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嵘均｜网络符号消费阶层比附取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杨嵘均，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石河子大学“绿洲学者”特聘教授。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等的发展，网络符号消费已经成为社会消费的主要形态之一，并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向。客观地看，网络符号消费的未来发展呈现出社会阶层比附的取向。为了回应这一消费现象和社会现实以及解决由此而产生的系列社会问题，需要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探求其可能的超越路径。这就需要对网络符号消费阶层比附取向的弊端进行技术解蔽与实践纠治，以调节收入分配为前提，在提高管理水平和能力的基础上推进资本投资以及网络符号消费的正向化发展，同时引导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回归理性、回归日常生活。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等的发展，符号消费已经从物理空间延伸到了网络空间，有学者将其称为网络符号消费，主要指“在网络空间中，消费者为了满足其在社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某种心理需求而对商品符号价值进行消费的行为”。从理论研究角度来看，关于网络符号消费的研究，主要是在鲍德里亚消费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鲍德里亚认为，人们消费的不是物品，而是附着在物品上的某种符号，即所谓的“符号消费”。这之后的相关研究，都或多或少受其符号消费理论的影响。当前，网络符号消费的社会景观已然形成，并逐渐成为社会消费的主要形态之一，学界关于符号消费的研究也逐渐发展为网络符号消费的研究。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网络符号消费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学术生长点和趋势，并日益呈现出跨学科跨领域的趋势，研究内容也主要集中于理论、文化和价值三个面向。国外网络符号消费研究涉及诸多理论，侧重从符号价值、消费主义等角度进行分析，国内消费社会的研究大多侧重理论，以评介当代西方的消费社会理论为主。国内外的研究总体集中于对现状的理论分析，批判当下符号消费泛滥，大多为符号拜物教、消费主客体颠倒的哲学反思、消费异化等主题，即便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进行研究的学者，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偏向于经济角度，如符号拜物教、消费异化等，而从社会阶层这一角度研究网络符号消费的成果虽有一定数量，但较之其他主题数量依旧过少，且大部分社会阶层的讨论集中于阶层平等、阶层与收入关系、阶层的炫耀性消费等某一方面，综合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讨论较少。由此，本文试图从社会阶层比附切入，对网络符号消费进行分析，本文所谓的网络符号消费阶层比附，主要指在网络空间中，较低阶层的群体在消费行为、消费心理和消费品位等方面，跨越自身实际向高阶层群体看齐，并通过符号消费向外界传递身份地位、个性品位、财力声望等具有辨别性的信息，试图以此期望获得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以及消费心理、消费动机与消费行为。本文试图厘清：既然网络符号消费不可逆转，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其可能的社会阶层比附趋向？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角度出发，与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对立相反，消费社会中的阶层有时候反而体现出平等表象，对此，应该如何实现从马克思所关注的两极对立到网络符号消费阶层比附的转变？进一步，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其理论与实践的局限性进而对其进行超越？
网络符号消费的社会阶层比附取向
消费行为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传统的经济理论普遍认为，消费主要指向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注重的是商品本身对于满足个人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性作用。但是，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们逐渐走进商品相对过剩的丰裕时代，消费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各类琳琅满目的商品极大地刺激了人们潜在的消费欲望，人们很多时候总是处在一种“欲购情结”（buying mood）之中，不断地提出五花八门的需求，消费逐步变得个性化和多样化。这本身构成了现代消费社会中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条件，同时消费上的差异也直接显示了人们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的差异。如此的差异能够进一步形成人们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差异，如社会阶层、发展机会、劳动力再生产，等等。社会阶层所呈现的差异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
