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 ICRC首次空运任务揭秘
飞机是人道救援中重要的交通工具，尤其是在陆地交通受自然地理条件或人为活动影响而无法通行的地区。
1969年，尼日利亚政府军与比夫拉的分裂主义运动分子爆发冲突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开展了首次飞行任务，向南部地区运送援助物资，以缓解当地紧急的人道局势。马塞尔·丘丁是当时飞行任务的负责人。今天我们就请他讲述这次任务背后的故事。
起飞
ICRC首次空运任务揭秘
1 你是如何与ICRC结缘的？
这绝对是个惊喜。我在瑞士巴塞尔长大，从小就对飞机情有独钟，长大后开始从事航空工作。1969年，我23岁，在德国工作。当时我收到一封电报，让我联系我的前雇主，巴塞尔的巴莱尔航空公司（Balair）主管。当时，这家公司正与ICRC合作，向比夫拉运送援助物资。我打电话过去，航空公司说希望我帮助管理空运行动。
那时我只是听说过ICRC，对其知之甚少。但能为这样一个人道组织工作，我觉得非常荣幸。而且我对一些特殊的机型也非常有兴趣，比如巴莱尔航空公司为这次行动准备的C-97运输机。我非常痛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几天后，我回到瑞士，签好合同，领取了ICRC的证件，于3月12日前往尼日利亚的科托努，当时ICRC的“西非空运行动”的基地所在。
1969年，尼日利亚，科托努机场
等待执行任务的飞机
2 空运行动具体是怎么开展的？你主要负责什么？
我到科托努机场的时候，没有人在那里迎接我，我记得ICRC在当地的代表处花了几天时间才确认我的角色。
我发现这次空运行动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当时飞往比夫拉只能从若干个机场出发，科托努机场是其中之一。在冲突期间，比夫拉的乌利简易机场可以说是整个非洲最繁忙的机场，各个人道组织和慈善机构都在通过包机向当地民众提供援助。
进入乌利被限制在夜间，以避免白天成为尼日利亚政府军的目标。这也促使所有飞机运营商之间展开竞争，大家都力求在有限的时段内尽可能多地完成飞行任务。尽管存在风险，但我们机队的机组人员通常每晚都会在科托努和乌利之间往返数次。
当时，ICRC对航空运营没有真正的了解。我记得有位同事问我：”你在机场里是如何指挥飞机飞行的？"。当时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我重新设计了飞行图，手绘了航线，调整出港、进港的航路和高度，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飞行中碰撞的风险。
我们还开始重新组织停机坪作业，并研究如何优化装载流程。在空运过程中，ICRC使用了各种不同载货量的飞机。我刚到时，每架飞机都是按卡车装载，设定为最小的飞机有效载荷量。我们改变了这一制度，使每架飞机按其最大载重量装载，并增加飞行次数，最终每月运送的援助总量从2000吨增加到5000吨。
马塞尔的手绘飞行图
3 当时的飞行环境一定很危险吧？不幸的是，ICRC也遭受了损失，你能和我们讲讲吗？
对于ICRC和其他NGO而言，当时的飞行条件极其危险。非常不幸的是，在我执行任务期间，发生了两起致命事故。
1969年5月7日，为ICRC执行任务的一架巴莱尔DC-6A/B型飞机在准备进人机场时坠毁，当时距离乌利11公里，机上有4名机组人员。这个悲剧对我的打击非常大。坠机事件发生时正是我的休息日，我记得一位司机跑来告诉我这个消息，并立即把我送到机场。后来我驾驶飞机将遇难同事的遗体带回了科托努，并与运送遗体的飞机一起回到了巴塞尔。
我乘坐瑞典红十字会的一架DC-7B飞机返回科托努。不幸的是，它的姐妹飞机，同样为瑞典红十字会飞行，大约一个月后被击落，又有4人丧生。
这次事件让大家都很震惊，我们要求所有飞机返回科托努。ICRC的航班随后被停飞。
1969年，尼日利亚，
黑夜中执行空运任务的飞机准备起飞
后来，ICRC飞往乌利的航线得以复航，但被要求在拉各斯停留，由尼日利亚政府检查载货量。这条路线使每架飞机每晚只能飞行一次。最终我们完全停止了飞行。
随着任务的缩减，9月13日我返回了巴塞尔。在日内瓦，ICRC颁给我一项证书，记录了我参与比夫拉空运的行动。在完成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任务后，我在德国取得了飞行调度员执照，继续在商业航空公司担任管理职务。
4 当时的情况，和如今的空中作业相比有何不同？
和当年相比，航空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今天，你几乎可以准确地知道一架飞机的位置。当时，你能确定飞机位置的唯一时刻，就是看到它接近降落在科托努的时候。在飞行过程中，我们没有卫星通信，所以我经常需要用无线电向距离最近的飞机机组人员传达信息，比如说，天气状况或飞行路线发生的变化。如今，由于航空业的种种安全限制，这种操作是不允许的。
1969年，尼日利亚，科托努机场，
令马塞尔非常感兴趣的C-97运输机
5 这次空运任务时间不长，但意义深远。如今回过头去看，你有什么感想？
我最近常常和别人谈到这次行动，因为今年正好也是比夫拉冲突结束50年。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突然被置于这样的环境中，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经历。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活。
在飞往乌里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情绪是无法清楚描述的。每次的飞行过程都蕴含着风险和困难，会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到恐惧。
”然而，在返回科托努的途中，特别是在飞机飞越几内亚湾到达安全地带时，这种紧张情绪便得到了释放。
还有件事仍然令我记忆深刻。每天早上，当航班返回后，当知道哪些飞机和机组人员是安全的，运行正常，我就会去当地的一家咖啡馆。进门时，老板的女儿总会放上Merrilee Rush的《清晨天使》（Angel of the Morning）这首歌。时至今日，当我听到这首歌时，我就又想起科托努，想起那些飞机和当时不可思议的挑战。
今天，回想这次行动时，我可以说，除了我的家人外，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为此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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