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校长刘伟谈中国仍存在的“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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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伟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本文载于核心期刊《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2年第1期。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否继续存在一度成为学界思辨议题。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在国际权力结构转化期、全球发展格局调整期与科技革命蓄势期三大历史长周期叠加之际，“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党中央对新时代下中国发展环境作出的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战略研判，也是继2002年党中央首次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必须紧紧抓住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之后，再次对国内外形势作出的坚定而审慎的决策部署，直接决定中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形势认知与政策走向。

“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但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却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与重大风险期并存的时代大背景下，如何准确把握21世纪第三个十年及以后一段时间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与国际的重大机遇与关键挑战，如何理解“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期”，如何继续维护与延长对中国发展有利的战略机遇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从主观意识、客观条件以及主客观良性互动关系审视“重要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是由国内国际各种因素综合形成的，是能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机的、客观存在的历史时期，也是国家决策者总体战略布局而主动塑造的、有助于国家发展内外部环境的特殊时期。（易金务：“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答问”，《人民日报》2004年1月19日）“战略机遇期”需要从主观意识、客观条件以及主客观良性互动关系等三个层面来审视。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有辨识与抓住战略机遇的丰富经验与伟大实践。冷战结束以来，中央决策层发现、维护并延长“战略机遇期”至少能提供三点启示。

第一，从主观条件上看，中国长期具有发现与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现实需求。冷战结束以后，党中央从国际矛盾、周边形势、科技革命等各方视角发现中国发展的有利条件，敏锐地发掘有助于突破国内困境的条件与抓手，捕捉提升综合国力竞争优势的诸多战略细节，清晰勾勒与准确设计下一步国家振兴的前进步伐与壮丽前景，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士气。党中央总结近代史上因闭关锁国、痛失机遇最终导致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丧失早期经济增长时机的原因进行深刻反思。“战略机遇期”的思考意在提醒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抓住当下难得的时机，要加快发展，提升效率，推动改革，避免重新陷入历史的桎梏中。

提出和抓住“战略机遇期”的20年，恰恰是中国发展实现大跨越的20年。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47万亿美元，仅是美国的13%、欧元区的20%，排世界第7位；2021年，中国GDP已跃升至美国的74%左右、欧元区的114%，稳居世界第二位。可见，中国认知、抓住与巧用“战略机遇期”有清晰目标和强烈意识，那就是推动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二，从客观条件上看，世界复杂矛盾与全球要素流动性为中国提供发展新契机。20世纪末，“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形成，美国霸权一度缺乏有效的国际制约力量，而使其推进单极霸权与单边主义的行为变得肆意妄为，让世界多地陷入混乱与失序，与此同时，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及多国的反恐战争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反向造成对自身发展的牵制，加速国力衰落，客观上为中国集中精力搞建设、谋发展营造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

进入21世纪，新科技革命成果迅速产业化为中国发展提供新的技术创新机遇。中国开放本国市场，大力吸引外资与引进前沿技术，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学习海外先进管理经验，极大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发展领域的总体差距，实现中国跨越式发展。

第三，从主客观条件互动看，中国运筹能力与国际格局演变不断营造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战略机遇期不仅需要主观意识与客观条件，还讲求外生性与内生性的互动与转化。（张宇燕：“战略机遇期：外生与内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国内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瞬息万变，能否抓住机遇取决于国家的政策选择与内部互动。有时外部环境恶劣，但若国家主动作为，力挽狂澜，就能创造转危为安的新环境；若国家犯历史性错误，则会痛失好局面。与多数大国崛起进程不同，中国主动迎接与塑造外部环境，善于“改变自身，影响世界”，既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与世界各国打交道，又通过学习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并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历史经验表明，对传统安全问题的过度关注容易使各国陷入安全困境，引发双边关系的恶化，为国际形势带来不稳定因素。针对过往500年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中国弱化传统安全变量，强化经济发展因素，统筹发展和安全，从而把握住了战略机遇期。无论是改革开放连续40多年的经济增长，还是2001年加入WTO后的对外贸易、科技合作等，中国不以传统安全竞争作为战略追求目标，而以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以改变内生因素影响外生变量，精细应对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成为把握与善用战略机遇期的主要原因。

二、为什么21世纪第三个十年和更长的时间，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此起彼伏。那么，“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存在，成为人们讨论和关注的重要问题。（秦宣：“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提出及新变化”，《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4期；王栋：“对新时代‘战略机遇期’的再思考”，《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1期）事实上，党中央对“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和判断在不断发展和深化。党的十九大以后，党中央冷静观察，认为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转折的新时期，中国发展有了新的历史方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正在经历显著的历史性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且仍然可延长。基于这些深刻思考，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以及2021年3月发布“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前加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时间状语，既正面回应了当前不少人对“战略机遇期”的疑虑，还延长了2002年最初表述时的“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时间限定，将其拓展至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和更长的时间。