社会阶层是一种基于经济差别的实存的社会群体，不同生活经历与生活方式的社会成员形成不同阶层集团， 这些阶层集团通过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将自身与其他阶层区分开来。正是由于这些区分，社会分化才被延续下去。社会阶层的形成与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紧密相关，消费行为就是其中重要的行为之一。事实上，消费行为本身就是一个阶层划分的过程，即不同的社会阶层消费不同的商品，拥有不同的消费习惯，并由此形成了各个社会阶层间的经济分界线。富人阶层在财富增长时，通常会增加对于具有特殊符号价值商品的消费，并将这些消费行为视作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以区别于他人。如果说富人阶层消费的部分目的是追求与众不同，那么平民阶层与贫困阶层的消费则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但是，不管是何种社会阶层，也不管其消费行为目的如何，通过消费行为所展示出来的差异，都可以将消费主体对应地纳入不同的社会阶层之中。所以，消费行为在满足生存需求的同时，也是重要的社会阶层划分手段。
一般而言，社会转型往往伴随着社会流动，而消费通常被认为是在此过程中获得社会认同最直接的方式。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需要从基本生活需求向高级奢侈品的享受转移，精神需要也从生存转向诸如爱情、归属感、自尊和自我实现等社会化的高层次需求，而符号消费承负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散的重要环节。符号化是物品成为消费物品的前提，商品通过广告、大众媒体等的展示，将社会所有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各种文化意义附着于商品之上，这使得商品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具体的物品，而是通过商品“所指”与“能指”的价值符号划分阶层的标志或者标准。这样，符号价值就通过弱化其使用价值而成为社会地位与身份认同的新媒介：“借助于物，每个人以及每个群体都在某种序列中找寻他/她的位置，同时根据个人的发展努力地挤入这一序列之中。通过物，一个分层的社会出现了，并且如同大众媒介一样，物似乎在对每个人说话(不再存在任何具有某种等级的物)。它试图将每个人放置到某个特定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在网络符号消费中，消费者个体在建构自身的同时也在建构与社会、他人的关系。商品以符号的形式分成不同类别，消费不同商品的大众则自动被归类，新的社会关系正在形成。更确切地说，是复杂的阶层形式被转化为简单的因消费差异而形成的新团体。消费创造了一种新的等级次序，高层次需求不再是上层阶级的特权，下层阶级同样可以享有。
在这样的背景下，消费者追求的不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背后带来的一定的关系序列中的地位。“消费的功能就是要在一个被分层的社会中纠正那些社会不公正。”一定程度上，这造成了社会阶层比附，形成了一种社会“平等”的表象，似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消费同样的商品——工人也可以在咖啡厅喝下午茶，可以和老板使用同款手机、驾驶同款汽车，甚至于他们的孩子也能在同一学校享受同等教育，等等。然而，这种单纯通过符号消费跻身上层社会的表象是脆弱的。这是因为，仅仅是通过金钱的花费让个体在某一偶然事件上表现为自身同上流阶层一致，即我们通常在生活中所说的“拥有同款”，这是一种表征意义上的“平等”。这是个体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需的浪费，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财力和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带来的荣耀、声望的行为。不含炫耀性的物品被看作不符合身份而被消费者拒绝购买。人不顾商品本身的功能，仅仅试图通过购买符号价值来确证自我身份的高贵与独特。此时，人被符号化了，同时也被符号的幻象所操控，不仅很容易迷失在各类符号之中，而且也很容易致使整个社会的运转都处在符号的操纵之下，形成消费社会独有的“符号拜物教”。而且，社会越是繁荣发展，社会的生产与消费就越发依赖符号价值，由此网络符号消费就越体现出一种关系建构，而这必然会导致符号泛滥，也就是说，“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自我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换言之，消费成为一种交流体系，成为人的价值展示，成为个人社会地位的无形标记。正如凡勃伦所认为的那样，部分社会成员的炫耀性消费就是为了争夺社会地位，并以此来标识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殊异之优势。或者说，他们消费的不仅仅是商品，更是一种阶层的认同，即个体从一个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层迈进所能得到的社会认同。然而，虽然每个人都拥有消费的权利，但是却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有与之匹配的消费能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奢侈品的消费。为了维持来之不易的社会地位，个体不断进行超出能力范围的阶层比附，大量的资金被投入，但由于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低层次向高层次进行的社会比附，经济基础本身是不同的，为阶层比附花费的金钱自然也不是简单的个位数金额，而高额的金钱只会让个体过度透支消费能力，形成恶性的“财富竞赛”，迷失在消费带来的炫耀性快感中，在其中不断消耗自我，最终“像事物一样死去”。
