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三重逻辑及其当代意义
王雨辰，哲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三明学院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美丽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构成了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历史逻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为基础，实现了对西方生态思潮的超越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换，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实现奠定理论基础，构成了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理论逻辑。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制定了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并要求从文化路径、经济路径、制度路径、政治路径和技术路径五个方面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构成了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实践逻辑。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既实现了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文明实践的创新，又实现了发展理论的创新，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对于实现美丽中国梦和构建美丽清洁的和谐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明确了建设美丽中国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十八大以来，党进一步将“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内容，即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明确把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归结为四个方面：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推动清洁能源低碳高效使用；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和改革生态环境监控体系。探讨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提出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科学地揭示党是如何解决“为什么要提出美丽中国建设”“建设什么样的美丽中国”和“如何建设美丽中国”这三个核心问题，阐发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当代意义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提出的历史逻辑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既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提出的，又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生态转向的积极回应，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果。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历史方位
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历史方位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变革，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已进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党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党的执政目的、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生态制约和维系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四个维度，探索和科学回答“为什么要提出美丽中国建设”这一问题。
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换来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换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好这一矛盾是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关键，这就要求转变长期流行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从党的执政目的来看，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和最终目的，这就要求党执政必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党的责任。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这就要求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获得“民心”看作是最大的政治，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从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生态制约来看，改革开放使我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经济总量迅速跃居世界第二，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但是应该看到，巨大发展成就主要是依靠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取得的，这种粗放型发展方式注重的是发展速度的提升和发展数量的增加，忽视了发展的质量和效率，这使得我国的发展呈现出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缺陷，既造成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结构不合理，所生产的产品无法完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沦为无效供给，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造成了自然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被破坏等问题。因此，树立新的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必然选择。从维系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来看，生态危机不仅危及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危及人类子孙后代生存与发展的根基，这就决定了在生态资源利用的问题上，“不仅要考虑人类和当代的需要，也要考虑大自然和后人的需要”。为了维系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人类子孙后代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必须实现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
（二）生态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论题
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彰显了人类与自然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有机联系的关系，使得人们逐渐突破了西方现代化发展的主客二分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促进了以普遍联系和发展为特征的整体论、有机论的生态思维方式的形成，并开始重新思考自然的价值以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为生态哲学的形成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日益向全球蔓延，人们开始认识到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形成了以维系整个生态系统稳定与和谐为目标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潮，和以维系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绿色发展思潮，并以此为指导形成了片面强调自然的价值与权利的西方激进的环境保护运动和追求资本利益的可持续发展运动。西方生态思潮和生态运动对自然资源稀缺性与有限性的强调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书和罗马俱乐部关于人口、资源和经济发展的系列报告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马尔萨斯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一书中从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这一目的出发，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工人阶级贫困根源的论断，脱离社会历史因素杜撰出“人口的自然法则”和物质生产资料增长的矛盾，认为由于土壤肥力呈下降的趋势必然造成生活资料按算数级数增长，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和生活资料按算数级数增长的矛盾是造成了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此外，他在该书中关于“增长的极限”以及人口增长与生产资料之间关系的论述，被美国学者加特勒·哈丁在1968年发表的《公有地悲剧》一文中进一步发展，其核心是强调应当关注人口增长与环境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使得人口问题、自然的极限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议题。而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对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观和技术乐观主义观点的批评，直接诱发了人类对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探索与思考，使人们认识到地球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要求应当重新审视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现有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如何解决环境问题由此成为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联合国“世界环境委员会”这个专门处理全球性生态问题的机构也随之诞生。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委员会负责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和理论，并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并为各国政府付之于实践。
（三）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是党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积极回应的结果
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绿色发展思潮虽然都认识到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维系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但是前者为了维护生态系统的和谐与稳定，否定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后者把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归结为维系资本追求利润的目的，而对他们上述观点的反思和批评又产生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绿色发展思潮秉承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忽视发达国家贫困人群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力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解决生态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前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后者以“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明确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以资本为基础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消费主义价值观强化了生态危机，强调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前者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和树立劳动幸福观，后者建立市场社会主义和树立共同体价值观，使生产目的服务于人民群众或穷人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尽管二者在理论性质和理论重点上存在区别，但他们都是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穷人生态学”。西方生态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既意味着生态问题日益成为人类关注的重要论题，也意味着人类文明发展生态转向，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的积极回应。
