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周刊》疾呼：中国智库“走出去”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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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3月23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要形成智库行业积极上进的氛围，重燃中国学者的理想与激情，拒绝智库界的“躺平”现象，让更多学者走出三年来习惯于待在居住地的所谓“舒适区”，走进国家发展很需要了解的远方与他国，在时代最需要的当下体验与观察他国时局，提升自我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塑造中国智库发展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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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中国智库“走出去”（走出国门）的制度变革以及提升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的呼吁，近年来已成为智库发展的重要话题，也是相关决策部门思考与变革的重要内容。但机制改革需要时间，相关规定与指导意见的出台也需要反复论证，智库“走出去”却已变得刻不容缓。

让更多学者走出所谓的“舒适区”

讨论中国智库“走出去”的当务之急不只是继续建议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探究制度、条款与文件的出台。笔者认为，当下同样重要的是，要形成智库行业积极上进的氛围，重燃中国学者的理想与激情，拒绝智库界的“躺平”现象，让更多学者走出三年来习惯于待在居住地的所谓“舒适区”，走进国家发展很需要了解的远方与他国，在时代最需要的当下体验与观察他国时局，提升自我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塑造中国智库发展的新高度。

从历史角度看，“走出去”往往能成就优质的研究成果。1831年，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曾对美国进行长达九个月的考察，写下了至今仍被推崇的研究美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的代表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也成就了托克维尔近代法国思想家的美誉。1928年，戴季陶基于多年留学日本的经历，写就了至今仍被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著作《日本论》，也推动和成就了戴季陶本人作为国民党“元老”、蒋介石“智囊”的地位。这些历史事例表明，智库“走出去”既是学者创作新著的有效路径，也是推动国家互识与思想进步的重要方式。

从现实角度看，“走出去”才有可能参与形成国际政治认知与跨国舆情走向的重要平台。瑞士达沃斯论坛、亚洲博鳌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G20智库会议等，能够对国际机制变革形成一定政策影响的国际论坛平台约100个。中国智库不“走出去”，“麦克风”就被别人占据，中国就会处在“失声”的窘境。许多时候，在这些平台，哪怕在台下提一个问题，都会产生有利于中国形象的不同效果。更重要的是，中国智库“走出去”交流，无论是登门拜访、参加论坛，还是私下交流，或多或少都会有助于对彼此的认识，启发各自的写作进程。

从未来角度看，“走出去”有助于中国塑造真正的全球强国地位。难以想象，一个人才匮乏、往来缺少、思想贫瘠、社会消沉的国度会最终崛起为一个全球强国。中国要成就全球强国的地位，需要有一大批能影响世界的学者群体与智库机构，需要有一大批经常被人引述与称颂的思想作品，需要有一大批被人尊敬与推崇的交流机制与平台，而这些都离不开智库更多的“走出去”。

唤醒“走出去”的“职业自觉”，至少需要克服三点困境

对于当代智库学者而言，唤醒“走出去”的“职业自觉”，至少需要克服以下三点长居“舒适区”而形成的困境。

一是克服慵懒。大多数学者向往“书斋里的革命”，习惯于文献阅读与资料钻研，这当然是优秀学术作品的重要前提，尤其是一些人文学科的必备基本功。然而，智库学者有别于人文学术，许多时候更需要眼力、脚力、嘴力、耳力与手力的结合。调研报告的效果、伐谋作用的跨国影响，可以达到“智库一支笔，胜过百万兵”的奇效，而这一切都需要克服书斋式的慵懒才能实现。

二是克服恐惧。面对远行与他乡，尤其是对热点、难点与重点地区的陌生，会遇到诸多不确定性，难免会让调研者产生畏难情绪。但活学活用人际交往必知的“六度空间理论”，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想要接触知晓事态的重要人物、在陌生环境下获得有用素材、厘清繁杂的调研资料、寻找得力的助手，都不再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事情。创造条件，充足准备，“走出去”就不会是高风险的事情。

三是克服桎梏。“走出去”肯定会受到一系列预算、制度、程序、精力等因素的制约。据经验看，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多数机构责任人愿意为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开绿灯”，为真正愿做事的人保驾护航。在交通不发达、信息不通畅、技术不先进的前工业时代，尚有许多远行调研而成大事的学人；在当下，财务与制度等“桎梏”更不应成为智库“走出去”不可逾越的障碍。

当然，在一些具体制度与规定上，尽快松绑，是激励更多人“走出去”的重要前提。总而言之，新时代的世界需要重新发现。源于16世纪殖民主义实践与18世纪工业革命的西方社会科学已经越来越受人诟病，中国智库学者在后疫情时代具有大有可为的重大机遇，“走出去”将成为中国智库寻找更多研究资料、发掘更多一手信息、提供更优资政报告、影响更广海外人群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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