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炮火中的玫瑰：女性在战争中的多元角色（二）
“观点”栏目旨在介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相关学者对于国际人道法以及人道政策与实践等问题的立场与观点。本栏目中的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而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立场无关。
文 | 梅迪娜•哈埃里
纳迪娜•皮埃什吉巴尔
译者 | 廖凡 *
编者按 ：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女性通常被认为是软弱且易受伤害的。但事实上，女性在面对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创伤时，往往展现出非凡的韧性和坚毅。她们作为一家之主、社区领袖以及武装战斗人员，在战争中的不同经历使得她们扮演起了与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的新角色，并承担起让人意想不到的新职责。
1948年，巴勒斯坦，图勒凯尔姆区。包括许多妇女儿童在内的约1000人被迫离开犹太区而前往阿拉伯区。© ICRC
“自从我丈夫在2004年的事件中丧生后，我的整个人生就变了样。武装团体和盟军之间爆发战斗时他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一颗流弹瞬间杀死了他……突然之间，一切都成了我的责任。我感到不知所措。我无依无靠，不知道该怎样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41岁的伊拉克女性乌姆•穆罕默德如此说道。
乌姆的故事是世界各地成千上万女性的写照。战争颠覆了她们的生活，她们孤孤单单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担。无论是国内还是跨境暴力行为，越来越多的平民被过于频繁地置于战争之中，因其同战斗的接近而直接成为目标或遭受危险。由于女性和女童是生活在战争破坏地区的平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她们的生理、心理健康和所处环境的安全面临着重大的风险和威胁。与此同时，女性在应付战争生活的挑战方面却表现出非凡的力量，常常承担起照顾家人和参与社区生活的新的任务和职责。
对于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来说，战争的残酷性意味着抛家别业，逃离威胁其家人安康的社区暴力。女性可能被迫带着子女逃走，因为她们的丈夫正在冲突中战斗，已经受伤或被拘留，或者已经藏匿起来以免被武装团体征募。同样，流离失所带来的恐慌和混乱可能造成家人离散，这也意味着女性们不得不独自面对，肩负起额外的职责。
1958年，塞浦路斯。妇女和儿童前往皮拉（Pyla）拘留营探望被拘留亲属。© ICRC
被迫抛家别业的居民通常聚集在难民营中，后者可能会对女性构成新的风险和负担。丈夫不在意味着女性们必须肩负起确保自己和家人生存的所有日常职责，其中女性家长、寡妇、老年女性和孕妇的担子尤为沉重。这些女性本可依赖家庭和亲属网络来获得食物和分享资源，但离开家人和社区使其丧失了这种支持。其结果是流离失所的女性不得不长途跋涉去寻找水、食物和柴火等生活必需品，从而频繁曝露于敌对行动、地雷和性暴力的危险之中。例如，在南达尔富尔的朱莱达难民营，在城郊受到攻击的受害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女性，因为正是她们最经常离开相对安全的难民营去拾柴割草，以满足家人的物质和经济需要。
由于失踪或被杀者绝大部分是男性，确认他们命运的负担和痛苦通常落在女性亲属身上。日复一日地等待亲爱的人的音讯，会给失踪者的妻子、母亲和女儿带来严重的情感后果。失踪者生死不明，使得家人进退维谷：既不能哀悼爱人的逝去，也不能放弃经年累月、耗尽一生积蓄却常常是徒劳无功的搜寻。
除了亲属失踪所带来的大量情感压力，留下来的女性还要承受严重的经济和法律后果，特别是在那些女性由于社会地位低下而几乎没有受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地方。例如，在尼泊尔，失踪者90%是男性，81%已婚，71%在18至35岁之间失踪。因此，许多家庭失去了养家糊口的主力，常常需要抚养幼儿的女性面临众多社会和经济问题。“由于女性没有机会就业和挣钱，因此她们无法对家庭做出经济贡献。其结果是她们被认为对家庭毫无增益，只不过是又一张需要吃饭的嘴。”
