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平｜论“四下基层”的三重特质及其新时代启示
陈书平，法学博士，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讲师，厦门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摘 要
“四下基层”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形成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蕴含着深厚且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得到了传承和弘扬。“四下基层”是实践主体在充分认识、深刻把握客观对象世界的现存状况基础上进而改造客观对象世界的创造性活动，在其具象化展开过程中表现出了现实性、人民性和整体性的特质。大力传承和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对推进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走深走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下基层”是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这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形成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本质上是实践主体在充分认识、深刻把握客观对象世界的现存状况基础上进而改造客观对象世界的创造性活动。“四下基层”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在宁德孕育，它蕴含的精神内涵、价值追求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得到了传承和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创造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不仅对福建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省域范围内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基础。”“四下基层”的现实性、人民性和整体性特质对深刻认识和深入把握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的实践功能、价值主张、工作方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为不断丰富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智慧支持。
“四下基层”的现实性特质
所谓“四下基层”的现实性特质意指“四下基层”不是实践主体的主观臆想、主观臆造的想象活动，而是实践主体通过对客观对象世界的深入了解、全面剖析、本质把握，对客观对象世界进行革命性改造，目的在于使这种客观对象世界的发展更符合人的本质、人的本性的需要。也就是说，“四下基层”不是停留在对客观对象世界的主观把握之上的，而是要深入到客观对象世界的本质性、历史性维度之中，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规律指向。以此为基础，实践主体适用这一规律，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未来大势，提出相应的思想理念，进而指导乃至重建社会现实。所以，“四下基层”的社会功能不是仅仅停留在“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层面上，而是把“改变世界”作为“四下基层”的实践旨归。总的来看，“四下基层”之“改变世界”的实践旨归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四下基层”能规范、矫正实践主体的行为方式，增强实践主体的实践能力和拓宽视野。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中明确指出，领导干部“必须放下架子，打掉官气，主动上门，把信访工作做到基层”，由此“可以改进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各级领导干部到群众中走访……了解和熟悉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状况，就可以从根本上防止这种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弊病”。可以说，“四下基层”不仅是提高党员干部政治智慧、增强执政能力、激发干事创业主动性的必要途径，还是党员干部通过与人民群众相互接触、相互作用，不断加强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更是提高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的党性修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的重要法宝。面对如何提高领导干部下基层能力和水平的问题，习近平同志要求党员干部“眼睛向下，善于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营养，获得真知”。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充分了解基层情况、掌握群众意志，并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出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指出的，调查了解工人阶级的生存境况，是“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赞成和反对这种理论的一切空想和幻想”。可以看出，“四下基层”是帮助拨开人们的思想迷雾、获得理论新认识、坚定理论自信的锐利武器。
二是“四下基层”的现实性通过规范、矫正实践主体的主观世界，进而更好地“改变世界”，即促进实践主体之外的客观世界的向善发展，包括人类社会全面进步、生产方式进步发展等方面。“现实本身”是思想理念的产生根源，“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作为一种体察民情、追求真理的工作方法，“四下基层”就是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本质性研究和把握，并在这种“现实生活”的历史性展开过程中概括、提炼、升华出新的思想理念，用以创造出更加美好的世界。
一方面，“四下基层”的工作方法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导向。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提倡各级领导带任务、带问题深入基层，解剖麻雀。……有利于把问题解决在源头，把矛盾消弭在萌发状态”。也就是说，“四下基层”既是提高领导机关办事效率、增强办事精准性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领导干部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矛盾、困境的有效方法。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讲话中结合自己在福建工作的经历，深入阐述了调查研究对制定科学的政策、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性：“我在福建工作时，针对福建是林业大省、广大林农却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的状况，为解决产权归属不清等体制机制问题，推动实施了林权制度改革……我认为，林权改革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我们抓住‘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这4个难题深入调研、反复论证，形成了全国第一个省级林改文件。2008年中央10号文件全面吸收了福建林改经验。”“四下基层”的历史性展开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过程，而且是一个追求真理、发现真理、践行真理的过程。
