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送外卖多进工厂”能解决问题? 真正要命的是无形的能力剥夺 | 文化纵横
【导读】进入3月，一年一度的两会再次成为关注焦点。近日，一则人大代表建议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的提案，就引发广泛热议。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这份提案涉及的网络经济火热与实体制造业招工难、工资低的鲜明对比，以及外卖骑手的生存处境等问题，直接触及社会痛点。然而，在这些议题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个更严峻的挑战：愈演愈烈的服务业零工经济从业者“去技能化”问题。
本文作者之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陈龙曾对外卖骑手进行长期田野调查，他和赵磊的这篇文章指出：当前互联网平台零工经济经济从业者多为低学历、低收入群体，他们正陷入逐渐丧失原有劳动技能，又无法获得新技能的困境——这就是所谓的“去技能化”问题。并且，这一困境还随着经济智能化和无人化的进程，而被进一步放大。以外卖行业为例，随着无人配送的推广，骑手在配送中的作用只会变得越来越小；而配送平台未来需要的新蓝领工人所要具备的技能，又是现在的骑手所不具备的。
在此背景下，如何帮助以骑手为代表的服务业零工经济从业者“再技能化”，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亚于近些年人们更关心的零工经济从业者的社会福利保障问题。作者认为，出路应在于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再技能化”培养：不仅需要从业者自身的努力，平台也应提供相应的培训服务和制度激励，此外还需要政府与社会提供恰当的政策、制度和环境。
本文发表于《文化纵横》2022年第1期第79-86页，原题《当劳之急：服务业零工经济的“去技能化”》。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当劳之急：
服务业零工经济的“去技能化”
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一直是劳动关系领域关注的重点。2021年7月，人社部、发改委等8部委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要求企业依法合规用工，积极履行用工责任。这是国家维护新业态劳动者权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举措。
但在重视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的同时，另一个问题同样值得预警，即新业态劳动者“去技能化”。尽管“机器换人”一直是制造业热议的话题，但服务业也面临同样严峻的问题。在实践中，包括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在内的很多新业态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非但没有新技能形成的条件与可能，而且由于行业发展本身强调智能化与无人化，所以新业态劳动升级的问题迫在眉睫。
长期以来，自动化“最后一公里悖论”的存在使“机器换人”被认为是杞人忧天。小到数据标注，大到自动驾驶，无论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技术多么先进，人在其中的作用似乎都不可能被完全消磨殆尽，即便沦落到“幽灵工作”那般隐蔽和微不足道，机器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人。人机合作被视为更加令人信服的可能和未来。某外卖网络平台负责人就曾表示，无人配送、非接触经济是一个生态概念，只有规模化、常态化，才能解决降低成本的问题，在所有创新和技术迭代的优势还没显现的时候，依然需要人力，需要蓝领工人发挥作用，大批量的失业不太可能。
可问题在于，在推动无人配送的进程中，一方面蓝领工人原本拥有的一些技能在自动化进程中悄然消退，另一方面智能化趋势所需要的新技能又无法从现有工作中获得自动培养。考虑到新业态劳动者数量庞大，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发展迅猛，新业态劳动群体的“再技能化”也是当劳之急。
▍去技能化与技能极化
“去技能化”（deskilling）一直是劳动过程理论关注的重点。但一直以来围绕技术发展与工人“去技能化”之间的关系却存在很大争议。劳动过程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出于控制命令和降低成本的要求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去技能化”——拆解工作，降低技能要求，用管理控制取代工人的自主权。马克思和布雷弗曼都认为，从熟练劳动到简单劳动的还原是由于技术分工、机械化、自动化和科学的管理而出现的。
与此相反，哈里·杰罗姆在《工业机械化》中提出“平均技能”的概念。他认为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工人的平均技能水平也会相应提高。“关于将来进一步机械化对技能的影响，人们有理由相信，进一步变化的影响将提高所需要的平均技能”。
