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知识】这把“大火”，会不会“烧”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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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长安街知事推出《重点知识》栏目，精析时事热点，展望战略全局。第七期《重点知识》专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部长赵晋平，探讨美国供应链危机背后的故事。该期内容于11月13日“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推出后阅读量冲破10w+。原标题为《这把“大火”，会不会“烧”到中国？》，以下为访谈视频及实录精编：
当地时间11月9日，拜登政府公布一项新的“行动计划”，旨在扩大港口和内陆水道的容量，以期解决当前的供应链挑战。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迟到的基础设施改善” 。
拜登很着急，美国供应链危机仍然严峻。港口货物阻塞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物流成本和通胀压力持续，物价上涨、商场货架空空如也。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超100种药物被列为供应短缺，其中用于化疗、心脏病的药物和抗生素最为短缺。
长安街知事联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推出“重点知识”栏目，本期专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部长赵晋平。
视频时长约6分钟，以下为采访精编：
｜核心提要｜
1.港口业务的快速增长、港口处理能力不足，是美国引发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出现供应链中断的重要原因。这背后是疫情之下美国劳动力供应紧张、港口及其周边陆路交通基础设施陈旧等因素的制约。
2.导致目前全球供应链危机的始作俑者，就是美国自身。拜登政府表面上标榜“修正特朗普”，但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还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强硬贸易保护主义和对华政策的许多做法。
3. 供应链中断，已经通过美国经济表现直接体现出来，而且在向全球范围内波及和蔓延。表现在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带动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抬高全球物流成本等方面。
4. 供应链危机这把“火”还没有“烧”过来，只是周边的温度已经升高。中国至少有五大优势来应对全球供应链风险。面对此次物流不畅引发的供应链危机，我们不应幸灾乐祸，而应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尽早把这团火扑灭。
5.构筑应对全球供应链风险的“防火墙”，立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80余艘货轮滞留洛杉矶港
知事：最近一段时间，欧美连续出现供应链危机，美国首当其冲，情况有多严重？
赵晋平：供应链危机在欧美地区表现得非常突出，特别是在美国，对美国经济已产生巨大影响。
从8月份以来，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港口和长滩港，出现了货柜堆积如山、流通不畅的现象。货轮常常需要等待2-3周，有的可能更久；8-9月，停靠在这两个港口之外的船舶一度多的时候达80余艘。洛杉矶港和长滩港是美国影响最大的两个港口，每年的货物吞吐量加起来大概占到了美国全国的40%。港口是否畅通，对美国供应链乃至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至关重要。
那么，为什么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出现了货物积压的现象？港口业务需求的快速增长，港口处理能力不足，是引发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出现供应链中断的直接原因。
以洛杉矶港为例，2019年以前，这个港口月均集装箱货柜量也就在60万标箱左右。但随着美国经济复苏，货柜进出数量迅速增加。今年以来月均货柜量比2019年增长3成左右，3季度最高单月货柜量高达96万标箱，这对其处理能力形成了严峻挑战。
这两个港口的处理能力不足，受到了诸多因素制约。
首先，美国疫情仍然非常严重，这带来了劳动力供应紧张的问题；其次，港口周边的陆路交通基础设施也面临着越来越明显的瓶颈。有数据显示，在美国两个港口周边，公路卡车运输货柜平均滞留时间8.5天，铁路运输平均滞留11.7天，这导致港口物流非常不畅。
供应链危机在美国的表现形式，不仅限于港口货柜滞留问题，美国商品供给也正面临巨大困难，在许多城市大型超市、商店，货物已经被抢购一空，断货标识随处可见。
始作俑者，美国引火烧身
知事：美国遭遇供应链危机的原因和本质是什么？
赵晋平：美国供应链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我们关注。有美国学者专门就这个问题做过分析，列举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疫情之后美国政府给普通民众派发现金。这种简单的开印钞机发钞票的做法忽视了民众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助长了部分人厌倦工作情绪，刺激商品需求快速增长，对物流体系造成巨大压力。第二，疫情本身对劳动力市场、物流体系产生了冲击，而美国政府错误的疫情应对政策导致其不得不迎接疫情的“暴击”。第三，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年代久远，有些甚至已非常陈旧，难以适应快速增长的物流需求。
以上三个原因只是表象，我认为美国供应链危机的根本原因另有所在。
10月底的G20罗马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曾经专门主持过一个会议，邀请多国领导人讨论当前全球供应链危机，号召各国加强合作。但拜登提出的倡议却没有被重视，美国政府官员对此也并没有抱太大期望。为什么？
实际上，目前的供应链危机更深层原因是美国将国际抗疫合作政治化、自身应对不力，导致疫情失控。另外，近期以来全球各种供应链风险急剧上升的始作俑者，还是美国。
美国上一届政府就采取单边主义和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贸易伙伴国挥舞制裁大棒，其影响至今未消除。拜登政府上台以来，表面上标榜“修正特朗普”，但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他还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
比如对华贸易政策上，拜登只是对此前政策的影响范围有所调整，但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并没有取消，对中国加强合作的积极意愿，也没有给出相应的回应，甚至以“再挂钩”为借口，延续遏制打压中国的本质。
从更高层次去分析就会发现,全球供应链危机都是紧密相连的。比如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的缺“芯”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的“脱钩”、遏制、围堵打压等策略有直接关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类似于美国这样的供应链危机，将会不断发生，并对当事国和全球经济造成更大影响。
危机蔓延，增加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
知事：供应链危机对美国及全球经济影响到底有多深？
赵晋平：供应链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首先，物流不畅，直接导致物流成本迅速上升，引发了持续不断的高通胀。今年前几个月美国通胀就已经超过了5%，这是近二三十年来比较高的水平。其次，供应链中断实际上使得美国三季度的经济恢复受到直接影响，按年化率来计算，三季度美国GDP环比增速是2.0%，这和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的2.8%差距很大。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GDP总量占全球近25%，因此美国在供应链上出现的问题，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上旬发布了2021年到2022年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1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预期下调了0.1个百分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经济在3季度的较差表现。
