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铭雨 张 晟 李子江｜美国学术自由的多重博弈:以拉铁摩尔事件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张铭雨，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讲师；
张晟，哈佛大学中东研究系研究生；
李子江（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拉铁摩尔事件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最为著名的学术自由案例之一。通过对拉铁摩尔事件相关历史档案资料的综合考察可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作为利益相关方，在拉铁摩尔事件中表现出复杂的态度，从多重博弈的视角看，美国高校学术自由观念在演进过程中呈现出复杂历史面相，充分表明美国私立大学在学术自由理想与多方利益复杂博弈的现实困境之间的态度立场。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以来，国际高等教育领域对学术自由这一话题较为重视，在学术理论与现实策略层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我国教育学界对国外学术自由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关注，以美国学术自由的概念、发展历程等方面的内容为主，这也与美国作为当前世界顶尖高校数量最多、高等教学资源最为丰富、在全球范围内学术影响力最大的超级大国这一实际情形相一致。几十年来，国内教育学界对美国学术自由的相关研究日益深入，经历了一个从探讨美国学术自由整体制度的设计与宏观发展状况，到对于美国高等教育实践中学术自由判例个案研究的演变过程。
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自由理念与美国大学终身教职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密不可分，可以说，学术自由理念是大学终身教职制度的理论来源，大学终身教职制度是学术自由理念的实践保障。因而国内教育学界对美国学术自由理念的相关探讨，也是围绕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开展的，涉及终身教职制度的社会成因、终身教职制度对于保障学术自由的重要作用、美国现行学术体制对于学术自由保护的优缺点、中美两国高校教职制度的横向对比等方面。随着国内教育学界对美国学术自由的研究持续深化，近年来学界逐步围绕美国高等教育不同发展时期的学术自由典型个案开展更为深入具体的探讨，这说明国内教育学界对于美国学术自由的研究重心已经从抽象的学术理念梳理和宏观的制度发展脉络逐步深化到了典型个案的探讨层面，标志着该领域学术研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
与此同时，从典型个案的角度来说，目前国内教育学界关于美国学术自由的个案探讨依然有较大的深入空间。已有的个案研究多从法律文本、司法判例等角度探讨，通常将涉及案例的各方利益二分为捍卫学术自由和干扰学术自由两方，往往将大学的抽象边界作为两方的分界线，即大学校方和大学教师群体是捍卫学术自由的一方，而干扰学术自由的通常是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此种研究视角可以清晰地把握学术自由案例的发展演进线索，但也可能遮蔽事件背后更为复杂的历史图景。事实上，美国教育史上的学术自由案例背后一般有较为复杂的利益博弈，司法进程是各方利益冲突的具体表现，但是并不能完全展现出隐藏在司法争端背后的各方利益诉求。在各方利益诉求中，大学校方的立场往往最为暧昧与复杂。
美国各大学的官方校史叙事中多将自身标榜为学术自由的捍卫者，学界的相关论述也多持有类似的观点，对于罗素案的研究就认为大学校长们的努力是对于公立院校学术自由危机和困境的回应。不过，揆诸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自由理念和终身教职制度并不是各个大学校方自发推动的进程，而是带有一定左翼进步主义色彩的教授工会自我组织、自我生长并且与校方进行博弈斗争的产物。比如1915年成立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AAUP)一贯强调通过工会主义（Unionism）与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的形式团结教授，在与校方的交涉中维护包括学术自由在内的诸多教授权利与待遇。而与教授工会不同，校方最为关注的则是学校的长期发展、社会名誉、资金来源、学界威望等因素。因此，学术自由本身就是大学校方和教职工会之间博弈的产物，而需要考虑到各种复杂因素的校方作为博弈中的利益相关者往往并不一定是学术自由的捍卫者和推动者。
