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冠清｜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
郭冠清，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摘 要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正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当时在发展经济方面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政府与市场边界、如何发展经济、农村如何摆脱贫困、国企股份制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产业结构如何调整优化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思考，发表了多篇具有原创性贡献的学术论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形成期。对标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发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乡村振兴战略等关于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福建萌发、孕育和实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思想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形式在福建开展，以“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为核心内容的工作策略和方法在福建酝酿和实践，而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和“人民至上”的思想贯穿于始终。总的来说，福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发源地和实践地。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它以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为根本立场、以坚持新发展理念为核心内容、以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要抓手、以实施乡村振兴等重大发展战略为重要举措，并始终坚持以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推进工作，是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形成和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
福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发源地和实践地。1985年6月，习近平同志从河北正定到福建工作，先后在厦门、宁德、福州等地和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时期正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福建工作期间，他踏遍了八闽大地进行调查研究，同时研读了《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完成了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了多部著作，在《东南学术》《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具有原创性贡献的学术论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因此，在福建工作的时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形成期。关于福建工作时期的重要性，习近平同志讲道：“我曾在福建工作生活了17年，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年华，这段时间正是福建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亲身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福建由农村改革转向城市的全面改革探索阶段，90年代改革开放的加快发展阶段，以及新世纪初福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阶段。”2021年3月22—25日在福建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说道：“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深有感情。离开福建以后，我也一直关注福建。在这里工作期间的一些思考和探索，在我后来的工作中仍在思考和深化，有些已经在全国更大范围实践了。”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进行研究，试图构建一个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一些思考和探索”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演进谱系，具体内容包括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辩证关系”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反对建设性破坏”到坚持新发展理念、从“摆脱贫困”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不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能进步”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统筹规划”“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而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始终，本文不单独列出分析。
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辩证关系”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括为“十个明确”，第7条“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对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科学探索，尤其是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辩证关系的论述，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重要理论来源。
（一）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辩证统一”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最难解决的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容问题，对此，习近平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辩证关系》中进行了阐述，并在《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发表的《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一文中，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俄国革命入手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融合进行了论证。习近平同志指出：“19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飞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指出一些发展落后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走进社会主义，‘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
