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思容｜近代日本对华侨领袖陈嘉庚的研究——以《华侨的研究》《华侨杂记》为中心
邹思容，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人文学部博士研究生。
摘 要
陈嘉庚研究大多侧重以中国、南洋以及陈嘉庚为主体的视角，甚少从日本的视角反观陈嘉庚。日本对陈嘉庚的研究由来已久，其研究服务于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政治战略与军事企图，并置于整个华侨研究体系中，既有客观记录的史料，也隐现歪曲事实的主观动机。日本研究记录了陈嘉庚白手起家、由盛及衰的实业之路，高度评价陈嘉庚的教育及慈善事业，但也将陈嘉庚定位为南洋的抗日巨头与政治领袖，是日本在南洋地区最难对付的政治对手。日本的陈嘉庚研究反向诠释了日本抓捕陈嘉庚的原因、动机与目的，佐证了陈嘉庚在抗日历史上的巨大贡献，无愧于“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评价。
不可忽视的日本对陈嘉庚相关研究
学术界对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陈嘉庚在南洋的反日言论与抗日活动。陈嘉庚与日本的关系，是研究陈嘉庚政治行为的重要领域，也是理解与评价陈嘉庚最主要的入口。除了郭梁等少数学者搜集整理近代日本发表的具体论述陈嘉庚的资料外，关于陈嘉庚的研究大多以中国、南洋以及陈嘉庚为主体，其文献基础主要源于陈嘉庚的自传书信、华侨回忆、中国内地与南洋华侨社团所办各种中文报刊，甚少从陈嘉庚的敌对面——日本的视角反观陈嘉庚。而日本对陈嘉庚的相关研究就成为这种视角不可忽略的珍贵史料。研究“日本对陈嘉庚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关于陈嘉庚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可以更好地解读围绕陈嘉庚的相关历史现象，更全面准确地评价陈嘉庚这位历史人物。
日本关于陈嘉庚的研究成果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达到高峰。战后，陈嘉庚研究的热度虽然下降，但相关研究并未中断，甚至陈嘉庚去世后，有关研究论文仍偶有出现。日本对陈嘉庚的研究，最具文献价值的当属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日本对华侨的调查报告。“根据台湾‘国史馆’与日本中京大学联合整理的『台湾总督府文书目录』（第1~5卷，东京ゆまに书房，1993—1998年出版）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史资料陈列馆整理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文书目录》（2002年编印）的不完全统计，日俄战争后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和国策会社调查机构对南洋华侨的调查资料多达400余种。其中，长篇调查报告书达100余种，短篇调查报告书达300余种。”有关陈嘉庚的研究散见于日本对华侨的各种调查材料中，特别是在华侨领袖的调查报告里有较集中的体现，在日本对华侨团体的调查报告中也有不少文献。
日本对陈嘉庚的研究，有两本历史文献特别值得关注，即太平洋战争时期出版的《华侨的研究》（『華僑の研究』）及《华侨杂记》（『華僑襍記』）。《华侨的研究》一书由日本企画院编撰，松山房1939年（昭和十四年）发行。本文论及的《华侨的研究》特指日本企画院编撰的调查报告。根岸佶撰写的《华侨杂记》一书于1942年（昭和十七年）发行。根岸佶是日本的经济学家，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书籍，主要进行中国经济方面的相关研究。该书由朝日新闻社出版，发行者是东京本社的樱木俊见。这两本著作在日本的华侨研究中很有代表性。《华侨的研究》出自日本政府官方调查机构，《华侨杂记》则源于个人观察。前者属于基础性、长时段的研究，注重整体性和完整性；后者则属于策略性、短时段的研究，强调趋势和动向。这两本著作都对陈嘉庚进行了专题论述。然而《华侨的研究》与《华侨杂记》，在中国学界虽有提及但未被系统研究，也没有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而且，两本著作中关于陈嘉庚的专门章节，也鲜见于陈嘉庚的相关研究。本文将以这两本文献为中心，参考日本有关陈嘉庚研究的其他文献，特别是日本对南洋华侨领袖与华侨团体的调查报告，结合日据时期《台湾日日新报》等报刊资料，对日本的陈嘉庚研究进行较为系统地梳理与剖析，以期有新的发现。
日本研究陈嘉庚的主要内容
（一） 日本研究对陈嘉庚创办实业的评叙
