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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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谈一下自己关于深化金融领域改革，推动金融创新发展的基本认识。我们在中央的指导之下，应对复杂严峻的多变局面，要保持应对不确定性之中的确定性，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对接高质量发展。对此，金融的供给侧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是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谈到现阶段金融的创新改革，中央最主要的指导精神是三大方面：首先要特别强调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中国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当中，如果对接“一带一路”、对接上合组织和其他的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大家都认识到金融非常重要，但是所有重要作用的发挥，必须落到支持实体经济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方面。第二个重要的指导精神，就是要以多方的协调配合，采取必要的措施，防范系统性风险，这在中国曾称之为“三大攻坚战”之一。第三个方面，是要落到制度建设方面，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市场约束机制，扩大开放、提高效率。在这三项中央的指导精神之下，我们已经看到实际的运行和管理过程当中，已经在有针对性地正本清源，纠正脱实向虚、自我循环的偏差；也已经形成了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来协调一行两会功能的监管体系；另外稳字当头的基调之下，在防范互联网金融等风险的同时，我们也在努力深化金融系统改革，理顺相关的金融制度结构框架——要使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协调配套，已经涉及一系列诸如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开发金融、小微金融、金融精准扶贫等概念，怎样使这些形成一套系统工程。简要勾画中国金融在有效制度供给取向之下的创新发展，我认为应该强调抓住八个方面的“势在必行”。第一，以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势在必行。金融的重要性大家都在反复体会，它可以类比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心血管系统”，是邓小平所说“现代经济的核心”，但是不论“心血管系统”多么重要，它是要服务国民经济整个生命机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核心”是不能变成“空心”的。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且不说国际上的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都有核心变空心的不良表现，国内也有局部的比如温州的“跑路事件”值得警醒，还有另一些金融领域的不良案例和冲击。但总体上讲，中国的后发优势还是可看重的，作为世界上最大体量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有短板，也有明显的成长性，如果处理得好，在“十四五”期间有希望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水平。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实现升级的高质量发展，是非常关键的一条推进现代化的工作路线。第二，为服务于实体经济升级换代，金融本身的改革任务是不可回避的，以金融多样化的改革形成无缝对接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势在必行。“问题导向”之下，我们金融领域的问题是什么？最简要地一言以蔽之，无可回避的就是中国的金融系统还存在着“过度垄断”的弊端。金融是一个特殊的领域，金融领域里面的市场主体是要持牌的，要有比较严格的资质论证，实际上具有特许权色彩，也就意味着金融领域一定会有一些垄断因素，不像其他的一般领域。但问题在于过度垄断，这就成了必须解决的真问题。所谓消除过度垄断，我愿意用“多样化”的表述，即金融的机构要多样化，金融的产品也要多样化，整个经济生活当中以双循环使国内统一市场对接到整个国际市场，千千万万个主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一直到草根层面的这些创业创新者，他们在融资方面的种种需求，应该能够得到金融供给体系中有对应性的供应，也就是金融市场上需要有多样化、无缝对接的供给体系，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比如前一段时间也在发展的小微贷款，是中利贷的特征，还有就是更丰富的金融产品来自不同的金融机构，形成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系列，应该形成一个在覆盖面上对各种类型融资需要都能够有对应性产品供给的状态。间接金融体系要进一步健康发展，直接金融体系在中国更是需要着力发展。应该说一个好的金融生态，是能够把各种各样的低利贷、中利贷合在一起，进而把有脆弱性和危害性的高利贷挤出去。我们在这方面需要继续努力。温州的跑路事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常规金融的低利贷已经边缘化，替代它的不仅仅是中利贷，更主要的、唱主角的是高利贷，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连锁反应之下，是其脆弱性引出了温州痛失好局的跑路事件。