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全球发展的最大“绊脚石”，是美国的“寄生性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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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思义系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9月27日观察者网。

美国是生产力发展的枷锁，中国是生产力发展的助推器，各国并非从亲华或反美的立场出发，而是为了帮本国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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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时长9分31秒

中国的全球倡议诸如“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国家扩容，正在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迄今为止，已有150个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而最近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也成为了国际瞩目的大事件——不管是从大量国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的角度，还是从在抱有敌意的西方媒体广泛报道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在“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之际，也开始受到类似得媒体关注。

为谋经济发展，全球南方有许多国家均同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它们脱离或违背美国的政治和政策指令行事的意愿也日益增强。这体现在：各国愿意加入美国敌视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是在美国自认的自留地——中东举行；占世界人口80%以上的国家拒绝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以及近来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出台的最终公报拒绝支持美国的乌克兰政策。因此，随着谋划经济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国家扩容，一种大规模的“不结盟运动”正在兴起——并非像1961年成立的老版官方不结盟运动那样的正式组织，而是涉及广泛国家的共同政治立场。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深刻的问题：

为什么150个经济战略、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极具多样化的国家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为什么沙特、伊朗、阿根廷、埃塞俄比亚、埃及、阿联酋、南非、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战略和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会加入金砖国家？——还有数十个国家正在排队加入金砖国家。

在这些组织和倡议中，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面对这种形势，正是基于这种差异，西方敌对媒体攻击或试图否定“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和类似的合作机制，称这些机制因为过于“异质”而注定无法蓬勃发展。但是，正如下文所示，这些批评的声音对国际性的现实视而不见——这不奇怪，因为承认现实对于西方媒体来说，在意识形态上是不可接受的。

金砖国家工商论坛8月22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桑顿会展中心举行。新华社记者 李亚辉 摄

许多文章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以及中国的国家利益角度，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特定方面——成员国间的双边关系、基础设施等，进行了分析。但这些都不是孤立的个例，如果将它们置于国际宏观经济框架，就能更好的了解这些机制存在的意义。本文关注的正是后一个方面——有必要了解这些趋势背后的世界整体发展形势。

因此，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要点具体展开：

1. 全球资本主义一侧的核心现状是，美国创造了一种“寄生性的资本积累模式”。这种模式的特质使得美国已经注定失去了以往的历史地位——曾经，美国创造的大规模资本不仅可以为本国投资提供融资，从而拉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而且还能出口资本来稳定其他国家和地区。现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今天的美国越来越依赖从他国攫取的资本，转变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寄生虫——而那些被攫取的资本本可用于这些被寄生的国家的自身发展。

2. 换言之，美国及其试图强加的国际体系业已成为制约国际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种经济形势引发了我们今天所见的世界政治动荡。

3. 与此对应的是，“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和类似机制代表着另一个国际体系的兴起，而这个国际体系成为了国际生产力发展的助推器。在后一种体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挥着最稳定和最大的作用，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更重要的是，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能在这个体系内发挥作用——和桎梏了生产力发展的美国体系相反，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另一个国际体系中也代表着生产力发展。

4. 这两种体系的相互作用，解释了“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以及新的不结盟政治趋势和运动兴起的原因。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它们的重要性。

5. 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框架来作出解释，就可以清楚地理解“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的国际不结盟政治运动的兴起。

几个世纪的过渡中，资本主义一直在演变

马克思在他最有名的篇章中就发展中的生产力和现存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进行了分析：“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从这一分析可以看出，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必然会产生阶级斗争——作为新的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载体的阶级必须战胜代表着已经制约着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方式的阶级。

通常，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在国家框架内，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当然是革命——1949年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中国革命或1917年的俄国革命。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革命所经历的过程从几天到几十年不等。但是，要了解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重组，及其对其他国家相互关系的影响，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国家扩容，就有必要认识到，从一种历史生产模式向另一种生产模式的全球过渡所耗时间比这些国家革命所耗时间要长得多。

在欧洲，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花了数个世纪的时间。在同一个大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在意大利城邦以极小的规模开始，而后并发展到著名的民族革命（荷兰、英国、法国等）。但在全球范围内，反封建革命，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仍有发生。因此，我们可以说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全球过渡持续了数个世纪，可能长达五百年。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拥抱新生产方式的国家与依然保持旧生产方式的国家之间会相互影响。

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远快于奴隶制或封建主义，因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和引发的危机将比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更短。这一论点值得注意——事实上，在俄国革命后的很短一段时间内，可能在1917-1923年，人们甚至错误地认为很快就可以完成这种过渡。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衡量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全球过渡的适当时间跨度将是几个世纪。