确实，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社会制度上能否越过“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明确回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也就是说，马克思除了提出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共同胜利”的论断外，还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能否“一国胜利”进行了思考。至于落后国家飞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逾越商品生产阶段，习近平同志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并进行了论证：“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社会制度上能够越过‘卡夫丁峡谷’，并不等于它们在经济发展上也必然能够越过商品经济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和设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商品经济是那些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俄国如此，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更是如此。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离不开商品经济特别是发达的商品经济，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相容的。同时，也正是基于这一根本原因，决定了《资本论》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商品生产落后国家要想从经济上跨越“卡夫丁峡谷”，必须发展市场经济。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组合与“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浑然一体的经济运行方式”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市场要代替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如果说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逾越的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必然选择的话，那么，如何既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呢？习近平同志分析道：“要使市场经济能够象发展资本主义那样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就能发生作用的事情，决不象摆积木那样放在一起或用外力将之硬性绑在一起那样简单。”只有通过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有机融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合力。习近平同志通过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论述，为“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
习近平同志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有关论述进行梳理后，对经济与政治关系进行了回答：“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经济，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应是经济和政治辩证统一关系和谐发展的集中体现。”至于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关系，习近平同志讲道：“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找到一种迄今为止的最佳形式。”对此，他进一步指出：“能够集中财力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经济优势。”这一优势为避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提供了解决思路，那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而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政治优势”，其中的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都需要党的领导，经济工作也不例外。换句话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期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为新时代“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奠定了基础。
对于政府的作用，习近平同志在《“有限”管理与“无限”服务》中进行了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应讲究‘有限’管理与‘无限’服务的辩证法。”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应从计划经济事无巨细的管理向“有限”管理转换，同时，政府要做好“无限”服务,主要是因为“政府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他还对地方政府在政府职能上的“缺位”和“越位”进行了批判，对于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尽管从理论上已经弄清楚了政府的作用，但是在实践上如何实现呢？习近平结合福州市两个社区服务中心的调研，在《政府该怎样为百姓服务》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发现被群众称为“政府超市”的“一站式服务”窗口，减少了审批项目，简化了办事程序，初步解决了“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僚作风，效果非常好。笔者在2008年牵头做“石家庄市电子政府发展规划”时，曾对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进行调研并发现，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非常高效，那是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时“四个万家”“棚户区改造”“马上就办”等执政为民思想的体现。
总的来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也由此说明，福建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萌发地和实践地。同时，他也对“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进行了研究，并在主政的宁德和福州以及主管或分管的领域一以贯之。
从“反对建设性破坏”到坚持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新时代破解发展难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由于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不同和环境不同，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虽然并未提出“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但是研究发现，以在厦门时提出的“反对建设性破坏”为标识，习近平同志的经济发展思想是依据生产力发展阶段，坚持人民至上，兼顾短期和长期，统筹经济社会的发展思想。福建是新发展理念的孕育地和实践地，其中最具超前意识的是绿色发展，最有效的工具是开放发展，最具特色的是协调发展，最为注重的是共享发展，而创新发展的思想贯穿于其在福建工作17年半的始终。考虑到共享发展与其他内容有较多重叠，本节不做介绍。
（一）从“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山上就是‘银行’了”到坚持绿色发展
对生态文明的重视是习近平同志一以贯之的思想，绿色发展理念实际上是他在福建工作期间就已经基本形成。至于习近平同志在2005年8月15日到浙江安吉天荒坪镇余村考察时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笔者看来，那就是他对在福建时的生态文明理念的延续、创新与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如若不然，风景如画的古代早已遍布“金山银山”。
早在1986年1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就明确指出，“能不能以局部的破坏来进行另一方面的建设？我自己认为是很清楚的，厦门是不能以这种代价来换取其他方面的发展”，并严厉地指出，“由于愚昧造成的破坏已经不是主要方面了，现在是另一种倾向，就是建设性的破坏”。这是发生在国家对环境保护还不够重视的20世纪80年代！更具有说服力的是，习近平同志主持编制的《1985年—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首次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正式提出规划生态环境问题，并设置“厦门市城镇体系与生态环境问题”专章。他对“建设性破坏”的反对不仅体现在城市建设中，对贫穷的农村也不例外。1986年4月7日，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在军营村和白交祠村调研时就提出，要绿化造林，保护生态。
