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玲｜中国治道下现代治理文化的培育再造
赵秀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摘 要
现代治理文化的培育，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至为重要。中国传统有着丰厚的治理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安定文化、民生文化、共治文化、心治文化、贤明文化、简约文化。当前，我国治理文化面临着把治理当管治、以知识代替文化、文化缺乏深度、文化的创新性不足、世俗化地理解文化等难题。快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在中国治道下确立中国文化自信，在充分继承、吸收传统治理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培育重塑新时代现代治理文化精神，以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中国治道下的现代治理文化再造也离不开世界眼光，要着眼于中国之道为世界贡献富有特色的中国智慧。
治理、善治、治道，特别是中国治道与中国式现代化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认可。不过，目前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制度、技术等层面，从文化角度的研讨还不够，也很不充分。其实，“治理文化”特别是在中国治道下加大现代治理文化的培育再造，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与重大问题，也是快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中国传统治理文化资源及其价值
治理、现代化等概念主要来自西方，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多从西方尤其是西方现代化角度进行研究，忽略甚至否认中国传统治理文化资源及其价值。在不少人看来，中国传统社会偏于管理甚至统治，治理的观念不强。其实，这一认识是值得商榷的，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治理文化资源相当丰富，在治理精神与治理价值上也别具特色。费孝通曾说：“就像生物学里面要研究种子，要研究遗传因子，那么，文化里面也要研究这个种子，怎么才能让这个种子一直留存下去，并且要保持里面的健康基因。也就是文化既要在新的条件下发展，又要适合新的需要。”“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来的根和种子。”所谓“治理文化”，是关于治理的文化，它包括治理的信念、态度、价值、情感、方式等，内含着一种文化精神。概言之，中国传统治理文化具有以下重要的特点与价值。
（一）安定文化
从治理目的看，“安定文化”是根本。与许多历史短暂、被中断乃至消亡的国家比，中华民族历经数千载，绵延不绝并不断发展壮大。究其因，将“安定”作为治理文化的根本是主要的。如许多成语都与“安定”有关，包括治国安邦、安定团结、国泰民安、安居乐业、安身立命、安如泰山等。又如不少地名都是基于“安定”，较突出的有西安、长安、北平、保定、泰安、淮安、雅安等。可见，“安定”是整个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的基座，也是治理文化之基石。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记载，梁襄王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孟子说：“吾对曰：‘定于一。’”这里强调的是“定”与“一”的重要性。古代还有“郡县治，则天下安”的说法。唐太宗曰：“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康熙谕礼部曰：“朕唯至治之日，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户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由此可见，古代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都将“安定”作为立国之本。当然，“安定”文化包括国家层面、社会方面，还有组织、家族、家庭，更有个体，既有“外安”，又有“内定”，是身与心的统一。这就需要给“安定”以不同的定义与理解。过去一段时间，受西方现代化与治理文化影响，人的个性解放被有的人视为至高无上，反而将中国传统治理文化中的“安定”视为对人性的束缚扼杀，并将之归因于维护封建统治的“超稳定结构”。其实，从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多民族的复杂性、生活习俗的多样化以及难以治理的特殊性来看，没什么比“安定”更重要的。只有做到“安定”，才谈得上安居乐业、人民福祉和长远发展。这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永续发展，家庭、社会、民族、国家避免了不少分裂动荡的重要原因。安定不但是治理的根本，也是人民的期望。因此，以西方个性、绝对自由来否定中国传统治理文化，既是非历史的也是不现实的。
（二）民生文化