日本文献清晰地记录了陈嘉庚从创业、发展、鼎盛到破产的全过程。“陈嘉庚于1909年以35万元的价格将农场出售给英国人，又购买了数千英亩的山地，专门种植橡胶树，事业如火如荼地展开。”《华侨杂记》称，马来西亚的采胶技术改进之后，陈嘉庚是当时最大的种植户，也是最大的橡胶生产商。“从事这一行业的大部分是华侨，其中，华侨独占加工业。众所周知，其中就有像陈嘉庚橡胶公司这样的企业，拥有能够生产轮胎的近代大工厂。”日本关注到，陈嘉庚的实业领袖地位不在于种植业而在于近代化的工业，因而对陈嘉庚企业的购买价格、员工数量、种植面积等都记载得十分详细，强调陈嘉庚从原材料种植、生产、销售、运输及衍生品形成了一条龙的产业链。“这些产品几乎都是由自家的零售店直接销售的，在南洋和中国的各个地方都有店铺，数量多达数十家，还拥有用于南洋近海航线的小型汽船运送货物和其他客商，此外还从事鞋、肥皂、化妆品的制造。”“他是福建人，在大萧条时代之前，他的经济实力一直称霸全马来……”“最大的种植户”“最大的橡胶生产商”“称霸全马来”是日本方面对陈嘉庚经济地位的基本定评。但后来由于橡胶的生产过剩而价格暴跌，陈嘉庚也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曾经营橡胶园、饼干工厂、菠萝加工厂，一度拥有数千万元资产……其后，被输入的日本商品挤垮，几年前已经破产。”日本调查报告特别点明陈嘉庚的破产原因与日本的商品竞争有关。“到1933年2月，最大的橡胶加工企业陈嘉庚公司终于也不得不进行清算。可以说，这是日货涌入所带来的直接打击的结果。”特别强调将陈嘉庚的破产归因为日货的涌入与挤占，就为日本认定陈嘉庚排日的政治倾向埋下伏笔。
（二） 日本研究对陈嘉庚社会活动的评价
日本不仅注意到陈嘉庚作为实业家的一面，对其教育家与慈善家的一面也多有肯定。《华侨杂记》谈到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创立过程。集美学校从小学开始逐年扩大规模，“今日已经成为气派的教育机关”。陈嘉庚“二十五年中投入100万元的建设费用和300万元的经常费用，奠定了厦门大学的基础。他捐出了新加坡4000亩橡胶园，以满足学校基本开支的需求，现在该大学靠这一收入得以维持”。《台湾日日新报》也有不少陈嘉庚的相关新闻，该报曾报道，陈嘉庚仅设立学校的费用、维修费就达到百万元，还提供学生们的伙食费、学费书籍、舍费等，每个学生“一年140元到200元”。日本研究关注到陈嘉庚不仅奔走于祖国的教育事业，还在新加坡兴办华侨教育。“1919年，新加坡华侨陈嘉庚、林义顺等发起成立华侨中学，8月开办；槟榔屿华侨也成立槟城中学。”
《华侨经济事情》详细记录了陈嘉庚对厦门大学的建设情况。“厦门大学为新加坡华侨陈嘉庚独力创立，前后建筑费及经常总计四百万元全为陈氏捐献。世界经济不景气来临后，陈氏事业失败，然仍对学校续作大力捐助，迄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底止仍支付经常每年七万二千元……不足部份另行设法。”对陈嘉庚的捐款总额与厦门大学1935年的师生人数都有确切记载，还特别标明厦门大学侨生的人数与占比。
对陈嘉庚的教育慈善活动，日本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以培养有为之人为最大幸福的陈氏家族，其素质之高令人吃惊。”《台湾日日新报》记者以“令人吃惊”来形容陈嘉庚及其家族慷慨解囊的家国情怀。“用橡胶园赚来的钱，独自在故国建最高学府，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突出了陈嘉庚以一己之力实现“教育救国”梦想的“不容易”与“了不起”。日本企画院发现破产后的陈嘉庚“在社会地位和声望方面，仍然独树一帜，对全体华侨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陈嘉庚超凡绝俗的义举，使他在华人华侨圈里分外突出与醒目，日本方面用“独”来定义陈嘉庚的“与众不同”，用“全”来形容陈嘉庚的广泛社会影响力，这是准确的。
日本的研究还注意到了陈嘉庚对中国国内的社会影响力，比如陈嘉庚对当时福建省政府腐败现象的批评。日本的调查报告引用1948年11月7日香港《大公报》的社论指出，事实证明了陈氏的先见之明，后来随着公估制度的废除，“市场上粮食充足”，“已经完全看不到一年来的米荒景象”。陈嘉庚批评福建当局的公估制度禁止粮食买卖使官吏肆意舞弊，直指福建的米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不过，日本的报告并不认同《大公报》对陈嘉庚的正面肯定，反而用各种数据来抨击南洋华侨对中国的投资与汇款。报告援引1941年2月福建省永泉师管区司令部朱文伯散发的名为《福建省的兵役工作的经过概况并答陈嘉庚》的小册子，辩称陈嘉庚对官吏腐败破坏了福建抗战经济的指责并不属实，“华侨本身决不是像一般所说的那样为全面抗战作出了贡献”。日本调查机构一方面客观肯定陈嘉庚对中国政坛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用各种方式诋毁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对祖国汇款投资。
（三）日本研究对陈嘉庚政治倾向的评判
对于在华侨界如此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日本方面对陈嘉庚的政治倾向十分敏感。日本华南调查会的《华侨领袖名簿》列举了马来西亚140名华侨领袖的姓名和住址，分别标注“○”和“△”符号。前者表示该华侨领袖的财富和地位处于上层，后者表示该华侨领袖与抗日运动有密切关系。陈嘉庚被同时标注了“○”和“△”两种符号。在《中国事变与华侨概论》的报告中对主席陈嘉庚特别用括号标注了“主要的排日派”几个字。