另外，国内学界已有关于美国学术自由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美国公立大学的著名案例。美国公立大学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政府拨款，而政府拨款则来源于税收，因此公立大学更容易受到政治风向和社会舆论的影响，而看似更为独立自主的美国私立大学，其财政来源更加多元，政府的基金项目、校友捐赠以及普遍民意等都是美国私立大学的重要资金来源，因而上述相关方的态度都会对私立大学在学术自由案例中所持立场与具体行动有所影响。
综上所述，若能突破捍卫或干扰学术自由的二元观察角度，采取更加多元的视角考察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学术自由案例背后的利益博弈，或有助于更为深入地理解美国高等教育学术自由理念演进过程中的复杂历史面向。
关于拉铁摩尔事件的两种叙事
美国学者尼尔·汉密尔顿（Neil Hamilton）认为，纵观美国教育史，共有七次社会思潮对学术自由的冲击较大，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浪潮即是其中之一。深陷麦卡锡主义漩涡中的拉铁摩尔事件，由于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发展与结局等因素，令其成为美国20世纪50年代最为著名的学术自由公案，不仅相关报刊报道连篇累牍，就连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档案馆中所保存的普通民众有关该公案的来信就有数百封之巨。这些丰富的历史材料和档案资料所呈现的拉铁摩尔事件背后复杂多元的利益博弈，为突破既往关于学术自由案例的二元分析视角提供了可能。
拉铁摩尔事件的主角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童年时代即随父母来到中国生活，后长期从事汉学研究，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曾于1937年造访延安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38年，拉铁摩尔开始任教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并于不久后获得终身教职。二战期间，拉铁摩尔受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指派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后返回美国继续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任教授。1950年3月，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公开指控当时正在访问阿富汗的拉铁摩尔是苏联安插在美国国务院的一名特务，并从此开始了为期三年多的针对拉铁摩尔的调查。根据拉铁摩尔的回忆录记载，1950年设立的泰丁斯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认为针对拉铁摩尔的指控不成立之后，麦卡锡的政治盟友派特·麦卡兰参议员主持设立了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并从1952年2月开始再次对拉铁摩尔展开质询，期间拉铁摩尔一手建立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文档被全部没收，拉铁摩尔本人最后也因为证词之间有所出入而被麦卡兰委员会提议以伪证罪的罪名起诉。1953年，联邦法院最终裁决这些指控因证据不足而无法审判，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调查也显示没有证据证明拉铁摩尔参加过颠覆性活动或者里通外国，对拉铁摩尔的指控最终以撤销告终。
拉铁摩尔事件一直以来都被作为捍卫学术自由的成功案例加以叙述。美国高等教育界如里昂内尔·刘易斯（Lionel S. Lewis）将拉铁摩尔事件描绘为冷战时期罕见的高校最终采取坚定立场没有屈服于政治压力的代表性事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官方校史叙事中也着重强调学校顶住校友与捐赠者的压力坚持给拉铁摩尔发放津贴，官方校报（JHU Gazette）甚至将在拉铁摩尔事件中对学术自由的维护作为时任校长任期内的重要功绩，强调时任校长对于麦卡锡主义压力的积极反抗。可见，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校方自身，都将拉铁摩尔事件作为维护学术自由的正面典型案例加以褒扬，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大多遵循了此种说法。如有学者认为约翰斯·霍普金斯校方在拉铁摩尔事件上的表态体现了对学术自由的维护，成为该校文化品性的重要体现，其他相关论述中也将不受政治、教派的影响，坚持学术自由看作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办学原则的重要特征。