习近平同志的绿色发展理念在主政宁德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有着“中国扶贫第一村”之称的福鼎赤溪村，习近平同志专门指出：“抓山也能致富，把山管住，坚持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我们的山上就是‘银行’了。”也许没有人会想到，30年后“山上就是‘银行’了”的预言得到了印证——2017年赤溪村村级收入达到了80万元。这里，绿水青山变“银行”走近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表明绿色发展的思想在宁德已见雏形。他在1988年9月深入调研宁德9县后，重新梳理了“山”与“海”的辩证法，发现闽东的贫穷在于“山”和“海”，闽东的优势也在于“山”和“海”，并提出要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大农业。1989年1月，他在引用闽东群众的话“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了”之后，提出了“发展林业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和“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的观点。这一提法不仅说明环境和发展的重要性，而且暗含在一定的条件下“绿水青山”也能创造经济价值的观点。1997年4 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在三明常口村调研时指出：“现在的青山绿水似乎看起来没有多少价值，但从长远看，是无价之宝，将来的价值无法估量。”“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山区要画好山水画，做好山水田文章。”而这不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吗？这些超前的理念在福州建设、木兰溪蝶变、长汀治理、福建生态省建设等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也预示着“术语的革命”将在新时代到来。
（二）从“走开放的道路，跨出自己的小天地”“海上福州”到坚持开放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期，既是对外开放风生云起的大好时期，也是福建由曾经的海防前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前沿的重要时期，这为开放发展理念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创造了条件。
厦门是习近平同志第一次直接参与沿海发达地区改革开放的地方，在厦门经济特区这一特殊的开放背景下，实践层面有不少创新之举，例如探索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成功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地方航空公司即厦门航空公司，率先建立经济特区金融体系，率先成立外汇调剂中心，率先组建金融同业公会，还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而这些创新之举可以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自由港建设、亚洲投资银行建设等的“预演”。
与第一批开放城市厦门不同，闽东是福建比较贫困的地区之一，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把闽东地区经济搞上去，确实面临很大挑战。习近平同志认为，要改变宁德贫困状态，首先要改变贫困意识，思想要开放，弱鸟可以先飞。要走开放的道路，就需要挖掘闽东的资源，让外面的世界更多地了解闽东。为此，1990 年习近平同志亲自组织力量创作电视音乐片《山海的交响》，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并荣获全国电视文艺最高奖“星光奖”，有力地让闽东风光“走出去”。要走开放的道路，离不开畲族经济的开放。习近平同志指出：“畲族经济要发展，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走开放的道路，跨出自己的小天地。”他从三个方面指出了畲族经济的开放道路：第一，要树立经济观念，这是开放的前提条件；第二，要进行经济的综合开发，这是畲族经济开放的主要目标；第三，搞活商品经济是畲族经济开放的着力点。对于如何开放带动闽东经济脱贫致富，习近平同志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双向开放”和“双向开发”相结合的思路。“双向开放”即对内对外同步开放，“双向开发”即资源和市场同时开发。
与闽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州不仅是福建的省会城市，而且还是第一批开放的14个城市之一。习近平同志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创造性地确立了“‘大侨务’观念”，提出了“以侨引侨、以侨引外、以侨引台”的开放思路，并以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战略布局，推动福州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大格局。尤其重要的是，开启了“海上福州”的建设之路，即以海岛建设为依托，以海岸带开发为重点，以海洋的综合利用为突破口，全面提高福州综合开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海上福州”是习近平同志在主政福州期间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是“海洋强国”战略思想的发源地和实践地。
在福建省委、省政府任职期间，习近平同志的开放思想一以贯之。在2001年“9·8”投洽会上，习近平热情洋溢地讲道：“对外开放兴，福建兴；对外开放步伐加快，福建兴旺繁荣的机会越大。”这是福建对外开放的具有标识性的语言表述。针对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习近平同志发表了《以“入世”为契机，加快福建外向型经济发展》，深入分析了福建发展的契机，吹响了“抓住入世契机，加快发展福建外向型经济”的号角，从“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推进福建对外开放”“加强闽台港澳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着力构建福建发展的战略通道，北承南接西连东出，进一步拓宽福建的经济腹地和发展空间”“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及时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引进高层次人才和青年专业人才，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等方面，指出了入世后的工作重点。
（三）从“‘弱鸟’可否先飞，如何先飞”“念好新时期的‘人才经’”到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力量，我国对创新乃至建设创新型国家一贯重视，但是当经济进入新常态，“三驾马车”不足以拉动中国这艘“巨轮”，人口红利消失，迫切需要新的经济动力的时候，创新的作用会更进一步体现出来。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和战略举措。”生产力所处的阶段不同，对创新的重视程度和创新的表现形式也不同，但纵观习近平同志在福建17年半的工作，可以清楚地看出，创新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如果说在厦门，习近平同志在其分管的体制机制改革中提出“放水养鱼”的思路、在领导制定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提出“在适当的时候逐步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生态位”概念、对厦门发展战略定位时提出“厦门要走特色自由港之路”、厦门航空公司初创时的机制设计创造了国有企业连续34年盈利的奇迹、设计的厦门国际投资银行率先利用了国际资金等颇具创新色彩的话，那么，习近平同志在主政宁德时提出的“‘弱鸟’可否先飞，如何先飞”论断则是其在福建期间创新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
如前所述，贫困的宁德如何发展是习近平同志1988年6月开始主政宁德时面临的一大难题。当时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压力大，财政紧缩是国家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在此情况下，国家不可能对闽东进行大规模投资。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了闽东9个县后发现本地连温饱都成问题，一下子抱个“金娃娃”的超常规发展愿望是不符合实际的，由此，提出了“弱鸟可以先飞”的发展理念，但“闽东这只‘弱鸟’可否先飞，如何先飞？”在《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中，习近平同志首先提出了“先飞”的意识，分析了“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辩证法，指出观念不能“贫困”是关键，强调要树立商品经济建设观念，“不能搞‘政治、经济’两张皮”。他还指出，闽东穷在“农”上，也只能富在“农”上，需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而只靠“农”还是远远不够的，闽东发展的动力在于工业，要正确处理好速度和利益的关系。确实，只要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弱鸟可以先飞”。闽东在习近平同志擘画的蓝图下，创造出一条独特发展之路，正如笔者在下党乡上党村调研时所看到的展馆后记所写：“这里是习近平扶贫开发思想的‘策源地’和‘实践田’。‘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在这里诞生，‘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在这里提出，‘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在这里落实，总书记亲民爱民为民的公仆情怀在这里传扬！”
