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让你变成更好的人？加拿大作家呼吁：别在文书里写创伤了！

本文作者：三士渡文书导师Emily，本科毕业于美国圣母大学，研究生毕业于法国巴黎高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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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都看过很多优秀文书，他们的开头就牢牢抓住了读者的心：

“I hate the letter ‘S.’ …I used to have two parents, but now I have one, and the ‘S’ in ‘parents’ isn’t going anywhere.”

还有更常见的，比如新移民故事、家族第一代大学生故事、亲友的去世、与疾病作斗争的励志故事等等。

这些故事真实而感人，在全球各地的申请者口中反复叙述，有些成为了顶级学府的敲门砖。学校细细品味这些故事， 再丢出录取信作为回报。

这些故事的情节可能会有点差异，但不变的就是这个道理：我遭遇了不幸，但不幸让我成为了一个好人。

在Brainstorm的时候，很多学生都会感叹：为什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平安顺遂的一生似乎第一次成为了一个劣势。甚至在真的写自己的艰难故事的时候，还会有学生担心自己的故事不够“惨”，不够独特。

但是，这种撰写自己经历的创伤来换取offer的趋势真的健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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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加拿大作家/记者Tina Yong在Ted Talk上和大家讨论了近年来“Trauma Essay（创伤文书）”大行其道的问题。

首先，Tina Yong指出，学校们似乎确实在鼓励大家写自己遭遇的困难或者不幸，他们的用词是“Show Your Vulnerabilities（展示你的弱点）”。

虽然大学从来没有明确要求学生写大惨事，但他们在用实际录取奖赏这些文书。因此，招生顾问和老师们往往也会鼓励学生写这些关于重大困难的私人故事。

比如，在麻省理工的招生博客中有这么一条小提示，作者对比了一篇PS中可能采用的两种不同的开头方式：

第一种是这样的：“我有幸能申请xx大学的图书馆学硕士项目，因为我从 11 岁起， 就一直想成为一名图书管理员。”

第二种开头是这样的：“在我 11 岁的时候，我的姑姑去世了，她为我留下了改变我一生的东西：包含约五千册书的图书馆。我最开心的日子就是整理、阅读她的书。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成为一名图书管理员。” 

作者说，第二段开头更直击心灵，可以给读者留下更好的印象。

虽然有更大概率获得录取，通过PS描写自己的创伤，真的能帮助它更好地愈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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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a给出的答案是，不会。她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这个问题：

第一，撰写痛苦的经历，不管这个痛苦过去了多久，依然是痛苦的，更何况申请者们都是18岁左右的年轻人。

申请者不仅需要重现这个情景，还需要主动压抑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情绪，因为哪怕你的PS讲述了一件负面的事情，你传达的情绪却不能负面。

学生们对未曾谋面的AO袒露心声，而收到的回复只会是几个月后的一封录取信或者拒信。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负担，因为你切实的痛苦会影响一个你的人生中无比重要的决定。

第二，在PS中讲述创伤，有一个很有问题的预设：就是我们必须从创伤中学到什么。而事实是，有的不幸只是彻底的不幸，它永远也不会变成“正能量”，让申请者变得更有思想或是发现了一生的使命。

鼓励在PS中写创伤，却无视了创伤这个事实，无视了很多受害者面对创伤至今不能释怀的怨恨和愤怒。

最后一点，我们写下的内容受到字数和作为申请材料的限制。既然我们是为了向招生官证明我们值得接受优质教育，那么我们写创伤的时候就必须要有技巧地净化痛苦，让它体现自己的优秀品质，以求取悦读者。

这就是这类文书最核心的矛盾之处：

• 你的故事需要正好悲惨到足以引发同情，但不能悲惨到显得你无可救药；

• 你的批判需要正好足以促成改变，但不能过火到批判社会；

• 你需要诚实地揭开自己的伤疤， 但不能自剖得过于直白到造成不适。

在这个650字的故事中，主角得在500字左右克服他们眼前的困难，向读者传递乐观的情绪，认为就算我们的命运有些曲折、我们的社会严重不平等， 依旧能获得正能量，克服各种“主义”。这显然不是当今世界的现实。

有些苦难注定一生都无法和解，有些苦难给人关上了一扇门却并没有开任何窗，有些不公就是很残忍而且没有补偿。

在PS中，我们要把这些无法排遣的痛苦小心翼翼地藏起来，精心打造一个流畅故事线，最后留下阳光向上的准大学生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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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们痛苦的自我剖析背后，大学负有什么责任呢？Tina Yong认为大学负一定责任，并且可以做很多事来让大学申请这个环节更加健康。

从外部来看，我们不知道创伤PS和录取信没有严密的因果关系，但是当大家都觉得一个积极的悲惨故事有助于申请时，大学们却没有出面说明它们到底鼓励还是不鼓励写这些文书，所以它们间接导致了创伤PS和后续伤害的层出不穷。

没有创伤的学生焦虑自己的故事不够抓人眼球，有创伤的学生可能被逼迫说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谈论的创伤经历。

那大学该做些什么呢？首先，Tina Yong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除了大学，高等教育体系，我们整个社会乃至文明都喜欢挪用创伤，让它成为被人津津乐道的励志故事乃至文化象征。

但为了改善这个局面，大学可以让招生标准更加公开透明：如果它们确实不想奖励无谓的创伤故事，那就应该更直接地表明这个要求。

它们也可以重新组织一下题目，避免给学生施加压力去谈论过往的艰难和困境，而是将题目聚焦在未来的目标和学术兴趣。

那申请者们应该怎么办呢？

笔者想和在不久的将来要申请美国大学的读者说，不论大学是否奖赏创伤essay，你都拥有对你的故事、你的人生的主导权。

如果某个创伤对于你来说是人生中的一大篇章，在你准备好了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把它写在申请里。不是为了讨好招生官，不是成功essay的模仿，而是因为它塑造了今天的我。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或者是并不觉得某件发生在你身上的灾难对你的成长有什么重要性，你完全可以不写你的创伤，不管你的父母老师如何告诉你这个故事可以给你加分。

放心地去写你的书桌、你的球鞋、你的小怪癖、你的梦想。你可能觉得这些经历和别人的史诗大戏相比不值一提，但是他们对于你来说是重要的，那么用你的方式写下来，在你的申请中就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Reference：

https://www.ted.com/talks/tina_yong_the_rise_of_the_trauma_essay_in_college_applications/c/transcript?language=en&subtitle=z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