从治理内容看，“民生文化”备受重视。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它几乎贯穿每个朝代，也是许多明君贤臣治理国家的法宝。第一，民为邦本，强调“民”的重要性。西周就有“敬天保民”之说，春秋时管仲提出“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此处的“人”与“民”相通。孟子将“民”置于最高位，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强调“民”与“庶人”为根本。古人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讲的都是“民”大于天，为治理之本。第二，仁者爱民，强调治理者要善待民。只重民还不够，更要爱民，这才能拉近与民的距离，与他们同呼共吸，成为血肉相连的共同体。老子重视“上民”“先民”，即“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孟子认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唐太宗感叹：“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程颐在《代吕晦叔应诏疏》中则表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民为本。”这种视百姓为亲人、己身、知己的看法，突出治理之“仁”，是与民亲近的具体形象表达。第三，教民养民，强调给民以物质与精神力量。既然民为本、要爱民，就要有所体现和有可行路径，对百姓行教就十分重要。《尚书·大禹谟》有言：“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孔子《子路篇第十三》提出“有教无类”，打破教育为贵族专利、庶人不能得教的成规。孟子强调教民重要，“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黄六鸿《福惠全书》提出，“政治之事也”，乃“福惠”于民，“故在上者必先存有造福地方之心，而后能有施惠百姓之事”。有这样的理念，百姓才能受惠得教，懂得知书达理、长幼有序、仁孝爱人，守规矩，知进退、得失、爱憎、荣辱。另外，孔子重“富民”，孟子重“制民之产”，荀子重“节用裕民”，都涉及百姓生活富足。显然，中国古人在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基础上强化民生，这是治理文化的要义所在。有一段时间，有人认为，重视民生是西方社区自治的强项，忽略中国传统的民本民生治理，丰富多样的民生治理经验被所谓的“封建专制统治思想”覆盖遮蔽了。这一错误观点近年来逐渐被纠正。
（三）共治文化
从治理主体看，“共治文化”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治理常被简化为皇权专制，这一认识将丰富的内容简化了，因为中国历史、社会、朝代、地域、文化、民族之间的差异较大，不能简单用一把尺子衡量。钱穆认为，中国过去的政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它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决定一切。费孝通提出“双轨政治”，包括自上而下的官治和自下而上的绅治，即“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两层”。他进一步说：“绅士从一切社会关系：亲戚、同乡、同年等等，把压力透到上层，一直可以到皇帝本人。”除此，还有家族和民众的自治参与，这是“官治”与“绅治”无法代替的。徐勇等人认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秩序力量，一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官治”，二是以家庭（宗族）为中心的“村治”。人们总认为，中国古代是官治民、绅导民，民是被动和被治的，却忽略了官与民的关联与互动，看不到“民众”的治理主体性。古人云：“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问，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讲的即是“众人之智”和“众人之力”的治理功能。《礼记·缁衣第三十三》有言：“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强调的是治理中君与民的辩证关系，以及“民”为“体”的根本作用。中国民众还有自我修养、规范、治理的特点，讲理入情、人在做天在看、做个好人等都是其行为规范与内心诉求，否则就很难理解“修身”“养性”“齐家”等国人的精神追求。可以说，绅治是君治、官治与民治之间的桥梁纽带，“民治”与“家治”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基石，三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在此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是“三轨”（官治、绅治、民治）的“共治文化”，更加准确合理。梁启超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中将“开民智”“开绅智”和“开官智”视为“一切之根本”，可为我们理解“三轨制”的“共治文化”提供依据。中国古代共治文化的价值在于：一方面，古代治理远非君主专制一方所能包揽达成，它离不开绅治与民治；另一方面，民治中的“家治”与“个人修为”至为重要，也更内在化，并且这种“民治”有自觉自为自动的自我治理特点，不全是“被动性”的被治理统治。因为在数千年的历史延续中，如无“个人”内外双修，没有“家治”“家风”，没有邻里社保“互帮互助”，没有乡里自治，只靠绅士、官员、君主是不可能达到有效治理的。
（四）心治文化
从治理途径看，“心治”文化至为重要。中国古代治理重霸道，更行王道。而“王道”的最高境界是“内圣外王”，为政者只有具备圣人至德，才能行王政。因此，“内圣”与“外王”是与“心治”相关的更独特的治理文化，它往往比别的治理更内在、长久、有效。孔孟以来，中国治理文化的核心是“心”“心治”“治心”。第一，修身养性，内观于心。只有治理主体之“心”得治，才能去治理别人。孟子有“尽心”“存心”“放心”“宰心”之说，《尽心》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公孙丑章句上》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明代张居正将“正心修身”视为“国治之大本”。没有治理主体的“心治”，别的都无从谈起。第二，心通意明，同心同德。若无通明公正之心，就会成为隔膜的个别“私心”。程朱理学特别是王阳明更重“心即理也”之“心学”，清代于成龙强调“天理人心”。只有当每一个体之“心”相通，有“公心”“民心”“天地之心”，“心治”才能成为更内在的文化。第三，心悦诚服、心灵共鸣。“心治”要有一定场域，离不开相互激发。只有当上下内外达到同心共鸣、心悦诚服、心满意足，才能生成最有效的治理文化。陆九渊演讲“只用简易浅显的方法，直扣听众的本心”，这是发自内心、本心，也是收放自如、感天动地的灵魂碰撞。苏东坡、郑板桥等人为政，所到之处深得民心，与百姓同呼共吸、心心相印，甚至生死与共。当前，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面临困局，有时就是由于干群之间“心”离得太远，不要说“一心”，就是有心、用心、专心也难做到，至于治理文化的“心治”特别是自我内心的锻造更是做得不够。因此，中国古代的“心治”值得认真研讨、借鉴和吸收。