制度经济学家霍奇森也反对“去技能化”的说法，“至少在整个20世纪，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很多主要部门，技能水平在提高而不是下降……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经验证据，证实了通向更高的复杂性和不停断提高的技能水平这个强烈的总体趋势。”弗里德里克·普赖尔也认为，“对由于转移到服务业而出现的实质性技能水平的下降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整个工作结构正在转向需要更多数据分析、更普遍的教育和更特殊的职业准备的工作。”
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对杰罗姆“平均技能”的观点进行了尖锐反思，实际上也道出了霍奇森、普赖尔等人忽视的问题。布雷弗曼认为，尽管随着工艺的发展以及科学知识在工艺上的应用，各种类型的劳动过程都融入了更多的科学知识，所以劳动过程的“平均技能”要比过去多，但问题在于劳动技能是倾向于平均化，还是倾向于两极分化。对于工人而言，“他们的技能不仅在绝对意义上降低了（因为他们失去了手艺和传统能力，而没有得到足以补偿这种损失的新能力），而且在相对意义上更加降低了”。因此布雷弗曼总结道，“科学越是被纳入劳动过程之中，工人就越不了解这种过程；作为智利产物的机器越是复杂，工人就越不能控制和理解这种机器……这是一种脱节，‘平均技能’这一概念把它给掩蔽起来了。”
布雷夫曼并没有否认杰罗姆、霍奇森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复杂性和技术进步推动工人“平均技能”或“总体技能”水平提升的观点，但指出了一个比“去技能化”更加现实的问题——“技能极化”。布氏的观点在后来也得到印证。在1982～2017年的35年时间里，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点就是典型的就业极化：高技能（非常规性认知）和低技能（非常规性操作）工作增加，以及中等技能（常规性认知和操作）工作被自动化替代。由于非常规性认知工作更多地体现为科研、管理等高技术、高薪酬职业，非常规性操作工作更多地体现为低技能、不稳定、低薪酬的临时服务工作，因此技能极化同时意味着就业极化与收入不平等增加。
不仅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欧洲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也先后出现极化模式。根据欧盟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Eurofound）发布的《危机中的就业极化与工作质量》报告显示，欧盟国家在1998~2007年间不同类型岗位变动存在明显差异，高收入或高技能岗位的增长规模扩大，而到了2008~2011年间，中间岗位明显减少，最低和最高收入岗位均有所增加，出现了备受关注的就业极化。一项来自日本的研究也表明，在1984~2010年间，日本中等技能职业大幅减少，而高技能和低技能职业增加迅猛。也有研究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制造业也出现了技能极化。吕世斌和张世伟对我国1998~2009年的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我国就业市场也存在极化现象。屈小博和程杰发现我国就业市场整体表现为升级趋势，但在农民工就业市场上已经出现了极化现象，并且整体就业市场存在极化风险。郝楠在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结构和工资结构的演变历史和路径考察后发现，我国就业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极化趋势。
▍配送平台的“技能极化”：无人配送与新蓝领工人
“技能极化”也出现在服务业零工经济中。马尔卡希在《零工经济》一书中指出，“零工经济是一种技能经济，所以技能型劳动者会是鱼与熊掌兼得的大赢家。他们的技能优势让他们可以拿到高薪，并享有最好的机会去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活，创造自己的未来……零售业、服务业的工人以及其他低技能劳动者的命运在零工经济中会略有所改变，但他们的境况将是最糟糕的。他们所从事的大多是工资低且不稳定的兼职工作，福利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对自己的工作安排一点儿也做不了主。他们的工资正在停滞或缩水，他们的工作也最容易被自动化所替代。”
以配送平台为例，“技能极化”正悄无声息地加速进行。2017年12月，某外卖网络平台CEO在一场战略发布会上提出“未来物流”战略，要把当下劳动密集型的配送平台转变为技术驱动型平台。为此，“未来物流”要实现三个阶段的目标：智能调度、人机混合、无人配送。这三个阶段性目标实际也代表骑手“去技能化”的三个阶段：人工配送、人机配送、机器配送。可以预见，在未来配送中，骑手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小。与此同时，一方面无人配送创造的新就业岗位所需要的技能是从配送环节中退出的骑手不具备的，另一方面平台在使用骑手的过程中并没有促成其新技能的养成，所以外卖配送行业的“机器换人”很有可能演变为“机器裁人”。
