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玉 张一方｜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若干空间哲学话语分析与重建
刘怀玉，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一方，哲学博士，云南大学哲学系讲师。
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空间重构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呼唤着中国现代性空间哲学话语的自主建构。要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话语生成逻辑问题，其一，要批判性反思并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目的论”式抽象逻辑强制与“西方中心论”化空间话语；其二，要借鉴并超越作为西方现代化理论替代者的所谓“全球现代性理论”与“世界体系论”的历史-空间哲学话语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意义的理解；其三，借鉴大陆中心论与海洋中心论的世界地缘政治哲学对中国式现代化意义的专业化实证性研究的贡献并克服其局限性；其四，消化与吸收“本土派现代化”理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研究成果并反思其空间哲学视野上的局限性。从把握资本主义全球化生产逻辑与中国现代化自身的空间生产逻辑辩证互动关系入手，并从中国革命与现代化自身的发展实践出发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空间辩证法意义。
西方现代化理论局限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曲解
现代化不但是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问题，其本身也是一个社会空间重构问题。理解现代化的哲学方法不仅需要历史辩证法视野，同样也离不开空间辩证发展视角。在历史哲学与空间哲学双重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特征常常被不假思索或教条式地纳入西方现代化本来特殊的“普遍性”或虚假的“普世性”话语体系当中：一方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目的论”化抽象逻辑强制，另一方面是出于“西方中心论”式空间话语误解。马克思是最早的无情地批判西方现代化权力话语体系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所率先开辟的世界历史，无非是一个“按照自己的模样”为自己生产-型塑出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空间化过程。之所以不能把西方现代化模式直接等同于“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是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按照西方现代化的普适性假设来研究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最为典型的方法与思路是认为至晚清为止的传统中国历史是从以北京为中心的广袤内陆帝国开始的，而现代化的开端则起始于西方文明的野蛮入侵。也就是说，要想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帝国主义”与“现代化”外来概念是必须要使用的基本范畴和方法。这无疑是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理解路径，更深入地说，这种理解不仅有其历史哲学、历史发展理论基础，也有其元地理学阐释谱系。
元地理学是人们构建起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整套空间结构，对于涉及自身的每种知识与关切，包括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等，都需要元地理学的知识。诸如“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划分就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元地理观念，它以欧洲为中心，将世界依照与欧洲的距离远近（包括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划分为若干重要程度各不相同的地理范畴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的最直接表现就是“现代地缘政治学”的衍生，它主要从地缘政治关系阐述欧美视角下的社会政治问题，其主要内涵是将民族国家视为地理有机体或一种空间现象，进而从空间地理关系层面图绘时代发展。
总的来说，现代地缘政治学作为一种与西方现代化相呼应的知识体系，其所散布或表达的是西方中心论的权力普遍化腔调。换句话说，权力生产知识，权力与知识彼此暗合。地缘性话语是真实还是虚假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实践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当它发挥作用——组织与调控权力关系如西方与他方之间——时，它们就可被称为某种真理体制”。
无论如何，西方现代化理论将西方的现代化路径的特殊性当成全球社会现代化的普遍性，正由于这种现代化的空间哲学，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的种族中心主义歪曲倾向。如此，遵循“西方与东方接触后才开始真正的历史”这一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地理学标准，中国现代化史就被误读为以西方为中心的政治地理学史。此类误读可大致归为三种模式：一是“冲击-回应”论式。它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或者主要线索是西方的入侵，解释这段历史可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公式代替，从而严重夸大了西方殖民入侵的作用。二是“传统-近代”模式。此模式的前提是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的万流归宗之“楷模”，因而中国近代史也将按此模式完全“复刻型”地从“传统”社会演变到西方的所谓“近代”社会，认为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是停滞不前的，只是无休止地在传统模式的更迭中循环，只有等到西方世界的猛击一掌，其才能沿着西方已经走过的道路向西方模式的“近代”社会前进一步。三是帝国主义范式。此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风云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溃、民族灾难与无法发展的祸根。西方近代以来就这样一直地把中国看成一个被动挨打与由于西方影响而发生变革的落后国家，而实际上，近代中国历史主题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自我革命”。
全球现代性理论视角转换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误解