（五）贤明文化
从治理价值看，“贤明文化”是理想。与西方治理文化更重“才能”比，中国古代更重“贤明”，包括人品、德行、精神、境界、智慧，具体表现在：聪慧过人、道德垂范、高风亮节、明于是非、雍容大度、中正明断等。要达到这一要求往往是很难的，因此有贤与能、循与酷、明与昏、廉与贪的为官之别。明清对父母官提出“清、慎、勤”的要求，此之谓“贤”。黄六鸿说：“牧宰以造福存心，必能廉己爱民，有其实矣；以惠为政，是能力行善事，有其施也。其意不过欲百姓蒙其休泽，地方弘其乐利。”不过，“贤明文化”一直是中国古代的一股清流，也是至高无上之理想。从三皇五帝始就崇尚贤明，如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帝颛顼高阳“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帝喾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再如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丹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尧、舜、禹的禅让更是贤明的标志。《战国策·燕策》载：“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被欧阳修誉为“致治之美，庶几成、康”的李世民有“太宗之贤”，他“幼聪睿，临机果断”，后更是“聪明神武”。孟子曰：“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圣贤君子能教化风气，无为而得治！康熙曰：“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中国古代不少为政者求贤若渴，将贤良人才视为国家兴亡成败的关键，刘向《说苑·尊贤》中有“无长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为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之说。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以“德”“能”为标准分四类：德才兼备为圣人，才德皆无为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可见“贤德”之重要。“贤明文化”可纠正对“能人”特别是当前有的地方过于重视“经济能人治村”与“富人治村”倾向，对于克服官场贪污腐败、无德劣行、缺乏诚信、不知廉耻等也大有益处。
（六）简约文化
从治理方式看，“简约文化”盛行。第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崇尚“简约”。老子倡导“无为而治”，古人也有“妙言之径，大道至简”之说。即是说，“贤明”是为政者遵循的“大道”，贤明者知天地变化之理，有德有仁，有爱有信，百姓自愿跟从，为政简单易行。《论语·为政上》有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淮南子》曰：“圣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块然保真，抱德推诚，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说的是贤德明君实行“德风草偃”式治理，在“不施、不言、不求、不为”中达到天下治。而德不配位、失信于民必将治理搞乱。德治具有身先示范和应者云集作用，也是简约治理的前提。第二，“政简刑清”式治理。这包括政事简明不扰民、刑罚公正有人情，与民休息、薄赋敛、轻徭役、简冗员、无讼息讼等。举凡安定清明的朝代，统治者都重为政简约安静，不生事扰民，不与民争利。“晋荀勖之论，以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所谓清心也。抑浮说，简文案，略细苛，肴小失。有好变常以侥利者，必行其诛，所谓省事也”，清代陈宏谋认为“此探本之言”。就基层治理而言，州县官离百姓最近，其为政方式直接影响治理成效。为此，陈宏谋认为官须秉持“以廉为基，以仁为本”准则，治理应删繁就简，“理之欲其明，措之欲其简”，要求教化简明易懂，施政简约易行。
此外，古代的无讼、息讼文化也值得注意。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陈宏谋把“息讼”等作为治理准则，认为“亲民之官，其要有三：曰：息讼，薄赋，兴教而已”。“息讼”被置于州县职责之首。当然，“无讼”或“息讼”并不是没有纷争，而是强调一些民间微细之事，尽量通过民间道德感化和协商解决，不主张直接上诉官府。县级以上官府主要受理刑事案件，这既可避免官员为琐事缠扰，影响行政效率，又可减轻百姓诉讼负担。第三，重清静寡欲的自我修养，这是简约治理的内化。“清修”是中国古人思想境界的标志，不少清官廉士以此得名，并深刻影响官场及其治理生态。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东汉任隗“少好黄老，清静寡欲”，轻物质、抚恤鳏寡孤独，深得汉显宗与汉肃宗敬重，以清静德行被重用，后被封为光禄勋。“君子之德”可以风行草偃，感染众人。第四，由切己小事进行简约化治理。如“治大国如烹小鲜”“一室不扫何以治天下”“所治者大，则所守者小”都是简约治理。《礼记·大学第四十二》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表述看似烦琐，但由己身、心、意出发，达到治国平天下。总之，简约治理文化以“大道”藏身方式，通过修身养心，仁德为上，去繁杂、不生事、不扰民，顺时守节、取诸自身，就会获得大智慧。这对于克服当前人员冗繁、机构叠床架屋，以及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扰民害民、自私自利、贪污腐败现象，无疑具有借鉴作用。