日本调查机构关注陈嘉庚涉足新闻传播事业，认为其充分利用了报纸以及舆论的影响力。陈嘉庚于1923年创立的《南洋商报》是在南洋华侨界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华侨的研究》称该报的发行量达到了一万册，《华侨杂记》认为其“排日情绪很浓厚”，宣扬抗日言论和抵制日货。日本十分关注陈嘉庚任领导人的华侨团体的抗日色彩与政治功能，指出其相继任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与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主席。在陈嘉庚担任总理的娱乐团体怡和轩俱乐部条目，《南洋华侨团体调查》特别注明：“‘七七事变’爆发之际成立的新加坡筹赈会即借该俱乐部为办事处。”
汪精卫发表求和言论后，日本注意到陈嘉庚几次致电汪精卫，表示为了国家利益，应该拒绝和谈。汪逃离重庆以后，陈嘉庚公开发表意见：“汪固深知此意，最近参政会决议公务员中途言和，即为汉奸国贼。汪身居议长，企竟充耳弗闻，乃敢弃职离都，背党叛国。”日本方面评价陈嘉庚“因为身处远离战祸的新加坡，由于没有生命危险而鼓起了巨大勇气”。
日本方面不仅评定陈嘉庚的抗日政治倾向，还研判他是很难对付的“对手”。陈嘉庚在1938年“双十节”发表演说，劝阻当地爱国华侨勿把仇恨情绪扩大到英国，指出轻举妄动的反英行为不仅违反当地法律，也破坏中英关系，既失去一个可利用的盟友，也给日本予可乘之机。日本对陈嘉庚此番言论如此评价：“他抑制一部分华侨的盲动，指导他们以冷静而有秩序的大运动为目标，实属不可侮之人物。”
（四）日本研究对陈嘉庚人物形象的评定
日本研究主要从社会地位、历史作用与角色功能三个方面对陈嘉庚进行总体评价。
1.社会地位
日本研究对陈嘉庚的社会地位评价很高，称陈嘉庚是“南洋华侨的（政治上的）元老”“是南洋华侨中屈指可数的事业家”“陈嘉庚作为一流企业家赢得海内外的威望”。《华侨杂记》发现即便是陈嘉庚破产了，“作为一名卓越的社会事业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地位和声名并没有下降”。“卓越”这个词恰如其分地评定了陈嘉庚在南洋华侨的领袖地位。无论是商业、社会还是政治领域，陈嘉庚都是整个华侨界的高峰。
2.历史作用
日本研究对陈嘉庚的历史作用的关注重点是抗日活动。《华侨的研究》中“陈嘉庚”条目开篇即是“这有一个叫陈嘉庚的男人，如果排除了这个人，马来的抗日运动以及所有华侨的社会运动都是不必谈论的”。清楚说明没有陈嘉庚，就没有马来（不止新加坡）的抗日运动，乃至所有华侨的社会运动，陈嘉庚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整个华侨的抗日进程。
日本调查机构收录了《国民党政府在“七七事变”中的华侨工作》文献，其核心议题即“新加坡何以成为排日根据地？”除了政治经济等原因，陈嘉庚作为华侨领袖的个人作用十分显著。该文献记录了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最高指挥机构的筹备过程，“一九三八（民国二十七）年五月，由于厦门沦陷，多数难民群集香港及鼓浪屿……菲岛的侨领李清泉急电闽省华侨，欲在香港召开‘南洋各属闽侨代表大会’，但因当地的反对，眼见召开困难，于是爪哇巴达维亚侨领庄西言急电李氏交涉，终于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各属华侨代表会议’，并决定以此会为海外救亡的最高指导机关……孔氏（孔祥熙，时任行政院长）于同年七月，致电新加坡的星洲华侨筹赈会主席陈嘉庚说明经过……同时孔氏致函南洋各属华侨、华领，促请在新加坡集会”。
日本军方对中国抗战的财政情况十分敏感，认为“南洋华侨问题归根结底是华侨经济问题。华侨经济的重要性及其对中国本土的经济贡献乃是不言自明的。华侨对中国本土的经济关联是实现中国国民革命的杠杆……而且还对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挽救了国民政府困窘的财政。‘七七事变’爆发后，华侨经济又变成为抗日的蒋介石政权的战时财政政策的重要支柱。也就是说，华侨经济或是成为考验如何指导中国政府领导能力和国民政府民族统一运动的动力，或是成为导致民族国家破灭的经济基础”。前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上海调查所也认为：“形成当地救国运动的……资金活动的中心是以商会为母体所组成的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委员会，委员长为陈嘉庚。”陈嘉庚负责整个南洋华侨的抗日捐款，对中国抗战起着“支柱”作用，甚至对民族国家起着“生死存亡”的作用。
日本看到了陈嘉庚与华侨捐款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调查报告在以下三个方面对陈嘉庚领导的捐款进行负面评述。