另一方面，“四下基层”的关键是在深入把握现存世界的现存状况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理论认识、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并将这种理论新认识指导新实践，解决新问题，最终使这种新理论、新理念成为现实。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着深入的思考和系统阐述，提出了检验思想理念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只有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观念、决策、谋略，才能够真正、精准地切中客观对象世界和社会现实，并对之进行有的放矢地改造，推动事物朝着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方向发展。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时，自觉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到当时的闽东地区极为贫困，全省经济排名位列末尾，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面对这一发展困境，习近平同志在深入、系统掌握宁德地区的现实状况后，提出了“滴水穿石”“弱鸟先飞”“经济大合唱”等一系列理念，并脚踏实地地将其运用到闽东地区经济社会建设全过程中，努力使闽东人民摆脱物质和精神贫困的境地。实践证明，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倡导的这些工作思路、理念是正确的，指引着宁德的现代化之路。有数据表明，宁德生产总值从1988年的20.1亿元增至2021年的3151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从1.5亿元增至265.8亿元，综合实力跃升至全省第5位，跨入全国百强城市行列，彻底扭转了宁德“老、少、边、岛、贫”的历史境遇，成为了福建省发展的新增长极。可见，“四下基层”不是要维持现存世界的现存状况，而是“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最终实现对现存世界的现存状况进行深度性、革命性的革新和改善，因而，“四下基层”本质上是一种以“改变世界”为旨归的实践形式。
“四下基层”的人民性特质
所谓“四下基层”人民性特质指它的每一环节都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底色。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整个理论建构进程中，在对基层深入、全面、系统调查研究过程中，深切表达了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的价值期盼。马克思在24岁时就完成了自己的调查研究开篇之作，即《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为了有力反驳莱茵省总督无理指责《莱茵报》的两篇文章，马克思到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全面、细致地了解和掌握该地区人民群众生活的实际状况，“详细地分析和研究了各种材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资产阶级政府背离人民的‘官僚本质’”。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亲密战友也走在调查研究的路上。为了全面、准确、客观地了解和收集到广大工人阶级的生活境况，他“用了21个月的时间，通过亲身观察和亲自交往来直接了解英国的无产阶级”，最终撰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篇影响广泛的调查研究名著。可见，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调查研究是一项“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实践活动，具有深厚的生存论意蕴，其内在规定的受益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人群体。因而，调查研究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指向，调查研究下基层更是将调查研究与人民生存境遇、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相结合，彰显出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强大的现实伟力。
“四下基层”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秉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紧依靠人民干事创业、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幸福的党的初心使命。一方面，推进“四下基层”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四下基层”不是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相分离、相对立的单向性实践活动，而是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双向良性互动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创造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创造历史的“剧作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可以说，“四下基层”作为以“改变世界”为旨趣的实践形式，是一种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深度交织融合的社会政治实践。例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主体并不仅仅局限于党员干部自身，而是必须依靠并汇聚人民群众的集体行动力，才能真正及时、有效、广泛地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精神实质、理论主张和价值主张“飞入寻常百姓家”。又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只有“打掉‘官气’、放下架子，真正深入群众，与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促膝谈心，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了解群众想什么、盼什么、要什么，才能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做出正确的决策和判断”。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许多困难和问题……依靠什么去战胜困难？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谈出不同的思路和方法。但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这就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只有我们密切联系人民，真正与民同苦、与民同忧……我们必定会赢得全体人民的同心同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可见，“四下基层”不仅是使党员干部明白自身“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的有效路径，还是党员干部了解人民群众疾苦、增进人民群众感情、赢得人民同心同德的实践典范。
另一方面，“四下基层”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人民、造福于民。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的所有实践形式都是以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为逻辑起点，现实的个人在实践中创造新环境的同时，新环境也为现实的个人的进步发展奠定新的基础。因而，人类的所有实践形式最终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的。“四下基层”作为人类实践活动形式之一，始终把实现“现实的个人”的美好存在和美好发展视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习近平同志强调，领导干部在落实“四下基层”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过程中，要始终牢记党员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都要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具体来说，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既能使人民群众及时掌握党的政策主张、理论主张、价值主张，又能使人民群众监督党的政策主张、理论主张、价值主张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调查研究下基层贯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旨在深入掌握与人民群众、民族国家发展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使党员干部真正深入民情、掌握民意，增强党员干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造福人民群众的政治本领。