当然，中国古代治理文化并非完美无缺。事实上，封建专制治理中的暴政与奴性最为突出，像焚书坑儒、株连九族、残酷刑罚等都是其负面表现。还有，以“家治”为中心易导致“公心”缺乏，群体与国家意识淡薄，“各人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就是其形象表述。不过，即使如此，也不能忽略和无视中国传统治理文化中的优长与价值，这是确保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治理文化自信的关键，也是培育再造现代治理文化的底气与前提。
当前我国治理文化存在的难题
随着文化软实力的加强，特别是文化振兴、文化自信的提出，我国治理文化也获得长足发展，并取得可喜成就。但与经济发展、政治建设相比，治理文化明显处于滞后状态，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影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具体而言，当前的治理文化中有以下难题需要高度重视。
一是把“治理”当“管治”，有专横与官本位思想余存。众所周知，“治理”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如《孔子家语·贤君第十三》曰：“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其中就有“治理”。不过，中国古代的“治理”一词常被理解成“统治”与“管理”，甚至被误解为“整治”，这与现代意义的“治理”概念不同。有人表示：“政府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管治过程，意味着政府协议出让条件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管治社会。”这主要是指“行为体网络的自主自治”。这种“管治”式治理文化在当前很有市场，具体表现在：第一，治理者高高在上，把他人视为“被治理者”进行管治限制，忽略甚至无视他人的诉求乃至权利，于是将治理变成一种单向度的发号施令。这就大大扭曲了治理文化的平等、共通、协调精神。前些年，一些地方对于经营者的管治限制、拆迁无商量的暴力执法、强制让村民“上楼”等做法，都是突出表现，是对治理文化要义的误解。第二，治理者官本位思想严重，有的还采用粗暴蛮横管理模式，在用权、提拔、决策中我行我素，对百姓更是颐指气使。不少地方名之为协同治理、协商民主治理、平等参与治理，实则是个别领导的“一言堂”，在决策、晋升、考核、奖惩上都由领导做主，这是治理文化的异化，是虚假式民主集中制的表征。第三，治理者变成土皇帝，实行“家天下”，将治理文化当成“厚黑学”。有的镇党委书记当众言语威胁持反对意见的村民，官威如此之大，言行态度令人震撼。这可能只是个案，但透出的是治理文化的异化。第四，扰民式治理司空见惯，有时是好心办坏事。有治理者总抱怨人民群众不理解人，他们处处为民着想，“白加黑、五加二”地辛苦工作，百姓还不领情，甚至产生敌对情绪。其实，这既与民众有关，也与治理者的执政角度有关，有的治理者没站在执政为民角度，没有将“他们”看成“我们”，真正从百姓的“急难愁盼”解决问题。如北方各省份为环保大力推广煤改气、煤改电、用清洁煤，这本是件好事，但有的地方采用“一刀切”形式主义做法，导致各种社会问题：有的学校因没有供暖让孩子受冻，有的百姓因烧散煤被拘留，有的老百姓用清洁煤不当导致煤气中毒，野外用火被严惩等。这些都是基层的“折腾式治理”，也是治理文化的“管治”思维使然。
二是治理文化停留在知识层面，造成文化缺位或没有文化。“治理文化”应是有文化的，是关于“治理”的文化。这既包括“以文教化”，即“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包括泰勒《原始信仰》所说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能力等，更指向人文思想与精神价值。然而，当前的治理文化尤其是地方基层治理文化更倾向于知识传播，“以文化人”的人文思想等更高层次的文化比较少见，这既与治理文化主体的知识文化水平有关，也与对治理文化的理解有关。如知识下乡、法律下乡、文艺下乡、科技下乡、人才下乡等往往都停留在知识与技术层面，改变社会风俗的新道德、新风尚、新思想、新理想远未得到重视。这也是为什么给基层送去不少知识，但并未形成良好社会风气与新文明新文化。乡村中建起了各种农村书屋，更多的是偏于科技、法律、教科、少儿、健康类书籍，真正有文化底蕴和思想深度的书并不多，也不太受欢迎。河南2016年在开展文化、科技、卫生的“三下乡”活动中，出现了“农民争抢农业科技书籍”的情况，这里有“喜”有“忧”。喜的是农民学习科技热情高，忧的是农村科技文化水平低，治理文化滞后。其实，更值得忧虑的是下乡的文化书籍不多，农民对“三下乡”文化书籍不感兴趣，以及文化思想空位。还有的农村打麻将赌博成风，而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和见怪不怪，这是治理文化的大滑坡，也是治理中没有文化内涵的最突出表现。
三是对治理文化作表面理解，文化缺乏思想、道德与审美。不少地方表面化理解治理文化，唱歌、跳舞、写字、画画、健身、办农村书屋、寻找乡贤成为治理文化的主要内容。其实，这些只是乡村治理文化的载体，如无丰富、深刻、健康、美好的内容，治理文化就会停留于表面形式，像浮萍一样飘浮。以广场舞为例，表面看它带动了村民文艺健身活动，是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但因缺乏道德规范、审美情操、公心爱心，不少广场舞成为败坏社会风气的渊薮，也成为社会治理文化的“恶”之声。如柳州市河西小区两拨大妈因跳广场舞发生争执，大动干戈，有人被打伤送进医院。据报道，参与广场舞的人早出晚归，噪声大，任性妄为，不听劝说，一个月被投诉88起噪声干扰。对此，有大妈还理直气壮地说：“公共地方，我们难道没有权利活动健身吗？”被干扰的市民毫不示弱，从旁边扔石头瓦块，从楼上扔粪便等不明物，造成强烈矛盾冲突。由此可见，这样的广场舞没有治理文化的思想、道德、审美支撑，并未建起文化共享、共情、共通，存在公共精神的极度缺位。广场舞应有文化内涵，与中国本土文化精神相关联，“广场舞是极具有原发性的中国特色文化活动，这一点满足了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求，所以它可以打造成我们文化惠民的新阵地。广场舞项目其实也是文化共建、共享的新的载体”。问题在于，治理文化的深层内涵被不少表面化的热闹健身，特别是自私自利等道德败坏扭曲了。