首先，供应链危机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IMF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5.9%，但2022年展望调整为4.9%，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以美国为主的供应链危机，正在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影响和冲击，至少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带动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农产品等大宗商品市场是一个充分全球化的市场，价格一旦上涨会很快波及到几乎所有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比较大。例如前一阶段工业品出口价格指数持续上升、煤电价格上涨、生活消费品领域价格提升等。但总体来看我们的通胀压力还是非常小的，前三季度平均水平还不到1%。
再次，抬高全球物流成本。物流相当于一个输送各种要素的血管，物流成本一旦上升，就会通过物流体系把影响传递到各个领域。比如前文提到的美国两个港口积压大量货柜，得不到及时运输，其他港口特别是出货量较大的港口，集装箱的供应是严重不足的，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整个物流成本的上升。比如中国某港口的一只集装箱要运到美国去，现在的成本已经翻了几番。
目前我们看到，美国政府为了解决供应链危机，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但一些美国专家分析，要真正解决美国供应链问题至少还需要一年多时间。
“火”还没上身，只是周边“温度”已上升
知事：全球蔓延的供应链风险如同一把火，这把“火”是否会“烧”到中国身上？
赵晋平：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供应链危机的影响一定是全球性的。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也会受到全球供应链危机的冲击。但美国现在“烧”起来的这把“火”是不是会“烧”到中国？目前来看，我认为这把“火”还没有“烧”过来，只是我们已经感觉到周边“温度”已经有所上升。
应对全球的供应链风险，我们要有信心，因为中国具有独特的优势条件，至少体现在5个方面。第一，应对疫情方面取得了许多阶段性决定性的胜利，这对于我们稳定国内经济、生产和物流体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中国有完善的分工体系。美国目前出现的商品供应中断主要集中在大众消费品领域，包括工业制成品，而这个领域中国恰恰是全球制造业最为全面和系统的，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很快就会有新的供给方来弥补缺口，这是一种韧性。
第三，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对于商品的吸收容纳能力是非常强的。在国际市场上遇到运输等问题的商品，国内市场需求可以吸收产能，而且这个强大的市场优势，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会进一步提升内需能力。例如“双十一”、“双十二”，可以预见第四季度的经济一定会有一个好的表现。
第四，持续的创新和技术进步。这体现在我们在新产业、新平台、新生产和消费模式等方面，例如5G通讯、商业数字化等领域的优势。从今年前三季度来看，我们的线上实物销售增长速度远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平均增长水平，线上销售的实物产品占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也在不断提升，已经达到25%。
第五，我们对问题和风险有客观而全面的认识。美国现在的错误之处是，它总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别国，因此它的政策有时会产生自身都难以预料的影响，因为它将打压竞争对手作为出发点，而不是经济发展。而中国与绝大多数经济体之间保持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积极加入各类区域经贸合作框架，持续扩大开放的决心和信心有目共睹。
但我想强调的是，全球化是互利共赢的深层次联系，目前的这种供应链风险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带来的一定是全球性的经济再度遭受重创。面对供应链危机问题，我们不能幸灾乐祸，而应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把这团火尽早扑灭。
立足“双循环”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知事：面对全球供应链风险这把“火”，我们的“防火墙”在哪里？
赵晋平：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立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际上，中国提出双循环，一定意义上也是洞察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的风险，特别是一些国家在全球性问题上采取极端做法后，所作出的重大决策。
我们自身有巨大的市场，可以通过发展国内产业，作为新发展格局的组成部分，来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同时，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大循环，而是国际国内双循环，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既要增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同时也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通过持续扩大开放和全球的经济伙伴建立更加紧密的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
第二，持续提升自身实力。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在一些“卡脖子”的问题上，我们在创新能力、实际技术水平方面，和一些跨国公司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开放式创新的路子，补齐短板，弥补薄弱环节。
第三，加强同贸易伙伴的关系。近两年我们可以观察到，尽管有新冠疫情的冲击，但中国吸收外资的水平是在不断上升的，在发展中国家中位居第一，在全球也是稳居前列。
为什么一些国家越是唱高调打压中国的供应链产业链，跨国公司越是加快在中国的布局呢？因为跨国公司都明白，中国是一个巨大且非常有潜力的市场，越是在外部环境剧烈变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为了提升中国市场的份额，越会进一步完善在中国国内已经形成的产业链供应链。这也告诉我们，加强和我们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要的着力点。
第四，提升企业供应链的国际化水平。现在中国企业已经在不断地走出去，甚至有些企业已经形成了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生产、流通和供给的网络。这就说明中国企业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形成了跨境的产业分工体系。这是应对全球性供应链风险的重要着力点。
此外，从国家层面来看，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化平台，它们为中国企业和国际市场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正在召开的进博会上，企业云集，供应链通过这样一个巨大的平台实现精准对接，这些平台的成果将在未来不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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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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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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