所谓全球现代性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性假设的再生产或颠倒。它首先是指一种新史学，即基于后殖民的、后民族主义的文化地理差异视野来理解全球现代化。这种对于过去现代性的替代性理解，不崇尚欧美现代性统治的普遍性，并且质疑这种普遍的现代性本身，而为“被殖民国家”寻求当代独特的现代性及其独特现代性之所以产生的独特文化和历史。这是一个“在历史中拯救国家”和“在国家中拯救历史”的双重现代性话语建构过程。
全球化现代性的研究模式既关注时间也关心空间。其代表人物德里克认为，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性的生产过程有三个阶段，即欧亚现代性、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现代性抑或欧洲现代性，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着的当代的全球现代性。它重新为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历史提供了一种理解模式，但是不局限于资本主义发展形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普遍理解，而是要将民族国家以及产生了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放置到一个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更广阔的语境中。换言之，全球现代性是向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普遍性发起挑战、进行颠覆之后所形成的新的普遍现代性话语。
在“全球现代性”理论视野中，“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真正重要之处在于其所具备的其他地方无法复制的东西。中国化道路、中国革命不仅是西方现代化普遍性中的一个特例或被动客体，而且是一个重构现代化的特殊性主体。从地理革命策略特殊性来看，中国以农村为核心的革命道路实践，使得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都市主义式的现代性变得不再可能。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面对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城市化、工业化的现代性问题，且必须面对前现代的广大的农村问题。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规定表明其世界性、普遍性意义，同时其又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是一场民族革命，旨在建立一个新国族与新文化的社会。
但在德里克的全球现代性理论视域中，中国特色是一个复杂性、差异性的历史地理概念。我们必须在流动的文化空间的生产中理解中国现代化独特的历史与地理，必须从空间化角度理解中国的历史。全球现代性模式迫使我们将现代资本主义历史化，而不是将其普遍化。同样它也有助于我们克服民族国家的历史目的论。但如此作为并非否认民族国家的重要性，而是让我们的分析重新获得超越民族之外的视角，将现代历史全球化，创造让中国历史世界化的可能，它将中国史带入世界，同时将世界带入到中国史中。
总之，德里克的全球现代性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结论是：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现代范式的一个本土化版本。如果说中国发展本身有范式可言，也只不过是对全球现代性的矛盾加以范式化的表达。这些矛盾广泛分布于当今世界的各个领域。中国其实并不是作为封闭同质的地理与历史而存在，而是全球性与地方性互动的一个产物与缩影。“中国特色”在此意义上是一种历史性的流动迹象，而非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属性。进而在其语境中，中国式现代化在今天所取得的成就被视为一种后革命的全球化现代性，一种笼罩在西方现代性历史阴影下的全球普遍性的某种特殊化，而不能定义为某种后现代的特殊性。
全球现代性理论确实提供了从世界历史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特殊性的视野，但是在其论域中，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还是一种“世界普遍的特殊性”，与每一个全球化范围内作为后殖民发展国家的现代性并无太大区别。显然，这种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之理解是有明显缺陷的，并在三个方面偏解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首先，它在试图让中国式现代化摆脱西方现代化普遍性话语陷阱的同时，却又将其强行纳入所谓全球现代性这种新的普遍性话语结构之中。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其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革命，并且是中国为了实现现代化所进行的具体空间地理革命斗争的结果。而全球现代性理论或后殖民主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普遍性想象，是出于西方现代性冲击以后的被殖民国家的偏激反应。
其次，它把中国革命史与中国现代化史分隔开来，断言前者具有后殖民主义现代性普遍意义，后者则是西方现代性的特例。实际上，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改革开放历史与中国革命史一脉相承，共同构成真正属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中国改革开放史是中国社会革命史的必然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非与中国社会革命史遗产的决裂，而恰恰是中国现代化道路整体独特性的体现，“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德里克实际上并不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真正的独特之处，还是被禁锢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当中，其表面上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的认同，实质上是以“普遍的”后资本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现代性假设取代这种特殊性。