党的十八大正是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历史方位出发，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要求树立生态文明理念，通过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维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首次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既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又体现了党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提出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为基础，对西方生态文明思想的超越和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创造性转换的结果，是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是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超越，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提出了人类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其理论特质在于：第一，强调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受自然物质条件和自然规律制约的受动性的自然存在物，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依赖自然，自然界提供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自然看作是人的无机身体。第二，人类又是一种能动性的存在物，可以通过实践活动利用和改造自然，使之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果说人类之外的一般动物的活动是被动适应自然的本能活动的话，人类的实践活动则是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按照“美的规律”能动地改造自然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质上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第三，人类把自然二重化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并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以实践为中介实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使得人类与自然之间呈现出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系，并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这就决定了探讨人类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发生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必须从分析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性质入手。
马克思、恩格斯由此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不仅造成了本国自然资源的枯竭、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人类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的中断，而且资本的殖民活动造成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他们强调只有实现“两个和解”，即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的中断，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一方面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另一方面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共产主义社会是合理协调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生态型社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为基础，通过对西方思潮的超越和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换，实现了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性变革，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从西方生态思潮的发展来看，学术界一般把1949年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出版的《沙乡年鉴》一书看作是理论形态的生态文明思想的诞生。他在该书中以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为基础，要求人类放弃仅仅以经济和实用的态度看待自然的做法，应当放下征服者与主宰者的角色，而把自己看作是地球生态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同时又根据权利关系在人类社会中不断拓展的历史，要求把权利关系进一步拓展到人类之外的自然上，形成了以保护自然的价值与自然的权利为目的的“大地伦理学”。利奥波德上述观点被美国学者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和挪威学者阿伦·奈斯等人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他们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质疑和批评促进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绿色发展思潮的产生和发展。而对生态中心主义和绿色发展思潮的质疑和批评又形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从而构成西方生态思潮的完整图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不同于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绿色发展思潮秉承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立场，尽管存在着理论上的矛盾与弱点，但他们都是要求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考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秉承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立场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西方绿色发展思潮的超越。
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以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所形成的生态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其特点是割裂了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造成了其理论仅仅从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即生态价值观的维度考察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这一理论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建立在这一价值观基础上的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把解决生态危机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途径归结为树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反对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为，否定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性，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否定人类生存与发展权利，以维系西方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和审美趣味为目的的西方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绿色发展思潮以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与自然观为理论基础，认识到了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要求把忽视和否定人类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修正为基于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体现人类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然条件和可持续发展，这实际上是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理解为保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生态平衡，并要求人们应当为此承担责任和义务。基于以上理解和理论目的，绿色发展思潮要求在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制定严格的环境制度，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但是问题在于绿色发展思潮所追求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使用价值的追求，而是为了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这就决定了其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维护资本利益的绿色资本主义理论。
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来看，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主要体现在主张“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整体论、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中庸之道和持中贵和的“和”的文化价值观，“民胞物与”和“万物一体”的万物平等观，以及“道法自然”、取之有时、取之有度的节俭的生活观。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缺乏科学的理论形态，主要局限于一种经验形态的伦理价值观，需要对其加以改造和创造性转换，使之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形态，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为基础，对西方生态思潮超越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创造性转换的结果。第一，既吸收了西方生态思潮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整体论、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与自然观，又克服了他们割裂自然观和历史观辩证统一关系的缺陷，用“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三个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创造性概念，分别从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和尊重生态规律客观性三个维度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强调人类与自然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要求人类必须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把人类实践限制在地球生态系统的底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第二，强调应当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践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观，促进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主张脱离经济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缺陷。