然而，在拉铁摩尔本人的回忆文献中，他颇为伤感地感叹道:在这种时候，对于一个大学教授来说，即使针对他的指控无法被证明，但是针对他的污蔑也足以使他失去自己的职位，并且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很难找到其他的教职工作。尽管拉铁摩尔在事件之前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然而约翰斯·霍普金斯在事件调查过程中依然取消了其教授岗位，而调至一个讲师职位。此外，拉铁摩尔投入巨大心血的佩奇国际关系学院（Walter Hines Pag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也被校方裁撤，此后，校方将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项目尽数迁至二战期间在美国政府外交教育基金资助下的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以此向美国政府表忠心。曾与拉铁摩尔共事的美国著名汉学家罗威廉（Row Williams）也在邮件访谈中明确对当时校方在拉铁摩尔事件中的立场表示不满。事实上，拉铁摩尔本人也因为上述种种情形最终选择于1963年远赴英国利兹大学任教，其在约翰斯·霍普金斯的终身教授职位始终未得到恢复。
上述材料似乎指向一个矛盾的话题，即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到底在拉铁摩尔事件中持有何种立场？学术界的已有观点和校方的官方叙事是否呈现出拉铁摩尔事件的完整面貌？
笔者通过对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档案馆所藏拉铁摩尔个人档案、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相关档案、美国联邦调查局解密档案、社会各界支持或声讨拉铁摩尔的往来信函、报刊媒体相关报道以及尚健在的拉铁摩尔同事口述资料等多方档案资料的综合考察，发现拉铁摩尔事件牵涉多方利益的复杂博弈，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反复权衡考量之后，选择了看似自相矛盾但却能够平衡各方的复杂立场，而非主流叙事中积极捍卫学术自由的立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其中暧昧且有矛盾的真实态度逐渐浮出水面。多种史料表明，关于拉铁摩尔事件传统叙事多将研究视角集中于麦卡锡主义对拉铁摩尔本人的迫害过程，忽略了校长、校董事会、校友、捐赠人、学术界以及美国民众舆论之间多方利益激烈博弈的复杂性，也扭曲了一手档案中所呈现出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方在拉铁摩尔事件中所持有的暧昧而又矛盾的立场。
因而透过拉铁摩尔事件较为丰富且清晰的相关史料，我们不仅可以了解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其中所扮演的模棱两可的角色，也可以通过这一案例探索美国私立大学在学术自由理想与多方利益复杂博弈的现实困境之间的取舍。
拉铁摩尔事件中社会各方的复杂态度
在拉铁摩尔事件中，除了与之密切相关的拉铁摩尔本人和麦卡锡等美国右翼政客的冲突之外，美国的学术界、全国各地的民众以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校友和捐赠人等相关社会各界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拉铁摩尔事件的发展走向施加影响。上述社会各界立场不同，态度各异，除了对社会舆论的直接影响之外，他们还直接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方的决策施加压力。
作为一所世界闻名的研究型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拉铁摩尔事件中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其在学术界的声誉，进而影响其对高端学术人才的吸引力以及该校的学术研究水准。因而学术界的态度是影响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方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学术界中部分持右翼意识形态立场的教授公开要求解雇拉铁摩尔，其中甚至包括拉铁摩尔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同事，然而学术界更多的是对拉铁摩尔的声援与支持，旗帜鲜明地反对麦卡锡主义迫害。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和图书馆主席费雪（H.H. Fisher）、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裴斐（Nathaniel Peffer）等数十名美国最权威的东亚研究学者纷纷写信声援拉铁摩尔，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本校的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eric C. Lane）、乔治·博厄斯（George Boas）、乔治·麦克特南·卡欣（George McTurnan Kahin）等教授也一致表示支持拉铁摩尔，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副主席伊斯顿·罗斯威尔(Easton Rothwell) 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还特意写信给各自选区的参议员批判麦卡锡对于拉铁摩尔的迫害。