最后，它无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既包含普遍性的特殊性结构，也是一个由特殊性生成为新普遍性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源于其自主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历程而内在蕴含并转换为普遍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历史化其实质是与一种特殊的历史情势的结合，而这一具体情势是历史的同时也是空间的、地理的。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社会革命进程，还是改革开放进程，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发展普遍性理论与中国社会情势和特色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整个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部分。它是唯一的具有真正中国特色的特殊的现代化道路。德里克所认为的中国化或“中国模式”是把历史上的而不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归于类似西方现代文明层次并且世界化的过程，显见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误解。
世界历史地理体系论的现代性解读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窄视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哲学话语体系，除了西方现代化及其替代品的全球现代化理论之外，还有以西方现代化反对派面目出场的世界体系论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长时段理论。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沃伦斯坦认为，世界是一个由三层次构成的金字塔，最上层是核心国家，中层是半边陲国家，下层是边陲国家。核心与边陲的区别主要不是贫富悬殊，而是经济/政治自主性迥异。在沃伦斯坦看来，现代化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实现自己的“升级”。受此理论模式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深入研究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崛起并逐步统治整个世界的长时段历史的基础上，也同样发现资本主义所统治的世界是一个不平衡的等级结构式的体系。
通过批判性援引世界体系论与长时段理论，特别是霍布斯鲍姆的“漫长19世纪”与“短暂20世纪”史学观，还有阿锐基的“漫长20世纪”理论，并借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汪晖提出了以中国为主体的20世纪现代化世界体系论，作为理解中国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的框架。在他看来，用西方20世纪时间与空间概念来界定中国的20世纪现代化的时间与空间是十分牵强的。20世纪是全球范围内的共时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深度和密度的时代，但这种共时性是通过多重时间关系相互链接而产生的；同一事件存在着因语境差异而产生的不同后果，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理解上的区别、对抗或交叉。因此，丰富的横向关系是20世纪的主题。“20世纪的诞生”意味着多重时间变迁转化为共时性的内部非均衡性，“概念的横移”预示着时间性关系越来越具有横向性，多重时间性转换必须置于复杂“空间革命”的视野中。
“20世纪的世界体系论”实属地缘政治学中的“内陆中心论”。从汪晖“空间革命”的角度看，20世纪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即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可以理解为对抗海洋资本主义的陆地革命。这两场内陆国革命由充分汲取了海洋能量的新势力所推动，不仅抵抗了外来侵略或殖民统治，而且改变了内陆秩序的革命。其中，20世纪中国革命已取代十月革命成为新的世界革命策源地，中国革命相比于俄国革命的特殊形式更具有普遍性和世界历史意义。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土地革命直至社会主义革命，无不是由地缘政治的内陆力量借助于海洋能量而产生的对于旧的空间秩序的冲击，也无不包含对于来自欧美和日本的海洋力量的抵抗。总之，20世纪中国革命是对“空间革命”概念的印证，“空间革命”也是中国革命之矛盾和冲突的最为激烈的形式之一。
相比于阿瑞基和霍布斯鲍姆，汪晖既没有单从资本主义长时段发展的内在经济动力出发解剖世界体系，也没有从西欧中心主义现代性出发压缩世界体系的历史和地理，而是以中国现代性“参与到”复杂世界历史地理图绘的方式理解世界体系，还给20世纪以一个中国起点。这意味着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纪不仅要从边缘走向中心，而且要彻底终结西方旧的单一的时间概念。虽然说质疑西方现代化的20世纪并将中国的20世纪革命和改革历程强调为世界化的重要话语的一部分是必须要完成的时代任务，但是在“以中国为主体”的20世纪世界体系论中仍然存在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某些理解和话语建构上的视野遮蔽性。
一方面，在汪晖的革命与政治的宏大叙事中，侧重和强调的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或者说是苏俄和中国的革命的世纪，但他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而言，革命和改革的道路同样至关重要，且都具有世纪性长时段意义。改革开放是中国在20世纪时势和情势下走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对新中国的社会发展进行经济围困和技术封锁，中国内陆经济发展受限必须进行改革开放，从内陆空间走向海洋世界必须实现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齐头并进。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应该说，不仅中国革命在20世纪的 “空间革命”中意义重大，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也同样具有伟大的“空间革命”意义。
另一方面，汪晖不再满足于和德里克一样将中国现代性阐释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特殊的、替代性的甚至是反现代化的现代性。在其视野中，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源自中国与欧洲之根本不同的历史、制度与文化，表达的是对西方现代性统治霸权的不满意与反抗。“中国的20世纪”不仅要将中国现代性模式置于特殊性的位置，还要致力于建构一种面向历史与现实的普遍主义话语。总之，就是从一种以差异性对抗普遍性的现代性，转变为重建一种普遍性以取代西方现代化陈旧的普遍性。固然，阐释中国现代性需要辩证地否定、超越并取代西方现代性理论，但如果仅仅依靠从帝国（而非现代民族国家）“长时段”历史一脉相承的特殊性出发，强调中国的20世纪的革命性意义，此观点难免有不周全之处。虽然汪晖特别强调了中国革命的人民主体性意义，但并不能真正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独创性及其普遍意义高度来理解中国的20世纪。
中国“本土化”视域下的现代化理论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迷惑
