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晚霞｜韩国儒学的图说学与周敦颐《太极图》

作者简介

王晚霞，文学博士，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摘　　要

　　在东亚儒学史上，韩国儒学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拥有数量众多的图像与图说，这是深究韩国儒学不可回避的领域。周敦颐《太极图》作为一种抽象图画，因其够简洁而概括力极强，成为韩国儒学史上海量非艺术图像的元图像，启发产生了系列相关可分级的图像，其中周敦颐《太极图》堪称源头，郑道传的《学者指南图》是开创者，权近的《入学图说》是奠基者，而集大成者为大儒李滉的《圣学十图》《天命新图》。同时，《太极图》《太极图说》作为治学方法开启了韩国儒学的图说学思潮，推进了儒学韩国化进程，这为当今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思路。

在东亚儒学史上，韩国儒学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有数量众多的图像与图说，正如吴震所云：“韩国朱子学开发出一种‘儒家图像’学，构成了不同于中国朱子学的另一重要面相。”中、美、韩有颇多学者认同这一观点。因此，图说学是深究韩国儒学不可回避的领域。以韩国《退溪学报》《韩国哲学论集》等核心期刊为中心发表的成果多关涉儒学图说。已有成果均不可避免地提及周敦颐《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但并未申论韩国儒学中的图像与图说和《太极图》《太极图说》之间的关联。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域外史料不易获得，另一方面是相较朱熹、二程等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并不那么显著。然而，近年来，图像学的发展开始走向前沿。实际上，濂溪学不仅是宋代道学的源头活水，更促发了韩国儒学多个面向的更新，为当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了思路。因而，考论周敦颐《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和韩国儒学之间的深刻关联，是很有意义的研究。

一

《太极图》在朝鲜半岛的受容与图说学

由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世称濂溪先生）开创的濂溪学，在13世纪中后期随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其发展节奏与朱子学、性理学同步，“韩国性理学的开始，应该说是始于朱子学以前的北宋性理学，绝对不是始于朱子学”。在时间上，北宋理学的代表首推濂溪学。在文献上，“性理学的基本文献《近思录》、《性理大全》以及韩国的《圣学十图》、《圣学辑要》都以《周易》和《太极图说》为学术渊源”，此意谓“韩国性理学为上下五百年学术的中心，然其根本则在易理思想”。柳承国此说基本可代表韩国儒学界，他列举了《训民正音》的解例制字和韩国国旗——太极旗来佐证。由之，性理学的学术脉络与核心文献都承续了濂溪学，可知濂溪学自始就融合于性理学中。尤受关注的周敦颐《太极图》最大特点是图像附有解说，堪称是图说学的枢纽。

“所谓图说学，是指一种以图示说、以说解图，图与说桴鼓相应的直观、生动、形象的治学方法。”同样作为记录历史的书写方式，图像比文字悠久得多。图说治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包含图像与图说，其中说依附于图，图先说后、图主说次，无图则说无可存，无说则图的意义或许不能得到完美阐释，但依然可实现部分表达。周敦颐《太极图》是儒学图说学的典型。南宋理宗下诏确认周敦颐从祀孔庙后，社会主流认可周敦颐处在上承孔孟、下启二程的儒家道学统绪的枢纽地位。周敦颐上承中国古代伏羲画卦、《河图》《洛书》以及《周易》相关象数图等以图形表达思想的传统，创作《太极图》等著论，随着濂溪学传到朝鲜半岛，打开了朝鲜学者图说治学的开关，并风行整个朝鲜王朝，成为“朝鲜朝学者学习探讨性理学的方法之一”。笔者对朝鲜半岛的儒学图像作了不完全统计，除了15世纪图说较少外，其他世纪的儒学图数量近千幅，可知图说学在韩国儒学中极为常见。