中美股市相关信息出来以后，显现出来的具体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中国的A股市场和美国的股票市场，在公司形成的净利润方面的规模排序，中国从第一位到第十位，清一色都是银行金融机构，美国前十位中，第一位的不是金融机构，是高科技的苹果，第二是摩根大通，后面也有宝洁公司，这是实体经济层面的公司。前十位中，美国也就是三家银行，而中国清一色全是银行。再比较一下A股和美国股市中各个行业利润的排序，那就更清楚地表明了两国的运行机制不一样。中国这方面是银行业高居领先地位，鹤立鸡群，它的利润水平独树一帜；第二位一下子就落下来了，然后才相对均匀地在行业比较上越走越低。美国这方面，变化则始终是相对均匀的，第一位不是银行，而是具有新兴产业性质的高科技行业，后面才是银行。这两种不同的利润分布情况，非常清晰直观地告诉我们，美国的资本市场中，各个行业利润率从高到低的实际情况，体现了市场竞争中比较合理的态势与结果。永远不可能使所有行业的利润率水平拉齐，但也不应过于悬殊，但是中国恰恰是已表现出太过悬殊了。平均利润率规律起作用的状态，才是体现着市场在较充分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合意状态。接下来的认识就是理应破除过度垄断因素，来提供更有效的金融体系的供给。有结构特征导向的第三条：在中国逐渐提高直接金融比重势在必行。中国现在的直接金融比重（股市、债市、私募合在一起）仅占20%左右，跟美国正好相反，这种情况下，不能说中国简单地可以在量值上面尽快去与美国直接画等号，但是这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中国是一个要走向现代化金融体系的发展中经济体，借鉴国际经验中共性的一些可总结的规律性，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大方向，中央其实直接点明了，要逐渐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提高直接金融比重，也关联到和直接金融活动相关的机构和它的产品，要更丰富起来。在这方面，我自己也有一个分析：我觉得间接金融在发展中国家启动发展过程中的初期和前半段，必然要起更多的作用，因为间接金融的基本运行机理比较清楚，它要通过吸储，形成银行资金来源，然后控制风险发放贷款，自然而然就落到了必须硬约束的责任终身追索——这种责任终身追索是对风控环节决策者的必然要求，即以所谓当铺式的思维，要求有可靠的抵押，这样能保证运行系统里面总体上不发生比较高的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但是这又迫使企业方面本来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创新者，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在维护银行关系、为自己的融资需要千方百计投亲靠友、求人，形成自己的抵押物。企业家精神最可贵之处，本应该是凭借自己特定的创新创业思路、自己的胆识、抓住时机以后的魄力、冒险精神等等，合在一起去试错去创新。在间接金融这方面，银行说我们用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言下之意这个道德标准高到使用资金出了一点问题，你马上就不是经济性质的问题了，这种约束某种意义上太过严格。企业家真正有作为的更适合的方式，是通过直接金融的方式，没有那么多道德上的顾虑，特别是在最前沿的科技创新、“互联网+”这种创新事项上，得到风投、创投、天使投资直接融资，让他们能放开手脚去试错去“烧钱”，去争取在成功率很低的创新领域里有少数的成功而带动全局活起来。这时候的企业家可以通过直接融资领域的路演、一对一交流的说服，当然还有规范的上市，来实现融资，都是属于直接融资。这样可以使企业家精神和敢于试错、敢于创新的精神，在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得到更多发挥，获得相应的融资环境。
第四条，除了商业性金融轨道上的间接金融、直接金融要进一步多样化发展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回避需要讨论的问题：以健康、可持续的政策融资体系匹配金融创新、支持超常规发展势在必行。我的看法是，虽然中国的政策性金融发展有很多的曲折和争议，但是中央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要积极推进政策性金融方面的机制建设。大家都非常看重的绿色金融、草根金融，支持三农、支持小微企业、支持科技创新活动等等，往往都必然伴随着政府要加入的政策考虑，很多的融资必然具有浓厚的政策色彩。当然技术性的一些创新因素，也使商业性金融边界有所推广，比如说并不要求政府特别政策支持的网上小贷，已经使原来很多草根层面创新创业活动得到了融资支持，但它还是不够的。更广阔的小微、三农、创新增长点的支持机制，加上政策性融资方面的发展，我觉得需要在战略上加以肯定，使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把金融创新任务提升到与比较优势战略、追赶—赶超战略综合匹配的地位——因为比较优势战略碰到天花板以后，就没有它的操作空间了，比如说“卡脖子技术”，被人卡了以后就没有任何可能在常规商业化轨道上去取得那样一个有效供给，天价也买不来的东西，要依靠超越比较优势战略的眼界，使追赶赶超战略发挥作用，这方面政策融资的支持就势在必行。还有，考虑到市场失灵大量体现在农业、低碳绿色发展等方面，我们得承认和正视有需要弥补的市场失灵缺陷，这方面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以差异化政策手段作优化处理。我愿把政策性金融的机理，概括为这样几句话：就是要有“政策性资金”提供后盾支持，从财政分配这方面运用公共资源形成必要的资金，跟着要对接“市场化运作”，实施“专业化管理”，追求“杠杆式放大”作用。从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到多种政策性融资平台、引导基金、PPP，这些都是发挥乘数效应的方式。虽然有种种的挑战性，比如双轨制运行必然带来设租寻租方面的风险，但是小孩子和洗澡水不能一起泼掉：国际经验证明，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还是仍然稳居世界头号强国地位的美国，他们都有多年延续可持续运行的对于中小企业支持的政策融资体系。