与此同时，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大西洋》杂志编辑西奥多·威克斯 (Theodore R. Weeks)、剧作家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E. Sherwood）等文化界名流也纷纷写信声援拉铁摩尔。其中，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的声援信颇具代表性。费正清教授在信中先是宣称麦卡锡对于拉铁摩尔的指控完全不可信，表示自己从1932年以来即与拉铁摩尔相识并且读过拉铁摩尔的大量著作，“我从未听到过他表达过任何不忠于国家的言论，我坚定地相信他是一个彻底忠诚、遵守法律、将自己彻底献给这个国家的美国公民”。
与美国学术界大多对拉铁摩尔表示支持态度相反，深受新闻舆论影响的部分美国民众的冷战情绪高涨，这些民众对大学中的左翼知识分子普遍怀有深深的敌意。1950年10月12日，一位名叫哈里·科林菲特（Harry F. Klinefelter）的人写信给时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要求校长放弃中立态度，立即开除拉铁摩尔，因为拉铁摩尔已经叛国，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中立比点燃森林大火还要危险。1952年2月28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一名学生也给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方寄送了匿名信件，表示自己所在的大学已经解聘了一名学术立场与拉铁摩尔类似的教授，援引此事作为先例质问约翰斯·霍普金斯校方为何还没有开除拉铁摩尔。
在冷战的历史背景之下，美国各地民众要求开除拉铁摩尔的信件如同雪花一般向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飞来，仅在大学档案馆中保存至今的信件即有数百封之多。这些信件措辞堪称严厉甚至粗鲁，大多没有落款，写信人的具体身份大多不详。这些抗议信有的会将美国各大报纸，比如《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对于拉铁摩尔的抨击报道剪报寄送给校方作为抗议；部分民众会在来信中强调拉铁摩尔并没有博士学位甚至没有正规大学的毕业证书，据此要求校方解雇拉铁摩尔；部分信件中甚至出现直接谩骂拉铁摩尔的情况，例如有一个来信者在信中将其称为叛国的丑小鸭。
这数百封措辞严厉的抗议信所代表的汹汹民意虽然不能直接给约翰斯·霍普金斯校方造成实际性损失，但部分信件表明在美国民众中已经出现了经济抵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倾向，而这恰恰是经费来源大量依靠捐赠和学费的私立大学最为关注之处。档案中保留的一封抗议信是寄给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重要的捐赠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这封写于1950年11月27日的信中抗议洛克菲勒基金会给拉铁摩尔负责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东亚研究项目11万美元捐赠。1952年3月28日，大学所在地巴尔的摩一个名为乔治·芬奇（George A. Finch）的律师写信要求开除拉铁摩尔，并威胁说自己如果有适龄的孩子也绝不会把他送到拉铁摩尔任职的学校接受教育。档案中还收录了一份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签名的邀请捐赠的宣传单，而宣传单上被身份不详的民众用笔写道：“一分钱也不要给霍普金斯，既然你们还保留着拉铁摩尔！”1952年3月14日，一位曾经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附属医院接受过治疗的患者表示自己以后再也不会在该医院接受治疗，并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抵制拉铁摩尔和约翰斯·霍普金斯校方的运动，信中声称拉铁摩尔应该被驱逐出境。综上所述，民众要求解雇拉铁摩尔的强烈呼声，尤其是涉及经济抵制的呼声，对一贯重视学校社会名誉与经济来源的校方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比起美国各地民众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声讨，更令校方倍感棘手的是，很多校友与大学的捐赠者也纷纷因为拉铁摩尔事件对校方施压。对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这样一所高度依赖校园捐款与社会财团捐赠的私立大学来说，校友和捐赠者的态度关系到学校的主要资金来源，在校方眼中可以算是头等大事。诚然档案中留下了少数校友写信给校方声援拉铁摩尔的记载，比如在1952年3月10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校友、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学者克拉拉·汤普森（Clara Thompson）曾写信给校长要求校方维护拉铁摩尔的学术自由，但是实际上档案收录的大多数校友与捐赠人来信的主旨都是给校方施压，要求校方开除拉铁摩尔。
