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柏林往事：两瓶洋酒引发的“血案”

2016年11月9日，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一所位于俄亥俄州的知名文理学院内的某个街头，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一个面包房的白人店员和一个黑人青年扭打在一起，白人男性用手紧紧地勒住了黑人青年的脖子。

趁其不备，黑人青年的两个女性同伴把店员扑倒在地，黑人青年借机摆脱了纠缠，跑到了街对过的学校草坪上，过了一会儿白人店员又再次扑向了他。

这场打斗最终被随后赶来的警察制止，他们了解到，这场争执的起因，是在路边的Gibson’s杂货面包房（Gibson’s Bakery）中，发生了一起关于两瓶单价9美元的起泡酒的盗窃事件。争执中的白人店员名为Allyn D. Gibson，是1885年就开始做家族生意的Gibsons家第五代后人，目前也在Gibson’s面包房工作。

而黑人青年名为Jonathan Aladin，是欧柏林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看护自家生意的Allyn，对警方描述，他亲眼看到Aladin在试图用假ID买酒之前，偷偷把两瓶酒藏到了自己的衣服里，这才有了之后的争执。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警察听到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故事：有几位目击者声称，那两位扑倒白人店员的女性仅仅只是想帮黑人青年逃脱他的扭打；Allyn则声称自己只是想留住这个小偷不让他逃跑，因为自己在店里准备给他拍照留证时，小偷已经向他挥了拳头。

警方随后的处理偏向了店员Allyn的说法。他们首先以伤害罪指控了两名黑人女性。一位警官告诉Allyn的父亲Dave Gibson老大爷，“我们不会轻信她们说的东西。”

涉案的欧柏林大二学生Jonathan Aladin

而欧柏林学院的黑人学生Aladin则被以抢劫罪指控，这在俄亥俄州是一项可能被判处多年刑期的重罪。在俄亥俄的州律中，一次肢体冲突，可以将“偷窃”升级成“二级重罪”。

店员Allyn Gibson则没有被指控。

警方在报告中总结道，“这一事件至此应该被视为结束了。”

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仅仅是一切的开始。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这一桩关于两瓶酒的案子，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多次的学生示威、学校管理层更换和一次充满争议的民事诉讼，而这场诉讼的判决，让欧柏林学院付出了令人乍舌的3300万美元的赔偿代价。

这一连串的事件，也将欧柏林，这所以“积极的行动主义”著称的文理学院和当地社区之间表面和谐、实际脆弱的关系展露得一干二净，这些事件的连锁反应，也把这层关系彻底撕裂。

01

如果说美国的文理学院，大多有着“激进”、“左翼”、“政治正确”的名声，那么1833年建校的欧柏林学院，可能是此中翘楚。1835年，欧柏林学院成为全美第一批开始招收非裔美国学生的高校之一，仅在两年之后，它又成为第一所招生女性学生的高校，就连欧柏林这座小城，也是南北战争前帮助黑奴的“地下铁路”中的一站，可以说早早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1865年，欧柏林学院创立了欧柏林音乐学院，并与欧柏林学院本体共同办学，使之成为全美至今还在运营的历史最久的音乐学院。

20世纪后半叶，欧柏林学院依旧延续着“行动主义”的传统，学校的纪念堂Memorial Arch也一度是学生运动的聚集地，见证了60年代反战运动、密西西比自由之夏等一系列民间运动，在这样的运动里，欧柏林学院的学生是常见的活跃人士。

在欧柏林，各种各样的学生示威和抗议游行更是屡见不鲜，这些示威不仅仅是关于职工待遇、种族歧视事件这样的学校内部事务，也时常缘起于社会话题。比如2004年，在可口可乐公司因为劳工权益丑闻被曝为“血汗工厂”之时，学校就因为激烈的学生抗议禁止了全校范围内的可乐可乐公司产品的销售，这项禁令直到十年之后才被废除。

这种“积极的行动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学校带来了自由和开放的氛围，也让学校不得不付出大量的代价来维护这种氛围，使各种各样的先锋精神能引领学生前进，而不是凭空制造混乱。某种程度上，这和我们常说的“民主的代价”多少有些异曲同工之处。

这样的代价，其实都是靠着实打实的美金在支撑。在2018年，学校管理层就发出公开信，向师生阐明，因为上一个十年的学生设施维护和职工薪资，学校正面临着470万美元的财政赤字。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样的财政缺口，其实是靠着来自学生的学费在填补——在2007年，欧柏林的学费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中的占比是46%，到了2016年，这个比例来到了惊人的71%。

