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暴力，唯一一种受害者受到指责的暴力行为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性暴力这个话题。

2016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性暴力专家科莉恩·拉普诺应邀为TED做了一场演讲。

在研究生阶段，科莉恩开始研究国际罪行中的强奸与被迫怀孕案件。她阅读了大量案卷和证词，在之后的工作中又接触了很多性暴力事件的受害者。

让她最触动的一点是：在性暴力事件中，受到更多指责的往往并非侵害人，而是受害者，这也成为许多性暴力受害者事后选择沉默的主要原因。

科莉恩主张公众应用开放、不含偏见的眼光看待性暴力受害者，打破谈论性暴力事件的文化禁忌。这样才能鼓励受害者站出来揭发这一罪行，让侵害者承担应有的后果，让更多人有勇气，在面对性暴力时勇敢说不！

尽管这个视频发布于两年前，但无论是去年持续在欧美国家发酵的#metoo运动，还是近期国内频频爆出的性侵事件，科莉恩的观点都依然适用。

花13分钟看完这个视频，学会保护好自己，也不要去伤害别人。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g0300c3vo32&width=500&height=375&auto=0

以下为文字实录：

今天，我要和大家聊聊性这个话题。这是我的工作。有人花钱雇我到世界各地谈论性。但我要讲的并不是那种美好的性行为，而是黑暗的、令人羞惭的、可耻的性行为。我的工作是谈论战争时期的性暴力：如强奸、强迫怀孕、强迫卖淫以及性奴。

我的工作就是要打破总是阻碍我们采取行动的那些禁忌。

这一切都始于我的学生时代。我的硕士论文主题是作为国际罪行的强奸和强迫怀孕。我阅读了上百份文件和证词，看了相关视频，连续几个月将自己沉浸在这种恐怖之中：男性被迫强奸自己的兄弟，女性被囚为性奴，或者是儿童被士兵绑架，继而遭受轮奸。恐怖而残暴，我在惊骇之余无言以对。但我没有崩溃，因为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并且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应对机制。

我继续花了2年多的时间进行研究，我在国际法庭工作过，先是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之后是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那里，我每天都听到关于性暴力以及其他罪行的悲惨故事。但我依然没有崩溃。

直到有一次，我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同去刚果北基伍省进行实地调查，那次经历彻底改变了我。

正像以前多次做过的一样，我在一名心理专家的陪同下，与一名性暴力受害者见面。我们权且叫她玛蒂尔德。

玛蒂尔德的年纪大约在五十到五十五岁之间，但她看起来好像有七十岁。她瘦骨嶙峋，脸上皱纹很深，眼神也毫无生气。她甚至都没有抬眼看我们，就开始讲述她几天前的遭遇。她与丈夫在地里收割时，来了一群士兵。他们当着她的面杀死了她的丈夫，并用大砍刀把他剁成碎块，然后又对她实施了强奸，而且不止一次。

她讲述这些的时候非常镇静，目光空洞。她没有流泪，没有尖叫。最触动我的是写在她脸上的卑微和深深的哀伤。虽然她人还活着，但我觉得她的心好像已经死了。

而且就像世界各地许多其他性暴力幸存者一样，玛蒂尔德还心怀内疚:为自己和丈夫的遭遇内疚，为自己依然还活着而内疚。她还非常害怕她的村子和社区会责怪她，排斥她。也就是说她在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尊严之后，还要担心会无家可归，受社区排挤。

忽然间，我觉得再也听不下去了，我完全崩溃了。所有我读过的恐怖案例，看过的恐怖纪录片，或者是在一线直面的悲剧一股脑都冒了出来，全都在她这一个故事里呈现。

而我现在给大家讲这个故事，是因为这次经历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处理性暴力问题的方式。

在看到玛蒂尔德尽管感到害怕、内疚、羞耻，却仍然有勇气给我们讲述她的故事时，我意识到只要性暴力在世界各地是敏感禁忌话题，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接近性暴力受害者，并鼓励他们站出来。而这种改变必须由我带头实现。我必须从观察者变成行动者，我也的确这么做了。就在那天，我打破了自己谈论性暴力的恐惧和禁忌。