一是故意渲染陈嘉庚领导的捐款带有“强制性”。《中国事变与华侨概论》中写道，“南侨总会”委员长陈嘉庚“自己率先捐款10万元，呼吁所有华侨捐款。另一方面，向各地派遣募集员，凡是不响应捐款者，对其胁迫，强制捐款”。日本的多篇报告论及华侨的捐款时，多次出现“强制”的字眼，如“劝募方法半强制”，“募集捐款的方式分成为三种：抽、捐、罚。其名称分成为以下六种：货捐、月捐、扣薪、节约、特捐、罚金。”“月捐是向各社团成员、个人以及商店每月半强制征收一定数额的捐款方式。”“特捐。向难民捐献防寒衣物、医药、钱财，称为特捐。每逢各种纪念日，半强制性要求捐款。”
日本调查报告这种负面评价，恰恰从反面印证了陈嘉庚在抗日捐款中“非他莫属”的历史作用。陈嘉庚在募款办学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到，公益行为指望少数几个华侨大富豪是靠不住的；幻想发一个号召，捐款就会源源不断，这更是痴人说梦。陈嘉庚兴办厦门大学原本是带头领捐，最后变成一个人“独捐”。这些亲身经历让陈嘉庚意识到，抗日捐款要从过去“盯着大户”转为发动全体华侨，从一次性的“开大会捐款”转为日常性的持久“常捐”，各区下指标，层层分责任，人人有义务，月月不间断，这才保证了南洋华侨捐款的规模与可持续性。他在《南侨回忆录》里，特别解释了为什么募款要集腋成裘、久久为功：
至富侨捐出十万八万元，或数万元数千元者，只有初时认捐一次而已，再后常月认捐多已袖手，虽有因情面难却而续捐者，则极微末。……彼不知者必误会华侨逐月义捐，概为富侨及巨商乐输，征求容易，只需开一次会或发出劝募函，无须如何努力，便可募集巨款，此与事实相差甚远。
二是刻意制造华侨抗日捐款“越来越少”的舆论。《华侨汇款及其引诱吸纳之对策》转引了《大公报》刊载的陈嘉庚在“南侨总会”第一次大会上的讲话内容：“抗战三年多来，华侨汇往本国的汇款总额达30余亿元，由于欧洲战争的爆发，虽然大部分华侨汇款为汇兑管制所限，然而汇款数目还是有所增加。”对此，日本军方调用各种数据试图证明，华侨汇款的增加只是因为汇率的变化，而不是华侨实际汇款数目的增加。“陈嘉庚所说的‘抗战三年多来，华侨汇往本国的汇款总额达30余亿元’，以及季出井和太所言的‘从1938年中国法币汇率的暴跌，可见1939年华侨汇款的金额特别显著的增加趋势，在10多亿元至20亿元’相符。关于华侨侨汇金额的各种数字存在如此惊人的增加，实际上是由于法币对外比值的暴跌所导致的。”但日本军方强调的汇率变化并不能得出“可见华侨捐款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陈嘉庚前述讲话对逐年捐款的变化及原因作了详细说明：“若廿八年各属所汇计为七千万余元，比之在大会中所认，有加无减。至廿九年则汇水大降，全年各属计汇出七千三百余万元，以国币言，比廿八年度增加三百余万元，如照前之三十元汇率核算，则减去不少，其中如马来亚，因受外汇限制，现存银行坡币有三百余万元（值国币三千万）未能汇出，否则，约可比当时认额增加一倍。”日本调查报告故意不提陈嘉庚对因外汇管制减少华侨汇款的说明，断章取义放大“汇率”因素，就是试图制造“中国抗日战场失败导致华侨捐款积极性下降”这个与事实完全不符的舆论。“在初期，由于自动捐献者甚多，获得相当的成就，随着败战日显，援国民政府热日渐冷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调查所这种罔顾事实的言论，暴露了日本的舆论策略。
三是恶意诋毁华侨对祖国投资汇款的正面价值。日本调查认为“‘七七事变’后华侨的投资汇款在内地通货膨胀的压迫下越来越具有投机性，不论是占领区还是非占领区，嫌弃健全投机的倾向都是非常强烈的”，评价“华侨投资汇款在扰乱福建和广东抗战经济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在提供建设资金方面所起的作用大得多”。在《南侨回忆录》弁言里，陈嘉庚从“侨汇”作为国家发行纸币的金融杠杆这个角度论述了华侨对于祖国抗战的重要性。他提及，清末民初中国解决贸易逆差不致破产的路径与众不同，别的国家靠货品出口换取外汇，而中国却靠华侨人身获取外汇。战争需要金钱，其他国家往往靠发行公债向国民息借，但民国“政府素乏信用，民众又患贫穷”，即便各种强逼摊派，也销售不了一半。抗战三年多，民国政府共发出公债券三十余亿元，除第一次外未尝再向民间募债，而完全由政府银行负责，银行靠的就是华侨汇款作纸币基金。华侨汇款都是现金，按照世界银行发行纸币公例，有基金1元便可发行纸币4元，以1939年为例，当年侨汇达11亿元（国币，下同），十分之七多来自南洋，这样政府便可发行纸币44亿元，“除十万万元交还侨眷家费，尚可存三十四万万元，除抵补是年战费十八万万元以外，尚有十六万万元也”。
没有华侨捐款的强大支持，中国的抗日不可想象；没有了陈嘉庚，华侨的捐款也无法想象。陈嘉庚的历史作用最突出地体现在这里。
3.角色功能