四是治理文化流于形式，缺乏实践性、个性和创新性。应该承认，以形式主义对待治理文化，让不少地方陷入困局。有的将古老的有价值的建筑拆掉，变成仿古建筑；有的让传统文化上墙，结果优劣不分的“二十四孝”在不少农村传播；也有的到处建农村书屋，但千篇一律，有名无实；还有的地方推崇乡贤，但不重“贤”却只重“经济能人”；更有的名之为建设所谓的“新农村”，外面被刷成白墙，里子却没变。这都是典型的治理文化流于形式，与百姓愿望、世情、乡情、社情、民情，以及独特性、创新性相去甚远。其实，当物质生活得到一定保障，广大农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会逐渐增强，对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的需求也会不断提升，文化治理如只停留于知识层面，仅靠唱歌、跳舞、写字、画画、看电影、办农村书屋等活动，很难走进农民心中，更不会真正提升文化思想精神。培育乡村治理文化还缺乏创新性，如2019年6月公布的“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20项中，主要集中在党建引领、乡村组织、制度建设、焦点问题等类别，治理文化类只有“三治”（包括“德治”）和“移风易俗”几项。而“规范红白喜事 破除婚丧陋习——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推进移风易俗”与“小公墓 大变革——山东省沂水县实施殡葬改革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也分别位于第19、20项，而这两项并无多少新意，标识性概念不强，缺乏鲜明的个性特色。
五是治理文化有世俗化倾向，缺乏精神高度与核心价值观引领。让治理文化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无疑是正确的也是文化为民的初衷。不过，这不等于说让治理文化世俗化，甚至充满铜臭气、低级趣味。目前，治理文化特别是乡村治理文化普遍存在品位不高的局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没有落地生根，没有真正变成广大干群的行为指南。有人指出：“现在农村丧葬仪式中出现了许多低俗化现象，例如趋向利益化，过度娱乐化和低级趣味化等。丧葬仪式成为某些人炫耀自己的名望、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平台。人们为了面子相互攀比，进行许多既不合理又不经济的活动，举办与其经济实力不相符的丧葬仪式。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会请歌舞团在丧事上表演‘脱衣舞’。丧事上的这些低俗现象，严重影响了村民们的正常生活，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阻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有一些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热衷于抽签拜佛、参加宗教活动，如湖南株洲市数十起干部组织参加拜佛活动，还用公款报销活动费用；江西九江市德安县疾控中心主任组织单位干部职工参神拜佛，用公款赠予香火钱。应该说，当治理文化被世俗化、娱乐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就失去市场和影响力，变成外在化装饰品，人们的精神必然缺钙。
与经济、社会等的快速发展比，治理文化明显滞后，这既与文化本身的滞后有关，也与治理中不重文化或重视文化不够有关，还与古今中外治理文化的错综复杂与难以协调有关。换言之，在治理文化面前，我们还没形成明确的主体性、稳定的价值观、理性的自觉意识、强烈的建构性，这是需要保持清醒认知与努力实现突破的焦点问题。
中国现代治理文化的培育再造
回顾历史和瞻望未来，审视当下中国治理文化存在的问题，为的是现代治理文化的重塑。新时代对高质量发展提出更高的目标要求，需要解决中国治道下如何对待各种治理文化的问题，如何在文化治理中实现中国式现代治理文化的培育。所谓“中国治道”，强调的是中国立场、中国的问题意识、中国原则、中国实践、中国方式、中国气派，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并大胆向西方治理文化借鉴学习。换言之，要在中西治理文化的辩证理解中，推动中国治道的整体格局与创新性发展，以培育再造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治理文化新形态。
首先，构建充满生机活力的现代安定文化。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安定治理文化是有可行性的，因为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人际交往都相对安定，甚至是比较封闭的，有的千年百代固守一方，有的甚至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城乡关系彻底改变了长时段段态结构，大量农民工进城，不同阶层之间出现巨大流动，同时也出现新的阶层与分化。此时，要保持传统的安定文化可谓难上加难。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安定文化，就要让社会在变动、分化、裂变中实现新的动态重组与整合，不是在“动”中分裂，而是在“动”中安宁。这包括国家安定、社会安定、民众安定、人心安定，确立只有“安定”才有发展、进步、兴旺以及美好未来的理念。换言之，在传统的静态治理文化中，要做到安定不容易；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要保持安定更艰难。这是现代安定文化在治理中的承续与开新，也是对变动时代一些人希望出现乱局的突破与超越。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治理的安定文化是以“牧民”“修身”“静心”为前提，作为治理者自觉不自觉规约、限制甚至是遏制个体的活力、权利、创造，导致人的个性与人性受到压抑。新时代中国安定文化则应在法律、道德许可范围，大力倡导人的个性张扬、生命力发挥、创造性开发，以便让每一个体都成为更有生机活力的“人”，即“现代人”。