1952年3月19日，一位匿名的霍普金斯校友写信给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报（The Johns Hopkins News-Letter）编辑威廉·特朗布里（William H. Trombley），以极为讽刺的口吻批判校报对于拉铁摩尔的包庇，认为麦卡锡对拉铁摩尔指控的调查是一次对美国来说具有深远意义的调查，并且在信中表示既然拉铁摩尔在审查委员会面前表现傲慢，屡次拒不配合，那么校方就应该坚决与他划清界限。1952年3月21日，一个名叫H伦弗特（H. Renfert）的人给校长来信称，鉴于校方包庇拉铁摩尔，他所认识的一位非常杰出的霍普金斯校友已经明确表示，只要拉铁摩尔还没有被校方解雇，他就不会再给校方捐款，同时伦弗特还表示自己成功劝阻自己的儿子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就读。
包括学术界、普通民众、校友、捐赠者在内的社会各界，对于拉铁摩尔事件截然相反的态度，无疑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校方担心如果解雇拉铁摩尔可能会严重破坏自身在学术界的名誉，影响学校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美国全国各地民众要求解雇拉铁摩尔的大量信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友与捐赠人威胁停止捐款的信件则使得校方担心庇护拉铁摩尔可能会影响到学校的资金来源。更令校方担忧的是，拉铁摩尔本人极为强硬的对抗态度，可能会令美国政府、议会、军方中的右翼势力叫停美国官方与学校的合作。此时，来自美国官方的资金和项目支持已经成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因此一旦这些项目因为拉铁摩尔事件被叫停，校方会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拉铁摩尔事件中的平衡之道
包括拉铁摩尔本人在内的各方关于拉铁摩尔事件的博弈，既反映出冷战初期美国复杂交织的社会矛盾，同时也将这种冲突投射到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内。该校的大学教师在拉铁摩尔事件中因立场不同而产生较大分歧，如前文所述，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eric C. Lane）、乔治·博厄斯（George Boas）、乔治·麦克特南·卡欣（George McTurnan Kahin）等本校教授曾联名写信公开声援拉铁摩尔，而同为本校教授的乔治·卡特（George F. Carter）则成为了麦卡锡的告密者。
除了在拉铁摩尔事件中折射出的意识形态冲突和学术自由争论之中表明立场之外，一些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教师和校董会成员则将注意力置于拉铁摩尔事件对学校的学术声誉、社会地位以及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影响之上。
1952年3月27日，该校教授查尔斯·巴克（Charles A. Barker）写信给时任校长德特勒夫·布朗克 (Detlev Bronk)，提醒其关注社会反应和媒体舆论对学校的负面影响。1951年5月29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董会成员凯雷·巴顿（Carlyle Barton）去信给布朗克校长，针对拉铁摩尔事件提出相应的建议。信中提及，巴顿收到一封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抗议信，信中附有一则关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有军事研究实验室，拉铁摩尔可能会盗取实验室机密的新闻报道。巴顿从校董成员立场出发，认为应对此种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作任何回应，任其自行消失。但是巴顿猜测可能是一个名叫赫尔特（Mr. Herter）的校内相关人士散布的相关信息，所以建议校长找赫尔特好好谈一谈。巴顿的信件中并未对拉铁摩尔事件本身作出任何评论，而仅仅是从校董立场出发建议学校关注舆论动向，为校方决策出谋划策，其目的都是尽可能地减小拉铁摩尔事件对于学校的负面影响。