日本研究到底把陈嘉庚视为华侨界的什么角色？《英属马来亚华侨》引用孙中山的名言“华侨为革命之母”来定位华侨的政治运动。“在财政的贡献，马来亚华侨也常像是南洋华侨的急先锋。”“马来亚华侨的反日运动也是南洋各国中最活跃的。这些运动的中心地在新加坡……福建派的首领陈嘉庚、侯西友、周默瑞身置有力指导的地位。”《三十年代南洋华侨团体调查报告书》对华侨团体做了分类，在第三节《马来华侨团体》里专列了抗日团体，开栏即点明，“孙文革命之成功，荷印及马来之华侨出力甚大，此次事变爆发，马来华侨团体即成为南洋七百万华侨反日运动之中枢”。列举的第一个抗日团体就是“南洋筹赈祖国难民大会”，不仅写明陈嘉庚是会长，并详列了主席团、秘书及各委员会的名单，并在战祸（难民）救济委员会条目中特别注明由陈嘉庚担任委员长的这个机构“事实上为排日救国运动之中枢”，认定陈嘉庚就是南洋七百万华侨反日运动“中枢之中枢”的最高领导者。
《华侨的研究》在陈嘉庚专题的最后一段意味深长地如此总结：“陈嘉庚是南洋抵制日货和抗日的巨头，他的态度风貌、能力和拥抱力都可谓是南洋版的蒋介石。”这段话呈现三个方面的重要信息：其一，将陈嘉庚与蒋介石相提并论。这样就把原本作为企业家的陈嘉庚，视为可以与蒋介石等量齐观的政治人物，清楚地表明，日本看待陈嘉庚不是把他当作普通的商业领袖而是政治领袖。当时日本在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对手是蒋介石，显然陈嘉庚成了日本在南洋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对手之一。其二，将南洋与中国相提并论。将南洋的地位与中国放在同一个参照系里，南洋不再是分割为不同宗主国的一块块殖民地，而是具有集成力量的政治势力。正是陈嘉庚振臂一呼，以其超凡的号召力，华侨的抗日捐款不再是由不同的个人、企业或国家分别汇往祖国，而是全部先汇总到新加坡，由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清点集成后统一汇回祖国。面对共同的敌人，南洋华侨在陈嘉庚的带动下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超越地域与国家的政治势力。陈嘉庚不再只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一位侨领，而是整个南洋版图里的政治领袖。其三，从态度、风貌、手腕、包容力四个维度来定义陈嘉庚的角色。“态度”指陈嘉庚的抗日行为，“风貌”指陈嘉庚的领袖形象，“手腕”指陈嘉庚的政治智慧，他注重方法，有战略性，“拥抱力”指陈嘉庚的凝聚力，他团结华侨，凝聚民心，具有无可比拟的号召力，这四个维度可以看出作为华侨旗帜的陈嘉庚其领袖气质、领袖形象、领袖智慧以及领袖影响力。
日本研究陈嘉庚的概要分析
日本为什么要研究陈嘉庚，又如何研究陈嘉庚？怎样评价日本对陈嘉庚的研究？
（一）服务于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政治战略与军事企图
日本研究陈嘉庚的动机与目的是什么？诸多文献都指涉一个关键词“大东亚共荣圈”。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为掩盖其侵略动机在二战期间提出的一个政治构想，包括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和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试图确立新的政治体系。
南洋被日本视为是“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重要版图。“南洋作为皇国的鸿猷是‘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大南翼。”华侨对南洋各国经济兴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其把南洋华侨视为苦力，不如说他们在商业方面更加具有重要性”。在日本看来南洋的地位与中国相同，“地大物博不输中国的南洋据说都掌握在七百余万华侨的手中”。日本希望能取代华侨称霸南洋，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土面积。“既然今日皇军已经平定，我们不必对华侨的政治活动深感忧虑。我们需要关注华侨的特点，努力在南洋地区回收资源和收集物资，履行作为‘大东亚共荣圈’成员的职责。”“在探讨‘东亚共荣圈’问题时，南洋华侨的动态似乎变得更加重要，他们一直以来都是重庆政府有力财政支持者。”
南洋与华侨对于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特殊地位，令日本朝野倍加感受到研究南洋华侨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对华侨政策已迫在眉睫，研究华侨也成为不可忽视之事。”这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准备未来的军事侵略。日本军方毫不隐讳他们调查南洋华侨的军事企图，“作为处理‘七七事变’的必然归宿……国际局势的这些剧烈变动，必然对南洋700多万华侨的动向产生引人注目的影响，同时，华侨问题作为解决‘七七事变’和建立东亚共荣圈的不可分割的课题而提上了日程”。根岸佶则建言：“华侨在当下开发南洋的资源，努力收集物资，以此可为圣战作出贡献，未来新客作为勤勉的移民，峇峇作为忠良的臣民，应用他们各自的才能，致力于‘大东亚共荣圈’的兴盛。”
