民统治。随着新中国成立，除了在上海汇丰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纷纷倒闭，在中国政府许可下可以经营外汇业务，后来一度将业务委托中国银行代办。
另一方面，汇丰银行在它建立初期就加紧其海外扩张。19世纪中后期，在日本、泰国、美国等多个国家设有分行。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汇丰银行又在东南亚等多个国家设立分行。在欧洲，法国和德国依然有汇丰银行的身影。作为英国经营时间最长的银行，可以说汇丰银行是伴随英国殖民发展而来。
第二家就是坐落在外滩15号的华俄道盛银行。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家与俄法合资建立的合资银行。华俄道盛银行在当时享有发放贷款、发行货币、税收经营、注入开矿等特权。
第三家就是坐落在外滩24号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这一家银行是一个典型由中国的银行接管的外资银行。由于日本战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被解散，其在华的资产全由中国银行接管。在1946年的日本，东京银行成立，由东京银行继承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资产和负债。
历史上，除了上海外滩，北京的西交民巷和东交民巷也是闻名遐迩的银行街。曾经在西交民巷坐落着多家银行，西交民巷甲25号曾经是大清户部银行，56号是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于1918年2月成立。50号是官商合办的中国工农银行，在1918年，此处是北洋政府财政部在大兴宛平县设立的大宛农工银行。
这里需要着重介绍一下西交民巷17号，中国银行现在坐落在这里。在1910年，这里曾是北洋保商银行。它的总部先在天津，后来搬到了北京。北洋保商银行由北洋军阀和华洋商人共同出资成立，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清理天津商人积欠国外银行的帐务，以维护天津商务成立的，所以它的名字叫做保商。在1920年改为华资商业银行。坐落在西郊民巷17号的还有大陆银行，这是一家成立于1914年4月1日总部设在天津的银行。另外，曾经的中央银行也坐落在西郊民巷17号，现在的人民银行货币服务部。
与西交民巷相对的东交民巷也有多家银行坐落于此，丙23号是横滨正金银行旧址，34号是东方汇理银行，36号是美国花旗银行，39号是麦加利银行。这些都是当时主要的银行。
需要一提的是，由于清廷的软弱无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使得天津、广州、武汉等通商口岸都坐落了众多的外国银行。在当时，由于多国的银行在华开办业务，使得许多未得到中国政府批准的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这些流通的非法货币没有缴纳或者公开申报准备金，大肆敛财，扰乱了当时中国的经济秩序。
在这种外资银行扰乱秩序的情况下，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在深思、学习和觉醒。清朝的名臣左宗棠、李鸿章、盛宣怀就强烈倡议要开办属于中国自己的银行，以达到“以中国之银供中国之用”的目的。1897年，中国第一家民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建立。此后，官商合资的银行以及私人银行纷纷设立。
在1905年，经过多方努力，大清户部银行成立。这是最早由官方开办的国家银行。大清户部银行的目的在于整顿币制，推行纸币以济财政。到了1908年大清户部银行把户部两个字去掉，改叫大清银行，其目的是为了把财政和银行分开。随着社会的发展，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被裁撤、清算。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经孙中山大总统的提议，参议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正式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负责整理币制、铸币、发行货币、代理国库等等这些特殊任务。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三号大清银行旧址开业。中国银行是唯一建制始终完整连续经营了109年的银行。
二、百年中行各时期的担当和贡献
在历史上，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时有发生，中国银行此过程之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具有许多代表性的故事。一件事是在大清银行的股东联合会议的记录上，1912年1月28日大清银行的股东群呼“中国银行万岁”，反应了当时金融界对于现代银行体系的认可和向往。次年，即1913年5月，外交部通知各国使节中国银行成立，并发布公函，足以见得现代的银行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为了巩固辛亥革命的成果，支持中国银行为革命军提供军票。通过收兑军票为革命军提供资金支持。
由于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经济不振、货币贬值，袁世凯政府下令停止兑换银元，这就引起了市场极大的恐慌。在1916年5月13日，在中国银行上海总行的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璈的带领下，中国银行的上海的股东联合会和分行分别致电给财政部及总行，坚决抗拒袁世凯政府的“停兑令”。同时，连续在《申报》上登文，声明上海纸币照常兑现，存款照常支付，不仅迫使当局放弃了停兑，也维护了金融市场稳定。
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银行求发展、重信誉、敢创新，学习世界先进的管理治理机制，为民族银行业的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成为中国民族银行业的一块基石。
在国际上，中国银行的国际影响力在这个时期也得到巨大提升。1928年，通过学习西方经验、实施先进的会计制度，中国银行通过制度改革成为国际汇兑银行。1929年7月，由中国银行经理张嘉璈带队的中国商界10人代表团出现在第五届ICC大会上，引起了国际广泛关注。会议上，代表团义正言辞提出的废除西方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巧妙回答中国债务问题，都展现了中国商界的风范。1931年，中国第一次加入ICC国际商会。可第二次参加ICC是1994年。1995年1月，中国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在贸促会的领导下继续发展。由于中国银行是外汇外贸的专门银行，中国银行则一直担任着中国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主任一职。1999年，由于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改组所致，需要从亚洲国家产生一位副主席，中国银行就成为主要候选人之一。又加上中国银行的国际结算业务的突出表现，中国银行在委员会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国内，由于中国银行的业务迅速发展，地位快速提高，使得民国政府觊觎中国银行，从而希望通过增加官股份额达到控制中国银行的目的。从1935年开始，官股的份额由500万增加到了2000万，1943年又增加到4000万，官商比例由原先的1:4变为2:1，中国银行就由此变为官僚资本绝对控股的银行。