除了全球现代性及世界体系论之外，第三种视野侧重地缘政治学，是“以中国为主体和本位”的“本土派”的中国道路观。
在所谓中国式现代化“本土派”理论阐释中，最基本的分析框架是从中国自身的海陆边疆体系的历史演变与世界现代化地缘政治扩张的关系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自我发展-超越的历史逻辑。其代表性观点：一是认为中国现代化发展需要实现从内陆中心论的地缘政治走向海洋中心论的世界体系转型；二是将中国海陆空间看作世界海陆际枢纽，认为其格局或地理政治的现代化变迁成为世界海陆秩序的全息缩影；三是侧重于从“长时段”大历史观来理解以中国为本位的现代化，淡化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之间必然性或刺激共生的关系；四是主要解释中国乡土化发展的现代化疆域策略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体系，尤其是经济发展体系之间的关系。
其一，认为就时间与空间以及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而论，中国的世界历史地位大致经历了秦汉时期的东方世界中心、唐宋时期的东西方世界中心、宋元时期的东西方世界“中轴”、明朝时的古今世界交替的“地平线”、前清时期的“现代世界中的古代世界”以及晚清之后的“两个现代世界之间”等阶段。中国的地缘政治发展则可分为三个时段：中原王朝、中华帝国时期，即从秦到前清（前221—1840）时期；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并抵御入侵，以及中国与世界体系局部性接触时期（1840—1979）；中国与世界体系全面整合时期（1979至今）。中国地缘政治在过去2000多年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即从维系中央王朝稳定和等级化的“天下”体系，到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近代中国被迫接受殖民化世界核心国家对传统亚洲秩序的颠覆，再转型到当代中国参与全球化世界规则制订并与一体化世界整合接轨而成为世界体系多极核心中的一极的发展过程。
其二，认为从全球格局来看，中国是世界秩序当中的海陆枢纽；从国家格局来看，中国内在地是一个体系，且正因其内在的体系性成就了其外在的海陆枢纽地位。中国的历史特殊性既在于它的轴心文明地位，又缘于其具有超大规模。而这决定了它具有一种普遍主义取向而非仅仅一种地方特殊性。反过来，世界许多轴心文明的消失均缘于其缺少超大规模。而作为体系的中国仿佛是世界海陆秩序的全息缩影，通过历史的演化与现代的整合，凝结为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并以其超大规模性获得了动能，打通内外两重秩序而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
现代世界体系有三大构成要素，即海洋秩序、大陆秩序以及海陆中介/枢纽秩序。正在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从内部来看是个大规模疆域体系，从外部来看它是现代世界秩序中的海陆枢纽。中国正是因为其内在统一性与体系性，成就了外在海陆枢纽的地位。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古代历史上与世界其他部分近乎分开发展的中国，转变为现代历史上内在于世界的中国。它会因其更大规模性而作为世界秩序的自变量，重新定义其所融入的这个世界，并在此过程中形成自我与世界秩序共同演化的格局，“这是中国文明与世界历史之内在逻辑的自我展开，是它自我实现的必须途径”。
其三，站在批判西方化的中国历史观立场上，为中国历史自信提供学术话语基础，重新书写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这就是说，阐述中国自身现代化发展历史必须基于宏大的“长时段”时间观，以及基于囊括复杂地缘政治变迁与疆域沿革的空间观。
由此来看，中国近现代史不单单是政权交替史，而且是中国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主权国家的历史。这一历史的时间跨度与涵盖范围远远超出了过去以革命或现代化为主叙事的历史书写。这也意味着如果仅仅从中国民族主义历史书写的视角突出晚清以来的百年屈辱，并不足以全面概括中国在这一个世纪所经历的突破与坎坷。为了突破以西方现代化为准绳或为主体的中国现代化历史研究，必须既将中国转型看作全球化的一部分，又要有选择地综合地缘战略、财政构造与政治认同，并在时间跨度上打破传统的古代近代历史划界。具而言之，现有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解释多以西方的国家建构之历史经验为依据，即人民对民族国家的高度认同，民族国家是主权国家，国家归人民而非君主所有。但是，中国近现代史实际上对这种“帝国-民族国家”或“传统-现代”二分法提出了挑战。
实际上，“中国从1640年代至1940年代长达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产生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它不仅地域辽阔，而且就权力结构而言也很坚固，既大且强，亦即越大规模的领土与人口，与一个高度强势的政府体制之间独一无二的结合，乃是今日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最大特征”。正是这样一个以克服非集中化和追求政治统一为中心内容的过程及其历史遗产，塑造了延续至今的现代中国国家的政治实体。
其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的本土派在某种意义上是曾经兴盛于南美洲的反西方现代化依附论的曲折反映与创造性挪用。如果说西方现代化理论是着力思考如何去克服不发达问题的；那么，作为其最有力的反对派，“（反）依附论者”则是批判性反思西方现代化如何造成不发达的。与前者突出历时性差异的“传统-现代”二分法相比，后者则是以突出共时性对抗为特征的“中心-边缘”二分法。
从“反依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资本积累论视野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道路历程并不能完全用西方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逻辑来解释。尤其是中国内在地发生的城市与乡村关系的经济道路，对于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发展以及在经济上参与世界经济都有重要的阐释意义。
在人类历史上，气候与自然环境差异决定了全球化之前人类文明及制度的内生性与多元性，也决定了近代以来不同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在东西方的差异途径所形成的不同制度与体系结构。但这种东西方地理与文明传统的空间差异以及传统与现代社会间的阶段性差别，却由于资本主义全球殖民化发展及其主导的世界体系这种抽象空间生产畸变为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南北式”等级结构。核心国家不断通过对外转嫁制度成本而获得收益，得以完成资本积累、实现产业资本扩张与向金融资本的跃升，发展中国家及底层民众则不断地被迫承受成本转嫁而陷入低水平陷阱难以自拔。这种中心-边缘世界体系及其空间生产导致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度依赖性，而中国式现代化却能够最大限度地摆脱这种依附性发展的厄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有效地保障了中国成为人口大国中唯一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它可以通过吸引外资自我消化，按照自我要求进行再生产，而不是顺从国际资本主义发展方式。