从南洋对于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重要性，到华侨对于南洋的重要性，再到陈嘉庚对于华侨的重要性，陈嘉庚进入日本研究者的视野并不意外。日本对陈嘉庚的研究，绝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服务其政治目的与军事企图的。
（二）以整个华侨研究体系为框架
如前所述，日本对陈嘉庚的研究是由南洋与华侨地位所决定的。基于此，日本对陈嘉庚的研究，就不是单纯对一个企业家、教育家或社会活动家的研究，而是将其置于整个南洋华侨体系的框架里进行研究。
基于“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近代日本持续对南洋华侨进行调查。纪宗安等提到，为调查南洋华侨，日本政府每年出资约300万日元的专门资金，调查机构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日本政府机构，包括陆军部、海军部、外务省、大东亚省、兴亚院、日本驻台湾总督府、东南亚派遣军司令部、波集团司令部等。第二类是像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台湾拓殖株式会社这样的“国策会社”。第三类是像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这样的财阀组织。第四类是像东亚研究所这样的“国策调查”研究机构。此外还有个人编辑或翻译的资料。
由“大东亚共荣圈”到南洋，再到华侨，最后到侨领，陈嘉庚在这样的逻辑框架中进入日本研究的视野。早在1914年，台湾银行调查课就完成了《南洋华侨“中国移民”付汇兑关系》第二次调查报告，在新加坡重要资本家章节中详列了37位华侨领袖的姓名、商号、资产、职业，里面有林文庆却没有陈嘉庚，可见那个时期陈嘉庚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影响力还未足以进入日本的华侨调查体系。到了太平洋战争时期，陈嘉庚的名字就频繁出现在日本各项华侨的调查报告中。日本除了在各种对南洋华侨的整体报告里插入对南洋华侨领袖的调查，还专门对南洋华侨领袖群体进行专项调查。1939年6月台湾总督府临时情报部编印了一本标注“极密”的名为《南洋华侨有力者名簿》的工作手册，长达553页，共计8164条，汇集了当时香港、越南、新加坡等九个地区，侨领、侨校、侨社及公司商号，分“姓名”“住址”“备考”三栏，“备考栏”空着，预留给占领军或情报人员实地考察补充填写之用。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现象是在这个后来改名为《南洋华侨领袖名簿》的调查报告里，新加坡侨领有陈嘉庚的竞争对手胡文虎，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陈嘉庚的好朋友陈六使，却独独不见陈嘉庚的名字。笔者推测可能是因为当时陈嘉庚已经破产，没有或不够资本记录门槛，以致当时的调查者忽略了他，希望有学者可以提供更多的史料可以解释这一谜团。到了1942年出版的《南洋华侨领袖名簿续编》，尽管篇幅精简到99页，但已经有了陈嘉庚的条目介绍。其特别强调陈嘉庚抗日领袖的角色，灵活的手腕，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以及报刊媒体出资人身份等，与台湾拓植株式会社调查课《中国事变与华侨概论》里陈嘉庚条目的内容大同小异，几乎一致。
从《华侨的研究》和《华侨杂记》的章节构成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对陈嘉庚的研究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源于对南洋华侨全貌的研究。《华侨的研究》第一章总体介绍东南亚各国华侨概况。第二章分析华侨的关系、作用和价值观，以及国民政府的南洋华侨政策。第三章到第五章以及第七、第八章，分别对移住国的华侨人口、阶级、团体、经济活动等信息进行调查。第六章专论马来华侨的抗日的力量，其第二节为“抗日力量培养的诸要素”，在第五条“抗日诸团体的活动”里专列“陈嘉庚”条目论述陈嘉庚，陈嘉庚也是此书唯一编入目录专题介绍的侨领。最后一章论述的是在日华侨。
与《华侨的研究》一样，《华侨杂记》第一章总括华侨的历史和概况。第二章介绍了华侨的经济地位和发展。在第三章分述各华侨移住国。第四章对华侨团体分类梳理。第五章讨论华侨和中国的关系。第六章分析移住国的对华侨政策。第七章记录各国华侨的抗日行为，特别提及马来西亚华侨领袖胡文虎和陈嘉庚。第八章围绕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日本对华侨的政策出谋划策。最后一章《华侨逸闻》专节介绍了华侨胡文虎、陈嘉庚，以及与华侨密切关联的孙中山与汪精卫。
日本对陈嘉庚研究不是单纯的社会历史人类学研究，而是将其置身于南洋的对策研究体系中。日本不是把陈嘉庚当作一个简单的新加坡华商，而是将其视作整个南洋最具影响力的华侨领袖来研究。陈嘉庚有多种身份，但最基础的身份还是华侨，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领域，陈嘉庚的地位、作用与贡献都要通过华侨这个身份展开，而展开的结果最后也会落实到华侨领袖这个身份上来。日本研究陈嘉庚，最重要的原因与动机就是陈嘉庚乃华侨领袖，所以日本的陈嘉庚研究离不开对整个华侨的谱系研究。只有置于华侨体系中，才能更好地解读陈嘉庚；反过来，理解了陈嘉庚，也能更好地理解华侨。