换言之，中国现代社会的“安定文化”更应保护、助推、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命激情与创造活力，个人自我价值的高度实现更有助于整合、优化、提升中国现代安定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应当而且能够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应在以下五个方面着力突破：一是在全社会形成安全稳定的大局意识，并将之作为党和国家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根本遵循，离开这一点，一切都无从谈起，特别是在世界变动不居、动荡加剧的情势下，我们更要保持定力，牢牢将“安定”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加强法治建设，严惩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根治腐败，严守国家社会安全底线，给人民群众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三是建立社会行为道德规范，特别是要有诚信制度、社会责任感、榜样的力量，限制与克服各种不道德行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四是努力解决社会矛盾冲突，通过培训等形式提升人们的现代化能力水平，通过心理辅导开解化育心结，打开许多人的心灵世界之窗。这是因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和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五是建立健全全社会开拓创新发展的制度机制，鼓励激励大胆探索与积极进取，为创造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如一些社区或乡镇通过“道德银行”“时间银行”“积分超市”，依靠志愿者的帮扶活动，既获得物质奖励，又得到精神激励，大大丰富了治理文化内涵，强化了社会公德、道德、美德、品德，特别是让爱心传递形成风气，对于社会平安和谐来说意义重大。这样的平台虽小，但意义重大，对于培育治理文化的诚信、和谐、互助、创造是很有意义的。
其次，创新克服各种形式主义的简约治理文化。形式主义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顽疾，许多问题都与形式主义治理直接有关。大致说来，形式主义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是做事与不做事，真做事还是假做事，都容易陷入形式主义。有的人认为，不做事容易导致应付差事的形式主义，其实做事甚至多做事也容易成为形式主义，不少治理者就是无事找事、以多做无谓之事增加人民群众负担，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强调简约治理，就是为了为官不害民、伤民，不给百姓增加负担。当前，不少地方干部就是因为自以为是地“多做事”，造成形式主义的无穷无尽的检查。另外，假做事是典型的形式主义，“真做事”如果方向不对，不符合实际特别是人民群众意愿与利益，做得越多造成的危害越大。二是只讲形式不讲内容，形式大于内容。不少治理者往往搞形象工程，出于表面应付和对付心理，往往不顾内容，只从形式好看或“圆满”着眼，造成形式主义治理恶果。如不少地方实行“留痕”治理，为应付检查“刷白墙”“借粮仓”，都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治理之风。三是以“机”代“人”，技术主义治理泛滥。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提升了工作效率，但也容易形成技术依赖，远离生产一线，脱离群众，变得自我孤立，久而久之，一切以数据说话，并变成路径依赖，这是机器对于“人”的异化，是科学造成的形式主义弊端。特别是当信息源与数据表失真，所有的科技治理就会失去意义，甚至南辕北辙。四是照搬照抄，拍脑袋甚至不动脑子决策。由于形式主义思想作怪，许多治理跟着走，上有政策，下有“遵循”，于是形成“上下一般粗”的形式主义做法。事实上，不少地方情况不同，如果只是照本宣科地执行，就会导致新的形式主义。那么，如何通过简约治理实现现代治理文化重塑呢？这需要在继承传统简约治理基础上，根据新时代具体实践进行新的创新性发展。第一，不是“无为而治”或者“躺平”，而是要讲究有效、实效、高效。中国传统的“无为而治”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扰民、不生事，在简约与从容中实现有效治理。今天，不要说“无为”，就是有为也难以应对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因此，要将古代的“无为”变成“有为”，并且在有效、实效、高效上下功夫。需要注意的是，新时代的“有为”要突破焦虑感的乱作为，而是以平淡、自信、超然之心去做有为之事。换言之，要吸收传统“无为”而治的精神，但要改变其慵懒、慢生活、闲适心态，进入到一个能跟上时代并引领时代的现代化高效创新发展之路。第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意义。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纷纭变化的世界潮流面前，要实现现代意义上的简约治理，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方法，在此，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相结合、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就变得特别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拨开历史与现实迷雾，进入充满科学与智慧的哲学层面，达到提纲挈领、事半功倍之效。比如，中国文化自信有助于从“大道至简”中获得智慧，确立“中国治道”对中国社会实践的观照，从而生发出以中国实践回答中国理论的问题。第三，掌握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方法。当前，之所以有很多问题困扰人们，一个重要原因是治理难以进入文化治理，尤其是不能进入深层治理文化，导致表面化、简单化、形式主义式地理解治理文化，这既与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有关，也与现代治理能力的缺乏有关。