韩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图说的方式是朝鲜时代性理学研究中广泛应用的一种独特方法”，并强调“韩儒藉图像以说理之方法，此是韩儒之特色”。图说学对古代朝鲜人理解深奥的宋学尤有帮助，实际上这种方法并非朝鲜人自创，而是受到周敦颐的启发。当然，古代朝鲜学人并非简单模仿和生搬硬套，而是在周敦颐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让图式化表达更深刻、更细致、更具体、更丰富。张立文把这种图式化的逻辑形式称为范畴逻辑结构，认为这种逻辑结构具有整体性、有序性、层次性、动态性、清晰性，较之中国宋明的一些性理学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体现其精微性。可见这种治学方法对朝鲜半岛学术影响之深切著明。

二

《太极图》在朝鲜半岛的变容与发展

濂溪学传入朝鲜半岛后，历代儒林巨擘都绘制学术图像表达思想，众多图说难以全论，在此择其中三个典型代表——阳村权近、南冥曹植、退溪李滉论如下。

（一）阳村权近：《入学图说》本周敦颐之图

高丽末期，郑道传（1342—1398，号三峰）在排佛的同时积极传播宋学，其《三峰集》中的多幅兵学、医学图像和儒学《学者指南图》是朝鲜学者图说治学之滥觞。《学者指南图》虽已无存，但对“李朝初期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和开创者”权近产生了直接影响。

图1　权近《天人心性合一之图》

注：本文所有图像均以古籍原图为底本进行清晰度优化制作，内容布局均与底本完全相同。

权近（1352—1409），字思叔、可远，号阳村，谥号文忠，著有《阳村先生集》。其《入学图说》是为了向初学者讲述儒学经典要旨而作，由40幅图像和解说构成。权近在《入学图说序》中说明撰本书的初衷是：“一二初学辈来读《庸》《学》二书者，语之谆谆，尚不能通晓，乃本周子之图，参《章句》之说，作图以示，又取先贤格言，以释其意。”权近发现在教育初学者的过程中虽已谆谆教导了，而初学者依然不能理解，毕竟四书五经的理论体系宏大且深刻，于是他采取画图的方法展示，因为对于初学者来说，图像的表达力往往大于文字。权近的思路是以周敦颐《太极图》为蓝本画作系列图像，即“本周子之图”，同时参考朱熹《中庸章句》中的说法，再结合先贤格言以阐释其中意蕴。其中最能体现权近性理学思想的是解释天人关系的总论性图说：《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图1）和《天人心性分释之图》。尤其是前者，集中体现了权近天、人、心、性合一的思想。该图从太极始发，分为左西右东两边，呈现出阴与阳、利贞与元亨、水金与火木、形气与神质两两相对之态，进一步体现为恶善相分之性，人通过对天之诚命的不同领受，而呈现出诚、敬、欲三层境界，化生为各自特性。这个演化过程与周敦颐《太极图》的内在逻辑相差无几。

《太极图》附有说，《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也附有相应的说。权近在图说中阐明此图“谨依周子《太极图》及朱子《中庸章句》之说”。这点也得到韩国学者的确认：“《入学图说》的体制乃是以周濂溪的《太极图说》为根本，参照《大学》与《中庸章句》，画成图表，引用先贤之说来说明。”《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以《太极图》为根本性来源是无疑的。由《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和《天人心性分释之图》对宇宙生成论的图像形诠释可见，权近从周敦颐处受到的启发不仅仅是图说方法，更重要的是宇宙生成论思想。不同的是，权近更加突出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与实践，并对圣人、君子、众人、禽兽、草木之性形成的不同原因进行了开示。仅就这部分而言，权近对《太极图》中有关万物演化和人性相分缺失的不足有所完善，在《太极图》的基础上，博采众贤之长，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开显出韩国性理学崭新的一面。

作为韩国儒学史上较早使用图说治学且影响很大的学者，权近堪称韩国儒学图说学的奠基者。其《入学图说》“是韩国最早的儒学图说书，为韩国儒学图说之鼻祖”，并且“成了后来直到李滉（1501—1570）为止同类图书大量出现的契机”，之后“在朝鲜朝的道学传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因而“对朝鲜前期（至中期）性理学的哲学研究起了向导的作用”。紧接权近善用图说治学的学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曹植。