与此同时，网络符号消费也间接地促进了炫耀性阶层比附理念的流行。当前，人们所消费的商品，不仅具有传统的物质形态意义上的使用价值，而且还具有文化意义上的符号价值。当“物”成为符号的时候，消费者买到的不再仅仅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还有商品被赋予的符号价值。此时，消费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同时还是个人理念的践履者以及商品的塑造者、设计者。此时，符号消费成为区分不同群体以及不同群体之间沟通的一种重要表征。特别是那些所谓的“上层阶级”，更是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对商品符号价值消费的大潮中。他们不仅引领了整个社会的消费潮流，而且刺激了人们进行时尚化的符号消费，这是上层阶层在“控制着时尚和品位，使世界成为他的舞台”。与早期符号消费者习惯于被动接受商品的符号价值不同，新生代的符号消费者已经形成主动追求的理念。他们想方设法显示自身的财富，以实现“夸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他人的羡慕和嫉妒，从而获得自豪感和荣誉感。人们试图通过符号消费获得拯救。因为，不同阶层所使用的物品确实存在差别，由此人们也意识到只有通过改变自身拥有的物品才能获得地位上的改变，而正是在这一心理的驱使下，当某一个人极其需要上流阶层认同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有“表演”表面光鲜亮丽奢侈生活的冲动，而在没有办法改变现状的情形下（莫泊桑在小说《项链》里所描写的故事就是这样的情形），他们就会选择“上层阶级的消费”，认为只要消费的价格足够昂贵，购买的物品足够“上流”，就自然而然成为上流人士，社会比附通过消费即可达成。这是一种网络符号消费主义的新型意识形态，以此服务于自身的符号运作逻辑。
然而，作为一种被异化了的消费意识，阶层比附式的消费极易导致个体精神迷失，使得网络符号消费产生情感戏谑化、意识庸俗化、产品虚幻化、消费话语扩散化以及消费精神畸形化等不良后果。对此，商家或者资本操控者却不管不顾。既然通过网络符号消费可以达成阶层比附，那么“我欲望、我消费、故我在”的口号就会被大肆渲染，商家会不停地通过各种形式来制造欲求、推销商品、助燃欲望，最大限度地鼓励人们去消费尽可能多、尽可能昂贵的商品，向消费者灌输“人的地位=物的价格”的错误理念，而这却使得人成了“单一的消费动物”。由此，人们沉醉于网络符号消费带来的阶层比附幻想，忘却了自己消费的只是一个幻想而不是产品——因为，人们此时消费的不是物品，而是一种等级次序中符号地位。此时，说话的不再是人而是物，由此主客体在此处发生颠倒，人的本质由是被误解为物。换而言之，“人的物品性越强，他在今日就越具有社会性”。这就是为什么在网络符号消费的社会里，人们往往越是消费就越无法获得真正的阶层认同，就越会感觉到精神空虚、生命虚无。而这恰恰就是现代人的危机，其本质就是现代人的精神空虚和生存焦虑叠加的危机。
综上可见，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以及智能技术等的快速发展与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特征相叠加的综合效应，催生并进而导致了网络符号消费的快速崛起。作为当代重要的经济与文化的载体，网络符号消费不得不受到各种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碰撞，而在彼此的碰撞交错中，社会阶层比附成为一种显著且普遍的特征。既然网络符号消费的社会阶层比附已经存在，那么其对社会将产生何种影响、未来是否会日益扩大，以及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则需要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网络符号消费阶层比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上文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角度考察了网络符号消费阶层比附取向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如果说鲍德里亚以最终资本主义与人类世界死亡的前景暗示了其对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悲观，那么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消费的论述、符号消费的理论流变以及西方关于“消费社会”的批判，则是当下我们思考网络符号消费的逻辑起点与归宿。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消费与生产不可分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般意义上，消费是生产的动力，同样消费也受到生产力的限制。在20世纪20年代前，生产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而人们所消费的也仅仅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然而，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商品不再短缺，人们生活从匮乏到温饱再到过剩。此时，如果不扩大需求，产品将无法卖出，经济会发生停滞，由此便产生了生产所蕴藏的无限潜能与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如果资本主义的生产链发生断裂，商品无法完成“惊险的跳跃”，那么资本家就无法盈利。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商品生产者找到了运用电视、广告等大众媒介宣传商品的文化意义来刺激消费的方法，其目的在于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以及扩大社会的消费需求，并以此来促进生产再循环。为此，20世纪60年代，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认为知识型劳动成为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资本家借助大众媒介，充分调动消费者关注商品的价值、观念、理想等文化意义，并使商品同这种文化意义融合，使商品成为能够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承载抽象文化的象征符号。由此，人类开始进入一个为符号价值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时代，社会也从传统的以生产为中心开始逐步转向以消费为中心。