鉴于此前抓住和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启示，中央决策层在新的历史关口判断“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外部环境看“有着重要依据”，从发展现状看“有着坚实基础”（中共中央宣传部：“如何理解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132页）。

第一，从主观条件上看，中国利用与延长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意识、能力、经验与制度保障空前提升。21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和更长时间，无论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或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新征程，中国都希望继续营造和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希望通过增强综合国力和制度优势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希望通过总结与积累对外斗争经验来夯实与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是在意识层面，党中央高度重视战略机遇期的把握和延长问题。2013年10月，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工作会议上强调国家安全工作必须“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性，中央决策层对“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性与持续性更是高度重视。党的领导是中国一切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党对“战略机遇期”的高度重视也会成为“战略机遇期”得以延长的根本保证。

二是在能力层面，经济长期向好、国力持续提升将使中国有足够实力延长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是由中国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实现了量与质的飞跃，自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中国已连续十年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全产业链优势，并且在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方面综合竞争力突出。（中共中央宣传部：“如何理解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2页）当前，中国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形成国民经济与对外开放合作的良性循环,国内创新驱动力稳步提升，新经济增长点加速酝酿，经济发展有着坚实的实体基础与支撑。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8.1%，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基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2022年中国人均GDP有望达到1.33万美元，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2035年中国GDP总量有望达到44.46万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为总量第一的经济体，有望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长期保持着全球最有潜力的大市场、最完备的产业配套条件与最有韧性的抗风险能力。当下，在持续推进对内深化改革、对外市场开放政策的背景下，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拥有足够的政策能力与发展韧性不断延长战略机遇期。

三是在制度层面，愈发凸显的中国政治经济制度优势为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了机制保障。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逐渐摸索出了一条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并及时转化为实践成果，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充分彰显。新时代以来，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全面依法治国，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确立宪法宣誓制度，并通过一系列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如制定民法典、外商投资法、国家安全法、监察法等，修改立法法、国防法、环境保护法等，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的立法完善与机制保障；提出改革强军战略，领导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还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和政策体系，建立一系列能够确定国内国际风险应对与保障战略机遇的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制度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最大优势，战略机遇期的维护和延长离不开制度完善。当下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全力识错纠错避错，确保各项政策不走样不走偏，定能确保战略机遇期的延长。

四是在经验层面，中国在沉着应对内部风险与对外大国博弈中积累了延续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丰富经验。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尤其是21世纪以来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但客观地讲，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还面临不少长期沉淀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与此同时，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外部压力，除了现存霸权国的持续压制，还面临着西方所谓“宪政”、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蚀。然而，面对种种风险挑战，党中央果断决策、沉着应对，对内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和完善党的统一领导，从严治党管党，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对外则不断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阻断中华民伟大族复兴进程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抵御住来自外部的经贸战、科技战、边境摩擦、风险输入防范等各类压力，还坚决开展涉港、涉台、涉疆、涉藏、涉海等斗争。近年来，中国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同样为不断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积累了长足经验与心理准备。

第二，从客观条件上看，大国博弈复杂矛盾与全球化重塑的大势为中国延长战略机遇期而可利用的空间空前拓宽。纵观当下，全球化进程、世界经济结构、国际权力格局、全球治理体系、科技产业潮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与时代背景，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和更长时间仍然存在，且从不少层面、不少领域客观上为中国构筑了有利的外部战略环境与持续发展机遇。 

一是从全球化进程看，全球化“新火车头”的地位增加了中国创造更多战略新机遇的概率。2021年中国经济增量超过1.2万亿美元，连续15年对全球经济贡献超过25%；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超过11%，连续第11年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大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5亿美元，连续第8年成为最大的货物贸易国，超过130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数据源于世界银行）更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中国社会消费总额超过6.5万亿美元，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530亿美元，吸引外资达1630亿美元，均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和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21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局，跨境投资折射世界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预期，同样也代表着中国对新一轮全球化前所未有的牵引力。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保持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对外贸易唯一正增长的不易成绩，更为全球出口了最多的口罩、呼吸机、疫苗及其他医疗设备，2021年更是保持对主要国家的贸易增长两位数的能力。从工业制造到货物贸易，从社会消费到跨境投资都表明，中国已取代美国和西欧诸国，成为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新火车头”。全球化“新火车头”的地位、世界对中国发展的看好与依赖，无疑为中国创造了更多能够主动影响世界的战略新机遇。