此时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内，处于舆论漩涡之中的除了拉铁摩尔本人之外，还有时任校长布朗克。相比于拉铁摩尔本人只需坚持自身立场，而布朗克校长不得不应对校内外多方势力试图对其施加的影响，同时他还需最大限度地维护校方利益，保护学校的教师。因此，布朗克校长在拉铁摩尔事件中的言行呈现出小心翼翼、模糊暧昧等特征。他的这一态度在与校董会成员唐纳森·布朗 (Donaldson Brown)的信件往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布朗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旗下布拉迪生殖生物学实验室最重要的捐献者之一，集校董事与主要捐赠人的双重身份于一身，因而他的态度对于校方来说极为重要。同时，布朗的政治立场又是倾向于麦卡锡主义的，他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明确表态支持麦卡锡主义。1950年8月17日，布朗在给布朗克校长的信件中，提及杜邦公司金融委员会的主席安格斯·埃克尔斯（Angus B. Echols）等向他表达对拉铁摩尔本人的不满，并暗示这可能会对学校的捐赠入款产生负面影响。在信中，布朗还表示他并不想去争论拉铁摩尔自身立场是否正确，也不认为应该直接惩罚拉铁摩尔，但是他认为校方必须向全社会表明拉铁摩尔的政治观点绝不代表校方的立场，为避免麦卡锡主义的政治压力，校方也不应该明确表态支持拉铁摩尔。布朗在信中宣称:学校目前最应该做的维护自身利益的事情就是将自己被社会强加的污名洗去。布朗的立场看似中规中矩，但是实际上他的来信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校方无法公开给拉铁摩尔提供声援。
在1950年9月13日布朗克校长给布朗的回信中，校长表示自己非常同意布朗关于校方必须向外界明确声明拉铁摩尔的观点绝不代表校方立场。他认为，虽然校方不能强行剥夺拉铁摩尔发声的权利，但是可以有意识地向外界强调学校其他的研究项目和社会贡献，尤其是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作出的贡献，向外界宣传学校与美军相关机构之间的合作项目。针对拉铁摩尔事件，校长则表示希望拉铁摩尔自己去澄清名誉，然后平息事件。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已经公开宣称：“我认识拉铁摩尔已经有一年左右，在这期间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叛国行为，但是我也没有对此进行过调查，更何况我也没有权利和合法机关去推动这样的调查。如果拉铁摩尔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那么我坚持必须由联邦调查局（FBI）这样合适的机构来对他进行透明的调查。”
布朗克校长的这一段极其暧昧的声明暗藏玄机。这一则短短的声明传达了四重复杂的信息:第一，他声称自己认识拉铁摩尔一年间没有发现他有过任何的叛国行为，这种声明可以被视作对于拉铁摩尔的一种暗地回护；第二，他同时强调自己从来没有调查过拉铁摩尔是否涉嫌叛国，暗示着他没有调查过的主观感知并不一定准确，这个信息说明布朗克校长与其他站出来为拉铁摩尔的清白作证的同事不同，并不愿意为拉铁摩尔站台背书，更不愿意承担相应责任；第三，他表示支持政府对于拉铁摩尔的调查，与学术界认定拉铁摩尔清白的立场并不相同；第四，他表示自己支持的是联邦调查局这种合适的部门对于拉铁摩尔的调查，暗讽麦卡锡在国会设立的调查委员会并不是合适的部门，这又可以被看作对于拉铁摩尔的一种暗地回护。布朗克校长复杂的表态可谓滴水不漏，面面俱到，既委婉地表达了对拉铁摩尔的支持，但同时也完全撇清自身和校方的责任，一旦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拉铁摩尔调查有负面结果，校方可以凭借这一立场随时与他割席，撇清责任关系。
那么，布朗克校长本人在拉铁摩尔事件中的态度究竟如何呢？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费迪南德·汉堡档案馆中（The Ferdinand Hamburger University Archives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所藏的上千份原始档案中都没有留下校长本人在拉铁摩尔事件上的任何明确表态。除了上述这封滴水不漏的声明之外，笔者在整理美国各地寄来的数百封与拉铁摩尔事件相关的民众信件之后，或许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之中体察布朗克校长的真实态度。这些数量庞大的信件之中充斥着对拉铁摩尔、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朗克的攻击和谩骂甚至是威胁，但是这些抨击校方与拉铁摩尔的民众信件从来没有得到过来自校长本人的回复。写信声援拉铁摩尔的民众信件待遇却颇为不同，很多声援邮件得到了来自校长本人的回复与感谢。内森·米勒（Nathan Miller）1952年2月29日写信给校长声援拉铁摩尔的信件，在3月21日得到了校长的感谢回复；麦克纳利（F.X. McNally）同年2月27日的声援信于3月21日得到了校长的感谢回复；校友克拉拉·汤普森（Clara Thompson）同年3月10日给校长的声援信也于3月12日得到了校长的感谢回复。这种现象似乎可以让后世学者从中窥探出布朗克校长的内心态度，猜测他在拉铁摩尔事件中的态度实际上是偏向于保护拉铁摩尔的。但是与此同时，此类回信的内容只有感谢您于某月某日的来信，并无任何支持拉铁摩尔的实质内容，这再度反映出布朗克校长谨小慎微、左右为难的纠结内心，也表现出他保护拉铁摩尔的意愿实际上颇为有限，一旦拉铁摩尔事件真的对校方的利益产生严重影响，他随时准备与拉铁摩尔割席，因此他甚至不愿意在私人信件上明确写下声援拉铁摩尔的只言片语，因为担心这些信件以后会落人口实。