时至今日，消费已经成为社会的重心，我们无可选择地生活在一个消费社会里。而网络符号消费发展至今，已从种子长成花苞。“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因此，从商品生产相对匮乏的社会到商品过剩的“丰裕社会”，从物质生产到文化生产，网络符号消费始终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其进行理性考察和批判。
事实上，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商品交换中物的社会性象征意义，但是马克思所讨论的物的象征意义，不是符号价值而是价值符号，“价值符号直接地只是价格的符号，因而是金的符号，它间接地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当人们还无法彻底理解这一关系时，他们就必然将商品关系神秘化，逐次产生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以及资本拜物教。当然，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本质是一种历史形成的客观的社会经济关系，但是到了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商品的本质就被一种符号编码的象征关系所掩盖。由此，“在一个商品主导的社会中，语言获得了自足的存在，能指链失去了和所指的关系，商品拜物教向符号拜物教转变”。符号拜物教之所以出现，原因在于主体陷入对商品符号所暗示或者所代表的社会意义的狂热追求中。对此，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符号价值虽然是通过人为赋予商品的象征意义而创造出来刺激消费，但是对于商品这一意义赋予的目的仍旧是为了满足人们某种需要，不论这种需要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毋庸置疑的是，它确实能够满足人的某一方面的需求，在此种意义上，符号价值“并非跳出了商品的二因素，而是其本身就存在于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这两种对立的价值中”，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在消费（包括符号消费以及网络符号消费）社会里所盛行的符号价值的概念，只不过是在马克思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基础上又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而已。但是，不可否认，正是符号价值使得生产和消费达成了统一——“在符号运作之下，以及在物的意义性价值这里，生产与消费、物质与意义、现实性与符号性在社会价值系统内部均实现了统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符号价值又是与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不相同的。就网络符号消费而言，符号的交换价值比使用价值更重要。在马克思看来，一般情况下，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可以依据各自的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但是在网络符号消费中，显然这一观点已经被突破。例如，一般情况下，一件衣服的价位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过一部智能手机，但是在网络符号消费下，一件衣服的价格甚至可以高达数十万元，远超一件衣服的正常价格。这多少有点让人匪夷所思。对此，我们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资本家（或者商家）通过极大地增大符号价值在可变资本中的比例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进而谋求暴利。但这并未违背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它只是一种极端表现而已。根据价值规律，商品的价值售卖总有天花板，因而，当它的自然属性所具有的价值已无法继续为资本创造更高利润的时候，就只能另寻出路：为人们创造新的需求，不管这一新的需求是真实需求还是虚假需求，一切只为能够将所生产的商品售卖出去以实现价值，而且一切都奔向一个目标——获得超额利润。这样所创造出的“虚假需求”不仅增加了消费，而且由此消费又引发了新的生产动力，两者互相成就。实际上，生产原本只是单纯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活动，但随着需求的不断增加，消费又生产出人们对新产品的需求，生产不再是剩余资本的投入，反而是消费成了新的投资。任何一种消费都会促进社会再生产，更不用说盈利巨大的网络符号消费了。网络符号消费越多，消费资料就要不断再生产，由此而形成资本家网络符号消费的循环。而支撑这种循环运行的，是其背后资本主义强大的生产力。为此，资本主义极力把“享乐消费和阶层认同消费”强行引入现代社会，而正是通过不断增加消费来抹灭过往的阶级特权，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卷入到这场符号消费主义的运动中来。