人是创新发展的核心因素，习近平同志一以贯之重视人才的建设。早在主政河北正定时，他就创造了许多重视人才的佳话（如与时任县长程宝怀一起挨个楼道找专家），还写了《人才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不可估量》《建设现代化大农业要靠专门人才》等文章。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将人才建设与时代特点紧密结合，在《念好新时期的“人才经”》中讲道：“必须做到‘知、举、用、待、育’五个字，环环相扣，既要知人善任，人尽其才，又要尊重人才，爱护人才，成就人才。”他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念好新时期的“人才经”》中强调：“正确地选拔使用人才，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的成败。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搞好选拔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工作就一定会有一大批有胆有识有真本领的人才出现在我们面前，从组织上保证党提出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的圆满实现。”20世纪90年代，福州一家难以生存的科技团队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支持下，成长为福建乃至全国的高科技龙头企业——新大陆科技集团。他不仅对本土科技人才关心扶持，对外来人才引进也非常重视。20世纪90年代初，福州每年以上千人的速度引进各类人才，不拘一格引人才，大胆挖潜用人才。
（四）从“经济大合唱”到坚持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是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法宝，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手段。
关于“经济大合唱”的论述是习近平同志协调发展理念在福建孕育和发展的集中体现。习近平同志提倡“经济大合唱”，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主旋律，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协调发展，尽管这个理念可能受到主政河北正定时“诸城模式”的启迪，但对于这个理念的系统阐述是在宁德工作时期写的《提倡“经济大合唱”》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习近平同志从一个乡镇的调查讲起。这个乡镇的墙壁上挂了许多锦旗，又是优秀又是第一，但没有经济建设方面的。这种干工作主次不分，没有经济建设主旋律，在习近平同志看来，那就是“瞎忙乎”。由此，他提出了“经济大合唱”的论述，其主旋律自然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果缺乏主旋律，各唱各的歌、各吹各的号，就会乱。而且“经济大合唱”得有总指挥，地方总指挥就是党委、政府，否则“党委一个调，人大一个调，政协一个调，政府又是一个调，‘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个地方的‘歌’肯定会唱不好”。
“建立区域性的共同市场”是习近平同志关于协调发展理念的另一重要体现。由于地市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地市之间的合作非常困难，但总有例外，福州、莆田、三明、宁德、南平（原建阳）闽东北区域合作（原名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就是如此，习近平同志当年针对闽东北区域提出的“建立区域性的共同市场”的前瞻性思路，对推动福建省内区域协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需要强调的是，在“3820”战略工程中，对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了专门部署，提出要“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增强福州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不仅强调城区与县乡、沿海与山区共同发展、强调三大产业协调发展、强调经济和社会协同发展，而且以系统的眼光提出，要加强闽东北优势互补、全面发展。
总的来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对如何发展经济进行了多方位的思考，并结合省情、市情，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全局性的发展思想，由此表明，福建是新发展理念的孕育地、发源地和实践地。
从“摆脱贫困”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分管过农业农村，也曾主政一方，对“三农”有着近距离的接触，并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毫无疑问，福建是习近平同志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孕育地和实践地。
（一）从“摆脱贫困”“弱鸟先飞”到精准扶贫
1988年习近平同志开始主政宁德时，宁德是东部沿海“黄金断裂带”，所属的9个县中有6个县被省里列为贫困县，51个乡镇为贫困乡，摆脱贫困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尽管在梁家河时他长时间感受了农民的贫困，在正定时也曾经解决农民吃不饱饭问题，甚至在厦门军营村、白交祠村等地也感受了农民的疾苦，但是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仍然有这么大面积的贫困地区、这么多的贫困人口，是习近平同志之前未曾遇到的，《摆脱贫困》记录了他对宁德如何摆脱贫困的思考，是“精准扶贫”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摆脱贫困》中，习近平同志强调“扶贫先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要有“锲而不舍”“久久为功”“滴水穿石”的精神；扶贫要找准路子，“要使弱鸟先飞，飞得快，飞得高，必须探讨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扶贫要发展特色经济。在对“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分析基础上，他明确指出，“闽东的振兴在于‘林’”，“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了”，其“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的寓意与在浙江余村首次提出的“两山理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扶贫要“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要将工业和农业两个“轮子”转起来；“扶贫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的实力”，要发展集体经济。需要强调的是，习近平同志对扶贫中农村党组织的建设给予了特别关注，提出“要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要积极发挥农村党组织的作用，强调“党对农村的坚强领导，是使贫困的乡村走向富裕道路的最重要的保证”。
（二）从“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到构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体系
如何发展农业是一个迄今为止仍然未完全解决而且在乡村振兴中必须解决的难题。对于农业的发展思路，习近平同志在主政宁德时就已经给出了答案：“闽东要想从根本上脱贫致富，就必须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什么是大农业呢？大农业是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习近平同志关于大农业的发展理念，在主政正定时已经形成并付诸实践，他指出，“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必须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和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并认为“从单一的种植业的小农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立体化大农业，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也是一个突破性的战略转变”。再往前溯源的话，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当村支部书记时就已经有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思想的萌芽，尽管那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