第三，既强调建立最严密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最严密的生态法治，又强调吸收西方生态思潮构建的生态价值观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和”文化价值观的积极内容，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改造，主张树立以环境正义价值取向为基础，包括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身心和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和”的生态文化价值观，提出了生态法治与生态德治有机统一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克服了西方生态思潮割裂生态法治和生态德治之间辩证关系的缺陷。第四，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并提出了“环境民生论”的生态文明建设归宿论，克服了西方生态思潮或者否定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或者否定人民群众生存与发展权利的缺陷。第五，坚持问题导向，以整体方法、系统方法、协同方法、重点论与两点论辩证统一辩证思维，展开生态环境治理，形成了党的统一领导和顶层设计，各级党和政府主导、市场主体和社会大众积极参与的“多中心”生态治理模式，克服了地方生态思潮或者在生态治理问题上的无政府主义缺陷，或者无法保证生态治理效率的缺陷。第六，提出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论，既强调生态环境问题是每个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全球性问题，都承担保护人类唯一地球家园的责任和义务，又强调应当放弃“赢者通吃”和“零和博弈”的霸权思维，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环境正义原则展开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把促进民族国家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与推进全球生态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推进全球共同繁荣发展，实现美丽中国建设与和谐美丽世界有机结合起来。
作为人类生态文明思想革命性变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理论基础，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决定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也决定了美丽中国建设的实践逻辑。
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实践逻辑
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生态制约和维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首次提出了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要求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布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明确了美丽中国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紧紧围绕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实行追究刑事责任和赔偿制度，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大幅度地提高违法成本，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应当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提高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和稳定性，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构建健全的生态安全屏障体系、自然保护地体系、生态补偿制度和环境治理体系，深入展开环境污染治理，严密控制环境风险，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并提出了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的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第一次将“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内容，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其核心是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又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把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归结为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和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四个方面，而且提出了从2020年到本世界中叶两步走的战略和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时间表，即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表现为不仅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要实现大幅跃升，还应包含社会和谐与人民生活幸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等；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使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实现全面提升，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对于推动绿色发展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提出了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路线图。第一，应遵循“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六项原则，要求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必须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为指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并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转换为绿色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使作为自然财富和生态财富的绿水青山转化为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服务于提升人民群众的民生。在坚持上述六项原则的基础上，要求必须坚持整体论、系统论和协同论相统一的辩证思维，对山水林田湖草采取一体化的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用严格的生态法律制度切实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并把美丽中国建设与美丽清洁世界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强调只有坚持上述六项原则，才能真正“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第二，加快构建包括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安全体系在内的生态文明体系，切实保证绿色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得以形成，显著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2035年基本建成和21世纪中叶建成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基础。第三，全面推进绿色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就是要“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只有实现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真正从源头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和自然资源浪费问题，从而形成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真正实现绿色发展。第四，强调当前美丽中国建设的阶段性任务就是要把解决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赢蓝天保卫战，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盼。第五，美丽中国建设必须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和保证国家安全，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第六，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和顶层设计，完善生态环境管理监管体系，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高环境治理水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并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归结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五点内容，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特征和奋斗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要通过克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教育、科技、人才看作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在作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的同时，强调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必须要坚持整体思维、系统思维和协同思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和保护，促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并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以科学技术创新积极推动清洁能源低碳高效使用，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治理，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和绿色低碳发展。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此后相继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我们可以把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实践和实现途径归结为文化路径、经济路径、制度路径、政治路径和技术路径五个方面。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文化路径是指在全社会培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本体论和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塑造保护生态环境的人格与绿色生活方式，为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提供必要的文化支撑；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经济路径是指如何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观念转化为绿色发展方式，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撑；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制度路径是指通过制定系统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严密的生态法治切实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保证生态系统的安全与稳定，为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政治路径是指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和顶层设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环境民生论”，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撑；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技术路径是指加快科学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生态化，降低自然资源耗费，建立高效低碳的能源体系，推进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为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上述五个路径在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实践过程中是相互依赖和相辅相成的，应当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足于新发展理念，协同发挥不同路径在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实践中的作用，从而把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有机统一起来。