商品从使用价值到符号价值社会意义的宣扬，为网络符号消费的阶层比附提供了基础。一般而言，符号价值的形成是符号消费等级系统构建的前提。网络符号消费成了转嫁资本主义社会阶层矛盾的一种新手段。一切价值都被量化成数字，以供个体辨别自身与其他阶层的差距。伴随着社会传统等级制度的崩塌，人们在社会结构中失去了明确的身份认证，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得人们将自身依照物的价值进行阶层区分，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不是生而存在，亦不会一成不变，会随着生产的发展与历史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对立明显。贵族阶层奢靡享乐、肆意挥霍，平民阶层则屈于一角、挣扎度日，丝毫不敢有越界的想法，泾渭分明的双方看似在各自的领域互不干涉、一片祥和，但隐藏在背后的阶级对立矛盾却越积越深。这推动着苦难阶层为寻求“自由”而前进。于是，他们开始试图反抗，试图通过抗争取得权利，“妄想”跨入上层阶级。尤其是随着近代资产阶级的出现，这类天定的阶层被一点点溶解，“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虽然等级的、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但这一阶层的形式仍然存留于人们心中，它需要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因为总是不断有人试图向上发展，这是因为一旦处于上层甚至是顶端，就会获得丰富的资源、良好的社会发展机遇、享受他人享受不到的光环。但能够通往上层社会的途径都太过漫长与艰辛，如果依靠学识的话，前期成本过高，家庭背景难以改变，这就使得大多数人向上无门。
在资本主义社会，解决这一现象的途径就是：通过物获得成功。资本主义将敏感、尖锐的阶级问题以另一种方式转化在消费的差异上。事实上，这种转变与西方生产模式的转变密不可分，而其结果是资本市场的扩大。由此，资本意志从重视生产转向重视消费，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商品生产，开始谋求生产理念的变革以扩大消费范围与领域。这种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生产模式，使“消费”对社会的引导和主宰得到加强。由此，符号消费从丰裕社会中生长出来，它不仅改变了人与物的关系，而且也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自此，“人们就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人们彼此按照物的符号编码而进行划分和定位，并依据不同的消费层次、能力和水平将人群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这改变了过去只有特权阶级才可以享受到奢侈生活、高级料理以及豪宅华服等的森严等级制度。也就是说，在消费社会里，过往特权阶级拥有的物品可以为所有人所享受，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付钱即可获得自己想要的商品。甚而至于，在符号消费以及网络符号消费社会里，资本家借助大众媒介，雇佣知识劳工，对商品进行包装宣传，创造性地为商品赋予个性，将商品分门别类地划分为不同阶层不同等级，引诱消费者为了彰显身份地位而去消费它们。换而言之，社会赋予商品社会阶层认同的功能，使物成为社会阶层比附的标志。此时，消费成为社会地位的延伸，人为了改变社会地位而进行财富攀比，通过挥霍和浪费来炫耀财富，消费的社会功能变成了提高个体的社会地位，达成阶层比附，维持个体想要的高层次的经济与文化地位。
然而，这种网络符号消费下的阶层平等可能却只是一种假象。比起行为，人的心理需求更容易受到影响，网络符号消费借助“跨越阶层”这一噱头将自己包装为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观，把符号当作“现存社会的诡辩的粉饰”，发疯地迫使人们去占有、去消费、去竞争，在无意识中追崇网络符号消费。然而，人们追求的却是一种被人为地嵌入到人的社会属性当中的抽象的符号意义与符号价值。由此，这一意义和价值逐渐演变为识别人们社会差异的重要因素。人们发现，几乎绝大多数的商品都被暗中标明了所属的阶层，而此种“区分与名誉的显现正是价值体系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等级制度的整合的基础”。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正是通过消费构建起来，资本家试图将“消费主要与符号而不是与商品本身相联系”，制造出各种“虚假需求”，让人们自觉“匮乏”，并“鼓励个人消费越来越多的商品，并从越来越多的商品中进行选择”。这样，各阶层之间原本的消费界限消失了，不再有固定的消费行为，阶层和消费之间的位置发生了颠倒。每一个人都试图通过拥有物在流动的社会中留存固定位置，并试图进入新的等级序列。恰如“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The Great Gatsby Curve）所揭示的那样，经济不平等越是加剧，社会流动性就越会降低，这同时表明，社会阶层将日趋结构化，但阶层之间的屏障并非消费可以轻易打破的。
来自外部的强制性的物的消费已经不再可怕，因为这尚且能被个体意识到，而核心的精神诱导才更为糟糕。为了得到认同就必须不断地否定现在的拥有，形成对新需求的无限欲求，金钱被这一符号黑洞吸收，投入、吸收、再投入，如此循环往复。换而言之，人是通过一种未来的方式来保持当下的存在。符号消费成了一种显示财力与权力的攀比游戏。想要进入上层社会吗？那就开始更多的消费！虽然，今天的经济市场对所有人都平等地开放，人人都有购买任何物品的权利，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决定是否购买，这是呈现出的现实平等；但是，这个社会却是在用“自由、民主”营造一种相对平等的幻想，通过革命未实现的自由，转为在物的消费以及社会阶层标志方面的平等。但事实是人人都能购买得起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实际上存在着极大的社会分化与阶层不平等。能否购买得起确实仅仅是消费能力的问题，而能否真正欣赏、能否真正使用物却受到教育水平、家庭背景等各类复杂因素的影响。阶层优越的人，即便不消费也能获得对应的社会地位与服务。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较低阶层的消费总是落后于较高阶层的。物品率先在高阶层普及，当有更新颖的产品后，原先的物品沦为普通品后，低阶层才有机会享用。这是因为，“需求的一系列等级，与物和财富的等级一样，根据一种绝对的原则……在社会上首先是有选择性的：需求和满足会向下渗透”。