在《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一文中，习近平同志结合宁德的实际，对如何发展大农业进行了理论探索，成为宁德此后几十年农业发展的指南，也为各地结合市情、县情、乡情进行乡村振兴创造了条件。尽管宁德走大农业发展道路受到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工业发展缓慢、财力弱、资金少等的制约，但是依然需要通过发展大农业摆脱贫困，习近平同志主要就粮食生产问题、家庭联产承包制问题、综合开发问题、农村集体经济问题、科技兴农问题、农村服务体系问题进行了分析。关于粮食生产问题，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对当地调入粮食难度高、运输成本高，粮食生产对脱贫致富、整个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习近平同志在肯定其“分”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对“统”的职能不足带来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要统筹“统”与“分”的关系、壮大集体经济兴办有特色乡镇企业的重要论断，这为乡镇振兴中如何处理“统”与“分”的关系提供了思路。关于农业综合开发问题，他提出了多层次、深层次的综合开发思路，主要包括三个转变：从以资源开发为主向以技术开发、产品开发内涵性生产为主转变，从以产量型生产为主向以质量型、出口型、创汇型生产为主转变，从以小商品生产流通为主向以大批量生产、大范围流通为主转变。开发农业需要大量的投入，宁德资金紧缺、技术力量薄弱怎么办？习近平同志在对宁德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农田水利基本建成等优势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大农业发展是一条可行的发展途径，此后的实践支持了他的这一分析。关于科技兴农问题，习近平同志很有把握地指出：“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形成一个高产、低耗、优质、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他还对重视科技获得的好处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依靠科技的力量来开发、利用原来不能用的资源”“依靠科学技术以节约要素的投入”“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扩展农副产品的销售市场”“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善农民的生产水平”，这里可以看出新时代“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的影子。关于为大农业服务问题，他强调的“不但要把农民的生产任务和贡献‘量化’，而且必须把各部门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职责‘硬化’”，非常耐人寻味，其中包含如何“以农民为中心”进行服务，就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习近平同志关于大农业生产的重要论述，为新的历史时期构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农业体系，提供了解决思路和行之有效的方法。
（三）从“农村市场化”到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基于大国小农基本国情和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对接困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2019年2月，中办、国办专门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农村市场化的研究，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理论来源。
习近平同志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对农村市场化进行了定义，与农业市场化、农业产业市场化、农产品的市场化等相比，该定义覆盖了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没有的农村工业、农村第三产业在内的农村经济的概念。对于农村市场化建设，习近平同志还就农村市场化与工业化、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共同富裕的诉求，给出了相关的道路选择，主要包括“坚持走农村市场化与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同步发展、互促共进、同期实现的发展道路”“坚持走城市、农村共同吸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道路”“坚持走共同富裕的农村市场化的发展道路”“坚持走东部沿海农村与中西部欠发达农村协调发展的农村市场化道路”。
需要说明的是，习近平同志关于农村市场化的论述不仅包含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还包含如何通过农村市场化走向共同富裕的内容。同时，针对自发的农村市场化建设中存在的困难，他提出了要加强政府对农村市场化建设的宏观调控，而这一点是西方发达国家很难具备的。在《福建农村市场化发展探索》《现代农业实践》中，他结合福建省情、市情、县情，对农村市场化进行了进一步探索。习近平同志关于“农村市场化”的重要论述是破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出现的“三农”难题，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困难，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法宝，在可以预期的新发展阶段，它一定能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武器。
总的来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已经涵盖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重要战略的内容，由此表明福建是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孕育地与实践地。
从“不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能进步”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原有的需求管理政策已不足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我国的生产力状况和国内外环境，开启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要抓手的全面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结合起来，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造新引擎、构建新支撑奠定了基础。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在体制机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供给结构调整优化、产业转型升级、林权制度改革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在破除制约生产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机制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论述的提出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一）从“不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能进步”到全面深化改革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始终重视改革，大力推动改革。在1987年6月8日厦门市委常委会会议上，他讲道：“不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能进步。”在2002年发表的《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中，他指出：“只要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要在实践中大胆去闯去试。”
