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清华的99种方式 | 胡维逊： 从坦桑尼亚支教到联合国YPP，我将一直勇敢发声

编者按

清华求学数年间，在考试周期间的坚强求生，在学生节与DDL之间的痛并快乐，在毕业论文与工作申请间多线作战，当离开清华的时候，这些毕业生留下了怎样的故事？他们走上职场后获得了怎样有趣的经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倾听学长学姐们讲述最真实的生涯故事，分享离开清华的99种方式。

胡维逊，苏世民书院2020届毕业生，于2019年通过联合国青年专业人员计划（YPP）考试，毕业后正式入职位于泰国曼谷的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

缘起：结缘公共事业 心向国际组织

之前不曾想象，自己第一次踏出国门，目的地不是新马泰自由行，也不是欧洲浪漫游，而是一个远在东非维多利亚湖畔的古人类文明发源地。那年20岁的我，就这样抱着期待又忐忑的心情，来到了坦桑尼亚姆万扎市郊外贫困乡村的一所民办小学，开始了我为期两个月的志愿支教。

初来乍到，很难不被眼前的种种贫困和不平等现象所震惊：村口堆积如山的生活垃圾，没有下水系统的乡村沟渠中四处横流的生活污水，街别抱儿乞讨的妇女头巾上已经爬满了苍蝇…就这样抱着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帮助这个贫困社区的决心，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小学五年级英语和数学课程的教学中。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短暂的支教生活中，会遭遇到更为触目惊心的景象：父母尚未缴清学费的贫困家庭子女在全班同学面前被赶出教室，村口小卖部的老板冲进班级指控有学生偷了店里的零食和文具；最为不能接受的是，本地教职工对学生们普遍存在的体罚现象：任何课堂上开小差或交头接耳的行为，都可能遭遇教职工教鞭的抽打。当我与其他志愿教师带头向校领导提出交涉时，不料对方倒显得理直气壮：“非洲小孩儿天生就好动聒噪，必须用特别的方法教会他们遵守规则，你们不理解是因为文化差异”。

志愿支教最后一堂课，与全班小朋友合影

犹记得当时年仅20岁的我遭受了跨国交流中的第一次重大挑战：在自己所认知的道德原则已经被突破的情况下，如何绕过当地人“文化差异”这一理由向他们提出自己的立场，与此同时又不会给当地人留下“咄咄逼人的外乡人将他们的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这一不良形象？经过与同行挪威志愿伙伴的一夜长谈，我们一致认为“the shortest answer is doing”。第二天踏入校门时，我们各自拎着从村庄小卖部采购的大袋零食和文具，并在班级中宣布在课堂上踊跃发言，积极维护课堂秩序的好孩子每节课都可以获得零食和文具奖励，希望借此激发同学们积极向上的好胜心。抱着忐忑的心情，我们在一个半月后的期末考试收到了令人欣慰的结果：由我们志愿教师负责教学的班级，英语和数学的平均分均远高于由本地教职工教学的班级。这一次带着十足的底气，我和其他志愿者同伴再一次走进了校长办公室，用实际行动告诉他成功的课堂教学不需要体罚，也不应该允许体罚的存在。这一次校长微笑着点了点头，向我承诺他们一定会尽力改进。我仍记得我临行前在校长办公室留言簿写下的赠言: “ Discipline can be maintained by fear, but it is better sustained with love”。

离别时全班小朋友依依不舍地与我合影，20岁那年的我还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却懵懂无知的青少年，却深切体验了一番通过自身努力为社区带来积极改变的成就与愉悦感。工作之余在东非游历时遇见的许多联合国蓝色旗帜，也让我默默下定决心，希望将来能好好努力得到在联合国工作的机会，能在联合国这个更大的舞台上为更多人，更多社区带去积极的转变。

国际组织工作：

缺的不是好心，难在好心不办坏事

进入大学阶段的学习后，我过去的海外志愿支教经历，让我对如何促进国际发展，消除贫困，保持和地区平等议题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也开始积极地申请各种国际组织的实习工作机会。

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我也先后得到了前往联合国纽约总部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实习工作的机会，并在2018年有幸通过了欧盟议会舒曼培训生(Robert Schuman Trainee)的遴选，成为了当年欧盟培训生中唯一的亚洲成员。

