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诗淇｜身份位阶的僭越：数字阅读的审美政治图景
易诗淇，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一屏万卷”的数字阅读开启了人机交互的“屏民时代”，具有“滑屏仪式”的阅读界面作为人机交互的异质空间场域，重新架构了时间和空间的类型，在数字镜像内消解了现实世界中的身份和阶级区隔，构建了平等自由的阅读共同体。数字阅读在审美体制下预设读者的智性平等，被“解放”的观众获得了分享感性经验的权利。由读者审美悬置建构的沉浸感，挣脱断开诸如身份位阶与感性能力等各式固定的连接，主体在享受阅读表征的纯粹乐趣中自由地与他者进行可感性分享。读者间的互动交流机制衍生出新型的阅读生态圈——歧感共同体，其既弥补了“无分之分”的身份缺失，也绘制出读者多面立体的身份认同，进而勾勒出多维度的全新审美政治图景。
当前，数字阅读（又称屏幕阅读）成功跳脱了传统阅读场域的窠臼，已然成为后现代阅读生态圈的新风尚。概而言之，数字阅读是以电子屏幕为载体终端，阅读内容以数字化方式呈现，实现主体多种感官交互共振，获取审美体验与信息层累的阅读活动。它既包括初始阶段对纸质文本的电子化复刻，又涵盖新技术发展下视听融合、具身感知的场景化沉浸，以及用户画像的智能化定制与精准投送等多种新型阅读范式。将现实阅读数字化、虚拟镜像现实化的数字阅读，重新架构了时间与空间的在场问题，时空的脱域化极大程度地促进阅读主体摆脱物理世界与地理位置的束缚，主体与赛博的联结也在某种层面上创造了身份的迷思。
身份涉及自我、他者以及各自所属社群的认知、态度和情感，是人们认识与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认为，一切主体化都是一种去身份化（disidentification），一种从场所的自然状态中的撤离，它打开了一个主体空间，在那里，任何人都可以被纳入。他从预设平等出发，以审美悬置（aesthetic suspension）的方式断裂身份位阶与感性能力之间的连接，在可感性的重新分配中生成审美歧感（dissensus），勾画了一种以身份平等为核心、无分者（partdessans-part，未被纳入社会秩序的人）被接受的共同体空间模态。当我们审视后阅读时代审美秩序时可以发现，数字阅读的实践伦理与朗西埃的审美政治理念有着极为相似之处。数字阅读的无层级式、节点化的网状连接和虚实结合、交互体感的场景再造等属性，消融了一系列对立区隔，带来了身份重组的契机，其运行如朗西埃所言之构建平等肌理、强调解放个体、反抗单一共识的共同体一般，生成了镜像内的异托邦世界。基于此，本文将结合朗西埃审美政治逻辑，重构数字阅读中主体被赋权的身份问题，以期寄寓未来阅读共同体平等自由的审美政治图景。
“解放的读者”：智性平等的元预设
伴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社会阅读方式发生了整体性变迁。从媒介使用层面上看，传统纸质阅读式微，数字阅读迎来了全民时代。2024年，全民阅读第11次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除了基于数字阅读的普泛性终端输出外，将阅读主体的智性平等作为界面设计、内容传播以及形式推广等一切根源所在的元理念，是数字阅读促成全民阅读的重要初始内核。