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不仅在于其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与价值选择，而且在于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内部化地处理“负外部性”的村社基础。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城乡的发展多呈城市牺牲乡村的不平衡模式。但是，村社理性与政府理性构成中国的两大比较制度优势，乡村的发展也必须同时进行，以达到城乡关系的平衡，城乡不平衡的发展最终必须落实为城乡平衡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然而历史地看，不平衡的城乡发展也是必要的，是平衡发展的必经道路。中国的工业化以城市工业化区域的发展为主，还不具备城市均衡一体化发展的条件，这就决定了从各方面平衡和统一中国城乡发展、平衡人民利益结构是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发展的出路，必须走城乡二元格局化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单纯的城市化、全球化，而是基于广大农村发展回旋的一场持久战，利用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显著以及吸纳投资空间大的地域性条件，以内源性发展来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一次次地外部转移所导致的依附性困境。
总的来说，“以中国为主体和本位”的“本土派”坚持了结合中国实际的本土视野，同时也非常具体地展开了地理空间的分析，研究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问题及其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地理关系问题，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历史和地理意义。但是，恰恰由于他们太想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的独特性显现于世界现代化的影响之外，从而或多或少地弱化和忽视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影响力和地理影响力及其普遍性意义，因此迷失在以中国疆域为中心的封闭的空间观当中。
首先，本土派从国际地缘政治学角度强调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从传统内陆发展型国家转变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家，如何使中国摆脱近代以来在世界政治经济地理中被边缘化与孤立化的位置，如何正确处理陆路交往发展与海路沟通发展的关系，但往往迷惑于中国地理疆域的庞大规模与相对固态化的国际地缘关系视野，而没有注意到中国社会变革的重大作用以及资本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分工体系的根本作用。马克思主义就是要袪除世界政治结构中的似自然或超历史现象。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致力于“对被高度物化与自然化的世界政治结构进行无情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关注解释世界政治的本来面目，而且还要从根本上改造它”。
其次，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地理疆域轨迹来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虽然有益于从历史阐释学意义上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历史话语，突出完全以中国为主体的现代化理论逻辑，固然不缺乏历史自信，但忽视了中国现代化过程独特的变革和复杂的动态性，忽视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自我革命性。
最后，从中国经济与中国地理的关系分析和理解中国自身的现代化道路，无疑是最为具体的和最为贴合中国“乡土社会”实际的阐释话语。但是，摆脱对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依附性困境，并不能仅仅靠城乡二元关系作为支撑。乡土现代化派的迷惑在于它为了摆脱依附理论而只聚焦于中国乡土。实际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最艰巨最繁荣的任务，其根本途径就是坚持农村农业优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是一个不断自我革新的内含城乡空间辩证发展的差异性的空间，它在不断地发挥自我乡土和农村优势的同时，利用和驾驭以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充实和发展自身。因此，城乡均衡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性过程，而非一个静止的共时性结构概念。
“空间的生产”视野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世界历史地理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空间重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探索历经了复杂曲折的过程。它既是一部对外部国际资本主义空间钳制的“经历-脱离”历险史，也是一个对内在发展空间的重建创新过程。它先后经历资本主义现代化殖民化浪潮冲击，进而突破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生产宰制，谋求生存、建设、发展和创新这样一个由被动裹挟到主动作为的过程。从空间生产的角度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成功地开拓出属于中国社会自身的社会主义发展空间，它既是世界现代化普遍发展规律在中国的具体历史地理呈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由特殊的民族国家历史地理意义转变上升为具有世界历史性现代化普遍发展意义的表现。