（二）南冥曹植：《学记图》以周敦颐《太极图》为蓝本

曹植（1501—1572），字楗仲，号南冥、南溟、山海、方丈老子、方丈山人，谥号文贞，著有《南冥先生集》。其《学记图》也称为《南冥圣学图》，是曹植集平生所学，在压缩整理性理学高深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绘制而成，收在其《学记类编》中。《学记图》的24幅图中，体现“太极本体图式”的是《三才一太极图》（图2）和《太极与通书表里图》（图3）。

《三才一太极图》从上到下的基本层级、逻辑环节、宏观图体与《太极图》基本一致，但有更多文字说明，内涵更丰富具体。该图第二层阴阳圈将《太极图说》与朱熹《太极图说解》选择性地写入，是曹植以理静为本体思想的概括性呈现。第三层五行圈，《太极图》仅标注金木水火土和其间的相生相克关系；《三才一太极图》保持基本架构不变，在每个圈中分别增加了具体内容。虽说以气为主导的五行次序朱熹已经提出，但并未强调；而曹植在图中补充的文字表明，他在以气为主导还是以质为主导的五行次序中选择了前者，这是对周敦颐提出的以质为主导的五行次序的超越。这与他在第二层坎离图中明示的阴阳以理静为本体有关，因此，既然第三层是在本体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形化，则应具体突出气。曹植此图在最高层次上内含了无极而太极的理念，其次为内涵丰富的五层图，阐释太极本体在自然世界的演化逻辑。

图2　曹植《三才一太极图》
图3　曹植《太极与通书表里图》

《太极与通书表里图》阐释太极本体在心性精神世界的演化逻辑，融汇了周敦颐《太极图》《通书》和《周易》的思想。该图式格局与《太极图》基本一致，对图形所指内涵予以适当变通。如果说架构是外、含义是内，那么此图以周敦颐《太极图》为外、以《通书》为内，旨在将二者的思想融而为一。曹植这一思想并不新，朱熹在《通书注》首章中已明确指出：“此书与《太极图》相表里。”但朱熹并未画图以示，曹植此图可说是朱熹思想的显化。

由图名也可探知曹植这两图与周敦颐《太极图》的紧密关系。曹植二图继承了《太极图》上中下五层、左右相对的布局和演化逻辑、互联结构，并有所超越，是在提炼周敦颐、朱熹思想的基础上，融汇自己思想的图式化表达。其另有理气三图——《人理气图》《天理气图》《理气图》，是太极本体图式的展开和具体化。曹植《太极与通书表里图》主图几乎照搬《太极图》，相比之下，权近之图因融入了更多个人见解而创造性更强。

（三）退溪李滉：《第一太极图》《天命新图》

16世纪，朝鲜半岛儒学进入爆发期，宗工巨匠涌现，经典论著频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韩国性理学一代宗祧李滉。李滉（1501—1570），字季浩，后改景浩，号退溪，是韩国儒学图说学之集大成者。说李滉集大成，一是指其制作的图像数量较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圣学十图》《天命新图》；二是指其制作的图像影响力较大，在他向宣祖呈上《圣学十图》以后，出现了大量与之相关的著述。

1.《第一太极图》主图与周敦颐《太极图》完全一样

《圣学十图》是李滉的“思想纲目，最具综合概括性”，“是退溪晚年深思熟虑、提纲挈领的结晶，也是他体认圣学大端、心法至要的心得大作”。研讨李滉思想体系必须要关注《圣学十图》，这是其在学界已有论著基础上形成的一套自成系统的理论。《圣学十图》的先后次序有特定寓意，其首即《第一太极图》（图4）。《第一太极图》主图与周敦颐《太极图》完全相同，甚至有学者直言李滉的《圣学十图》就是由周敦颐《太极图》、张载《西铭图》等十幅图组成。这种说法并不严谨，因为除主图外，《第一太极图》仍有其创新之处——左右两侧分别增加了对各小图的阐释，这些阐释多来自朱熹的《太极图说解》，组合的方式则是李滉自创。