1999年，黎巴嫩南部。一名被迫逃离家园的年长女性看着孙儿的照片流泪不止，她害怕自己可能再也看不见他们了。© ICRC
有男性亲属（特别是丈夫）失踪的女性的法律地位常常不明确，因为她们不再被视为妻子，但又没有被归入寡妇的行列。这可能会影响到她们继承遗产、监护子女、接触财产乃至再婚的能力，尤其是考虑到有些国家允许多年之后才正式宣布一个人死亡或失踪。此外，没有正式的寡妇身份可能会妨碍女性获得政府援助。伊拉克的情形就是如此，在那里向女性担任家长的家庭提供的社会援助服务只针对丈夫死于暴力等相关情形的寡妇。由于复杂的行政程序，其他形式的援助也令丈夫失踪的女性难以获取。因为有大量文件要提供，而往往已经失去了家宅和丈夫的女性手里并没有这些文件。
不过，尽管有这许多障碍，但女性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以及为子女和受养人找寻食物和住处方面已经表现出惊人的足智多谋。她们自己组成协会，持续要求当局向她们提供信息。展示这种决心的例子之一是“五月广场母亲”。这些母亲多年以来组织示威游行，要求阿根廷政府对她们失踪子女的命运做出答复。
带着勇气和尊严在生活
1985年，安哥拉，万博。一名地雷受害者在邦巴•阿尔塔（Bomba Alta）假肢康复中心。由于妇女通常负责打水和下地干活，她们尤其容易受到地雷和其他未爆炸弹药的伤害。© ICRC
虽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直至1961年才任命了第一位女代表，但今天在战场上工作的ICRC职员中有40%是女性。女性参与方方面面的人道援助工作，包括照料伤员、探视战俘以及在武装团体中宣传国际人道法。包括ICRC在内的大多数人道组织也都致力于让战地职员的性别比例更为平衡。不过，尽管女性援助工作者的能力不再受到质疑，但作为冲突受害者，女性本身仍然被认为是软弱的。虽然女性们有能力很好地适应伴随战争而来的暴力、损失和掠夺并从中幸存，但是，人们还是一再用“脆弱”和“无助”这样的字眼儿来描述这些生活在战区的女性。同样，对于女性的这种观念还无视她们作为战斗员、和平倡导者或社区领袖而拥有的战争经历。我们诚然不应忽视生活在武装冲突中的女性对于保护和援助的真实需求，但同时也决不能抹煞她们在战争中的经历乃至在战争后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生活的过程中所起到的能动作用。
本文开篇时讨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忽视了女性在冲突前线的贡献，将女性划归漂亮的保姆和抚养子女的母亲一类，其基本任务都远离战场。现如今冲突性质的变化意味着女性作为人道工作者、战斗员或者平民，离战斗越来越近。在一战时期，人们对女性陈旧的传统印象导致当时护士的作用遭到忽视，很多人道参与者用于描述女性战时经历的语言，继续将其与儿童和老人归为一类，描绘成最脆弱无助的冲突受害者。
2008年，柬埔寨。这名妇女因一次地雷事故而残疾。在柬埔寨红十字会小额信贷项目的帮助下，她做起了小型制衣生意，现在已经可以养活自己了。© Croix-Rouge du Cambodge
然而，现实情况是女性在应付颠覆了她们生活的极其严峻的挑战方面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韧性。近来受到战争影响的女性形象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事实上，ICRC的档案室放满了显示女性应付战争创伤的照片，她们带着勇气和尊严在生活。这些形象显示世界各地的女性在照顾她们的子女，充当家庭的支柱。它们显示女性们相互伸出援手，共同找到力量，适应现实。有些照片上的女性在耕作花园，修建房屋，开始做她们自己的小生意。这些照片放在一起，展现出关于女性和战争的新视野——它承认生活在武装冲突中的女性所面对的具体的挑战和脆弱性，但同时又强调她们的作用，以及她们对抗和战胜战争暴行的能力。
* 廖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 作者介绍： 梅迪娜•哈埃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妇女与战争部专员，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文学硕士。
纳迪娜•皮埃什吉巴尔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妇女与战争部顾问，曾任联合国海地维和行动性别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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