日本就更不用说。但是英美一般来说在交流的情况下，比较低调地说这些事情，而更愿意高调地谈华盛顿共识。我们强调华盛顿共识有它的贡献，也有它的局限，北京共识有它的启发性，也有它的局限——我们要更好地从需求管理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到理性的供给管理，要有新的守正出奇的机制，应对复杂结构问题的政策性金融，是非常重要的。这实际上就要求我们有更积极的探索精神和及时总结经验后进一步弘扬的开拓精神。第五个方面，金融创新当中对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是势在必行的。如果说“互联网+”，并不限于现在看到的电商平台公司，华为它有没有“互联网+”？它早就有，多年前华为低调地在国际市场上有所作为地开拓，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区域这种全球最欠发达区域，利用自己的装备供给能力和服务支持能力，跨越门店银行发展过程，直接推出手机银行系统，这不就是“互联网+”吗？这些事情在实际生活当中，首先应该看到中国互联网创新中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头部企业，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影响非常重大。另外还有一些不良的案例，有一些困惑和监管的难题。但总体来说，大前提还是要充分肯定对接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的大潮，这是大道理，要在这个大道理下，首先坚定不移地支持继续创新、试错发展，同时解决好发展中的纠偏和整改问题。第六个方面，我认为PPP的创新发展势在必行。在金融多样化改革、形成有效供给体系中，这是一个特别值得中国看重的领域，它的原理和政策性金融有相通之处，在实际生活当中有一系列的正面效应：使项目绩效得到明显提升，造福于民众；很多企业得到作为投资主体更广阔的舞台——但是其偏好不是风投创投类型的，是愿意跟政府签协议，一下子做15年、20年甚至50年取得“非暴利但可接受”的投资回报水平这样一种偏好的投资，这种投资的主体大有人在；PPP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属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上的金融创新，它会使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所谓国有股和非国有股混在一起共同发展，可以取得最好的结果；这种金融创新在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扩大内需过程中也功不可没，并且它也倒逼我们的法治化。在发挥正面效应的同时，有一些值得肯定的生动案例，当然也遇到了一系列的麻烦和挑战性的问题。我始终认为，有人说管理部门在叫停PPP，完全是误解，大家注意一下，最近几年陆陆续续的管理部门文件，大的方向上，始终是要继续推进中国创新过程当中不可回避的PPP机制提升其水准。怎么把它处理好？这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应一起努力来做的事情。第七个方面，中央层面肯定会充分考虑，整个业界也可以观察，人民币在金融改革过程当中实行资本项下可兑换，以根本性地解决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性门槛问题，这是势在必行的。这个过程还很难预计，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下决心自拆防火墙？小川行长卸任前曾表现出他的迫切感，曾有央行业务部门专门说过改革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但实践中又还需要审慎。现在也有一些建议涉及这个问题，这个事情早晚要过关，但确实还要审慎地准备条件。怎样能够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使人民币在它的基本特征上，具有硬通货的完整要素——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一旦推出，要经受短线游资热钱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的考验？我们需在经受考验稳定大局之后，让全球有意愿持有人民币的主体，不仅越来越放心地把人民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易结算手段，而且是作为储备货币，在有风吹草动情况下还愿意把人民币作为避险资产的一部分，那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成功。当然这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现在看得明白这是势在必行的——中国人民币的真正国际化不走到这个境界，是不能实现的。最后第八条，处理好金融创新与规范发展的关系势在必行。最近一段时间，市场上有不少的不安、惶恐，纠偏整改有必要，但是有些说法，是把它说成是底层逻辑改变，是大变局的风雨已来，这就是非理性的、极端化的认识。我们现在听到的对于民营企业纠偏整改最权威的声音，应是前不久刘鹤副总理代表中央在国际会议上明确宣布的，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这种基本方针现在没有变，未来也不会变。在这个过程当中，始终要处理要创新就要突破一些现行的条条框框、就可能出现偏差的问题，所以“创新中发展”，要跟上“发展中规范”，但是不能把后者放在第一条：这样一个在金融创新当中的权衡关系，要不断探讨，不断动态优化。这两个概念各有它的重要性，但我愿意先强调，顺序不可颠倒，纠偏整改是在八九不离十看清风险以后的及时动作，但是创新中发展一定是作为第一动力，放在前面，如只一味讲规范中发展，即全按既有条文办，就没有创新试错的空间了。这“八个方面势在必行”的认识，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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