（一）空间生产的历史地理辩证法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成功实践呼唤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总结与表达，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理论可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逻辑提供空间辩证法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空间’问题与概念从来都不是静止与透明的几何学与地理学概念，也不是神秘与主观的文化心理形式与抽象封闭的符号结构，而是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过程，即它是一种动态的历史关系，故‘空间化’或‘空间的生产’一词更能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对空间的独特深刻理解。”广义而论，空间生产代表了一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方式或载体，体现社会结构和功能的空间属性和作用；从狭义上讲，空间生产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产生的蔓延并统治全球的抽象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得益于列斐伏尔所说的“抽象的空间生产”方式而实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的幸存。有鉴于此，他才强调“社会主义必须生产出自己的空间，否则就是一种空想”。他认为，从空间生产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有两条可能的前进道路。苏联模式完全依赖大型企业和大城市的实力，所有其他的相对于生产中心、财富中心和决策中心的地方则处于被动的边缘化状态。而中国式道路则是立足于小型与中型企业，立足于与其实力相匹配的城镇，它致力于推动全部区域与全部人口共同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不使增长与发展相脱节。这条道路“可以将这个过程构想为一个多维度的过程，它不仅包括财富生产与经济增长，也包括社会关系的丰富与发展——表现为既在空间中生产各种各样的商品，也生产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空间生产甚至可以更加有效地取用”。社会必不可少的城市化将不会以牺牲全体人民利益为代价，也不会在发展与增长过程中进一步加剧不平衡；相反，不平衡发展将会消失，或者至少趋向消失。它会成功地超越城乡对立，取而代之的是降低城乡差别程度，并反过来使它们融为一体。这就是中国式道路的新文明空间生产经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空间生产。
当然，以上观点是列斐伏尔在20世纪70年代的看法，显然有其时代局限性。从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的丰富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及其所承载运行的社会形态之空间生产方式可以从三个基本尺度加以理解，分别是城市化、国家-区域化和全球化发展。
从城乡关系结构及其空间生产尺度来看，中国现代化探索的社会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原因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城乡空间策略或地方尺度战略取得了改天换地的伟大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根据对中国近代社会矛盾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功地探索了一条从“重点进攻城市”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空间创造之路。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留下的严重落后局面与不平衡发展的实际，形成了“重点建设城市”、以城市为主导的现代化空间建设之路。但是，建设工业生产型城市主导的经济现代化，由于生产力基础的薄弱，为了保证城市人口生活供给而实施的粮食统购统销和户籍管制度，使得城乡二元化割裂问题严重。改革开放以后，对城乡进行新布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大大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并在20世纪末期亚洲经济危机以后着重提出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更加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进入新时代，则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格局。
从国家-区域的空间尺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沿海与内陆格局辩证发展的空间生产，并取得了天翻地覆的成就。1840年以后，近代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现代性浪潮，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况下被迫寻求中国现代化的出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国家主权与空间的高度独立统一。在新中国建设初期，国家发展的区域规划方针以“均衡发展”为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空间生产旨在使 “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同时，为防范美苏争霸可能会危及沿海地区，新中国工业布局采取尽可能海陆均衡的战略。但是区域均衡并不能充分发挥个别区域空间优势。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实现生产力的发展，“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发展的空间蓝图。“两个大局”即允许与鼓励沿海地区优先开放发展“先富起来”，到一定时候沿海又帮助内陆发展富裕起来，这种从“先后”到“总体”的空间逻辑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区域经济的空间生产在区域非均衡性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经济轴带建设大循环为主体、内陆与沿海双向循环相互促进的空间格局，也就是以“三群两带”和“一带一路”为引领的空间生产新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生产既需要全球化的空间尺度视野，同时也在深刻影响着全球化的空间布局与发展格局。它不仅摆脱了最初任人宰割的历史空间命运，且最终找到了新的历史空间发展之路。近代中国为了寻求生存独立的现代化道路，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武装斗争，从而实现了在世界殖民变局中的突破，获得了独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世界“两极化”分立，中国依托于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展工业化。随着苏联霸权逐渐危及中国，毛泽东果断提出“三个世界”论，中国由此自觉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反对美苏霸权并立志探索自身道路，获得了“站起来”的建设空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经济发展”的两个世界主题，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开始以开放包容的空间姿态面向世界，赢得了“富起来”的发展空间。随着苏联解体以及新世纪逐渐形成的以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世界格局的形成，中国迅速成长并站在世界正义的一边，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多极化平等发展的中坚力量。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强起来”的道路上积极推进构建新文明发展空间，建设海洋强国。当然，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海洋殖民本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是要打破资本主义按照资本积累逻辑构型之旧空间，创造和重构新型的差异空间。“一带一路”就是因此而展开的构建世界经济全球化新秩序的新实践与人类新文明发展之路。