目前，配送平台普遍进入智能调度阶段，通过智能调度系统指挥骑手完成配送。智能调度系统的研发和应用，标志着人工配送进入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在此之前，商家或平台自雇配送员配送。不仅配送，就连呼叫、选餐、收取、调度、记账、申诉、绩效也通过人工完成，电话是当时主要的信息沟通渠道。随着外卖网站、自动接单系统、打票机、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加入，配送以外的其他环节才陆续转为线上，进入O2O时代。尽管智能调度系统负责配送以外的所有环节，包括点餐、下单、支付、呼单、匹配、派单、路线规划、时间预计、绩效考核等，但配送仍然依赖数量庞大的骑手。此外，智能调度系统通过骑手配送产生的大量数据不断优化升级，外卖网络平台的智能调度系统先后完成升级换代。在智能调度阶段，由于配送由骑手完成，因此骑手与商家或顾客沟通的技巧、在错综复杂的路面驾驶电动车的技术、自主规划路线和计算时间的经验以及APP操作的熟练程度都在骑手配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2017年10月国内首个外卖机器人落地项目——“万小饿”空降上海虹桥万科中心，标志着配送平台从人工配送进入人机混合配送阶段。2018年5月，某外卖网络平台获批中国首条外卖无人机航线。在上海金山工业园区，骑手把外卖送到无人机配送点，无人机沿着特定的航线将外卖送到取餐点，骑手取餐后再送到顾客手中。整个配送过程，无人机飞行距离约占配送全程70%，只留下30%由骑手完成。2020年4月，某外卖网络平台新一代无人配送车在北京顺义落地运营。车上配置摄像头、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可识别0.05m~150m范围内的障碍物，时速可达45km/h。但是到最后的进旋转门、上楼环节，无人配送车还需依靠骑手助力，因此骑手将转型为小区常驻服务人员，协助完成最后100米的配送。在人机混合配送阶段，配送环节的最大特点是骑手和机器共同完成，但是骑手已经由配送主力退化为辅助机器配送，他们驾驶电动车的技术、自主规划路线和计算时间的经验以及与顾客或商家沟通的技巧在以机器配送为主的时代不再被需要。
2021年7月，某外卖网络平台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透露，最晚3~5年会让无人配送车发展到规模化应用阶段。同样，无人配送的另一个重要应用——无人机服务，也预期3~5年后会在更多城市出现。无人配送的快速发展不免让人产生骑手被替代的担忧。尽管平台公司强调无人配送并不会完全取代外卖骑手的工作，尤其对于末端100米可能出现的复杂场景——旋转门、推拉门甚至刷卡门—— 仍然需要骑手完成，而且表示“在所有创新和技术迭代的优势还没显现的时候，依然需要人力，需要蓝领工人发挥作用……未来的蓝领可能不是现在大家理解的工人，而是能够检查智能前端和终端的操作，并解决相关服务问题的人……届时会衍生出更多新的行业和领域，同样需要智能时代的新蓝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首先，随着无人配送的推广，骑手在配送中的作用只会变得更加微小，从事的也只是对于机器而言十分复杂但对于人来说毫无技能的工作，如开关旋转门、上下楼等，而且由于机器承担主要运力，配送中所需骑手的数量也会大幅减少；
其次，配送平台未来需要的新蓝领工人所要具备的技能是现在骑手所不具备的，换言之，平台届时会选拔新的劳动力，产生新的劳动需求，到那时候，低技能的骑手显然不是平台青睐的对象；
最后，新蓝领工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平台并不负责现有骑手的技能培养，至少平台负责人在憧憬无人配送愿景的时候没有介绍平台如何把现有的上百万骑手变成平台期待的新蓝领工人。
▍当劳之急：多主体参与的“再技能化”培养
中国最大的两家配送平台官方网站上统计，注册骑手人数合计超过800万。此外，由于“虹吸效应”，传统制造业中的流水线工人和低技能的服务人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配送等零工经济中，以至于有学者担心如此下去会引起制造业的结构性风险。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约为8400万人，同比增长约 7.7%。这里，服务提供者主要指外卖骑手、滴滴司机、快递员在内的零工经济从业者。可以预见，未来零工经济从业者数量可能会更多。
不可否认，无人配送代表的技术进步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拥有符合时代需要的新技能的蓝领工人将成为零工经济的“香饽饽”。当前我国科技发展迅速，经济增长对技术进步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未来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生产率提升，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市场也必将顺应这一趋势，对教育和技能水平的需求明显增加。但是，当前大量低技能青年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从事的岗位正加速显示出有被新技术、新设备所替代的趋势，而且绝大多数低技能岗位还在悄无声息地“去技能化”。
可以预见，未来3~5年无人配送的迅速发展势必要淘汰一批外卖骑手，而从配送环节退出的骑手又难以立马转变成平台青睐的新蓝领工人。因此，面对技术进步的冲击，以骑手为代表的服务业零工经济从业者能否形成劳动力供给与就业岗位的同步提升值得关注，其重要性不亚于零工经济从业者的社会保障。
应当说，技术变革使劳动过程既不是技能化也不是去技能化的过程，而是再技能化的过程。换言之，技能要求是一个结构性转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再技能化”起着关键作用。从配送平台发布的骑手群体数据来看，当前配送平台的骑手以“80后”“90后”为主，年龄集中在20~40岁，男性占92%，而且85%的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下，77%来自农村地区，已婚已育比例在60%以上，在他们成为骑手之前或在兼职骑手时，他们还从事（过）建筑、保安、服务员、代驾、销售、微商、装卸、环卫等工作，这些工作无一例外都属于零工经济中的低技能工作。那么，这些骑手的再技能化如何才能实现？