布朗克校长本人所遭遇的左右为难的困境，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拉铁摩尔事件中所陷入的尴尬境地的缩影。其一，校方要保护作为学校雇员的教师；其二，拉铁摩尔本人的强势性格、学术威望以及美国主流学术界对于拉铁摩尔近乎一边倒的支持使得校方担心如果解雇拉铁摩尔可能会严重损害自身在学术界的声誉，影响学校的长远发展；其三，美国官方支持的科研项目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重要的资金来源，包括校董会中亲麦卡锡主义的成员都令校方不敢直接公开表态支持拉铁摩尔；其四，包括普通民众、校友、捐赠人在内的公众舆论压力，也使得校方不得不保持谨言慎行的处理原则。因此，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对拉铁摩尔事件看似自相矛盾的处理办法背后的复杂动机得以呈现，面对来自校内外的多方压力，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作为牵涉其中的利益主体，不得不选择对校方来说利益最大的应对办法，而无法单纯地处于维护学术自由的立场之上。
余 论
学术自由理念所面对的矛盾与张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学术与政治关系的具体反映。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美国大学学术自由面对政治和舆论压力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则是学术与政治关系的一种极端性体现。在拉铁摩尔事件发生的同时，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皆有大学教师受到麦卡锡主义的威胁而面临职业危机。如前文所述，国内外学界既往的观点通常将拉铁摩尔事件视作在麦卡锡主义的压力下成功捍卫学术自由的典型案例，而笔者的研究则表明，尽管其背后有着较为复杂的多元因素影响，但拉铁摩尔事件依然无法摆脱麦卡锡主义给美国高等教育带来的巨大灾难，对于拉铁摩尔本人来说尤为如此。
从美国学术自由受到的限制来看，外部的政府、教会、公众、校友、捐赠人，和内部的大学组织、管理者、学者自身等均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拉铁摩尔事件中相关利益主体的冲突造成的复杂局面，其背后折射出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理念在演进过程中的多重困境。在拉铁摩尔事件中，校友停止捐赠的经济威胁、学校与政府合作项目经费可能受到的影响、大学声誉受损导致失去新生学费的可能性等因素，都给校方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推动着校方对拉铁摩尔暗地作出停职务、降职称、撤销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职务的决定。根本而言，这是由美国大学的运转模式所决定的。曾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罗伯特·赫钦斯（Robert Hutchins）即直言，美国的大学与任何其他形式的商业运转没有区别，在美国大学管理体系中，校董会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在一切学术机构中最高权力的地位，并且以学校的发展前景作为自己的首要考量，所以美国的私立大学对其在学术界的声誉、在社会大众眼中的形象和运转经费来源等问题都给予重要的关切，而不会简单地对身陷学术自由冲突困境中的教师无条件施以援手。
综上所述，基于大量原始档案资料对拉铁摩尔事件的分析表明，论及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相关典型案例，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视角或可以在捍卫或干扰学术自由的二元框架之外，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多元利益主体博弈视角的价值还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在思考学术自由等有关大学教育的基本问题时，避免简单遵循基于抽象意义层面的大学所产生的概念框架，而可以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加以分析考察。
〔责任编辑：马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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