习近平同志对厦门经济体制进行了大胆创新性改革。改革开放以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出，为分管体制机制改革的习近平创造了条件，他直接领导推动了一系列棘手的改革探索，“放水养鱼”就是其中之一。厦门在全国率先出台税利分流措施，全市66家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针对不同企业，采取不同上交比例，除交税外，尽可能把红利留给企业发展生产。改革第一年，厦门港务局就赚了2000多万元，没几年赚了7亿多。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习近平同志在厦门的机构改革方向上，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原则（这对当时冲破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并以此为原则撤销了8个工业局，在全国率先实行大部委制，简化企业审批、放权给企业。习近平同志还率先提出建立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多地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分工协作的特区金融体系。更为惊奇的是，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1985年8月厦门成立了我国第一家跨国银行即厦门国际银行。
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截至2021年，连续盈利33年的厦门航空公司，竟是习近平同志参与组建和初创的。经他不懈努力，厦门航空成功建成我国第一家合资经营、企业化运作的地方航空公司。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发起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主政宁德、福州和福建省政府期间进一步得到体现，例如主政福州时大胆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在那时改制后上市的。上文提到的数字福建、生态福建建设看起来与经济体制无关，实际上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的案例，这些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预演”，只是时代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同、国情与省情不同而已。
习近平同志还非常重视农业的改革。如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我国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不是来自国家的顶层设计，而是来自龙岩市武平县基层的探索，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地方政府和农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习近平同志的亲自指导和推动下，集体林权制改革成为基层实践的重要探索，而且逐渐上升为国家政策。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2008〕10号），2016年11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16〕83号）。
武平县基层的探索来自于山林保护问题的出现，即“权属不清，边界不明”，林农维护山林的成本很高、收益很低，无法调动农民积极性。2001年更换旧林权证时出现的系列纠纷促使县委、县政府下决心进行改革。2001年，武平在两个村进行试点。针对“山要怎么分、山要由谁分”这个最棘手的问题，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万安乡捷文村提出了“山要平均分、山要群众自己分”的思路，把所有集体山林按照“耕者有其山”的原则落实到户。此后，武平在全县17个乡镇200多个村进行试点，开启集体林权“分山到户、家庭承包”的试验。
正当武平县委、县政府对集体林权的探索“忧心忡忡”时，2002年6月20日，习近平同志到武平调研，明确指出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并强调“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就是要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山下搬向山上”。在他的推动下，这项集体林权改革在福建生根发芽，并逐步成为以“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为核心内容的国家政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农村改革的缩影，是新时代以来我国深化农村改革的实践来源。
（二）从“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十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的主线。习近平同志结合福建的实际对如何进行产业结构性调整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理论探索，在《管理世界》《求是》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具有原创性贡献的学术论文，为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提供了理论支撑。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在他主政福建省政府期间，福建省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2000年工业经济增长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达54.4%，但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产业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不高、体制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如何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2000年9月25日，习近平同志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运才访谈时，提出了福建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战略构想：经济全球化发展加快，特别是我国将要加入世贸组织，要求福建的经济结构必须“调快”“调大”；科技革命发展迅猛发展，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初露端倪，要求福建的经济结构必须“调高”“调新”；跨世纪发展中日趋激烈的区域经济竞争，要求福建的经济结构必须“调优”“调活”；面对新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还要求福建的经济结构必须能够“调外”。在《解决深层次矛盾推动工业经济发展——在福建省经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继续按照‘调高、调大、调外、调新、调优、调活、调快’（简称‘7调’）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技术进步为支撑，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由此，形成了以“7调”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战略。
习近平同志还对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意义和紧迫性进行了分析。在《福建省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研究》中，他提出，要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关键要落实在产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上。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能力落后的企业难以淘汰，与之相适应的落后生产方式和经济管理体制将难以改变”。