图4　李滉《第一太极图》

李滉的图解与朱熹《太极图说解》一致，认为无极而太极之本体不杂乎阴阳，太极之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无极二五妙合无间，人是得其气而化者，万物是得其形而化者，从“立太极”到“立人极”的模式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观念。《第一太极图》是《圣学十图》其余九图的首脑，其余九图是《第一太极图》的展开。“李退溪的《圣学十图》融铸宋明理学之精髓，构成李退溪的思想逻辑结构。”这种逻辑结构的起点是周敦颐《太极图》，李滉无疑受到周敦颐以图论学的影响。

《第一太极图》为入道之门，李滉将其作为《圣学十图》的首章，与朱熹将《太极图》作为《近思录》的首章意旨相同。李滉在《第一太极图》后附言《太极图》是“以造化言，朱子谓此是道理大头脑处，又以为百世道术渊源。今兹首揭此图，亦尤《近思录》以此说为首之意”。他认为《太极图》的地位和作用是首要的，是道理的首脑，也是百世道术的来源，希望学者首先用心留意于此，“即圣学的根本目的首先应当是正确地理解作为宇宙本质的太极的原理，然后才能正确地理解这种天道与人类的本质有着紧密的伦理关系”。濂溪学在李滉思想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可见。李滉《进圣学十图札》言：“惟有昔之贤人君子，明圣学而得心法，有图有说，以示人入道之门，积德之基者，见行于世，昭如日星。”此所言贤人君子之有图有说之圣学心法，正是指周敦颐《太极图》和《太极图说》是入道之门户、积累大德之基础。

《太极图》配有一篇说，李滉之图配有三篇说。由这种篇章结构可知李滉完全接受了周敦颐的图说之学。再看李滉之图说的内容，一是周敦颐《太极图说》原文附后，二是在《太极图说》后附有朱熹对《太极图说》的注解，三是在朱熹注后附有李滉自己的评述。由这种次序安排可见，李滉的学术脉络是周敦颐—朱熹—李滉。

2.《天命新图》：合周敦颐《太极图》五层为一

《天命新图》最早由郑之云（1509—1561，字静而，号秋峦）撰，原名为《天命图》。当时已是知名学者的李滉见此图后与郑之云展开了多次论辩，对此图予以修订。继之，奇大升（1527—1572，字明彦，号高峰、存斋，谥号文宪）对李滉修改后的新图表示异议，由此，展开了以李滉、奇大升为中心，有众多学者参与的持续八年之久的朝鲜性理学史上最著名和重要的事件：四端七情论辩。论辩核心即《天命图》，论辩的理论成果之一即《天命新图》。而这正与以图形表达思想的治学方法——图说学有关。可以说，图说学贯穿整个四端七情论辩过程，是四端七情论辩的重要条件和理论基础。

李滉对郑之云《天命图》多有肯定，如图像的整体架构、左右相对、基本要素等制图理论方面，也修正了该图一些重复、自相矛盾的地方，同时修订《天命图说》而成《天命新图说》。如此一来，李滉将从高丽末起的儒学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思想连贯的脉络，进一步启发后学，为朝鲜形成自己特征鲜明的性理学明确了方向。通过李滉的图说思想的传播，图说学在韩国儒学史上风行不衰，形成了在东亚儒学史上别具一格的韩国儒学图说学。