确切地说，工人阶级于150年前的1871年首次掌权，建立了巴黎公社，这个政权仅仅持续了数周；一个多世纪前的1917年，俄罗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于1949年，距今已经70多年了，之后还有进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有1959年的古巴革命，或1975年达到顶峰的越南革命，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任何认真分析形势的人都知道，这在短期内不会改变——虽然即使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发生在个别国家也是我们喜闻乐见的。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已经花了一个多世纪，而且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仅会有一个互动的历史时期，而且资本主义的国际结构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一成不变。这不仅是美国创建最新的“寄生性资本积累模式”的关键因素，也是“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和相关机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正是经历了这样的历史演变 ，美国不再是原本的大规模资本的产生者——不仅可以为本国投资提供融资，而且可以在其有需要时出口资本援助其他国家。相反，美国变得依赖外国的资本流入——从客观角度来看，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寄生虫”，从而成为了制约国际生产力发展和其他国家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美国的这一变化反过来又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局势。它提供了“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新不结盟运动兴起以及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此消彼长的土壤。

二战后美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进行重组

让我们再次回到历史，众所周知，帝国主义国家将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划分为相互竞争的正式或非正式殖民帝国——这些国家之间的斗争最终引爆了一战。继一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之间的分歧在大萧条期间再次加剧，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将其经济锁定在关税和其他壁垒之下。这再次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最终引爆二战——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资本主义列强美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当时的美国对自己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霸权充满信心，随后开始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彻底重组。此后的50多年时间里，美国一直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取消关税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由此形成了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全新的“全球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其国际结构与1945年前的资本主义体系截然不同。这种全新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在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的二战后繁荣时期，生产力发展超越了前殖民帝国时代的资本主义。

二战后资本主义内部的这种发展态势印证了马克思的分析——劳动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一战和二战危机之前的时期，许多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保护性关税壁垒和较低的国内投资率阻碍了国际生产社会化（固定投资是指通过在当前生产中利用前一生产周期的机械等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生产社会化）。大多数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有很高的保护性关税，而在主要大国中，只有美国的投资率高达GDP的20%——1913年，即在一战前夕，排名第二的资本主义大国英国的固定投资率仅为GDP的7.3%。

因此，二战的结果和美国推行的政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这种情况，使生产更加社会化。在全球范围内，实物贸易中的保护性关税大幅降低，国际社会化/劳动分工程度大幅提高，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率开始达到美国的历史水平（接近GDP的20%）——劳动社会化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提高。

为客观地评估资本主义制度重组后生产力发展的上限和下限，有必要指出的是，美国在二战后的经济扩张是基于其投资占GDP的20%。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战后时期的德国，然后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投资率占GDP的30%或更多，远高于美国。因此，在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远高于美国。美国对此的应对是逼迫这些国家降低投资水平，从而使其经济增速低于美国。

因此，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这一阶段，美国也成为制约某些特定国家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为为保持其国际主导地位，美国迫使其任何主要经济竞争对手的实际投资水平上限不得超过20%——这一过程在拙文《它曾成功“谋杀”了德国、日本、四小龙，现在想要劝中国“经济自杀”》中有详细分析。最初这种手段只是针对某些特定国家。但正如下文所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频频用这种手段针对更多的国家。

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来看，一战和二战并非一无是处。诚然，战争是一种极其暴力的手段，造成约1亿人死亡，但通过这种手段生产力冲破了由旧的、高度分裂的资本主义和殖民制度构成的障碍。世界大战是创造比1945年前更高水平生产力社会化的手段。因此，从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漫长的战后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的生产增速，快于1945年前非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与此同时，战争所引发的暴力和灾难在世界上少数但相当大的地区，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催化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正如现在在中国看到的那样，这些反过来又导致生产力发展快于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问题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现在正处在哪个阶段？反过来，它与社会主义国家有何联系？它与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有什么关系？另外，“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和类似的机制，包括新的不结盟运动的出现，与这些事态发展有何关系？

霸权的密码：“胁迫”+“认可”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有必要清晰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世界从来不是由一堆权重相当且无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拼接而成的，在过去两个半世纪内，它始终存在着一个明确的国际经济结构，连续两个时期，它都是由一个资本主义大国主导——从18世纪末到1914年是由英国主导，从1914年到现在则由美国主导。

19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规模超过了英国，但直到20世纪，美国人均GDP才与英国持平。然而，到1913年，美国经济规模是英国的两倍多，到1945年是英国的五倍。