这说明，落后生产方式和经济管理体制已经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由于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需要通过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因而，“只有运用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的优化升级，才能形成后发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这要求福建进入新世纪后，必须善于运用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努力增强经济综合竞争力，从而在激烈的国际和国内经济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在文中，习近平同志对福建产业结构调整的概况和现状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在肯定全省三次产业结构由 “九五” 期初的21.7∶42.4∶35.9调整为 “九五” 期末的 16.3∶43.6∶40.1的基础上，认为福建发展中存在的结构调整不够快（如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很大）、产业规模不够大（没有1家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上百亿元）、产业发展水平不够高（高新技术产业占比仅16%）、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的作用不突出（5个支柱产业和2个重点产业占比低且发展不稳定）等问题，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思路，并给出了对当前仍有启发意义的五个优化产业结构的主要举措，包括“把科技创新摆在首要位置，以科技进步带动产业整体素质的显著提高”“突出抓好体制改革，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注入动力和活力”“壮大龙头企业，培育和提高产业优势”“大力培育名牌产品，以产品结构的优化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发挥对外开放优势，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利用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还提出了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处理的几个重要关系，分别是正确处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正确处理发展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正确处理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的关系、正确处理调整产业结构与防止产业趋同的关系，而这些关系仍然是新的历史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处理的关系。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结构性调整是目标，从供给侧入手是手段。其中的“结构”首先就是“产业结构”，当时产业结构出现结构性失衡，煤炭、钢铁、电解铝甚至一些新兴行业的产能存在严重过剩，必须通过“去产能”等方式纠正行业内部趋同现象，有效提升产业层次，进而形成整个产业结构的外部经济效应。
总的来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对经济体制、林权制度、产业结构等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其所管理域内进行了创新性改革实践，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先行实验。
从“统筹规划”“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到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以系统观念为核心的科学思维方法，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为核心的科学工作方法。科学思维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方法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的创新与发展，也是科学思维方法在经济工作上的应用。科学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论基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点。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善于从系统观念出发谋划经济社会发展，从实际出发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福建焕发勃勃生机，推动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一）从“统筹规划”到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系统观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列为“六个必须坚持”之一。
坚持系统观念，统筹谋划地方发展战略，科学制定发展规划，是习近平同志工作的一大特色。早在正定工作期间，他就领导制定了《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草案）》，其“半城郊经济”的战略定位、中长期发展的战略规划助力正定成为北方县域经济中最耀眼的“明珠”。到厦门工作后，他以系统观念对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模式、建设思路、城市定位、战略重点等进行规划，牵头组织编写了全国经济特区中最早编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含21个专题报告）。在主政福州期间，他继续以系统观念谋划地方发展战略，制定了“3820”战略工程，对福州3年、8年、20年的发展蓝图进行了科学规划，推动福建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变革。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他依然坚持以系统观念谋划地方发展：2001年成立“数字福建”领导小组，进行了“数字福建”的顶层设计，在全国超前进入“数字经济”时代；2001年专门成立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对福建进行全面生态保护调查，并于2002年亲自推动编制《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为福建水、空气等生态指标持续领先全国创造了条件。
在主政宁德期间，习近平同志坚持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地方经济发展，上任后马不停蹄带领地委、行署干部，深入全区9个县，开展为期近1个月的调查研究，对宁德经济如何发展进行了战略性思考，先后撰写了《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对闽东经济发展的思考》《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等，进一步理清了闽东经济发展的思路——“关键在于农业、工业两个轮子怎么转”。针对当时闽东以农业为主的实际，他认为小农经济是富不起来的，要发展大农业。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闽东发展路径，为宁德摆脱贫困，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调离宁德时，94%的贫困户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1990年8月12日的《人民日报》以“宁德越过温饱线”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坚持系统观念，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做好顶层设计，以此为基础，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进行整体性推进，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基本策略和方法，并在之后的浙江、上海工作接续下，形成指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正确策略和工作方法。
（二）从“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到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稳中求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集体智慧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工作方法，在201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将稳中求进确定为工作总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作为必须坚持的正确策略和工作方法，2016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把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2017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习近平经济思想初步概括为七个“坚持”，其中第七个“坚持”是“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正是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的核心。在福建工作期间，尽管没有直接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方法，但确是习近平同志一以贯之的工作作风。