即便是商品也遵循着自上而下的原则。如果低阶层使用和高阶层同款的商品，高阶层会认为其在越位，会存在阶层歧视。在物的消费面前人人平等，但掩藏在物的背后的等级则没有丝毫平等可言。不同的符号对应着不同的社会阶层，总有部分物品代表了低阶层无法企及的社会高度。因此，必然会存有阶层歧视。事实上，仅仅通过消费并不能获得高阶层的认同，通过符号消费获得阶层比附的认同通道是极其狭窄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阶级或阶层划分的根本标准是经济基础，而并非抽象的意识认同。阶层特权的存在就说明一定存在某种程度的匮乏，没有匮乏的阶层特权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人人都能平等地享有一切，那就无所谓社会阶层，无所谓等级划分了，社会也自然进化到更高阶段了。由此，消费（包括符号消费以及网络符号消费）虽然为平等提供了可能，但同时又创造了其他的不平等。如果人们能够在差异中发现这不是对某一物的真正需要，而是为了获得阶层比附而进行的炫耀性消费，那么网络符号消费主义的幻想也自然被打破了。
除此之外，网络符号消费还带动了技术的革新，推动了创新发展，为生产不断注入活力。换而言之，在流通领域，由于网络技术、智能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等的发展可以极大地压缩人们信息不对称的成本以及极大地缩短商品的流通时间，所以网络符号消费也就极大地提升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在消费领域，网络符号消费通过人为赋予商品象征性的符号意义来极大地增加商品的附加值，从而使资本获得超额利润。然而，人们消费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购买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购买商品中“符号和差异”的价值，这揭示了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物只有成为彰显差异的符号才能完成它最终成为消费品的使命。在这一理念的驱动下，网络符号消费急剧增加，网络符号消费越多，生产就会越繁荣，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或者，通俗意义上的利润）就会越多，而整个资本的循环周期也会越快，最终资本积累才会越多。由此看来，符号消费/网络符号消费可以说是生产社会的“帝国主义阶段”， 当生产逻辑不足以支撑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便需要新的逻辑来进行弥补——这便是消费逻辑。需要强调的是，消费对生产的取代并不表明人们彻底走出了生产时代，也不代表人性的解放，它只是资本主义统治政策的变动罢了。
上文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网络符号消费，尤其是对网络符号消费的阶层比附现象进行的分析和批判。分析和批判的目的，不仅在于我们要对网络符号消费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现实有一个准确的认知和清醒而理性的判断，更重要的在于要寻找对其进行超越的可能路径。毕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不仅仅在于认识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
网络符号消费阶层比附取向可能的超越路向
上文表明，作为当下消费社会最为重要的形态之一，网络符号消费的典型症候在于它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阶层比附取向的问题。事实上，在这一方面，今天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把符号价值的象征意义发挥到了极致。但是，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由于消费是由生产决定的，因而消费是无法自主地建构出社会阶级的。网络符号消费也并非阶级对立的真正消除，其不仅“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反而更深层次上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社会、资源、人口等的矛盾，构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否定基础性的物质生产，而将某种象征性的关系作为存在的基础，那么它就“必将走向现实中的生存危机”。为此，我们认为，要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网络符号消费的消极影响，就需要对网络符号消费的弊端进行技术解蔽与实践纠治，以调节收入分配为前提，在提高管理水平和能力的基础上推进资本投资以及网络符号消费的正向化发展。
首先，要尽可能地调节收入分配不公，这是解决网络符号消费困境的前提。“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对此，罗尔斯提出，制度正义是正义的基本内涵，“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为此，需要更加关注制度主义来解决网络符号消费的困境。具体而言，应遵循两条基本原则：
其一是平等原则。一般而言，“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在当下，我们倡导平等的原则，不仅包括制度，还涵括价值。这里，“平等”并非绝对平等，而是一种相对的平等。其实，消费与支出的差异已经导致了财富累积的差异。简单的手段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我们要秉持良好的心态合理看待已有的差距；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制度安排（包括税收等）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有效提高贫困人口的消费能力，调节收入分配，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向扩大，从而从经济源头上遏制畸形的网络符号消费行为。