16世纪后朝鲜性理学群英荟萃，大儒高频采用图说学方法治学。就朝鲜儒学图说学的整体脉络而言，周敦颐的《太极图》是其源头。至于开创者，李甦平认为：“权近的性理学思想开启了朝鲜学者以‘图说’为形式的研究方法。”其实在权近之前还有郑道传的《学者指南图》。一般视权近为郑道传、李穑门人，由是可知权近受到此二人之影响，接受了郑道传的方法并将其升华到更高境界，揭示了更深刻细分的思想。在权近之后，这种治学方法才被朝鲜半岛的历代学者认可，其中韩国本土儒学大家郑道传的开启作用不能视而不见。因此，将郑道传视为韩国儒学史上图说式治学方法的开创者更为恰当。权近的《入学图说》是韩国首个主要的新儒学注解，权近也是韩国儒学史上首位作出重大实质贡献的奠基者，“为朝鲜儒学图说之鼻祖”。李滉是韩国儒学史上继古开今的重要学者，是韩国儒学图说的集大成者，随着李滉思想的传播，图说治学遍及朝鲜半岛学林。

三

相关研究与理论假设

相比于传统的文字表达，图因超越了文字所指而显示出更多内涵。《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在韩国儒学史中的价值，体现在图像与图说两个方面，尤以前者为首要。

（一）韩国儒学图象是“非艺术图像”

儒学图像是图像吗？维特根斯坦说：“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真的思想的总体就是一幅世界的图像。”以此来看，事实背后的逻辑图像组成了思想，甚至可以说，思想本身就是一幅图像，有深奥思想的《太极图》体现的正是一幅世界图像，所以毫无疑问，韩国儒学史上的大量抽象思维图可以被视为图像。这类图像与一般艺术图像不同，呈现出一个共性：艺术性较差，其制图目的为传输信息，表达较缺乏自由度。“用数学家的话就是：它们只能传达事实，而不像艺术家或多或少地可以在作品中表达意义。它们没有表达个人、政治、社会、心理、性别或其他含义的空间。”理论上这些图像的表达不受表达者个人意见的左右，它们听从的是事实本身，事实的信息才是这类图像需要负责的。这就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显出差别，因为表现力强弱是衡量艺术图像水平高低的重要维度，“‘意义的表达’是艺术史要求艺术的主要标准之一。作为一项规则，艺术性越强的图画就越具表现力，而那些远离表现力的图画就显得缺乏直白对象以外的意义。它们苍白而缺乏生气，是无情的数据载体”。相对于艺术性强的图像，艺术性弱的图像较缺乏表现力，詹姆斯·埃尔金斯将其统称为“非艺术图像”。

韩国《太极图》类儒学图像是非艺术图像。这类非艺术图像将复杂深奥的思想用连续的抽象概念进行图示化表达，不只是要下学上达，更是要在上达后使读者能以意逆志。在社会科学表达的意义上，可称之为科学图像、逻辑图像。“若图示形式为逻辑形式，图像即称为逻辑图像。”以《太极图》为源头的韩国儒学图像的描画形式是逻辑形式，因而这类图像是逻辑图像，逻辑图像的抽象程度越高，其内涵解释张力越大。在艺术性方面，《太极图》类图像的表现力较弱，但在逻辑理论表达方面，《太极图》类图像表达张力极强。在儒学者看来，这类图像并非缺乏生气、枯燥乏味的数据载体，而是极具内涵的线性思想的图形展示。在韩国儒学图像中，周敦颐《太极图》最为抽象而内涵解释空间也最大。其实在此意义上，因为制图目的不同，所以韩国儒学图像并不需要多少艺术性，过强的艺术性介入甚至可能会影响信息传达进而削弱思想表达力。维特根斯坦说：“图像描述逻辑空间中的情况，即事态的存在或不存在。”以《太极图》为代表的韩国儒学图像，就是实现了这些条件的图像，其线条清晰、逻辑清楚、简洁精练。这样易简的非艺术图像-科学图像因其形象化而很容易受到外国人的欢迎，尤其是面对繁复幽深的宋代儒学时。