高昂的学费不是唯一的危险信号，在2018年6月的公开信中校董们提到，“在如今，很多学费比欧柏林低廉很多，却也提供非常优质的文理教育的州内公立大学，都成为了我们的竞争对手。”

02

对于欧柏林学院和欧柏林市的当地社区来说，彼此的存在是独立但又不可分割的：居民给学生提供了生活的便利，学校也不时地回馈当地社区，比如欧柏林曾自己掏钱帮助镇上建造博物馆和电影院，并让这个电影院可以和曼哈顿时间同步，看到最新的漫威电影。当然，这种看似和谐的关系有时也会被一些不稳定因素影响，比如当地的商户时常会上报各种各样的偷盗事件和财产损失。

上文提到的Gibson’s偷窃案也决不是偶然事件，早在黑人学生Aladin被捕前几天，另外三名欧柏林学生就被发现试图盗窃。面对盗窃，Gibson家的态度一贯坚决，那就是坚持报警并指控小偷。

而欧柏林学生与Gibson’s的恩怨也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早在1990年，当时Gibson's的店长，Allyn的老爸Dave Gibson就曾因让店门口的黑人学生给其他顾客腾座位而陷入风波，因为据这名学生说，当时边上的两名白人学生并没有被Dave要求离开。

面对种族歧视的指控，当年的Dave向学校报纸解释，当时他没有请白人学生离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买了店里的东西（而黑人学生没有），自己很冷静地向他们讲清了原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下就被“点着了”。做店长的Dave非常委屈，我就是做个买卖而已，对事不对人，求你们不要上纲上线了。

如果说之前的小摩擦都被学生和Gibsons一家自我消化，那这次的Gibson’s洋酒偷窃案会闹这么大，可能是因为它不偏不倚地发生在了一个特殊的日子里——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日。

熟悉美国大学、尤其是美国文理学院氛围的朋友一定能够想见，这一天对于美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激进的左翼是多么的沉重和煎熬。对于欧柏林学院这样“脑后有反骨”的校园来说更是不例外。

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当时在校的政治专业的中国校友BT，根据他的描述，校内当时的气氛一片肃杀：

全校在图书馆看16年大选，凌晨一点敲定了结果，（师生们有）非常大的情绪波动。当时很多教授都发邮件给学生说，你们今天可以不用来上课了，需要心理咨询的赶紧去看看。

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本文的“血案”发生了，黑人学生Aladin被捕了。据学生会议员Kameron Dunbar回忆，仅仅在案发第二天，11月10日一早，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学校。无数学生把Gibson’s团团围住，并立即开始准备接下来的抗议游行。

对于同为黑人学生的Dunbar来说，在Gibson’s面包房的回忆并不愉快。他记得在大一去Gibson’s时，店员要求他按照店门上的指示把书包放在门口，他照做了，但过了一会儿，他看到店员并没有让几名白人也把书包放在门口。Dunbar的反应相对平静，他并没有闹事，也没有上告，他只是默默决定再也不去Gibson’s了。

也许正是多年来的“小摩擦们”不断触犯到了Dunbar等许多欧柏林学生的情感，使得Aladin的被捕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大家把长久以来积累的不愉快与成见一次性地释放了出来。

拒目击者称，当天全校一千多人就围住了Gibson's（全校一共两千多人）要声讨店主，高喊口号“Black Lives Matter”，一派群情激奋的情景。

03

面对这样的敏感事件和即将到来的抗议游行，“已经是身经百战”的副校长Meredith Raimondo在抗议发生后的第二天一早就发出了第一条短信通告：

“上午9点半，教职人员将会在Wilder楼105室讨论如何支持（support）正在游行的学生们。”

“Support。”

这样的决定并不是空穴来风，在最近几年里，学校已经多次奇葩地扮演了“圣母摇篮”和“左翼庇护所”的身份：在2015年，学生曾指出学校亚洲食堂的“越南三明治”并没有使用正宗的面包和馅儿，进而抗议这是一种“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行为。这样的奇葩新闻也让欧柏林上了几次新闻，使之成为了纵容学生的代名词，也成了媒体揶揄的对象——“欧柏林学院的学生因为三明治里缺少鸡肉而感到冒犯”。

对于BT这样的中国学生来说，学校后续的处理方式十分令人困惑：

很多越南人和韩国人觉得食堂不好吃不正宗，想不到一个好借口，于是15年来说食堂‘错误展示’了他们的文化，经常在食堂那里抵制。饺子确实难吃，像是没解冻完，（学生）经常在食堂那里抵制。后来学校把亚洲食堂关了（然后换成了吃汉堡的），而不是去做得更好，这个解决方式我觉得很搞笑。