其二是差别原则。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先天的自然禀赋和后天的社会机遇，这类因素极大地影响到个体的收入，也必然导致了富裕阶层与普通阶层的分化。制度正义并不是要劫富济贫，但是消费差异所反映出来的现实是，穷人在实践中受到了歧视，而富人得到了照顾。正因为如此，“差别原则”就显得极为重要。既然不平等总是存在，那么我们就需要尽可能地把不平等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在提供机会均等的前提下，优先考虑和关注那些先天自然禀赋较差的人，并尽量为这类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帮助。“差别原则”的基本底线就是要保证“最少受惠者”维持生存所需的基本要求。一旦人的基本生存都无法被满足，那么人就会失去尊严和底线。为此，在保障利益之后，需要提高思想认知，提倡“最少受惠者”要根据个体的真实需要进行消费，不提倡他们超出自身消费能力去进行跨阶层的奢靡性符号消费。“最少受惠者”如果能够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源、尊严和地位，那么自然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理性的认知，此时，虽然炫耀和阶层差别无法根除，但不会再是主流。人们只有进入自我定义而不是被定义的阶段，从“炫耀性消费”走向“非炫耀性消费”，才能注重人之为人价值的本源意义，开始向个人情感回归。如果物质消费的繁荣不能与精神世界的丰富相伴，个体尤其是普通阶层就易于演化出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意识，从而消解整个社会的价值理念。
其次，要引导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合理赋能，推进网络符号消费正向化发展，促使其为社会公共福祉服务。从本质上来看，网络符号消费这一现象是网络技术、智能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等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当网络符号消费/符号消费成为社会阶层区分标志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它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说，如果“价值的第一个形式是使用价值，是反映个人对自然的关系的日常用品”，那么，“价值的第二个形式是与使用价值并存的交换价值，是个人支配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权力，是个人的社会关系”。简言之，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有一个特征，即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只有在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同别的使用价值发生关系时，不同个人的劳动才作为相同的一般的劳动相互发生关系”。换而言之，“如果交换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必须补充说：它是隐蔽在物的外壳之下的关系”。由此，马克思揭示了商品的秘密在于人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必然通过物与物的关系展示出来。就此而言，网络符号消费是能够构建社会关系认同的媒介，同时也是表达社会关系认同的形式。在网络符号消费过程中，将符号化与人类的思维认知能力相关联是网络符号消费表达社会认同的一个核心问题。
符号化是以人类与生俱来的认知偏好作为支撑的。在当下社会，这种认知偏好就体现为对网络符号消费无辨识的崇拜。既然如此，通过合理的机制来引导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智能技术等合理赋能以及理性符号化，发扬媒介的公共精神，促使网络媒介在信息传播时实现价值的正向化导向，并进而改进人们的消费行为将十分重要。本文将这个过程称之为“正向符号化”。马克思认为，消费的本质是满足人的需要，但“消费需求的满足只是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最终目的”。如果能够将符号消费进行正向化引导，而不是大肆渲染商品的符号价值，那么理性的符号化就可以做到纠偏消费异化，并进一步纠偏消费者的错误消费认知和意识，让消费者厘清消费与阶层的关系，认识到通过物获得的身份认同只是昙花一现，进而遏制消费者“消费越多，社会阶层比附越高”的非理性消费理念。也就是说，技术的合理赋能以及符号的正向化引导，可以让消费者认识到某类商品的正当价值，并回归低调、理性的消费生活，同时又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商家一旦发现商品售卖的数量无法达到预期以及投入与回报不成比例的时候，那么就自然会放弃该类商品的生产，减少对背后生产所需的自然资源的掠夺。就此而言，我们认为，作为新经济形态的符号经济应该以正向符号化为核心理念，让符号经济增进社会福祉。无论是生产还是其他产业的转型，都应该秉承正向符号化的理念，通过符号化正确引导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真正实现社会成员美好生活的愿景。人们的消费应该是出于自己的真实情感和生活需要，而不是为了迎合社会环境和社会交往的某种虚幻的需要。