如今，我的工作是播撒变化的种子，希望并期待那些收到这些种子的人能够继而将他们的种子撒播出去。因为要想在全球范围内打破禁忌，并将谴责的矛头由受害者转向施暴者，就需要采取集体行动。但这极具挑战性。

我们大部分人在与他人谈起性的时候都会感到尴尬，更不用说谈论性暴力了，因为性暴力在性行为中混入了残忍和暴力的行为。这就像谈论死亡一样。我们会感到尴尬；也难以鼓起勇气去和失去至亲的人交谈。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涉及个人隐私，因为这似乎不太妥当，因为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那个人会作何反应，还因为根植于教育和传统中的观念。

我们许多人还对性暴力带有偏见。我们大家都听过他人直接或间接地因为性暴力受害者的遭遇而指责他们。

“这些女人的穿着不成体统，一副引诱别人的样子，被强奸了就不应该抱怨。”
或者是 “那边那个男的被强奸了，可能是他自愿的吧。也许他不是异性恋，有同性恋倾向呢。”

我在世界各地听到许多类似的说法。但我们绝不能忘记性暴力确实是唯一一种受害者受到指责的暴力行为。而上述的这种禁忌和偏见给受害者造成了严重影响。

在许多我们开展工作的冲突地区，无论是南苏丹、中非、刚果、哥伦比亚，还是叙利亚，作为性暴力受害者意味着必然会受到排斥、忍受污名或孤立。而那些敢于站出来的受害者往往遭到报复，有时甚至会因此丧命，或是被施暴者杀害，或是被家人为了维护家族荣誉而杀害。

我自己也反省过多次：如果我是一名性暴力受害者，我会做什么呢？我会去医院寻求救护吗？我会给朋友、家人邻居和同事讲述我的经历吗？我可能不会。我也知道，在座的各位很可能也不会。我们许多人可能会保持沉默，封藏这段经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觉得这太羞耻了，我们害怕别人评判我们，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们，向我们发问，或指责我们。而这就是性暴力仍然为世人忽略，很少有受害者站出来寻求救护、帮助或正义的主要原因。

我们知道性暴力不分种族、地域或文化，也知道在大多数战争当中都有这种现象。但除此之外，我们并不知道其规模如何，因为得不到上报的情况很严重，甚至基本的证据、数据和统计资料都是缺失的。我们掌握的数据也仅是冰山一角。

所以要改变这种现状，唯一的方式就是开始谈论性暴力。要最终实现减少禁忌，将指责的矛头由受害者转向施暴方，这是最为重要的第一步。

几个月前，我与30名来自中东国家的男性战斗员探讨性暴力这一战争罪行。这是我们第一次让他们参与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也是新的体验，因为他们将要与一个陌生白人女性，还是非穆斯林，也就是我，探讨与性有关的话题。

我本可能会被这阵势吓住，但我还是选择使用恰当的措辞，直截了当，大大方方地谈论这个话题。当然，我并不知道我是否会在他们回到战场后影响他们的行为，但我确信我帮助他们打破了他们自身谈论性暴力的障碍与不适感。因为他们参与了讨论，提出疑问，并回答别人的问题。在课程结束的时候，有几个人过来感谢我能够如此开放地探讨这个话题，这帮助他们意识到了性暴力对于受害者和施暴方到底意味着什么。   

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传达的信息就是：无论专家与否，在性暴力问题上，人人有责。

因为性暴力不是难以启齿的事情。为了像玛蒂尔德一样的幸存者，我们要大胆地讲出“性暴力”这三个字，并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我们这些有渠道发表观点的人要带头行动，人道工作者、政客、学者、媒体，所有这场演讲的听众，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行动起来。

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真正鼓励性暴力受害者站出来，我们才会真正敢于而且能够影响掌权者消除这一恐怖的罪行。所以我想请大家挑战自己，现在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何不就在这里开始呢？这是我们所有人欠玛蒂尔德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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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