数字阅读的信息获取、界面设计和群体指向，建基于对“屏幕之民”（people of screen）的审美感知和智性能力的平等预设。实现全民阅读的愿景，一项重要的先验性理念就在于预设所有读者接收阅读信息的普遍性和平等性，因为不平等的预设起点大概率生成不平等的过程和终点，只有预设平等才有获得平等的可能性。18世纪法国教育家约瑟夫·雅科托（Joseph Jacotot）在创立的普遍教学法中指出，教师只是对知识钻研得早而透，但在智力能力上与学生没有等级之分。于此，朗西埃提出了智识平等（equality of intelligence）的主张，即反对权威话语和等级划分，认为不同个体尽管存在智力水平的高低，但智力能力是一样且平等的。他指出，教师在向学生解释和传达知识的那一刻，其实已经形成了等级体系，所以应该只有“无知的教师”（the ignorant schoolmaster），而非权威的教师。这种平等体系不仅存在于师生之间，也蕴含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分者与无分者的内部。朗西埃视平等为一切事务实施的逻辑起点和预设，以及主体获得自由权利的原始性力量。可以说，智识平等是一种打破等级分配和界限设置的解放维度，是一种对布尔迪厄区隔理论的政治批判，是智性层面的共通感和普遍可传达性。因此，不仅精英分子拥有汲取知识的能力，每个人都有平等智性能力和获取阅读的权利。但是，从阅读媒介的发展史来看，早期的文本载体经历了甲骨、莎草纸、石板泥雕、布帛书卷、造纸印刷的变迁，繁琐艰难的制作工序、流通闭塞的不易获取性以及等级权威的政治垄断使得普通百姓游离于文化享用之外。然而，在后阅读时代，数字媒介以其编码简单、传播极速等优势使得民众获取信息的成本逐渐降低，不同阶层的受众只需借助网络及终端便能轻松接收数据元发射的符号信息。经过网络数字化的复制和传播，大多数电子书的单位成本相较于同一本纸质书籍要大大下降，并且在大量扩散后极近于零成本，打破了传统阅读由于信息屏障和高价载体造成的传播垄断局面，精英阅读逐渐演变为物质上的平等阅读和性质上的全民阅读。数字阅读在界面内融合了文字、图像、影音等多种符号形态和大量的人性化互动元素，触发大众的审美感官，能够普遍引发审美主体的审美愉悦感。除此之外，智能化的算法推荐也演绎着智性平等的逻辑肌理，因为人人都能搭建自己的私人书房。在个体审美经验层面，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喜好对书本进行分类，利用阅读程序中“我的”“图书”“书架”等服务框架，设置并管理自己的专属书屋。如果说前期的数字阅读是以读者定向获取自身所需的资源，那么，如今的智能化阅读则以算法推荐和用户画像为特色，根据读者的浏览历史和审美经验进行算法模型描述，量体裁衣地判定读者潜在的阅读需求，从而生成个性化的阅读偏好书单。从“纸”到“智”，智能技术不断适应着读者对个性化定制阅读的需求，智能阅读建构的个人图书馆完美体现着读者平等持有个性化阅读的权利。
在智性平等的预设下，纸质阅读业已形塑的文本权威、作者权威与文化权威被逐一解构，审美感知主体的角色设定和身份位阶随之发生了变化。油墨与纸张结合的传统阅读赋予了文本神圣、不容置疑的等级感，存在着作者主导性阐释与读者多元化解读之间的矛盾，而数字阅读以读者智性平等为观照，瓦解了文本、作者等对资源的垄断性阐释权。读者作为文学的审美主体，在数字化阅读时代，其原本由精英阶层和作者控制的边缘化身份发生了位移与僭越，主要表现有二：其一，审美主体在数字阅读的“屏民化”主导下日渐平民化。在传播较为匮乏的纸媒环境下，纸质书籍不易触及平民大众，具有一定知识储备和经济基础的社会群体才是传统阅读的中坚力量，甚至立说书写的权利也被金字塔顶端的社会精英所掌控。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就曾描述过这一不平等现象：12世纪的阅读和写作主体基本限于神职人员范围，直至18世纪，审美主体才断离其寄生阶层，与统治阶级分道扬镳；在此期间，稳定严密的等级关系使得读者（亦是作家、统治者）只有限定的阅读视野。当阅读和书写被特定的阶层与既有的秩序所限制时，解放政治也就无从谈起。只有从平等出发去检视才能发现秩序运作及其权力性，才能使底层群众有平台和信心去重塑自己的感知结构，让此前被压抑和遮蔽的审美体验重新焕发。如今，文学乘借网络和数字化传播载体，廉价、便捷地诱发文化民主，阅读资源为基层民众所共享，阅读和书写成为每个人都能拥有的权利，往日无渠道发出文学心声的文化弱势人群开始浮出文学地平线，“人人都是读者和作家”的梦想得以实现，呈现出审美感知主体日益平民化的图景。