二是从世界经济结构看，亚太地区与发展中国家重要性的提升无疑为中国发展带来更多战略合作的机遇与空间。近现代以来，世界经济重心第一次出现向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亚洲转移的态势。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最大的30座城市中，21座位于亚洲。2020年，亚洲已拥有全球一半的中产阶层人口。（［美］帕拉格•康纳：《亚洲世纪》，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页）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亚洲经济规模在2020年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这是19世纪以来的首次,被称为“2020年‘亚洲时代’正式开始”。（张松：“2020年，世界将开启‘亚洲世纪’”，《文汇报》2019年4月8日）据估计，2025年，印度经济总量将有望超过德国，全球经济前四强，亚洲国家占三席，欧洲国家自有GDP算法以来首次全部跌出四强。2030年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10+3）经济总量将首次超过西方七国（G7）。2035年，美国将沦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最大的7个经济体可能只剩下一个欧洲国家（德国），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达到60%，在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中的比重也将相应大幅上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未来15年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的战略选择”，《管理世界》2018年第12期）亚洲是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区域，“亚洲时代”的到来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的提升，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更大的商品市场、投资方向以及互帮互助、携手共进的预期，更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与战略机遇。

三是从国际权力格局看，美国霸权的日趋衰弱客观上减缓了外部对中国发展造成的实际战略压力。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采取了混合接触、防范牵制、制衡对冲或“两面下注”的政策，试图引导中国崛起的方向与规模。然而，美国霸权式微让其对华打压政策如“强弩之末”，没有阻止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的持续发展。与中国发展蒸蒸日上形成鲜明反差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美国自由主义监管制度的神话，特朗普“美国第一”政策撕掉了美国软实力的虚伪面具，“弗洛伊德事件”、美国撤军阿富汗与新冠疫情防控失败更是暴露了美国人权至上的谎言，继经济实力结构出现“东升西降”的变局后，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逻辑的西方话语霸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机。（王文:“中国重塑全球话语的重大变革与观念提升”，《人民论坛》2021年第29期）美国皮尤中心数据显示，60%的美国人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将不如现在。85%美国人则认为，美国自身政治体系需要重大变革或彻底改革。后疫情时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冉冉升起愈发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也将为中国营造较长时间的有利外部环境。

四是从全球治理体系看，发展议程与发展中国家意愿上升为世界主流治理逻辑更增加了中国对外战略话语地位。全球经济治理进入快速变革期，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多极化趋势，加强国际合作与发展的需求不断增强，高标准趋势显著增强，各方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呼声与行动日益高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未来15年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的战略选择”，《管理世界》2018年第12期）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二战以后的新一轮政治觉醒。2015年联合国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了全球17个共同目标。同年，《巴黎协定》为全球制定了20世纪末前的气候共同行动方案，2021年，全球有超过130个国家制定了碳中和时间表。在非洲，《2063年议程》号召“在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命运基础上合力建设繁荣团结的非洲”，还有《金砖国家创新合作行动计划》《拉丁美洲2040年远景规划》等，都凸显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正在成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主流意愿。以教条化私有制、简单化选举制、机械化减少政府干预、片面化提倡金融自由化为核心逻辑的“华盛顿共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构甚至崩溃的困境。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标志着全球经贸规模最大、人口最多、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将深刻地改变现有的全球经济版图，再次印证世界谋求新发展与新合作的主流愿望，也会成为中国外贸增长的加速器和新引擎。改革开放以来，和平、合作、发展一直是中国对内对外的主流话语与主要政策。新时代以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助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演进。发展中国家意愿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未来，使中国对外战略话语权进一步提升，也将为中国在下一轮的国际分工中开辟更多合作机遇和战略空间。

五是从科技产业潮流看，新技术革命为中国解决发展动能与弯道赶超带来新的重构机遇。以数字化、智能科技为代表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将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新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新技术创新发展将重塑人类未来。与前三次技术革命中国远远落后不同，第四次科技革命中，中国凭借快速的能力积累与技术学习，充分利用国内广阔市场、创新环境与政策引导，与西方站在一条起跑线，甚至在5G研发与运用、智能生活、智慧城市、共享经济等领域中国处在世界领跑地位，成为引领全球智能化格局的新兴力量，还在超级杂交水稻、纳米材料、量子科学、超级计算、北斗卫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重大科技成果上造福人类。新技术革命推动新的生产方式、贸易投资与国际分工的形成，为中国在下一轮国际分工格局中占据有利地形与先发优势，并为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新的强大增长动能。