（二）《太极图》是元图像

如何认知韩国儒学中杂多的图像是研究中无法回避的议题。纵览以周敦颐《太极图》为源头的韩国儒学图像，大致可见这些图像形成了一个儒学思想的表达序列，各级影响力强弱不同。以时间为序，根据图像影响力大小和内容侧重点的不同，可尝试将韩国儒学史上的图像予以分级。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图像称为主干图像，即第一级图像，大致有权近《入学图说》、曹植《学记类编》、郑之云《天命旧图》、李滉《天命新图》《圣学十图》等；其次是在主干图像影响下产生的分支图像，即第二级图像，这些图像制作者的思想在韩国哲学史上相对影响较小，大致有金泮《续入学图》、权采《作圣图》、眉叟《心学图》、苏斋《人心道心图》、履斋《心性情图》、旅轩《易学图说》、南塘《经义记闻录》中的系列图等；还有在此基础上继续分支产生的第三级、第四级图像。从序列上考察，这些图像大致可分为太极图、理气动静图、五行图、心学图、心统性情图、人心道心图等。因此，只要抓住主干图像进行研究，分支图像则可溯源归流。

周敦颐《太极图》是韩国儒学图中的元图像。观察主干图像中有代表性的图像，可以发现它们都有某种相似性，即《太极图》反复出现在韩国儒学图像中，成为其中一个共同的抽象图像。去掉这种相似性，这些图会呈现出差别较大的特性。用数学语言可表达为：如果在这类图中求最大公约数——相似性的话，那么周敦颐《太极图》就是这个公约数。用社科语言表达，可称其为元图像。元图像是其他图像表达的必备手段，作为一种基底性图像出现在其他图像中，“人们感到任何一个图像一旦被用作表现图像本质之手段，都可以成为元图像”。通过周敦颐《太极图》这一元图像，我们可认识韩国儒学史上的系列图像。元图像的性质是图像的自我认识。“元图像是为了认识自身而展示自身的图像：它们呈现图像的‘自我认识’。”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元图像是为了认识、展示其他图像而存在的图像，所谓的“自我”是指图像这个群体，而非某一幅具体特定的图像。元图像是系列图像对自身的图像式认识和简化，元图像描述的对象和形式是图中之图、像中之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大多数元图像都描绘画中画，而那不过是许多被再现的客体中的一个。……这是严格或正规意义上的元图像，一幅关于自身的图画，一幅援指自身创造的图画，然而又是一幅消解内外再现界限的图画，而这个内外界限正是元图像结构所依赖的基础”。无论是指涉某一幅特定的图像自身，还是某一类图像，元图像都是关于图像的图像，带有对图像特点规律小结的意味，是将系列图像中所蕴含的共通图像用另一幅更为简洁的图像示意出来。这个貌似单另表达的可作为“最大公约数”去“化简”其他图像的图像，与系列图像既有共同相似性，即其可“约分”，又呈现出某种独具特点的差异性，即“不可化简”，也只有具备如此特点的元图像，才具有最强的表达力和概括力。因元图像“可以发挥作为一种总体形象的核心作用”，米歇尔也称元图像为“囊括整个知识型的‘超图像’，一种知识理论”。周敦颐《太极图》与韩国儒学史上系列图的关系，就是这种最大公约数与可化简数的关系。审视韩国儒学图像，不难看出周敦颐《太极图》的简约形象一次次复现在后来的图像中，“当一个形象出现在另一个形象之中时，当一个图像呈现一个描绘的场景或一个形象时，如一幅画出现在影片中的墙上，或电视节目中展示某一布景时，元图像就出现了”。当我们看到权近《天人心性合一之图》、李滉《第一太极图》、曹植《太极与通书表里图》时，都能感到周敦颐《太极图》的重现，这时周敦颐《太极图》作为这些图像的建基性图像而成为其表象之本质，这也正是《太极图》作为元图像存在的原因。