（三）客观陈述与歪曲事实、挑拨离间相混合
日本对陈嘉庚的研究表面上呈现出一种客观陈述的态度，数据清晰，史料翔实，留下了一些宝贵的史料，并没有因为陈嘉庚的抗日言行而否认他在商业、慈善与教育事业上的成功，但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日本研究陈嘉庚的战争背景，以及服务于“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图谋，这势必影响其研究倾向，特别是在一些关键的主观判断时，会出现与事实偏离甚至歪曲的现象。
除了上述对陈嘉庚领导的华侨捐款投资进行的种种负面评述，日本调查报告对陈嘉庚的研究还特别渲染侨领与侨领、华侨与中国以及中国内部之间的矛盾。《中国事变与华侨概论》评论：“在当地排日抗日团体中，闽系和粤系两派华侨势力几乎旗鼓相当，使得二者之间的暗斗极端深刻。闽系的代表人物是陈嘉庚，粤系的代表人物是胡文虎。因此，他们领导的排日抗日运动缺乏步调一致，势力争夺不断。”《南洋华侨团体调查》热衷于描述南洋侨校和侨报董事会之间的摩擦、纷争甚至暴力冲突。“同一董事部内部也分成派系。例如，新加坡华侨中学董事部内就有陈嘉庚、胡文虎两派，引起纷争，最终导致学校停办的极端例证。”“董事部以各自的报纸为武器，屡屡发动笔战，互相攻讦。如陈嘉庚主持的《南洋商报》、胡文虎主持的《星洲日报》、李振殿主持的《民国日报》均是如此。”根岸佶分析了陈嘉庚和胡文虎的交恶认为，由于双方对日态度不同，胡文虎的《星州日报》没有刊登赈灾大会。“可以看出两个人的性格和见解有着很难融合的差异。无论如何，在南洋华侨金融界，由巨擘所率领的派系是对立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还暗示有派系之争的南洋华侨有分裂的可能。
日本调查报告反复制造华侨领袖对抗战失望的舆论。陈嘉庚1940年作为华侨祖国慰问团的代表访问重庆等地，《华侨杂记》记载：“据说，由于对重庆政府失去信心和希望，他开始对筹款活动持怀疑态度，甚至已经决定清算抗战。”《台湾日日新报》中也这样报道：“（陈嘉庚）应邀访问重庆，他为抗日阵营的腐败而痛心，而且对国共斗争的丑态感到十分悲哀。在此之前，他本来对中国的胜利深信不疑。”《南洋华侨及其对策》更言之凿凿：“南洋华侨的（政治上的）元老陈嘉庚不满重庆政权内部的腐败堕落和抗战能力的极端低下，发表了脱离重庆的声明，通电声明退出排日抗日的阵营。这一举动使华侨对抗战的前途抱着巨大的悬念。”《华侨团体调查》也写道：“昭和十六年（1941年）初，南洋的重要人物陈嘉庚、胡文虎先后发表脱离抗日阵营的声明，新加坡及其他各地的抗日阵营渐渐落寞。”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陈嘉庚在《四三〇出国首次报告抗战必胜》中表示，“由上举南北各战区司令长官之经验，可证明敌已气衰退化，而我军民气势，日加强盛，对抗战都抱乐观，最后胜利决定属我”。在《四三二香港闽侨来电查闽事》中写道：“余报告游十余省大概，及民气旺，愈战愈强，最后胜利决可属我。”1940年在对仰光华侨的报告中，陈嘉庚在呼吁同乡团结一心改善闽省政治的同时，“亦不忘提醒他们应该继续资助中国的抗战工作”。可见，陈嘉庚在1940年就抱有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日本的言论与陈嘉庚本人的记录与观点并不一致。夸大派系斗争，挑拨内部矛盾，制造失败情绪，日本在对陈嘉庚的研究上，在表面上的客观背后，也隐现其主观偏见甚至故意倾向。
日本研究陈嘉庚的反向结论
日本对陈嘉庚的研究是在特定时期服务特定目的并带有特定视角的研究，他们提供的一些史料值得重视，但对他们的结论需要进一步辨析，同时也不能因此完全抛弃日本的相关研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认为，史料可分为“有意”和“无意”两种，一种是“有意”想让“史料”进行说服工作，一种是“过去无意中留下的痕迹”，并不“蓄意”要影响人们的判断。显然，日本对陈嘉庚研究相当程度上属于前者——努力让时人和后人接受他们提供的信息。一方面，史学家应该自觉地抵制成为“有意史料”的思想奴隶；另一方面，史学家要时刻认识到伪证有伪证的价值，如果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而是深入探究作伪的动机及其与时代的种种关联，叩问真正的历史问题，“伪证”的价值便“无与伦比”。作为一种“有意的史料”，日本的陈嘉庚研究，可以从反向提供与日本研究者不一样的历史结论。
（一）反向解释了日本抓捕陈嘉庚的原因、动机与目的