信访接待下基层“可以摆正同群众的关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现场办公下基层可以推动党员干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由观念转化为现实，而不至于使这种宗旨停留在一种价值预设与纯粹构想的境地。由此可见，“四下基层”蕴含的价值内核乃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利益的深度眷注，是一种服务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实践活动。党员干部只有通过“四下基层”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把不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进行变革与改造，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要求党员干部要切实“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可见，“四下基层”的根本在于立足基层、深入基层、掌握基层、夯实基层、建好基层，其价值目标在于联系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掌握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造福人民群众、赢得人民群众，人民性构成了“四下基层”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的本质属性。
“四下基层”的整体性特质
所谓“四下基层”的整体性特质，意指它的每一个要素既表现为相互独立、各具特色，又表现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四下基层”中的每一个要素、样态、形式不同，决定了蕴含其中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也是不同的。尽管如此，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实践目标。概括起来，“四下基层”的整体性表现为实践的整体性和效果的整体性，前者侧重于“四下基层”实践活动的过程性，后者侧重“四下基层”实践的结果性。
一方面，“四下基层”具有实践的整体性。它意味着“下基层”具有动态性、关联性、互促性的特征。首先，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是前提。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就是领导干部把身子沉下基层，把心思留在一线，真心、精心、耐心、细心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递给人民群众，解读给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从内心深处真正拥护党的领导，真正实现“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可以说，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从‘声边’到‘身边’，生动体现了始终聚力于民的独特优势”。其次，调查研究下基层是核心。调查研究具有统摄性、基础性的作用，是党员干部制定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性条件。毕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一种以观念形态和理论形态存在的形式，是党员干部在充分、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获得的一种真理性认识的深刻体现。“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既要调查机关，又要调查基层；既要调查干部，又要调查群众；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调查研究所涉及的调查对象、调查内容是全方位与多领域的，深刻“体现了始终问计于民的科学方法”。再次，信访接待下基层是关键。信访接待下基层要求地、县、乡三级全部建立信访接待日和信访接待下基层制度，打造条块结合、分级负责、按职能解决问题和困难的信访接待网络。实际上，信访接待下基层也是一种反馈机制或评价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在现实实践中，人民群众通过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情况进行“阅卷”，采用信访等方式提出相关意见建议，进而推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开花结果。例如，1988年12月，首次“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活动在霞浦县举办，习近平同志亲自参加了这次活动，同102名来访群众面对面对话，在对话过程中，倾听人民群众的反馈意见、问题困难，“受理各种问题86件，其中12件当场答复解决，其余问题要求相关部门在一个月内处理完毕”。可见，信访接待下基层也是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有助于使党员干部“变‘坐诊’为‘出诊’，生动体现了始终心系于民的真挚情怀”。最后，现场办公下基层是保障。现场办公旨在及时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高质量地落地生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讲求实效、多办实事，在解决问题上下功夫，党员干部必须“通过现场办公的形式，及时协调解决。地县乡领导和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三级联动，一起参加接待。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三堂会审’，该由某一部门办的事，当即明确由某一部门办理；对涉及几个部门的问题，在接待日领导的协调和督促下，也能各司其职，及时办理，避免了推诿和扯皮的现象”。因此，现场办公下基层也构成了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的重要面向，有助于党员干部更为及时、精准地捕捉到问题，并及时将问题解决。可以看出，“四下基层”中的每一环节都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呈现出一幅普遍联系的实践图景。
另一方面，“四下基层”具有效能的整体性。这意味着“四下基层”所要取得的最终成效是“1+1大于2”的。“四下基层”中的每一个要素在实践过程中有其自身的功能定位和效能指向，他们在各司其职的同时，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最终形成最佳的整体性效能。具体来说，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的实施效果，表现为它能够真正使人民群众掌握理论，理论只要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就能不断丰富和涵养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也能转化为人民群众改变世界的物质性力量和强大的动力源。从根本上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乃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调查研究下基层的实施效果，表现为它不仅能使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且能使党员干部最大化地避免陷入主观主义、经验主义陷阱中，进而在最大程度上有效规避决策、规划的失误，为制定科学、可行的战略计划提供前瞻性指导。信访接待下基层的实施效果，表现为它不仅能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增强党和群众的凝聚力、团结力，而且能及时且精准地解决一批信访重点、难点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畅通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因此，信访接待下基层不仅能够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而且能够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应当指出，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出要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并把统筹领导信访工作纳入其工作职能中，这是有效解决国家与社会中间环节脱节的重要的体制创新。实际上，统筹领导信访工作作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重要职能，就是对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提出的“四下基层”中的信访接待下基层的新时代运用和升华，由此也进一步把“四下基层”中的信访接待下基层这一工作方法在社会建设领域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凸显出来，有助于真正打通中央到地方的“最后一公里”，进而更加深刻展示了“四下基层”中的信访接待下基层这一工作方法的价值魅力和真理伟力。现场办公下基层的实施效果，表现为它不仅能使领导干部做到心中有民、心中有责，而且能有效凝聚起党员干部的思想合力、行动合力。可见，“四下基层”的每一个要素功能各异，但它们之间能相互渗透、相互优化，最终形成最优的效能合力值。