其二，智力能力及审美经验的平等预设瓦解了作者对作品的霸权阐释地位，数字经济促使作者愈发依赖读者的反馈机制，以作者为主导的单向传播转变为以读者为主导的交流对话。以往静态无声的纸质文本被书写者全权掌控，经过作者、编辑者、出版者等层层把关，构建了一个符合他们认知期望与市场诉求的线性传播模式，读者处于一种被动、封闭的弱反馈或无对话的阅读状态。朗西埃在其剧场理论中表示，观众并不是无知的、被动的接受者，要以平等的手段和解放的方式将戏剧的解释权还给观众。同样，被解放者不是仅限于戏剧、电影等观众，而是包含一切具有观看、阅读等行为的主体。在文学领域，读者和作家的审美感知能力是平等的，读者同样有着智慧和辨识能力。纸质阅读类似传统剧场，静止不变的空间及线性传导的符号构建着一种封闭式特权，读者和作家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交流鸿沟。在数字阅读时代，多维符号实现了二者的即时性互动交流，在感知共同体中每个读者都有平等的智性，他们由于自身审美经验之差异对文学艺术亦有着不同的诠释，待读者成为被“解放的读者”时，他们在文艺场域中分享并交流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感悟。另外，在资本和出版消费市场的调控下，作家和出版商也愈发依赖读者的阅读反馈，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可随时将个人评论意见或问题写于讨论区，线性的阅读模式被以读者为中心的网状式阅读所取代，读者身份“僭越”作家的话语霸权地位，而读者身份地位的提高又促动作家创作出更多迎合文学市场的作品，促进文学创作的活性发展。
“自由的游戏”：差异空间中的审美悬置
在预设阅读主体智性平等的前提下，反驯化差异空间的构建和个体感官的技术激活也随之悬置了不平等格局。空间（space）与技术（skill）的融合将自由感性化的身体（soma）推向了数字前台（如图1），笔者将其视为数字阅读背景下审美悬置的3“S”逻辑架构，即差异空间构建了非同质化的话语输出和平等的审美权利，先进的数字技术也带来了身体感官的解放，基于二者，游牧化、沉浸式以及自由性的具身阅读体验自然生成。这种游牧化的阅读状态，将阅读对象与审美主体的利害关系暂时地悬置起来，如同席勒所言的无目的、无功利的“自由的游戏”活动，是一种摆脱了物质欲望的束缚和道德必然性的强制之后所从事的真正自由的活动。数字阅读在空间、技术和身体层面，分别演绎了异质并置的反驯化、技术装置的官能化、审美悬置的游牧化这三种自由与平等的审美状态。
图1 数字阅读中审美悬置的逻辑架构——基于一种3“S”维度
（一）异质并置的反驯化
在印刷术统治的纸媒时代，均质化、被动性和封闭式是阅读的显性特征，以工具理性和现代技术为主导而生产的标准化、同质化、批量化的纸质读物，实际上被一定的体系和阶级所隐性掌控，他们希望运用自身的权力磨平空间主体的差异性思想，巩固自身的话语权设定。再加上纸质阅读本身就隐含着一种压制性的倾向，读者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单向静态的文本强制驯化着读者，暗示他们不要有超越书本之外的自我意见表达的空间。可以说，纸质阅读构建了一种无自主性的、被迫性的、思想同一性的读者接受空间，读者成为被刻板文字驯化的主体。这种以趋同化为目标，抹杀差异性与特殊性的空间是一种“致命的空间，为了强加一种抽象的同质性，它摧毁了使它产生的历史条件、它自身的（内在的）差异性，以及任何显示出发展痕迹的差异性”，“窒息了在其内部被构想出来从而也力求显现出来的所有东西”。