国际金融结构也随着经济生产主导地位而改变，但有一定的延迟性，在英国1931年停止英镑与黄金的兑换之前，金本位制一直主导国际金融体系。1931年至1945年，世界经历了短暂的空位期，与世界资本主义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期吻合，大萧条最终引发了二战。从1945年起，美国成为世界货币。

要理解英国和美国主导时期的本质，需要认识到，他们的霸权并不仅仅基于暴力，还在其巅峰期具有援助其他国家的经济实力。虽然英美总体上是帝国主义国家，但他们各自创造了一套体系，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话来说，“胁迫”的同时还包括一定程度上的“认可”。

英美的经济发展进程如出一辙，在其经济主导地位达到巅峰时，他们创造资本的能力极其强大，以至于不仅能为其国内投资提供融资，还足以创造资本盈余，用于对外输出资本，并在需要时用于对外援助。

要对此有确切的认识，就有必要了解简单的经济学知识。一国的国际收支差额是其资本创造总额和国内资本投资之间的差额。如果一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大于投资，那么它就是在输出资本，并出现国际收支顺差；反之，它就是在引进资本，并出现国际收支逆差。

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可以从图1看到英国主导世界时期的国际收支状况。

1913年,即一战爆发的前一年，英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8%，但国内投资占GDP的比重为9%。因此，可以看出，英国GDP的9%被用于资本输出 ，流向了海外，也可以应英国之需，用于海外援助。阿尔伯斯·艾伯特所写的《泛英时代的经济因素》，对此做出了经典性研究，分析了英国19世纪维护国际主导地位靠的不仅是英国舰队——19世纪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还依赖于经济投资和对外援助。

但美国的崛起和英国在一战中经济受损的叠加影响，意味着到1931年，英国无法再发挥这种稳定作用。正如图1所示，英国输出资本的能力发生了逆转，反而不得不从其他国家引进资本。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寄生虫”，失去了其在世界金融和权力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图1

如图2所示，当美国取代英国时，也出现同样的模式。从1913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除了极少数例外，美国产生的资本总额超过国内投资。也即是说美国出现资本顺差，这使得美国可以投资于其他国家。因此，美国因此不仅可以通过暴力战争巩固其国际霸权，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多次政变，还可以通过援助：二战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古巴革命后在拉丁美洲成立进步同盟，越战期间扶持“亚洲四小龙”等等来达到其目的。

世界经济“最大的寄生虫”

但是，正如图2所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情况发生了逆转。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已经证明无法迫使其工人阶级创造足够的资本来满足自身的投资需求，也无法创造足够的资本来输出，以维持前一种美国国际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不能创造足够的资本为其国内投资提供融资，而是变得依赖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见图2）。

图2

因此，美国和以前的英国一样，成为世界经济的寄生虫。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被形象地描述为“寄生性资本积累模式”。由于美国依赖于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它吸收的资本原本可能用于那些国家的发展。美国的寄生性特点意味着它已经成为其他国家发展的桎梏。

美国成为其他国家发展的桎梏令美国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因为这种“寄生性资本积累模式”会导致增长严重放缓（见图3）。现在，美国GDP年均增速仅为2.0%。这是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个主要国家都主要依赖本国资本，来自国外的资本不足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因此，随着美国资本形成总额下降，美国经济增长放缓。

尽管如此，美国仍决心维持其国际霸权，采取额外的手段试图减缓其他国家经济增速，力图将其经济增速压至低于自己的水平。正如早前它对付德国和日本一样，这些手段包括试图降低各国投资水平——就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亚洲四小龙所做的那样——加征关税、技术制裁、封锁华为等等。因此，美国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双重桎梏。

最后，这些过程最终导致美国也成为全球化（国际劳动分工）的直接和间接障碍：由于美国采取加征关税、经济制裁、技术禁令等措施，它成为一个直接障碍；而因为美国造成的世界经济放缓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它们有重新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趋势，这就构成了全球化的间接障碍。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种经济形势意味着“胁迫”和“认可”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而这必然会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再无资源创造“认可”，而是越来越被迫依赖胁迫（武力），因此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生了冲突。

图3

图4呈现的剔除固定资本消耗/折旧后的美国国内净储蓄占国民总收入（GNI）比重，凸显了美国经济极具寄生性的特点。它还呈现了美国境外借款占GNI比重，反映可用于增加美国资本存量的资金——用于抵消贬值的美国资本的资金不会增加美国资本，而只是防止现有资本存量下降。

图4

从趋势来看，1965年，美国国内储蓄净额/资本形成净额占GNI比重为12.7%，境外借款占GNI比重为-0.8%。也即是说，美国向外借出了占CNI的0.8%——美国在输出资本。因此，美国不仅创造了大量资源来为本国资本存量提供融资，而且还创造了可投资于海外的资本盈余，即可用于稳定或援助其他国家的投资。