“四下基层”的三重特质对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的启示
“四下基层”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有一个共同的实践底色，那就是“下基层”。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下基层”是实践主体深入基层一线对客观对象世界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考察、分析和研判，通过加深对客观对象世界的认识，找出其既有的乃至未来存在的问题。因此，“下基层”的本真指向是对现存事物的客观状态的考察和剖析，探寻破解其可能、可行之道，进而推动客观事物的系统性变革、整体性改善。尽管“四下基层”的每一个要素及其功能各具特色，但它们所蕴含的思想原理、精神实质和价值期待是内在一致的。习近平同志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这一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在宁德孕育和实践，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得到了传承和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调查研究提高到了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上来认识，认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功，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因此，调查研究工作方法具有根基性、基础性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系统、深入地阐述了新时代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主要内容、方法步骤等内容。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新时代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是对“四下基层”的当代延续和时代开新，而“四下基层”的三重特质则对深化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四下基层”的现实性特质为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的实践功能指明了正确方向
“四下基层”的现实性特质充分展现出实践主体对必然的把握。“四下基层”的现实性归根到底就是要实现两个层面的变革和指引。一是通过“四下基层”的实践活动，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这就涉及共产党执政的纯洁性、先进性、引领性的方面。二是通过“四下基层”的实践活动，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取得新突破。由此看出，“四下基层”的现实性特质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创造性指向，为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新时代提出大兴调查研究实际上是对“四下基层”的现实性特质的时代传续和丰富发展。一方面，必须以大兴调查研究为实践载体，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历经艰苦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找到了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即人民监督政府。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的调查研究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实践，找到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即党的自我革命。可见，要以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为契机，系统、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坚持把调查研究工作方法与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统一起来，从精神、能力、作风等方面真正“硬”起来，进而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个有效办法。”另一方面，要以大兴调查研究为实践方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新突破，进而努力创造一种更加先进、优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归根到底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活动。要用好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来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新难点，找到破解问题、矛盾、难点的新办法新思路新方案；要用好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来辩证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即事物全局和事物局部、事物当前和事物长远、事物宏观和事物微观、事物主要矛盾和事物次要矛盾、事物特殊性和事物一般性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深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规律。可以看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大兴调查研究的现实性指向就是要不断破除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难点、痛点和堵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劲有力的知识力量。
（二）“四下基层”的人民性特质为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的价值追求明确了坚定立场
“四下基层”实践活动具有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根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活动不是少数精英群体的活动，而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纵深推进，群众队伍也必将随之逐渐壮大，在此意义上，深刻诠释了“四下基层”是“为了谁”的根本问题。“四下基层”在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框架中展开的，因而决定了蕴含其中的每一环节都必然包含并贯穿着人民的元素，让人民真正成为历史和时代的主人。因此，“四下基层”的工作方法归根到底乃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实践活动。人民群众的革命性、创造性实践是实现“四下基层”创新性实践的不竭源泉。可以说，“四下基层”是对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增进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做好联系服务人民群众工作、解决好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