列斐伏尔反对这种同质化逻辑带来的驯顺空间（disciplinary space）线性模式，以差异空间（differential space）的主张取代资本主义趋同化的空间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列斐伏尔对空间差异性的强调并非为了扩大空间内主体身份等级间的差异，相反，“均质化的趋势实施着压制与压迫：这个空间包含着歪曲了的并掩盖它的矛盾的一种‘逻辑’，其结果变成了一个威权主义的、冷酷无情的空间实践”。主体能够行使“差异化权力”实际上是对权威的反抗和对平等的追求，空间话语权并非由一方锁定，“和而不同”的声音才是当代空间的解放形式。尽管列斐伏尔的差异空间概念极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色彩，但他反对同质化、承认个性化、追求平等化的空间理念存在着一定的后现代主义张力。
后阅读时代阅读载体所依托的数字空间，很大程度地彰显了列斐伏尔所述的差异空间特性，展演了一定意义上的审美权利平等。数字空间以异质性为核心要素，延伸了差异空间的差异特性——反叛同质化的表征形态和话语输出，强调包含人在内的多元异质性元素的交汇并置，读者在此空间内得以行使平等化和自由化的审美权利。尽管文本的复制粘贴功能在纬度上扩展了文本的批量化生产，但后现代语境和数字技术又在经度上解构了同质化话语的输出，数字阅读依循异质性的主旨，构建着异托邦的阅读景观。数字阅读空间的异质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与镜像外部的物理世界相对照，构建了有别于阶级化现实空间的数字平等空间，最广泛地展现了被传统书写遮蔽的审美主客体。在数字书写平台上，各种文学题材、文学体裁、文化形式挣脱了纸媒时代的时空限制和权力阶级管辖，获得了展示的天地，网络文学在虚拟实在（virtual reality）的异托邦空间体系中证实了差异的可贵，权利的普及使得草根阶层实现了阅读和书写的狂欢。另一方面，以镜像内部的文本元素为观照，构建了多元化异质性的“块茎”图式，最优化地使审美主体进行自由的阅读操控。数字阅读的内容呈现利用德勒兹和加塔利“块茎论”中的“联系性和异质性原则”（principles of connection and heterogeneity）与“制图学和贴花原则”（principles of cartography and decalcomania），将文字、图片、动画、声音等一切可利用的不同符号进行拼贴组合，使僵硬的文字跳动有声，被压梓、浓缩的文字信息还原成了具体场景，理性知识也变得极具感性。通过指尖的滑动，不同的符号体系被激活，文本犹如块茎从分叉的层面向四面八方衍生。“块茎系统”磨平了等级差异，任何节点都可以与其他点相连，没有核心也没有清晰的出入口，因此没有权威和向导，审美主体可以自由来回，点击进入各个“碎微空间”。
（二）技术装置的官能化
纸质阅读是一项以视觉为主要感官形式的认知活动，而数字阅读则借助技术媒介调动了主体的多重感官系统，将视觉霸权俨然转变为“百感交集”式的全感官联动的审美体验。
在康德看来，人类的感官分为外感官和内感官两种。外感官即通常所说的视听嗅触味五种感官，是用来感知空间对象的感官系统；内感官是感觉和体验人自身的内在状态的观念流，是一种无法表述的心理情绪，内外感官的结合构成了人类的感性能力。需要注意的是，“内感官的一切材料或说质料（只要它是知识的质料），都是从外感官来到我们这里的”。外感官可以说是内感官的先验材料和决定因素，离开外感官的体认缘起，内感官的观念流也不易存在。从阅读层面上说，普通受众主要通过外感官（更多的是视觉）接受文字符号讯息，继而内化编码生成独特的主观解读，产生心理与外界、灵魂与表征的情感共振。但外感官的直观之感在纸媒阅读时代仅仅依靠单一的视觉感官发挥着作用，其他外部感官处于未被激活的遮蔽状态。自古希腊起，西方哲学中就存在着有关感官等级制的认识，如“眼睛是比耳朵可靠的见证”，“视官在肉体感官之中是最尖锐的”，“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等等。将视觉置于外感官的最高地位，其他感官按照优劣大致排列为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形成了西方理性文化中的感官等级制传统。