总的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历史与地理辩证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空间化历程，包含了城市化尺度、国家-区域尺度和全球化尺度的空间生产。可以说，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是中国社会自身在不断地进行变革和重组的总体空间生产过程，并开拓出适应中国自身社会主义发展的广阔空间。它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逻辑和事实批判，而且正在建构的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差异化的空间生产道路，即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现代化，也是自我空间革命、社会空间结构优化重组的世界成功典范。
（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空间的需要
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生产研究视野不仅从各个空间层次上历史地反思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空间探索和建构过程及其成就，也辩证地阐释了中国在现代化道路进程中发展的属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自身的空间哲学意义。当然，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现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空间生产的历史还在继续。着眼于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国情，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时代交汇点上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空间生产还将面临着诸多新任务新课题。
其一，开辟新发展空间。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布局、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新格局，以及谋求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发展的空间需要，必须在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历史性持续以及坚持对外开放发展海洋空间的同时，也必须激发内陆空间的经济活力，推进更加灵活、多维、立体的经济发展架构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新常态需要以经济空间的开拓和生产为前提，社会生产的重心从物质生产向空间生产转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空间生产来消除资本扩张悖论。”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寻求经济发展的空间生产，要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和诉求下进行，提高对资本的驾驭能力。
其二，掌握新技术空间。当今世界，人类进入高度技术化的发展时代。高新技术的创造力在世界经济体中占据重要地位，为世界各国打开了日新月异的发展空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与世界接轨，同样离不开技术空间的生产和创造。回顾中国社会现代化历程中所遭受的技术封锁和科技壁垒，持续不断地提高高新科技的创新，推进和鼓励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科技园区、自主性发展的科技阵地，增加数字与科技研究力度，使数字科技的发展目的和发展前景更好地为满足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服务，这是立足当今世界也是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一条社会主义空间生产道路。
其三，建设新制度空间。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上层建筑，具有深厚的中国社会土壤、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和鲜明的实践性，特别是拥有广大人民支持的民心基础，它是“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深化的结果”。新时代背景下，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来说，需要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制度空间，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其空间化具体化表现就是采取“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这种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与制度安排。它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又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形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