至于如何才能做到稳中求进，习近平同志在《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中给出了思路，那就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就是从实际出发，是“稳”的基础；“量力而行”就是根据自己的真实状况而行，是“稳”的度数；“尽力而为”是“求进”的体现；“注重效益”是“求进”的方向。这个指导思想既充分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又深化了对“稳中求进”的应用。需要强调的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了与“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精神相一致的“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并有新创新发展。比如，对于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能超越发展阶段，不能提脱离实际的目标，更不能搞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习近平同志在主政宁德时所讲的“治乱绳，不可急”也是一个“稳中求进”的典范。他在《从政杂谈》中讲道：“如果在情况不明、心中无数的时候，求成心切，操之过急，也容易违背科学，脱离实际。‘治乱绳，不可急’，急于求成本身就孕育着失败的危险。”“治乱绳，不可急”的“治乱绳”包含着“进”的含义，而“不可急”包含着“稳”的含义，只有“谋于前才可不惑于后”，亦即稳中才能求进，稳与进是辩证的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在习近平同志主政宁德之前，他领导设计的厦门“自由港型经济特区”就是“稳”“进”结合的典型应用。充分利用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在获得邓小平同志首肯“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后，提出“自由港”战略构想就是“进”；而“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再到自由港”的“三步走”加“双梯度”开放渐进式发展路径，以及习近平同志带队去新加坡考察，组织国际研讨会、论证会等深入研究，确保不出现系统性偏差，就是“稳”。“带有自由港特征的经济特区”建设带来了厦门的繁荣发展，其中的探索为新时代“自由港”落户海南省奠定了基础，为新时代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了理论积淀和实践经验。之后，习近平同志主持制定的“3820”战略工程和《关于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对福州的生产力状况、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做出了科学判断，在“稳中求进”中引领福州驶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总的来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不断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重视用科学方法观察、思考和分析问题，逐步形成了以坚持系统观念为核心的科学思维方法，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为核心的科学工作方法。毫无疑问，福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做好经济工作方法论的重要孕育地、发源地和实践地。
结 语
寻找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经济工作重要论述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清晰谱系是本文研究的重点，要完成这样的工作，需要以科学的态度为出发点，以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而不是“绝对主义”的视角对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经济工作重要论述与习近平经济思想做比较分析，弄清楚哪些思想是在贯彻中央精神同福建本地实际工作相结合中形成的，哪些思想带有超前意识或具有原创性贡献，哪些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在福建形成的。本文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第一，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政府与市场的效率边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如何对接、乡村如何振兴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一些具有原创性贡献的理论成果，并结合国情、省情、市情、县情进行了实践，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发展。本文搭建了一个从经济上“跨越卡夫丁峡谷”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经济与政治关系”到“坚持党对经济全面领导”“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的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基础形成的谱系，展现其中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第二，与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浙江的孕育与实践相比，已有的文献对新发展理念与习近平同志之于福建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习近平同志的“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山上就是‘银行’了”的论述，论证了福建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孕育地、起源地与实践地。本文还通过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大合唱”“建立区域性的共同市场”等的论述和实践，论证了“协调发展理念”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通过成功组建厦门航空公司、探索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率先建立经济特区金融体系、率先成立外汇调剂中心、率先组建金融同业公会、成立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等，论证了开放发展理念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通过“厦门要走特色自由港之路”“‘弱鸟’可否先飞，如何先飞”“念好新时期的‘人才经’”等，论证了创新发展理念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
第三，本文对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在体制机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供给结构调整优化、产业转型升级、林权制度改革等方面所做的探索进行了研究，试图搭建一个从“不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能进步”到全面深化改革、从“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演进路径，这一新的视角对于理解在新的历史方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第四，本文对以系统观念为核心的科学思维方法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科学工作方法的理论来源进行了虽然不是开创性但依然具有一定新意的研究，构建了从“统筹规划”到坚持系统观念、从“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到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的演进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笔者对习近平同志工作过的地方进行多次调研，也阅读了许多相关文献，但是要全面完成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这样的课题研究，依然不可能。不要说真实再现习近平同志在福建17年半工作历史不可能，就是对于仍然发展中的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完整准确理解也不可能，因而，本文的研究只是抛砖引玉，期待有更多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出现。
〔责任编辑：徐淑云〕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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