“为了谁”是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回应的价值关切。这也深度关乎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的价值取向、评判标尺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时代性表达。在现实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把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这一工作方法与提升党自身能力建设结合起来，而且还把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作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路径。具体来说，一方面，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汇民意的实践主题。民意即人民诉求、人民期待，同时，民意中也蕴含着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智识。新时代新征程上，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始终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只有将广大民意汇聚起来，才能赋予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这一实践活动以旺盛的生命力。如果忽视、漠视人民群众的经验或意见的调查研究，那么“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进而也不可能使调查研究成果真正归人民群众所有。另一方面，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解民忧的价值主题。民忧即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大兴调查研究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也不是漫无目的、走马花光地调查，而是以“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为基准，并切切实实地回应和彻底解决这些“最实际的呼声”。换言之，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的展开过程是党员干部“从群众中来”“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其价值目标在于“一切为了群众”，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切实可行、人人可信、实时可为的实施方案，最终起到成就人民美好生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加速器和推进器作用。可见，只有在大兴调查研究中坚持问题导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推动大兴调查研究逐渐向纵深处展开，也只有将大兴调查研究与问题导向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二者良性互动、互相促进的态势，才能充分展现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
（三）“四下基层”的整体性特质为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提供了根本遵循
“四下基层”的整体性特质内在折射出“下基层”是一个总体性范畴。“四下基层”实质上是一项系统性、整体性的实践活动，它不是对单一领域进行调查调研，而是立足整体、大局，在坚持问题导向基础上把“四下基层”的每一个要素下细、下深、下全，亦即全方面全方位把调查对象及其问题摸清、摸透、摸准，以辩证思维分析把握和厘清这些问题和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主次关系、变与不变的关系。可以说，“四下基层”蕴含深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们栖居于其中的世界，“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一方面，必须坚持以系统观念推进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既要把握事物的重点方面，又要把握事物的整体、大局，注重调查对象要素结构的关联性、统一性，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具言之，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的重点在于要始终紧紧围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线，实行问题、难题、矛盾的大梳理大排查，着力打通、彻底解决贯彻执行中的堵点淤点难点，这主要涉及12个方面的关联性问题，其最终的实践旨归在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直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必须以科学的思想方法推进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走深走实。以单一的、线性的、静止的思维方式来开展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窠臼中，不利于获得客观、全面、有效的研究结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增强“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事实上，这些思维方法汇成了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所要遵循的方法群。例如，战略思维要求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必须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上，把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有机结合起来，使调查研究的成果具有前瞻性、创造性；历史思维要求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必须有大历史观，既要深入考察调查对象的现实维度，也要深入挖掘调查对象的历史维度，将现实维度与历史维度结合起来，进而把握事物发展的大方向大逻辑；创新思维要求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必须研究真问题，只有把真问题研究透了，才能找出破解难题的新方案、新思路、新举措，最终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经验做法，从而更好地指导新实践；法治思维要求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必须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尊重客观事实，不弄虚作假；等等。每一种思维方式都有独特的功能，看似相互独立、互不相干，实际上，这些思维方式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功能群，最大限度地指引、规范、保障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实践活动的最优化展开，进而推动客观对象世界的现存状况实现最大化改善、提升。可见，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是一项系统性、整体性的社会工程。在现实实践中，只有坚持系统观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使党员干部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形成思想凝聚力、行动向心力，努力推动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风险防范、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工作，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责任编辑：苏媚媚〕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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