在抗战时期，中国银行严守民族气节，与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投降集团进行斗争，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经营，扶持生产，支持抗战，支持八路军的经费运作，受到了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的肯定，真诚的委以重任。
1915年，中国银行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1917年，相继在伦敦也设立了机构。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了香港。西方在香港的银行被全部清盘，留了20多家华资银行和60多家银行继续经营。由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和台湾银行来处理清盘工作。1945年二战结束后，盟军统帅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下令解散横滨正金银行。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金融家与日本帝国主义斗智斗勇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日军1941年12月18日占领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就发行了军票。当时军票是两个港币换一个军票，到7月份就改成4个港币换1个，这种“割韭菜”行为让港币贬值一倍。到了1943年的6月，日军宣布军票成为唯一的官方货币，但是1945年8月30日香港光复，持军票者损失惨重。而中国银行却利用汇率变化赚了一座大楼，是香港40多年的地标最高层，直到1989年中国银行新大楼竣工后成为香港的新地标。
第二个故事是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美国就秘密对华进行了封锁和禁运。英国商人来华开信用证是从澳大利亚买面粉运到中国，数量很大，从而分析出是美国生产的，却要从澳大利亚办理出口，表明了中美关系可能有新的动向，立即就向总理汇报。总理得知以后，认为郑铁如先生分析正确，倍加赞许，并要求有关部门很好的学习郑老的精神，做好这些情报的收集工作。为了防止美方冻结资金，郑老先生以港中行存放在代理行的名义，把这些钱委托给了一位挚交，把港中行的美元压缩到只有5万美元的限度，所以在美国冻结的时候实际上绝大部分都被转移出去了。
三、中国共产党一直引领中国金融业
在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后，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在白区秘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各行各业发展壮大革命队伍，金融战线自然也不例外。1936年10月，上海市银钱业协会联谊会正式成立，召开了大会。从此以后，上海的实业界救国会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到新阶段，通过合法形式，广泛组织发动群众，争取上层人士，开展建立统一战线。在此期间，银联蓬勃发展，到了1939年，会员达到1万多人。1938年银联党组织发展成为党委，成为上海实业界的一个重点党组织。在实际斗争中，以联络感情，交流学识，改善业余生活，增强服务效能，促进银行业蓬勃发展。这种广泛团结同仁的做法得到了中共苏区领导的肯定，认为是党的白区工作利用合法形式斗争的一种创造，是纠正王明错误路线的又一新经验。因此，江苏省委向中央汇报银联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和表扬，金融党组织也坚决执行中央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946年3月，中国银行党支部发起发起六联，出版六联刊物《联讯》，六联实则六个单位，中行、中信、交通、农业四家银行、信托局和邮汇局员工联谊会，简称六联。在全国解放前期，中国银行的党支部针对国民党想席卷资产的阴谋，积极开展“反逃跑、反迁移”斗争，公开发起成立“中国银行员工应变互助会”，调查行产、保护行产，为军管会顺利接管中国银行和迅速恢复营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同日，上海市军管会就向中国银行派驻了代表接管。中共华东局邓小平在上海传达了接管中国银行的六字方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立即给各海外发通电，经过坚决有力的斗争，在海外机构领导人和员工的支持下，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在铁老坚实的领导下率先起义。此后，海外机构相继接受总管理处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有19处海外机构，绝大多数已回归。没有回归的行随迁到国民党台湾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领导，直到1960年在台湾复业，1971年改成了ICBC（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中国国际商业银行，改成民营，主要做国际汇兑业务。
1936年7月设立的纽约分行，到1971年改名为国际商业银行。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银行立即派人调研，经过论证，在1980年正式向美联储提交了设行的申请，1981年9月美联储发了执照，11月16日对外营业。
悉尼分行1942年7月设立，1984年2月霍克总理访华，赵紫阳总理向霍克总理提出了中行悉尼分行复业的问题。1985年4月18日胡耀邦总书记访澳期间举行了两国领导人出席的颁发营业执照的仪式。同年12月16日分行对外营业。
还有日本的银行在东京和大阪，1931年9月大阪设立分行，1948年9月东京设立分行。到1986年3月中行东京分行收到营业执照，7月18日正式对外营业。当年没有起义的这几家银行改革开放以后又都重新设立了分行，且现在都经营良好。
另外，因为国际形势，还有七处在六十年代被关闭了。首先是印度尼西亚的棉兰、泗水、雅加达三个机构，其次是马来西亚的槟榔和吉隆坡分行，印度的加尔各答经理处和孟买分行经理处，缅甸的仰光分行，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和吉大港，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古巴的哈瓦那分行。1944年在哈瓦那建立了经理处，新中国成立后它没有起义，但是，1959年的时候古巴革命胜利，哈瓦那分行接受了北京总管理处的领导，后来周恩来总理批示无偿转让给古巴革命政府。
四、中国红色金融壮举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金融是重要环节之一，因此需要有效调控。1927年武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武装夺取政权。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共苏区成立，主席毛泽东，定都瑞金。在两三个月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民任行长。成立不到半年就印发纸币，1932年7月7日发行了面值为一元、五元、十元的苏维埃纸币及少量的苏维埃银元，和可以流通到白区的银元。当时国民党对红色根据地的封锁，在上海、香港所有的地方都解决不了印制材料，毛泽民决定自己动手造纸，带领大家去捡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剥树皮，并亲自做纸浆造纸，这一壮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应该被发扬光大引领后人。