胡维逊在欧盟

然而在国际组织的实际工作中，我却遭遇了许多新的挑战。“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此前的我仅仅是通过阅读各路媒体和各种政策研究论文报告来了解相关政策和信息，却对政策的实际执行难度以及各方面的利益纠葛欠缺了解。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与联合国高级官员的一次私下对话。记得当时一位曾任联合国中非维和行动(MINUSCA) 特别代表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到访书院，在陪同他游览书院之后，我在电梯间里鼓起勇气“质疑” 道联合国当初为什么没有针对中非共和国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作出更多行动，例如为当地许多希望放下武器回归平民生活的武装分子提供再就业培训和资金支持。出乎意料的是这位联合国高级官员微笑着停下了脚步，和我在书院大厅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深入交流。他耐心地将当地部族利益，历史冲突和国际社会各方面政府的政治立场对我进行了一一讲解。针对我提出的问题，他微笑地表示联合国曾在当地推行过类似的“资金支持换取解除武装”的项目动员，没想到这些资金反而成为了武装组织购置更多武器制造更多袭击以获取更多“和平资金”的动力，产生了巨大的道德风险。印象最深的是临别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拥有同情心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让好心不办坏事”。 

这句话我至今铭记在心，此前的我对国际组织工作满腔热血，总是想着如何“为万世开太平”做出自己的贡献，殊不知我对国际政治中的许多利益纠葛和政策执行中的扪参历井有着太多的无知。那一刻的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想的太多，懂的太少”， 认识到自己才疏意广的同时，也感激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学习的经历为我提供了一个深入学习，实践，辩证地检验自身许多观点与看法的机会，在一次次的思辨与讨论中，让我对国际时政以及各国社会民生都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也逐渐养成了辩证看待，理性讨论的学习习惯。这对即将成为国际组织官员，即将需要在各国政府代表之间斡旋协调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中国青年在国际舞台：

敢于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中国青年独自一人在外求学工作的过程中，难免会经历东西方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碰撞。我个人认为东西文化，和而不同，中国青年在与不同国家的朋友，同事甚至政客交流的过程中，应该努力做到理性讨论，辩证交流；在面对人类文明的共同挑战时（例如目前仍在海外肆虐的新冠疫情），应做到团结一致，风雨同舟，发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不应以国籍为界产生隔岸观火的状态。与此同时，在国际社会中难免会充斥着对中国深怀偏见的声音，在国际组织工作中也会遇到某些代表团的“国际驰名双标”行为；面对这些带着有色眼镜对中国横加指责的论调，我认为中国青年应该更勇敢的站出来，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把握住国际社会上阐述中国故事的话语权。

在欧盟会议室中作为唯一的亚洲面孔向欧盟委员长提问

我记忆尤为深刻的是一次由欧盟负责反垄断的委员长Margrethe Vestager主持的会议，会中她多次提到中国玩具制造商在欧盟市场存在倾销行为，建议欧盟对中国采取相应的关税措施；闻此言论，我毫不犹豫地在欧盟总部高朋满座的Plenary Hall中举起了手，向她提问为何欧盟正在缺乏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中国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实施了制裁性关税措施，欧盟在执行反倾销调查时是否存在着双重标准？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在我发言时，偌大会议室中的欧洲白人参会者不约而同的转头望向了我，眼神中充满惊讶和疑惑。他们或许在好奇为什么一个中国面孔会出现在这次欧盟会议中，他们或许诧异于在欧盟议程中听到有别于“传统西方价值体系”的发言。会场参会者的这一方面，再一次让我深深意识到了在世界舞台上身体力行地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也暗自下定决心，今后在国际组织工作中，一定要为打破国际社会对中国存在的许多偏见和刻板印象作出自己的努力。

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大同爰跻，祖国以光

过去五年前先后在五个国家求学和工作的经历，让我有幸结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在东西荟萃的清华苏世民书院学习的经历，也让我获得了与世界各地青年领袖们自由且深入地交流的机会，让我在此前阅历见闻的基础上对国际时事和经济议题逐渐形成个人的看法和见解。依托清华大学和苏世民书院优秀的平台资源，我得以不断地和其他学者及老师分享，辩论及探讨我的许多个人观点的偏颇与纰漏，从而得到了让自己的思想深度与广度进一步升华的机会。

与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合影留念

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的交流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一次次“和而不同，通而不杂”的辩论和意识形态的碰撞背后，是全人类对一个更为和平，包容，平等的世界的共同向往。清华校歌有云，“大同爰跻，祖国以光”，道出了清华人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的精神与信仰。如今的我有幸通过了联合国青年专业人员计划（YPP）的遴选，即将正式成为一名国际公务员。在今后的国际组织工作中，我将牢记初心，戮力前行，努力为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平等，实现“大同爰跻”力所能及地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也将牢记中国青年的使命和责任，身体力行地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努力向国际社会展现一个更开放，更有担当，也更为真实的中国，希望有朝一日也能自豪地做到“祖国以光”。犹记得周总理的谆谆教诲：“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希望今后的我在国际组织工作中也能继续砥砺前行，愿为中华崛起，永远读世界这本书！

初入清华盛夏，赞校园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今朝别离在即，愿明日紫荆芬芳，祖国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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