陈嘉庚是一位实业家，无党无派，既无任何政府职务，也无一兵一卒，手无寸铁，为什么日本军队一攻陷新加坡就满城搜捕陈嘉庚？日本关于陈嘉庚的研究给出了答案，日本早就对陈嘉庚进行了定性——“排日”，定位——“南洋版的蒋介石”，定论——“很难对付的抗日巨头”。“把敌人研究透”的情报工作，反向证明了日本方面抓捕陈嘉庚并非一时冲动，也不是一两个人的决策，而是有备而来，朝野共识。日本对陈嘉庚越重视，越证明日本方面“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长期准备、充分酝酿。当时蒋介石是中国对日本的敌对领袖，而陈嘉庚是南洋对日本的敌对领袖。陈嘉庚是被当作“大东亚共荣圈”的“障碍物”进入了日本研究者的视野。
被日本方面视为极端重要敌人的陈嘉庚，却对日本长期暗中调查自己浑然不知。战乱期间，一位笔名老圃的南洋华侨在一小摊购得日文旧书《华侨的研究》，发现有一段专论陈嘉庚先生，可见日本早就盯上了嘉庚先生。抗战胜利后，陈嘉庚才得知此事，老圃将日本调查陈嘉庚的内容译出并登载在《南洋商报》，感叹“先生能安然渡过此长期逃亡之难关，可谓天幸”。陈嘉庚更有所不知的是，日本对他的调查绝不只是《华侨的研究》一本著作，如前所述，日本不同机构的各种对南洋华侨的调查报告，都把他设定为最重要的调查对象。
（二）反向佐证了陈嘉庚的社会地位、政治影响力与历史作用
多部日本华侨研究著作都对陈嘉庚进行了专题论述，南洋华侨无人得此待遇。在《华侨的研究》里，陈嘉庚是唯一进入图书目录标题的华侨领袖，在《华侨杂记》里，进入图书目录的华侨领袖只有陈嘉庚、胡文虎两人，与之并列进行专题介绍的另两位非华侨人物是孙中山与汪精卫。《华侨的研究》更是把陈嘉庚与蒋介石相提并论，历史告诉我们，陈嘉庚无论是廉洁、性格、情怀、气节及形象与蒋介石都大相径庭，甚至天壤之别，他绝非“南洋版的蒋介石”，但日本人这样的说法从反向佐证以下几点：其一，陈嘉庚的社会地位不再是普通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乃至社会活动家，而是领袖级别的政治家。其二，陈嘉庚的政治影响力与号召力不仅局限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而是遍及整个南洋；而且在界别上超越华侨，覆盖各领域。其三，陈嘉庚的历史作用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南洋地区无人出其右。
（三）反向衬托了陈嘉庚的历史角色与人格形象
陈嘉庚被日本研究视为最重要的华侨领袖，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拥抱力”令日本研究者拿来与当时中国的抗日领袖等量齐观，反向衬托了陈嘉庚的历史角色是华侨的旗手，毛泽东用“华侨旗帜”来形容陈嘉庚，众望所归。
日本的调查报告标记了不少侨领是“亲日派”，而陈嘉庚则被日本视为太平洋战争时期在南洋地区最重要的敌人，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反向证明了身在海外的陈嘉庚的民族气节。作为敌人眼里最重要的敌人，反向衬托了陈嘉庚夺目的光芒。陈嘉庚人格形象不再只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毛泽东用“民族光辉”形容陈嘉庚，恰如其分。
陈嘉庚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是华侨的旗帜；陈嘉庚有光辉，所闪耀的是民族的光辉——这是日本陈嘉庚研究反向得出的最重要的历史结论。
（四）反向警示要加强对华侨的研究与加大对华侨的重视
日本长期重视对陈嘉庚与华侨的研究，反向警示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华侨的历史研究，并加大对华侨的现实关怀。华侨作为特殊的历史产物，其在历史的地位与作用不能低估。陈嘉庚以领袖人物的远见卓识，早就预感及担心华侨在中国现代史乃至世界现代史的地位与作用可能被忽视，所以特别写回忆录以求不忘历史。“此回忆录盖原为纪念华侨参加抗敌而作。我国此次国难，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南洋千万华侨，对祖国之贡献如何，不但今时国内外多未详知，而此后必更消声灭迹矣。”
陈嘉庚的担心并非多余，如今《南侨回忆录》已经成为研究华侨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反观日本，大量的华侨研究文献，足以让中国曾经的学术界汗颜，也让人们对中国过去政治人物的短视而扼腕。在《南侨回忆录》里，陈嘉庚一再表示，华侨的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他在弁言里直言不讳：“南洋侨胞虽号称有一千一百万人，其中暹侨五百万人被当地政府压抑不得公开援助祖国，而各属侨生约一百多万人则多乏祖国思想。此外，尚有五百万人之众，其中殷富侨领不少，如肯努力提倡，义捐及增寄家信，至少可加一倍。然或以领导不力，或袖手旁观，致成绩有限。”如何充分发挥华侨的作用是历史的遗憾，也是现实的课题，日本对陈嘉庚及华侨深入且详细的研究，警示我们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责任编辑：马 丹〕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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