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多少文化的老龄村干部能有现代的思维、理念、方法，能跟上高度快速发展的世界形势。近年来出现的数智化集成治理，就是一种由复杂到简化的科学治理，如上海市为解决“人海战术”失灵及互联网、智能化等的空洞虚拟，以“一件事”为导向，采取“王”字形管理结构，是“一网统管”打破困局的革命性创举。“三横”代表市、区、街镇三级城运中心，以及协同联动的城运管理相关部门单位，目前，全市已形成“1+16”的联动协同体系；“一竖”代表以三级城运中心为实体核心的三级联动指挥体系。线上，“三横”是打通同级各部门的集成化、整体化的三级城运技术平台系统，“一竖”则是连通三级技术平台的信息交换通道，实现横向贯通、纵向即联。因此，由知识到文化、思想、思维、智慧来一场变革，尤其是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方法，现代简约治理才能生成，积重难返的形式主义治理才能克服。第四，执政为民，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开展工作。形式主义的根源在于治理者有私心，是一己之私导致的角色错位。“人民至上”则是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意与福祉放在首位，甘作人民的公仆，站在这一角度看，雷锋、焦裕禄式的人物就不存在形式主义治理问题。新时代，如何真正将“民惟邦本”向“执政为民”转变，并确立“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理念，进行接地气的实在简约治理，形式主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再次，培育平等和谐对话的现代“心治”文化。应该说，“心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治理文化的精华，也是将治理作为长久性、稳定性、内在化的一项伟业给予高度重视。不过，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不平等，为维护统治者自身利益的功利化治理，以及强调个人自觉自为自修的治理方式，都与新时代的现代治理存在一定差距、偏向与错位，需结合当下的中国实践与时代社会发展进行重塑。我党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有人提出“民心政治”，都是从“民心”出发所做的对于“心治文化”的精彩凝练。基于此，今后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眼思考重建问题。一是治理主体平等的“心治”文化。如何克服以往的“牧民”心态、“官本位”思想、“父母官”意识，进入广大干群的平等沟通、协商交流与同感共鸣，这是一个时代课题。梁漱溟曾表示，知识分子启蒙往往摆脱不了高高在上的启蒙心态，很难走进广大人民群众心中。晏阳初提出，知识分子要从书斋里出来，和广大农民一道平等交流，这样才能知民情、得民心、通民意。毛泽东表示，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群众，“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才能与人民群众建立起鱼水感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下基层，“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对于不同的干部都提出不同要求。当前，摆在广大干部面前的，是真正确立现代平等意识，与人民群众心气相通，实现无障碍的心灵交流。二是在和谐的文化氛围中推进“心治”。不论是中国古代还是时下，不同治理主体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隔膜，甚至是“肠梗阻”，导致“心治”文化氛围并不是太融洽。新时代，应在古今中外“心治”文化的基础上，重塑和谐、共赢、优化、协商的文化氛围，避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与风险挑战。这有助于克服中国古代君治、官治、绅治、民治、家治等的各怀其私，也会化解当前存在的过度上访、恶性案件频发、群体性事件危害。换言之，现代“心治”文化是一种充满协商民主与互相包容的艺术，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真正得到“民心”，和谐友善与协商民主的文化氛围才能形成。三是强化对话的文化治理制度机制。中国古代不管怎样重视“民”，统治者一直存在一种保守观念，即认为“民愚”，所以要教民、导民、化民。近现代以来，梁漱溟、晏阳初等启蒙知识分子也将乡村建设运动的难点看成是百姓的“贫、愚、弱、私”，只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是智慧的主体，要虚心向人民学习。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河南郑州一些地方创新“五心”共治，这包括初心不改、同心同绘、贴心治理、暖心服务、惠心凝聚，也包括初心引领“微党建”、齐心共建“微网格”、同心共建“微机制”、连心互动“微治理”、暖心开展“微服务”。事实上，真正的力量与智慧确实存在于人民群众，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今天，制约广大基层治理的困局在于，很多领导干部看不起百姓，也不重视人民群众参与，将治理变成干部的“自己治理”，甚至是一把手说了算，群众处于“被参与”与“被动治理”的状态。今后，广大干部应在现代“心治”上下功夫，真正将人民群众看成充满智慧的治理主体、发展主体、创造主体，并与他们开展平等对话。