其四，创造新文明空间。构想和创造着眼于全人类全世界的社会新文明，是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的根本精神体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旧邦”之“新命”。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自从工业化时代开始就采取高度集中化抽象化的剩余价值生产与剥削形式，并在推动这种私有制市场化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实现了对全球的掠夺与统治。社会主义的革命及其现代化发展，始终站在创造公平正义、消灭剥削等级的远大理想一边，致力于创造与维护人类多样性文明平等发展的世界经济秩序与政治空间，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反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推动人类社会新文明空间建构发展。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人类社会追求大同理想的传统，并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向世界庄严地表达了中国的天下胸怀，指明了人类新的前进方向，打开了新文明空间。
其五，培育新生态空间。把自然环境、生态资源等人类共同拥有的自然产物加以私有化掠夺，并纳入总的生产过程以赢得超额剩余价值回报，这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基本特质之一，尤其是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将整个人类的自然财富甚至整个人类的未来生命纳入消费和金融领域，自然生态的私人占有及其价值榨取导致生产的生态破坏和不可逆转的自然环境灾难。而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体现就在于，它追求全体人类幸福的、实现社会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化大生产，摆脱私人占有和利用空间以实现资本积累的狭隘的现代化发展归宿。进入新时代，我国自然生态和社会生产、人民生活逐渐走向和谐共存、良性互动的健康发展轨道。“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这既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属于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过程，也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
（三）“道路自信”：从特殊到普遍的世界地理历史意义
一个国家究竟走什么道路，取决于它所具有的历史特点、所选的社会制度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需要高度自觉自信。中国历经百多年艰辛探索所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这是一个由生存问题向发展问题、由被动式向主动式、由地方民族国家历史向世界历史转换的多重空间重构提升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道路自信充分体现了现代化道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内涵。
回眸百余年中国共产党党史与70多年的新中国成长史，中国式现代化已经从自身特殊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中走出了一条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道路。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特殊实践经验中内在地包含新的普遍性规定。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康德所说的从“规定性判断力”到“反思性判断力”的转换过程。“规定性判断力”是知性认识中从普遍概念出发规定特殊对象的判断力，而“反思性判断力”则是从给予的特殊性出发去寻找其可能的普遍性原则。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真正的具体展开……不能听任内在直观的武断主张，或使用一种基于外在反思的推理……这不是指把一个给定的特殊东西归摄到普遍性……在精神作出规定和消除规定的同时，特殊东西已经对自身作出规定”。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首先是把世界现代化发展之“一般”规律用于中国之“具体”的过程。它不是关于“一般”自身的分析、演绎或推理活动，而是使之“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中国式现代化之“特殊”，在同世界现代化普遍逻辑相结合的进程中也将自身提升为有着更高历史阶段意义的“一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是对西方现代化普适主义历史逻辑的抗拒与解构，但这一拒绝与解构并不单单是对特殊性的确认，而是“重构普遍性”，最终“通过对中国历史独特性的讨论重构一种能够容纳这一独特性的普遍性”。有学者甚至主张中国可以用天下观念取代西方霸权式的世界历史概念，认为“天下体系，这是一个来自于中国传统与特殊经验但可以上升为世界普遍性的概念”。总之，从既定的支配性的普遍性话语所规定下的中国特殊性道路探索，到怀疑这种普遍性的虚幻性，再突破这种普遍性的局限性，寻找新的可能的自主性普遍性话语来规定与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这既是一个历史辩证法反思问题，也是一个空间辩证法建构问题。从历史角度看，这是一个从以先进的政治革命带动落后的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过程，一个以经济现代化引领社会现代化的不平衡发展过程，一个以解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经济社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为己任、实现社会系统全面协调的高质量发展过程；而从空间辩证法角度来看，可谓一幅从“革命地理学”到“发展地理学”再到“新文明空间”的动态变奏图景。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现代化一般理论同中国现代化特殊的历史空间发展实践以及中国文化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结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总之，从世界历史角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史是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构型的普遍性价值的深刻的实践体现。从世界地缘政治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经过曲折历史空间辩证法探索才取得成功的。由于国家地理区位和社会地域状况的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可能难以复制，但依然能为世界上各个社会历史地理状况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空间生产方式与新文明发展愿景。
〔责任编辑：李 欣〕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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