毋庸置疑，任何职业能够长期可持续发展，首先离不开自身努力，骑手也不例外。尤其是骑手职业门槛较低，学历要求不高，更加需要自身不懈努力，使技能、服务能力不断提升。骑手要意识到配送行业未来朝向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的发展趋势，居安思危，自觉主动投入再技能学习中。但也应当看到，劳动者能否顺利实现再技能化，不仅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努力，还取决于劳动者群体所处的社会环境提供的机会和条件。
从平台角度来说，目前配送平台开展的培训主要服务于骑手配送，涉及APP操作、与商家/顾客的沟通技巧、道路交通法规、配送举止与礼仪等，还没有开展与无人配送同步的新蓝领工人技能培训。考虑到无人配送业务的发展，骑手将逐渐从配送环节退出，配送平台应逐步推动现有骑手向新蓝领工人的再技能化培训，如一些平台专用技能的培训，包括无人机/车配送实战操作、智能前端和终端的维护与检修、数据采集与传输等，还比如一些行业通用技能的培训，包括测绘、软硬件调试、仿真与编程等。平台企业可以充分利用APP线上培训的便捷性开发短视频教学课程，同时鼓励骑手利用空闲时间自主学习（骑手在非高峰期实际有大量闲散时间，等单间隙可以充分用来提升职业技能）；平台还可以开展内部职业技能认定，通过职业技能系列课程的学习，筛选、选拔和储备符合未来无人配送需求的新蓝领工人；作为激励手段，平台还可以把新蓝领职业技能的培训与骑手当前的薪酬考核、等级晋升相关联，在跑单量、好评数排行榜以外，发布技能学习排行榜，并利用线上优势，开展新蓝领职业技能竞赛。
从国家角度来说，技能总是在一定教育的基础上实现的。但是目前来自农村地区的骑手大多年龄偏低，还有是在没有完成义务教育就辍学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这对他们未来再技能化必然会产生基础性影响。因此一方面，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严格落实至关重要，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十分紧迫，基础教育是实现劳动力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国家应加快落实普及高中教育。普及高中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全民知识水平，而且间接提高了入职年限，避免青年过早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其次，职业院校培训是国家介入技能形成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职业院校培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知识教育、技能培训与企业需求之间仍然难以实现有效对接，需要国家加大对职业院校培训的投资力度，重视职业教育师资培养，提高职业教育在全社会的认可度，鼓励各种形式民间技能培训，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改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供给矛盾方面的优势。此外，职业教育的目标不应仅仅定位于为城市化、工业化、智能化输送劳动力，畜牧育种人才、种植养殖人才、农业管理人才也是技能型劳动培养的目标。
从社区角度来说，近年来由于配送平台的蓬勃发展，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核心商业区周边的城乡接合部因为租金低廉、离商业中心较近等因素吸引了不少骑手聚居的“骑手村”。“骑手村”逐渐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板块。由于骑手的日常生活在“骑手村”度过，因此通过街道和社区开展一些通用技能培训也是一种尝试，如电工、管道维修、智能家电维修等等。由于很多骑手是兼职，依托街道和社区开办再技能化培训班，不仅可以增加骑手的收入来源，服务当地街道和社区，还可以为他们将来从事其他工作奠定物质和技能基础。此外，应充分发挥街道和社区的基层团组织作用，把日益壮大的“90后”“00后”骑手纳入基层团组织中，通过团校、青年志愿者工作站等形式、有针对性地组织青年骑手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提供终身学习的制度保障，让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训成为社会常态，是顺应技能社会形成的必然要求。技术驱动的经济结构转型对未来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零工经济从业人员、政府、平台企业、职业院校、街道社区共同参与到再技能化教育与培养中，各尽所能，才能最终促成有创造活力、有人性温度、有制度保障的技能社会的形成。
打赏不设上限，支持文化重建
长按上方二维码打赏
(点击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可订阅2月新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