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的“能力信号”不断衰减，大学如何应对？
星
Xing Perspective
4月15日，我们推送了《星视角》系列专栏文章——《大学生不读书是谁的错》（☜点击回顾），分享了程星博士关于“为什么大学生不（需要）读书？”的观点。今天程星博士就“大学教育作为能力的信号”这一话题分享其独到见解。
本文原标题:《当大学的信号开始衰减》
我老觉得有些经济学家就是让学术耽误了的魔术师。他们能够点石成金，将我们身边那些稀松平常的事情变成百试不爽的经济学定理。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就是这样一位经济学家。民间将劣质二手车称为“柠檬”，阿克洛夫借此描述二手车在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出买方因为无法得知商品的确切质量，最终导致劣质商品在市场中交易而优质商品退出的结果，即所谓的逆向选择问题。1阿克洛夫后来因“柠檬理论”与其他两位经济学家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将信息不对称的定理应用到就业市场，求职者的教育程度成为其能力的“信号”。求职者对自身才能的了解多于雇主，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他需要通过提高教育程度等手段进行信号发送。而雇主则通过观察教育程度对具有不同才能的求职者进行甄别，从而解决劳动力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
大学教育作为能力信号开始失灵
曾几何时，大学文凭作为求职者向雇主发出的能力信号，引发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奇观。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普及化，大学本科教育开始失去其曾经具有的甄别或筛选作用。据官方统计，2021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078万人（含中职学生），而招生名额则为1001万，录取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假如说能上大学在三十年前还叫“圆梦”，那么放在今天叫做“梦断”也不为过。对于那些遍尝人间艰辛终于挤进大学校门的寒门子弟来说，成为2022年1076万高校毕业生中的一份子实在有点让人啼笑皆非。他们手中那一纸文凭所承载的能力“信号”已经开始衰减，甚至可能已不复存在。
其实，大学作为“信号”开始失灵这个信号，早在1980年代就被敏锐的新闻记者们捕捉到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从1983年开始推出美国大学排名，从此一发不可收，并在此后几十年掀起一场全球性的大学排名热潮。尽管大学排名这件事受到社会上、包括顶尖大学在内很多人的诟病，但新的排名仍然层出不穷，而且每年四大排名的发布毫无悬念地仍能登上各大报纸的头条。原因很简单，大学作为“信号”虽已弱化，但社会、特别是雇主仍然需要甄别信号，因此，“好”大学便成为新的信号，而大学排名成为新的甄别机制。
用大学排名作为能力信号，好处是简单易懂，连引车卖浆之流都能将清北复交、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倒背如流。但是，排名之于公认名牌之外的所有其他大学，只是一场零和游戏：塔尖上的空间有限，一个挤上去，必然要有一个被踢下来。
至于毕业生，如果母校的排名指望不上，那只能靠自己了。于是乎，考研成为增强能力信号的最佳选项。据报道，2022年研究生报名人数达到了457万，净增长人数80万。作为对比，2001年高考报名人数是454万，还不及2022年考研报名人数；而2003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不到80万，也不及2022年考研的净增长人数。有人惊呼，考研“高考化”现象不期而至！换言之，“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奇观再次在中华大地出现，只是这次的独木桥从“高考”升级为“考研”。有了高考的前车之鉴，我们不难预测，研究生教育作为能力信号走向衰减，也只是时间问题。
大学应当为学生创造“第二次机会”
当代社会因此面临两难之境：一方面就业市场需要能力信号，另一方面可选的能力信号本已稀罕，且衰减严重。看来我们的大学在争创一流的道路上，还需要一点创意—为毕业生增强现有信号，或是创造新的信号。
我认识一位小朋友，前些年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本科毕业。一般人以为常青藤大学的毕业生就业一定没有问题，或是大公司会排着队去这样的大学抢人。错了。在哥大工作时我听到过太多毕业生失业或放低身段求职的故事，因此这位小朋友在取得哥大的艺术史和视觉艺术双学位之后求职无门，并没有让我感到吃惊。他后来低就，在一家网络公司做电话销售，干了没几天又换到另一家公司。在他的两任雇主眼里，常青藤大学的学位不仅起不了能力信号的作用，有时还产生副作用。
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告诉我已经辞去工作，准备回哥大念书。我原以为他考研成功，却得知他上的是“学士后”（postbaccalaureate）项目。我知道哥大有一个继续教育学院，但名声不佳，因为从课程到师资都与哥大毫无关系。但这个“学士后”项目显然不同：虽属继续教育学院管理，但学生一经录取，便可以修读哥大本科学院的常规课程，与在校生无异。这是哥大的一个创举：只要能力许可，毕业生可以在任何学科领域修读他们想要的课程。如果为了进入某个职业需要相关专业训练，那么“学士后”项目就是他们的“第二次机会”。这位小朋友瞄准当红的大数据行业，恶补数学、电脑和经济学课程，终于在一年后如愿以偿，被一家金融科技公司聘为分析师。