周敦颐《太极图》在艺术上可视为一种抽象绘画，在思想上也可视为一种有独立自洽体系的图像理论。这种采用绘图方法再现理论的模式，暗含着对语言文字的不信任和抵制。图式表达既可以克服语言文字难以表达之处，也可以部分消除语言文字在跨越不同时空、语种、大脑时引起的理解偏差。就《太极图》而言，韩国人看到的图和中国人看到的图并无差别，这有助于避免对图之理解的歧义的产生。实际上，歧义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图像之中大部分还是共通部分。韩国儒学的其他图像不是与周敦颐《太极图》异质的图像，而是作为元图像重拾之物的异样图像，可称为周敦颐《太极图》的模仿图。模仿图是对原图的一种“反”、一种背叛、一种否定，道在其中。后来一系列、一级级的模仿图是对原图的一种破坏，这是一种渐进的不完全的克隆和对偶像的破坏。这种反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先有同后出现异，才称为反，反的前提是继承。“图像学中的图像就像是压抑的记忆，像不可控制的征候而不断回归。”从韩国儒学的其他图像中可以不断看到周敦颐《太极图》的回归，更多时候是其改变形态后的再度出现。韩国性理学在一些方面比中国理学更深化、细化，韩国儒学图像充分体现出韩国性理学的这种特点。相对于周敦颐《太极图》，韩国儒学图像在趋势上更复杂丰富、更具体而微、更深刻周密。这种变化中的“每一个差异都是有意义的，审美优势一方面与认知的细密、复杂性和不可穷尽性相关，另一方面又与形式的简洁、正确和优雅相关”。这种审美特点完美概括了周敦颐《太极图》之简洁与韩国儒学图像之细密二者间的关系。

相对于《太极图》，韩国系列儒学图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图像更复杂：线条更多、文字更详、内部更实、构画更密、主题更多样。但是否图像越复杂，表达力就越强呢？笔者认为未必如此。以公约数的数学计算为例，如果A是B和C的公约数，那么A小于等于B和C，即相对于B和C来说，A更简单。作为韩国儒学系列图“公约数”的《太极图》相对于韩国儒学图像来说更简洁，线条更少、文字更少。简洁的事物为什么会带给人美的观感？除了美学理论外，它还与人的心理有关。简洁意味着简单、容易、好理解、好接触、好接近、好走进，简单的图如同单纯可爱的小孩，在瞬间的既视感中不会让人戒备，能够保护人的心理安全，不侵犯人的精神边界。一旦人们发现简洁的事物并不简单之时，局面就会反转。但那时，简洁已经完成了通过表象传播的使命。一个形式模型只有足够简洁，才能有十足的概括力。周敦颐将万千世界的多样性总结为五个线条晓畅的图像，其他都囊括于无言，实在不能概括的辅以极少之文字，因而其图极其简洁，具备了不断复现于其他具体之中的可能性。图像复杂而精详是为了体现思想的不同具体层面，可是无论这个具体层面多么丰富，都必然是有限的，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覆盖无限的；况且这个具体的有限还只是某个特定主题的有限，其相对于宇宙万千就更加有限了。韩国儒学图像就是这样的只能体现某个主题的有限的图。概言之，相对于《太极图》，韩国儒学中更复杂的诸多图像，其表达力看似增强，实则下降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复杂图像就没有意义，在具体的某个主题某个领域上，复杂图像当然体现的内容更丰富。

四

结　语

韩国儒学离开周敦颐《太极图》是不可想象的。一方面，这种图说式表达方法存在着大而化之不精确，在一定程度上想象附会，只择概要、不及其余等抽象图像自身所具有的弊端。另一方面，更为主要的是，基于周敦颐《太极图》这一元图像，作为非艺术图像的韩国儒学图像有了可以反复诠释、复现的母题，周敦颐《太极图》也成为韩国儒学图像进化图谱的核心。以周敦颐《太极图》为源，在郑道传、权近、曹植、李滉等性理学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朝鲜中期儒学发展迎来巅峰，最终形成了特点鲜明的韩国儒学图像学和图说学，创造出独具韩国特色的哲学成果，推进儒学韩国化进程，体现了中韩儒学互动交融的活泼生机，也为当今中国优秀文化成果对外传播和中国学习其他先进文明提供了可借鉴的丰富实践和方法论上的启发。

　　〔责任编辑：廖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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