第三，从主客观互动看，中国主动推行大国外交、塑造外部新环境为中国延长战略机遇期而腾挪出的有利条件空前增加。在思考21世纪第三个十年和更长时间是否仍然存在重要战略机遇期时，党中央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衡量是充分的。针对普遍担心如“美国遏制中国的压力加大”“全球安全环境趋于复杂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对华科技封锁”等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中国没有陷入“新冷战陷阱”，没有恶化周边与多边的和平发展环境，没有随西方遏华势力而起舞，相反，中央决策层因时应势，2021年，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局之年，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劈波斩浪，推动开放合作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全力促团结助力走出疫情阴霾，“在复杂博弈中彰显从容自信，在百年变局中开创外交新局”（郝薇薇、赵卓昀、刘健：“把握时代大势力促世界共赢：2021年中国元首外交述评”，新华社，2022年1月2日）。

在大国外交方面，中国明确提出新时代中美关系“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原则”，与美国合作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延期《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通过中国东盟、中欧、中非、中拉等各方面的运筹，夯实大国与周边基础，深化南南合作，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营造充满活力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全球外交大图景，以扭转美欧一些势力企图令中国陷入新冷战的不利局面。在开放合作方面，中国持续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创造性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以扭转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的不利局面。在全球抗疫方面，中国积极倡导全球疫苗合作行动，累计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20亿剂新冠疫苗，垂范先行，为全球抗疫合作开辟前行之路。

正如2021年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所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对此，面对新的挑战与风险，中国的态度是“继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所推进的方法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聚焦的目标是“全力办好自己的事”。客观上的新挑战、新威胁、新风险终究不能阻止中国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也不能阻止中国锲而不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既定目标。

三、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政策建议

历史告诉我们，能够认清形势，洞察、把握与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不仅决定了一个国家几年、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还可能影响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数百年民族命运。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这对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指出了未来发展的应对方法。“变”是世界的常态与主调，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党中央洞悉世界之变，并在“变”中捕捉机遇，克服挑战，把握住了“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需要抓住、用好、延长战略机遇期，在内外部困难和挑战中提升国家能力，在战略竞争与风险中保持战略定力，在新型技术变革和转型中强化发展活力，进而主动塑造更有利的内外部环境。

第一，发挥制度优势与推进治理现代化，加强学习与安全保障工作，在内外部困难与挑战中提升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战略能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必须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发挥制度优势，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加强保障国家安全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制度建设，是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有力手段与重要保障。

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风险可谓“风险综合多元体”，不仅包括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所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经济压力，而且也可能包括世界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出现的各类“黑天鹅”“灰犀牛”风险，还可能包含政治挑衅、经济破坏、金融制裁、能源封锁、网络攻击、意识形态渗透、区域安全破坏、舆论抹黑等外部威胁。只要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保持民众同心同德，敢于善于斗争，继续向强者优者学习长处，那么，任何风险挑战都不能中断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延长。

第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战略竞争与风险中保持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战略定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根据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深刻演变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性变化特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统筹“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和各领域的循环畅通。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科技创新为战略支撑，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为战略前提，以稳中求进为战略基调，从而根本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新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特别要求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必须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为目标，提升风险管控能力，抓住核心技术攻关的“牛鼻子”，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和商业化应用，解决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加快形成有利于目标实现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国际大局必须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加强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悉心经营新型大国关系，营造开放的营商环境，打破西方对关键技术的垄断，不断加强对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吸引力，促进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持续上升。对于实现中国现代化目标而言，开放是必由之路。

当前，在西方“将衰未衰”、中国“将强未强”的关键时点，“要从持久战的角度出发”（杨洁篪：“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学习出版社2020年版，第75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具体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不对西方制度亦步亦趋，而是以我为主，优先办好自己的事；必须把外部环境变化作为谋划国内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实现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不轻易与他国为敌，不颠覆现有格局，推动国际治理体系的变革，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使世界发展大势持续转变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力量。

第三，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数字化、绿色化转型，配置全球资源，强化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发展活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重申“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新时代以来，中国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保证了重要战略机遇期所需要的社会活力与变革动力。

当前，以智能技术革命为先导的新一轮创新机遇正在出现，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全球新潮流，中国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推动科技创新与数字转型，避免被科技发达国家垒筑“数字高墙”而形成“信息孤岛”与“数字鸿沟”，同时，也需要深化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绿色低碳改革，实施发电、汽车等领域的新能源战略，拥抱绿色转型的新机遇，引进高端生产要素，抓住后疫情时代海外低成本并购整合全球资源的良机，释放能够延长重要战略期的活力。

总之，“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页）机遇永远属于勇敢者、智慧者、奋斗者。研判与延长中国发展仍然存在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战略进取姿态。只有不断保持这种战略进取心，始终居安思危，增强机遇意识、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充分估计前进道路中的挑战与困难，牢牢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的主动权，战略机遇期必定能够继续转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实现的现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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