所以这一次，当无数学生和教授们聚集在街头，高举“Allyn Gibson是个种族歧视者”和“Fuck The Gibsons”的示威标语，高呼“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的口号时，身经百战的副校长怎么也没有想到，群发短信中的“支持”一词，后来却成为了学校与Gibsons斗争旋涡中的核心词汇。

当然，“支持”一词显然有多种解读方法。副校长Raimondo可能有一些委屈，因为“支持”并不代表她认同抗议的主旨，她也许只是想维护学生游行的权利，并确保现场的秩序和安全。

副校长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她到现场指挥了一阵秩序，告诉学生们哪里可以站哪里不可以站，并为了保护学生阻止了一些记者的摄像。从某种客观角度来看，也许她真的只是在维护“程序正义”，尽管这种维护，在很多人看来代表了官方立场，有些过于贸然，是不必要的。

值得一提的是，欧柏林学院其实长期以来是Gibson’s面包房的老主顾。学生们可以在店里用自己的学生卡付钱，学校还会每天从店里订购500美元左右的面包。这样的合作与利益关系使得学生们又向学校提出了新的抗议，那就是请求学校停止每天向Gibson’s的固定采购。

在抗议持续的日子里，学校也紧急和Gibson家展开了谈判，请求他们放弃对三名学生的指控，并且以后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时，可以先和校方联系。校方甚至搬出了“考虑放弃每日采购订单”的说辞，这使得Gibson家被彻底激怒，他们认为这是校方的变相要挟。并且说到底，偷就是偷，我Gibson家凭什么要给你们学校的宝贝学生搞特例，如果这样的话，以后我家店岂不成了自助餐厅了？

Gibson家立刻向欧柏林校方要求一份道歉，并且声明这桩案子和种族歧视没有任何关系，这个要求被校方拒绝了。并且他们最终真的停掉了和Gibson's的每日面包采购。

与此同时，声援Gibson家的当地居民们也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有的向学生和记者游说“我认识Gibson家好多年了他们不是种族歧视者”，有的进店大量购物以弥补这场风波带来的经营损失，有的则干脆用“All Lives Matter”的字样盖住了“Black Lives Matter”的示威喷漆。这些行动无疑也让许多师生的怒火更加旺盛。

尽管校方一直表示自己曾寻求多方和解的办法，但一些管理层之间的短信和邮件被公开后，展露出他们明显更加偏向自己的学生，并对Gibson家持有很大的成见。他们对Gibson不愿放弃指控学生的决定很生气，在内部交流中直呼警方报告是胡扯。

这样的偏颇，为后来学校与Gibson一家的矛盾埋下了种子。

04

2017年8月，在盗窃冲突中被捕的黑人学生Jonathan Aladin和两名女性同伙，均向法庭主动认罪，承认自己之前的盗窃和他违法行为，以换取相对轻的判罚。

并且，在认罪声明中，他们均向法官明确承认，“我认为Gibson当时的行为，不是受‘种族歧视’的驱动，而是行使了自己的正当权力。”

尽管当事人已经认罪，Gibson's门口的抗议示威却一直断断续续没有停止，在学校的无所作为下，学生们不时地在小店门前高举抗议的标语呼吁抵制，这也使得Gibson's的生意大不如前，更不要说Gibson一家的心情有多么糟糕。

在抗议者看来，黑人学生的盗窃行为是错的，但店主的种族歧视和打架斗殴，最终使得事件升级，这同样也是不对的。他们抗议的不是黑人学生因为偷窃被捕，而是Gibson家的“种族歧视”行为。

对于许多旁观者来说，Gibson一家并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他们只是被一群极度政治正确的学生在敏感的时刻戴上了大帽子，成为了煽动情绪的对象。从法律的角度看，Gibson家的行为很难被认定为是由“种族歧视”驱动的，虽然学生们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学校和同学的利益，但才刚出事一天就搞群众运动和发动抵制是鲁莽的。

校内关于此事的辩论一直没有停止，理性的声音在学校中慢慢出现。以非裔美籍教授为代表的一些人指出，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因为种族问题非常割裂，我们这不能这样，我们要坚决抵制这家店。有一些教授则加以批判，劝诫学生们应该三思而后行，事情还没确定就上了，与莽夫无异。