这个故事让我脑洞大开。现行大学制度让十七、八岁的高中生选择专业并从一而终。虽然近年来进校后改专业已经变得相对容易，但绝大多数改换专业的努力并不成功，并非学校不让，而是学生不能。特别是从文科转向理工科，没有扎实的数理功底，免谈。这位小朋友以自己的经历告诉雇主，他的本科教育给他的除了足够强大的品牌信号而外，更重要的是学术训练。否则很难想象，一个艺术专业的毕业生能够在一年之内通过补课成功转行。在此，哥大为强化其毕业生的能力信号作出的努力颇有新意：在正常的学术训练之外，不是帮助他们考研，而是在他们知道了想要什么的时候及时提供“第二次机会”。
的确，这位小朋友的学科跨度有点大，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但是，并非所有的行业都需要数理技能；恰恰相反，大多数行业根本用不到数学或科学。很多毕业生需要的也许就是一些基本技能，包括写作、交流、编程，等等，而大学在这些方面为毕业生创造“第二次机会”不会过于为难。雇主从收到的简历中已经得到学位这个信号，而随后面试的目的大多是对应聘者实际的技能和素质进行甄别或验证。比如说，那家金融科技公司在面试我的哥大小朋友时，要求他对真实案例进行分析并作出判断，其中有的案例需要数理知识，有的需要逻辑推理，有的则是测试他的反应能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为强化其学位所承载的能力信号，大学与其投入资源追逐排名，不如定期了解雇主的需求，通过各种学术与非学术的方式帮助在校学生提升职场技能。而后者，不再是一场零和游戏，做好了能够让每一位毕业生受益终身。
未来大学的安身立命之本
大学教育作为“信号”衰减严重的另一个原因可能也和排名有关。排名之所以被当作“信号”，原本是因为它所承载的甄别机制。但事实上由于排名指标的指挥棒效应，当代大学在铺天盖地的排名压力下，从学科设置到教学安排上都出现了趋同化倾向。这对于毕业生不是一个好消息。试想，如果求职者不能以某种方式将自己的学术训练或个人素养与其他竞争者区分开来，那么雇主便只能根据大学排名按图索骥，做极其粗略的类型甄别。结果是，非公认名牌的大学毕业生损失惨重，其学历信号弱化的严重程度远超名牌大学。
面临这样的困境，大学能做什么呢？在我看来，教学与管理上的创新是大学成功突围的关键所在。每当排名发布，全社会的目光都聚焦在一小撮名牌大学身上，往往搞得非名牌大学土头灰脸。这时，如果后者能以某些专业或是其毕业生的某种能力在就业市场上鹤立鸡群，那么他们吸引雇主的就不再是学校品牌了；他们释放的是与众不同的能力信号。
我博士毕业后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科罗拉多州政府的社区学院系统办公室当研究员，常常需要去下面的学院调研。可是不知为什么，有些学院老板似乎不太愿意让我去。有一次和他一起出差，经不住我再三追问，他终于说出其中原由。原来州里社区学院有些热门专业，毕业生收入奇高。比如有个学院的汽车修理专业，毕业生起薪几乎是我当时工资的三倍。老板开玩笑说，“我怕你一去就不愿意回来了”。的确，我当时虽然扛着博士头衔，收入却还不如很多蓝领技工；再加上穷得叮当响，老板担心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一个社区学院能把专业办到这个地步，其毕业生的待遇连博士都羡慕，还怕在就业市场上吸引不了雇主？一所社区学院的副学士学位能够承载如此强大的能力信号，难道他们还有必要去排名榜上争夺一席之地？
当大学的信号开始衰减，大学作为“信号”的理论不仅没有衰减，反而在全球大学争创一流的激烈竞争中变得更加富有启发性。教育其实是一个双层的筛选器，高考是第一层筛选，成功进入大学已经构成一个人的能力信号。而大学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提升学生在第二层筛选时的成功几率，即让毕业生能以文凭作为进入就业市场的能力证明。这个证明有大学品牌的支撑当属万幸，但绝大多数的毕业生没有这样的奢侈。从这个角度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能力提升为目的的大学改革与创新，当是未来大学的安身立命之本。
1Akerlof, G. A.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ative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 J Econ, 84(3): 488–500; Spence, A. M. (1973). Job Market Signalling. Quart J Econ, 87(3): 355–379.
预 告
下期，程星博士将就“成才道路上的分岔口”这一话题进行分享，敬请期待。
作者简介
程星博士，现任麦可思首席科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政策与管理硕士，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管理博士。
曾任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院助理院长兼教育学院教授、纽约市立大学院校研究办公室主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规划与院校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在高等教育研究与管理领域学养深厚，经验丰富。
著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之道——大学管理研究导论》《大学国际化的历程》《美国大学小史》《细读美国大学》，合著《院校研究与美国高校管理》《美国院校研究案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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