复次，辩证地理解“贤”与“能”的价值。一方面，中国古代治理文化强调“贤明”，这对于当下的过于重视“能力”特别是经济能力是一种纠偏，因为没有“德”“清”“廉”“勤”，特别是“执政为民”的初心与贤良品质，再有能力往往也无济于事，有时劣质干部越有能力造成的损失越大，当前不断刷新的巨腐贪官就是典型案例。贤明文化不仅有助于执政为民，还是一种道德标杆与人格力量，对于改变治理生态和社会风气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代首重贤明，有时整个社会都推崇“孝”，将“仁、义、礼、智、信、诚”奉为人生楷模与圭臬。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氛围与清正文化决定了人心向善、爱美、重情、有义，更不要说“贤明”中充满的精神力量。今天的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中，应突显“贤明”的价值，改变功利主义、官本位思想、权力崇拜以及经济至上模式，真正在选人用人上做到唯贤是举、德而配位、清正廉明、坚守诚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变过于世俗化的治理文化生态。另一方面，也不能无视“才能”的价值，中国古代虽将“有能无德”放在四等，置于“有德无能”和“无德无能”之后，但仍有曹操等人的“唯才是举”，这就需要在现代治理中，将“能”放在一个合理位置。事实上，确有些品德不高的人甚至是小人非常有“才”，能力超强，如放弃使用未免可惜，也是愚蠢狭隘的，可用现代法治对其进行规约和监督，充分发挥其才干，使之为民出力造福。基于此，要将“法治”挺在前面，让“无德”有才之人“安全”行政。其实，我党目前强调的“红红脸”“扯扯袖”，以及加强巡视监督制度中的“提示”“警示”“谈话”“诫勉谈话”等都是限制“无德”有才者的好办法。在现代法治社会，不能因一人无德，就不用其才，这是极大的浪费，也会让“无德无能”之辈尸位素餐，成为能上不能下的“慵懒”和“躺平”者。因此，如何在“贤明”与“才能”间找到平衡点，以法治、德治进行监管、调适、育化，这是现代治理文化重塑的重要内容。
最后，重塑精神协同引领的共治文化。中国古代“共治文化”毕竟有不自觉性，邻里守望、互帮互助、上下共治还带有封闭性与较大隔膜，这就需要结合现代社会时代性与新时代特点进行重塑，让共治文化成为一种更加开放、自觉、协同、共创的精神引领。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总纲和指导思想。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为治理的普遍遵循，但如何让它更广泛传播，尤其进入广大乡村，并逐渐深入人心，是需要努力强化的。有学者提出：“由于家风家教和核心价值观都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各式各样的家风要求，如‘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与人为善’等，其核心是培树正确的价值观，其中包含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有利于塑造人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必然会与核心价值观存在内在的契合性。”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先进文化、红色文化、革命文化，克服官本位思想、封建迷信、宗教狂热、金钱至上观念对治理文化形成的严重侵袭。在此，山西闻喜县第一个楹联村在楹联文化中注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并以短视频形式宣传和传播，这是治理文化的现代重塑。二是重视文化、精神的引领。长期以来，治理文化多停留在表面知识上，今后应强化其文化功能、精神价值，以及在整个社会中的移风易俗作用，这就需要在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中注入文化维度、精神品质、高尚境界。如当下的“新乡贤”具有超载性，不仅担负经济功能，还要承担调解说事重任，今后应为其卸载，突显其文化功能，使其在文化振兴上发挥更大作用。另如，基层治理应加大精神引领，在培育锻造公心与志愿者队伍上有所推进，以增强其文化精神的含金量。还有，从村民到公民，让广大干群养成良好习惯，提升其民间智慧与创造力，都是今后共治文化必备的内容。三是充分发挥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作用，优化治理文化结构，特别是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在治理文化中，不同治理主体有不同的信仰、价值观、思维方式、审美趣味，这就需要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最大公约数的同时，尊重不同差异，寻找同心圆和向心力，得到更科学有效的共治方式，其间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至为重要。现代治理文化的核心要义是“人”，是人的现代化，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现代化，“那些先进的现代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上，都能与各种现代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真正能够得以实现”。“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和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因此，站在人的现代化角度，科学统筹、整合发展、共赢共享、升级再造，并将人民群众作为最后的目的与归宿，就变得十分迫切必要。
中国治道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理论方法与哲学问题，还与价值选择与人生智慧相关。中国治道下的现代治理文化培育，是一个与历史、现实、未来贯通，又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人类命运相关的重大课题。在以西方现代化与治理文化为主导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一直在探索一条自主的、有中国特色也更加有效的治理之道，这绝非易事，需要付出更艰辛的努力与进行更大胆的探索创新。
〔责任编辑：马 丹〕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2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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