1932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了65万元，在苏区顺利的流通，一举扫清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称赞说，苏区财政金融的统一是毛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1934年10月，国家银行大部分工作人员随军长征，被编入到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毛泽民行长任政委，率领警卫部队挑着160多担国家银行资产，包括黄金珠宝，苏区生产的银元钞票，印钞机等等跋涉在漫漫长征路上。在敌人的围追堵截，枪林弹雨中保护这些国家资产，并且继续开展金融工作。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遵义，这里只流通银元，不流通国家银行纸币。因此，毛泽民政委与时任十五大队长的曹根全决定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设立货币兑换处。当时，遵义的食盐来自四川自流井，运输困难，一直是被军阀、官僚、奸商所垄断，盐价非常高。毛泽民通过没收的当地的军阀王家烈的大批食盐以低价卖给民众并用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交易，从而形成了货币流通的良性循环。在长征的路上坚持做金融工作，发行国家银行纸币，补充红军的急需物资，做好货币回笼工作，不让老百姓受损。
1935年11月，国家银行随着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奉命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并将陕甘宁省的苏维埃银行并入。由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兼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毛泽民任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的部长。
1936年7月，银行随中国红军又迁到保安，改称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1月迁至延安，10月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总行设在延安，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结束。
五、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
石家庄于1947年11月12日解放，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市宣布成立，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在石家庄市合并，1949年2月迁入北平发行货币，经营银行的经营管理，存放汇业务。
外汇外贸银行的业务是反封锁反禁运、开展外汇业务，支持对外贸易，努力争取侨汇，为稳定金融，恢复国民经济做贡献。六十年代末期，利用外汇储备的方式，交通部门以运费收入返回贷款，使我国逐渐建立起了强大的远洋船队。
之后，当中国银行回到祖国怀抱，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多次给予中国银行重要指示，亲切加冕，为中国银行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1950年毛主席为中国银行刊物《中行职工》题写刊名，这是中国银行的特殊荣誉。1950年毛主席又为上海分行题写了《中行通信》题字。1950年初陈云亲自审定中国银行新条例新章程。
中国银行的特殊贡献，包括发侨汇券，外汇兑换券。1994年，中国银行发港币，1999年发澳门币，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7月，中国银行又在香港和澳门两地隆重发行了面值为20港币和20澳门元的北京奥运纪念钞，是前所未有的。
直到1979年5月11日两国财政代表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冷冻的协议。中国银行收回冷战期间被美国冻结的资产。
六、凤凰涅磐，浴火重生
“凤凰涅磐，浴火重生”是选自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主编的《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史》的书名，这本书从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回顾了我国银行业经历的企业化、商业化，股份制改革三次重要转折，总结了5条宝贵的历史经验，阐述了银行业发展的六大转变。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新书发布会的致辞中说，“从一个改革设计者、领导者和实践者的角度出发，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能够取得成功，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领导、与我们充分尊重当时的历史环境，认真研究转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是分不开的。”
九十年代外国唱衰中国银行的声浪此起彼伏，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银行坏账问题，使我国高度重视。以1997年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标志，国家从1998年开始采取了四大措施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抓住时机，股改上市。如果晚了，就错过了时机。
金融改革的重大成就，就是四大行均成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世界银行一千强排名，中国的四大银行，在2019年全球银行品牌价值500强中占前四位，2020年继续包揽前四。中国工商银行连续8年蝉联世界排名第一。
最后，回到上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回到黄埔江外滩中国银行的诞生地，展望浦东陆家嘴那些展示智慧和生命的现代文化建筑，它象征世界金融俱乐部，也是世界金融博弈的主战场，更是我国新时代强国梦想和复兴伟业最坚强的经济基础、金融后盾，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侧影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世界之林的丰碑。
“党史中看百年”讲座实录
// 人大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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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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