另一些教授表示，搞政治正确可以，但应该用更合理的途径去搞，不要只是针对一个面包房，要抵制就去城里抵制，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

爸爸“Dave Gibson” 与爷爷“Allyn W. Gibson”

法律武器，这也是2017年11月，原事件过去将近一年后，Gibson家选择的道路。他们将欧柏林学院以及副校长Raimondo在内的一系列管理人员送上了法庭，认为他们主动参与了学生自发的示威，协助了学生认为他们是“种族主义者”的错误指控，损害了Gibson家的名誉，严重影响了家庭产业的生意。

Gibson家聘用的律师Lee Plakas展示了大量的早期证据，勾画出了欧柏林学院被左翼学生轻易地左右立场的形象：帮助学生发放传单，通过官方邮件系统转发学生关于“抵制”的邮件，终止面包房的采购订单以谋求得到“特殊照顾”等等行为均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最为直接和劲爆的证据，可能是调查中发现的，欧柏林校方高层关于Gibson's一事的内部交流邮件。在这些邮件中，某些领导甚至使用了非常极端的语句，比如“我希望我们能把火与硫磺降临到那个面包房头上（fire and brimstone，圣经中代表上帝对有罪之人的怒火）”，之前看似理性中立的副校长Raimondo，更是写出了“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要管这件事的话，我会让学生们放开干（unleash the students）”这样的话。

这些有力的证据，使得Gibson一家的诉讼大获全胜。

在这里，我们省去漫长的准备和庭审环节，直接给出法院最后的判决：判罚欧柏林学院按最高惩罚额度，总共赔偿3300万美元，其中Dave Gibson (老爸) 1750万美元，Allyn W. Gibson (爷爷) 875万美元，Gibson’s面包房近700万美元。

律师Lee Plakas（爷爷左侧）与Gibsons一家的合照

05

输掉官司对于欧柏林学院和其支持者来说无疑是一次打击，但这样的打击也让人开始反思。

学校到底应该在冲突中扮演什么样的身份？如果当时副校长没有去现场维持秩序，而发生了暴力事件和财产损失，那学校是不是还照样会被问责？如果没有放任左翼学生的几乎所有行为，这样“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情是否可以避免？如果政治正确和“激进”氛围是许多文理学院引以为傲的的特点，那这样的特点是否应该有所谓的边界？

毫无疑问，欧柏林学院也尝到了矛盾的味道。

如今学校开设了Community 101课程，强制性地在新生周给大一新生讲述在欧柏林学习和生活的义务与责任。学校的师生也在担心关于招生的问题——原本就非常左的校园，这样一来可能会“吓退”更多保守的、对待社会问题有不同看法、或者单纯只是想来好好学习的申请者。

对于Gibson家这样的小城商户来说，最为恼人的并不仅仅是失窃的一点商品，还有因为黑白不分的学生和过分的政治正确导致的与学校多年关系的破裂，这种破裂使得它们不再能相信学校，并对学生充满了提防。

两瓶洋酒引发的“血案”，对于一向贯彻“行动主义”和坚持政治正确的欧柏林学生们，更是一次当头棒喝。

诚然，这些想要改变世界、相信理想主义的青年从未停止努力。他们拯救过当地的医院，帮助过当地的电影院，每年更是为附近社区贡献10万+小时的义工服务，这些不应该被全部忽视。

但是Gibsons诉欧柏林一案的判决，也像一面镜子一样让更多人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用校友BT的话来说：

行动过于迅速，行动力过于强大的政治正确青年们，就像是一个个太坚定于实施己见的堂吉诃德。在这个事件中，他们对抗的目标，这家杂货面包店，不过是一尊鬼影幢幢的巨人风车。或许在当下躁动不安的时局里，我们除了鸡血到底的堂吉诃德，也需要更多站在原地思考真相的、反复自省的哈姆雷特。而这二者的对立互补，似乎才构成了更完整的Liberal Arts精神。

参考：

http://ctprdweb.libercus.net/cops-and-courts/2017/08/11/Trio-in-Gibson-39-s-theft-plead-guilty.html

https://www.chronicle.com/interactives/20191025-Oberlin?cid=wsinglestory_hp_1&cid=db&source=ams&sourceId=4938381

https://www.rollingstone.com/culture/culture-features/oberlin-gibson-bakery-protest-defamation-suit-controversy-culture-war-850404/

https://www.cbsnews.com/news/oberlin-college-and-gibsons-bakery-a-protest-against-racism-and-a-31-5-million-dollar-defamation-a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