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与实践的当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正是通过科学回答“为什么要提出美丽中国建设”“建设什么样的美丽中国”和“如何建设美丽中国”这三个核心问题，展现了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既实现了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文明实践的创新，又实现了发展理论的创新，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这无论是对于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还是对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抑或对于实现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与积极构建美丽清洁的和谐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理论和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发展问题上认识的升华和新境界。发展问题的核心是如何理解发展的本质、如何实现发展以及发展的价值归宿问题。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反思中外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问题认识的升华和新境界。关于发展的本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区分了“真发展”和“假发展”，批评西方发展观和“二战”后西方为刚独立的新兴国家和地区设计的现代化理论在发展实践中只会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的“假发展”结局，强调“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关于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如是批评——西方的发展是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和通过殖民掠夺实现的，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灾难，而且是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他强调应当采取以绿色低碳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又批评了“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要求的与世界经济体系脱钩，闭关自守地追求发展的做法，强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体系实现现代化和发展，主张融入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体系中，通过文明交流和互鉴的方式实现发展；对于发展的价值归宿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批评那种以维护资本利益为目的的发展必然造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协调，强调应当把发展的价值归宿定位于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思想与发展实践，主张通过实现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统一，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关于上述问题的探索，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既强调通过工业化来摆脱落后的农业国面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又强调通过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和“三废利用”来保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又强调发展应当因地制宜，发挥科学技术进步对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的作用、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发展的非均衡与均衡关系问题，先后提出了注重人与自然和谐与协调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正确处理发展的速度、数量和效益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民群众的自由全面发展。但上述理论和举措主要还是受工业文明下的环境保护理念所支配的，虽然使我国经济总量迅速跃居世界第二，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正是基于对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作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科学判断，强调“发展”依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另一方面又强调我们不能走西方边污染、边治理的发展老路，强调“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中国现代化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艰难，不能走老路，又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就只有走科学发展之路”。党的十八大由此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使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并提出了通过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要求应当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的基础上来理解发展的本质，并要摒弃传统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追求发展，代之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把发展的价值归宿定位于是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认识的进一步升华和新境界。
第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基础，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智慧和西方生态思潮的继承和超越的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原创性贡献，是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智慧和西方生态思潮都坚持有机论和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把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其理论追求的目标。但是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主要停留于伦理价值观的维度；西方生态思潮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则是以割裂自然观和历史观辩证统一关系的抽象的伦理共同体思想为基础的。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理论基础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为基础的，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智慧和西方生态思潮继承和超越的结果，不仅体现为提出了“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三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概念，而且体现为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作为其核心的理念和价值追求。西方生态思潮和绿色发展思潮或者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解为否定人类生存与发展权利，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或者理解为否定人民群众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维护资本追求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生态平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环境民生论”，坚持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并由此提出了有别于西方生态思潮和绿色发展思潮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观、生态资源既是生态财富和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的生态财富观、“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党的统一领导、党和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和社会大众积极参与的多中心生态治理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的共建全球生态文明观等一系列新的命题，是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上的中国主张，是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既是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又积极致力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的美丽和谐世界的建设，这有利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第三，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所实现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来看，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以在维系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上表现为从“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到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五位一体”的演变，这一演变的核心强调应当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为“五个文明”协调共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上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足、生态良好的生态文明发展新道路，既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涵进一步拓展到“美丽”上，又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从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认识深化来看，可以从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来考察人类文明的发展。前者体现为人类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后者则主要体现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经济社会形态的演进，人类文明的理想追求主要体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由于其文明发展的目的是实现资本的增殖，而不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发展必然导致出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相异化的结局。美丽中国建设目标追求的则是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个文明”协调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改变了在现代化问题上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责任编辑：徐淑云 苏媚媚〕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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