最后，要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引导资本投资向上向善。不容否认，对资本而言，剩余价值的攫取始终是其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目标。在资本逻辑的运行框架下，网络符号消费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最大程度唤醒大众的消费欲求，并辅以知识生产，让大众的思维也被消费主义的幻想渗透。不管是商家还是大众媒介，在利益的驱使下，始终秉持的是“唯利是图”的工具理性，通过不断地为商品制造符号价值，竭尽所能地为自己获利，但是其所导致的社会后果却是网络符号消费的戏谑化、泛娱乐化、庸俗化，最终使得网络符号消费主义大肆流行。正是基于对这一社会后果的担忧，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引导资本投资向上向善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般而言，在没有外部约束的情况下，资本扩张是无序的，此时需要外部力量的干预，其中最有效的干预就是来源于政府的行政管理，需要借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加强对市场、大众媒介等的价值引领，纠正资本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偏向，合理引导资本流向。具体而言，借助主流意识形态对资本逻辑的价值理性进行引导，同时辅以信息技术手段规训大众媒介、大数据、云计算等工具理性，有步骤地加以引导，促使网络符号消费为公共利益服务，并阻断网络符号消费主义的野蛮滋长。
当然，除了上述路径外，还有其他许多可能的解决路径。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能择其要者而述之。总而言之，我们当前必须要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网络符号消费已经或者正在引诱并支配大众沉迷于购物欲而不能自拔。消费者尽管自己也知道这种购买欲望和购物情结是不理性、不节制的，但是以网络符号消费主义为核心理念的消费行为却仍然能够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并逐渐衍生为一种不良的消费习惯和社会现象，那么这一问题就不仅仅只是经济问题了，很可能会演化为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事实上，以消费为标准划分的社会阶层之间的界限，不仅是极其明显而且有不断加深的趋势。各个阶层间的消费行为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差异，不仅体现在衣食住行，还体现在工作、教育、社会资源上。社会阶层的消费差异大于收入差异，这是一个违背消费经济学基本常识的现象。然而，从实践角度来看，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消费，最大的不同在于传统消费注重使用价值，而现代社会的消费则更关注符号价值。符号价值由于通过符号而显示出其与别种商品的不同，因而其潜在地僭越了传统社会的消费观念而“当仁不让”地成为某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加之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以及智能技术等的加速发展，不仅导致网络符号消费在社会消费活动中蔓延，而且使得人们的消费心理以及消费意识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潮水般的商品在我们生活中涌现，不仅迷乱了我们的双眼，而且也迷醉了我们的心灵。既然我们已经活在一个被创造的符号价值的意义世界里，那么学会看透事物的本质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做到不被符号摆布，不因别人创造的符号价值而陷入盲目消费，就考验着现代人的智识和意志力。为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看清网络符号消费的本质并将网络符号消费拉到绿色健康的消费轨道上来。我们需要理性思考，不盲目追求未经审视的人生目标，在赋予自己可达的人生意义基础上回归理性消费、回归正常生活。
结 语
当然，网络符号消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反映出所处社会的经济基础、文化模式以及价值体系。如果理性而客观地看，那么我们会发现，“生产社会”是社会的相对低级阶段，消费者重视“物”的使用价值，而当社会发展到更高一阶时，消费者就不再局限于物质、功能，更需要精神消费、符号价值。也就是说，一旦人们的消费超出了纯粹的物质需要范畴，转化为以符号为媒介的消费行为，并提升为一种改变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活动，就意味着人的生存方式的跃迁和人性范式的变革，同时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变迁。因此，一定程度上而言，这应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正如卡西尔所说，“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它也意味着人的本质的消耗。事实上，当我们陶醉于琳琅满目商品景观中的时候，当我们享受美感、品位、奢侈等商品带来愉悦的时候，当我们气宇轩昂、踌躇满志地迷恋于商品符号象征意义所带来的地位、身份、尊重乃至尊严等感觉的时候，谁又能理性地拒斥网络符号消费呢？然而，这不是消费的全部，也不是生活的全部。当然，这也不全是网络符号消费惹的错，还可能是因为人们无法遏止的欲望和贪婪。一旦人们被光怪陆离的广告遮蔽了双眼，被消费符号洗脑，以符号代替人的价值，甚至希望通过消费符号的象征性赋予自己新的地位和更高的身份，那么他们就会很容易地沉沦于消费乌托邦的美好幻想之中，躲进自我虚拟保护的幻境之中，并以娱乐至死的价值观念来逃避生活，此时，包围我们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的就不再是人而是物，不再是真情实感而是虚荣乃至虚无——生活再没有了理想信念，有的只是幻想与妄念。就此而言，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而实践的最高境界在于对网络符号消费局限性的超越。
〔责任编辑：马 丹〕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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