但自1965年起，美国国内储蓄净额/资本形成净额占GNI比重逐渐下降，到2009年这一比重降至-2.7%。也即是说，2009年，美国资本消耗的增长速度快于美国储蓄/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速度——按净值计算，美国没有创造资本。造成这种情况的过程是，2009年美国固定资本折旧占GNI比重为16.4%，但美国储蓄/资本形成总额占GNI比重为13.8%。因此，美国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储蓄甚至不足以抵消贬值的资本。

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国内资本形成净额急剧下降的同时，美国境外借款（使用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资本）开始急剧增加。1980年，美国境外借款占GNI比重为-0.3%，即美国借给国外的资本占GNI比重为0.3%。相比之下，到2006年，美国境外借款占GNI比重为5.9%。到2002年，美国境外借款首次高于国内资本形成净额，即美国资本存量增加首次更多地由其他国家资本而非美国自身资本提供融资。这种情况持续了近十年——直到2011年。从2012年到2020年的这段时间里，美国资本存量增长由美国国内提供的资本略多于其他国家，尽管资本进口仍处于非常高的水平。然后，从2020年到现在，美国资本存量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其他国家，而非美国。

总之，美国越来越依赖其他国家资本，而非本国创造的资本。由于其经济规模，美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寄生虫。

“里根主义”给世界带来了什么

这一过程使人们能够清楚地了解自里根执政以来美国经济转型的真正意义。这一转型的历史背景是，在越南战争中，美国不仅遭遇了军事失败，而且其经济也无法同时应对维持国内政治稳定和战争成本的压力。在由此产生的巨大经济压力下，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国遭受了巨大的通胀浪潮、增长放缓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政动荡。由此带来的政治影响是，从1964年到1980年，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成功干满两个任期——约翰逊极其不受欢迎导致他不敢竞选连任，尼克松被迫耻辱辞职，福特和卡特在选举中失利。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和卡特总统都试图加大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剥削，以重塑美国国际主导地位的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美国经济具有国际竞争力，没有出现国际收支赤字，拥有资本盈余，可以输出资本，以制造“认可”和“胁迫”。但是，正如上文所述，美国所有的这些政治图谋彻底落空了。

里根放弃了美国主导世界近70年的一整套手法——他的新政确实是美国资本走向的历史性转折点。里根准备让美国依赖国外资本流入，而不是试图在美国国内重建自给自足的大规模资本创造——更不用说有超过这一水平的资本盈余来援助/稳定其他国家了。正是里根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寄生虫。自那以后，所有继任的美国总统都延续了这一政策。

美国这一新政策必然会在国内外产生影响。如上文所述，资本输入与国际收支逆差完全相等。因此，当美国开始大规模进口资本时，必然会出现图2所示的巨大国际收支赤字。这主要集中在有形贸易逆差上。涉及国际贸易最多的美国国内制造业遭受了巨大打击。美国制造业生产行业大规模倒闭，以及臭名昭著的“铁锈地带”随之开始出现。

在国际上，里根非但没有以二战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古巴革命后在拉丁美洲成立进步同盟，越战期间扶持“亚洲四小龙”等等早期模式来援助盟友，反而准备摧毁它们的经济以维持美国的稳定。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发展中国家接连爆发债务危机，其中标志性的是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的“失去的十年”。就所涉及的经济资源而言，同样严重的后果表现在，1987年华尔街崩盘前后，为向美国大规模出口资本创造条件，日本被迫采取超低利率政策，这创造了泡沫经济——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的后果使日本经济陷入近30年的停滞。里根主义开创的新的寄生性资本积累模式非但无法帮助其他国家，反而将美国变成了国际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这一经济进程的必然结果是，美国国际政策中“胁迫”和“认可”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随着达成“认可”的资源减少，“胁迫”变得更加必要——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激进的美国国际政策。由此产生了一种局面，即美国通过从世界经济和其他国家吸收资本，同时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在美国的强行干预下全球动荡加剧，美国的一系列直接或代理人战争不断升级。许多规模较小的“混合战争”和常规军事行动，比如1999年轰炸塞尔维亚、2001年入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2011年轰炸利比亚和现在在乌克兰引入代理人战争。北约东扩引发的乌克兰战争反过来又对德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打击——俄罗斯断供德国廉价天然气，迫使后者购买昂贵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美国外交政策/军事体制中的一些圈子（尽管目前是少数）正在积极提议将这种政策扩大到中国台湾，从而与中国开战。

除了实际的战争，美国越来越多地诉诸技术抵制，不仅切断了本国公司，也切断了盟友与中国等关键市场的联系，迫使华为退出盟友电信系统的压力增加了他们的成本，美国通过控制美元实施单边制裁，非法扣押俄罗斯外汇储备令众多国家中不安。因此，美国的经济形势强化了这种趋势，即它不得不越来越依赖“胁迫”而非“认可”。

“谋发展”让新体系“得道多助”

面对这种国际经济形势，一些国家直接受到美国制裁或军事行动的威胁，如伊朗、俄罗斯、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等国，一些国家正在遭受美国加征经济关税、抵制或未来军事行动的威胁，最典型的是中国，以及越来越多的一些国家，它们只是想继续发展经济，但受到美国的阻碍。这有助于解释为何150多个经济和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数十个国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想方设法脱离美国的单方面的命令，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

因此，这种国际形势也决定了许多国家与中国和美国的相互关系。它们不是从“亲华”、“反美”或这些政策的任何组合开始的。他们只是对帮自己国家谋发展感兴趣——例如，巴西或埃塞俄比亚总统的工作不是亲华或亲美，而是帮巴西谋发展或帮埃塞俄比亚谋发展。

一旦这些国家与美国和中国进行国际接触，就会感受到截然相反的两种境遇：美国会如上文分析的那样，从这些国家攫取本可以用于本国发展的资本补给美国，再加上加征关税、技术抵制、战争等一系列手段，最终成为这些国家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但相比之下，在与中国的接触中，这些国家发现中国不仅在进行双赢贸易，而且是资本净出口国。如图5所示，自1992年这30年来，中国一直是资本净出口国。因此，各国发现，中国不但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是生产力发展的潜在助推器。也即是说，中国可以为这些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注入资源和动力——而“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关键但不是唯一的部分。

图5

美国是生产力发展的枷锁，中国是生产力发展的助推器，各国并非从亲华或反美的立场出发，而是为了帮本国谋发展。他们发现，要发展本国经济往往不得不与美国发生冲突，但与中国合作就可实现双赢 。也即是说，为本国谋发展，美国会是障碍，中国则会是帮手。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术语可以这样来概括当今世界的两个体系：

一个体系聚焦于美国，正如上文详细分析所示，它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美国通过上文详细分析的各种方法，阻碍这一框架内的国家发展；

第二个体系关注生产力发展，包括社会主义中国，但不仅限于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群体是那些希望发展本国生产力的国家。

因此，正如上文所述，这从根本上清楚地表明了第二个体系的特点。它并非一个“反美”团体，而是一个“谋发展”的团体（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是一个“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团体）。这就是它稳定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媒体无法正视国际现实的原因——因为它不能承认美国的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当然，这些不同群体占世界不同地区经济的权重并不相同。在全球北方，美国的“盟友”们，大多数政府都接受了美国强加给其生产力的桎梏——美国要求其向美国出口资本的巨大要求、加征关税、试图切断他们的公司与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的联系、制造破坏性战争等。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德国、日本或英国，由此给他们的经济造成不小的损失。最终结果是，全球北方的所有主要国家经济增长都在放缓。但是，正如笔者所写的其他文章分析所示，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增速已经超过了全球北方国家，它们准备脱离美国的体系行事。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国家得到发展。

结语

最后，这些过程与习近平所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有何关联？当然，“命运共同体”理念远不止纯粹的经济理念。这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 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状态，因此存在着许多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气候变化、流行病、恐怖主义和许多其他问题等等。但“命运共同体”当然也包括经济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双赢”合作和国际劳动分工。因为经济得不到发展，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人类面临的问题就无法解决。

但美国发展起来的“寄生性资本积累模式”阻碍了这种双赢的结果。尽管其他国家仍可通过贸易获得利润，但美国四十年来一直在越来越依赖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而这些资本原本可以用于那些国家的发展。

这些进程清楚地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国家扩容，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型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孤立事件。在这些个别事件发展的背后是，美国的寄生性资本积累模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国家”则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助推器。社会主义中国是这些国家中推动生产力发展最强大、最稳定的国家，但它不是唯一一个。这个集团还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和不结盟的稳定发展，有一个明确而稳定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机制不断扩容的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必要指出的是，“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和新型不结盟运动，也应该以符合其现实的方式呈现。它们不是消极的“反美”运动，而是积极的“谋发展”运动。世界需要合作而不是对抗，争取最大多数，这不仅从教育学和解释学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而且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也是正确的——它们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运动。

至于源自这种形势的特定政策，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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