这种等级顺序主要根据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差异进行划分：主体因与客体保持相应的距离而形成一种认知性的高级感官，即距离性感官——视觉和听觉；主客体由于零距离接触而成为一种欲望性的低级感官，即非距离感官——触觉、嗅觉和味觉，前者优于后者。除此之外，美学上也尊崇视、听感官，否定了非视听的感官介入审美活动的可能性，触觉、嗅觉和味觉不被认为具有审美性。如狄德罗认为：“美不是全部感官的对象。就嗅觉和味觉来说，就既无美也无丑。”黑格尔认为：“艺术的感性事物只涉及视听两个认识性的感觉，至于嗅觉，味觉和触觉则完全与艺术欣赏无关。”费歇尔说：“真正的审美感官却是视觉和听觉。”乔治·桑塔耶纳强调：“审美快感也有生理条件，它们依赖于眼睛、耳朵、记忆和其他大脑的意识功能。”这些观点从美学角度隐射了审美感官的等级差异性，弱化了理性程度不高的低等级感官的存在价值和审美意义。
然而，技术的扩张在实践层面上瓦解了传统的感官等级制理念，解放了在审美活动中被遮蔽的外感官，信息的接受可依靠多种感官共同完成，阅读装置的数字化展现出感官延伸的趋势，为主体提供全感官联动的审美体验。当纸媒时代印刷术实现了表音文字的空间延伸时，整齐划一的大规模生产使得“视觉与其他感官隔离，并凌驾于其他感官之上”，视觉在人类感官系统中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数字技术的拓展修正了视觉阅读造成的感官垄断态势，5G、虚拟现实、可穿戴技术等数字智能技术使人在感官意义上又恢复为完整的人，在数字阅读过程中，被遮蔽的感官从与身体脱嵌的状态中被数字技术重新唤醒，各感官相互连接产生共振效应。例如，“喜马拉雅听书”“懒人听书”“凯叔讲故事”等听书软件惊艳行世，读者的听觉感官实现回归；智能传感技术高度真实地还原感官感受，触觉感官被唤醒；智能穿戴设备更是将全感官激活，审美主体产生综合性、整体性的审美感受。麦克卢汉认为，由技术扩张带来的感官延伸，会在所有的感官中产生新的感官比例，“一切技术都是肉体和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数字技术在应用终端和装置设备中延伸了人的感官系统，一定意义上实现了阅读装置的官能化景观和感官的解放。
（三）审美悬置的游牧化
随着全景化的阅读界面与现实世界的融合共生，主体逐渐“摆脱传统封闭的个人阅读状态进入交互共通、身心合一、自由多元的阅读世界”，获得沉浸式的审美体验。纵观阅读史谱系，在阅读载体、内容、传播途径和阅读方式、阅读行为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迁的过程中，阅读载体的演进不仅激活了阅读主体的身体感知，也逐渐解放了身体由媒介、技术、空间等因素带来的阅读禁锢，重现并凸显了阅读中被遮蔽的身体交流和身体实践。从口传时代到印刷时代、数字时代（电子时代）再到后数字时代，审美主体随之实现了“亲身在场—离线隐退—在线回归—沉浸参与”的现实转向（具体见表1），身体感知在阅读史长河中跌宕沉浮，在阅读界面的迭代升级中解放自由。尤其在后数字时代，数字在场启动可穿戴设备、多维传感及拟真反馈系统等补救性媒介（remedial media）机制，对触感、重力感、温度感等进行体感模拟，实现文本场景的真实还原，阅读主体由此获取真实的临场感，沉浸于读物中丰富的情景、角色和情节，此时审美主体的美学凝视与欣赏不携带任何目的，正享受着一场完全自由性和畅游式的阅读体验。从美学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自主的悬置状态，即阅读本体“提倡本质的感觉体验，给人以无为的享受，这种能力所有人都能平等拥有”。阅读主体无需学习任何阅读技巧，便可沉浸在纯粹的感官世界中，与书中的人、物交流，甚至成为书中的主角，不为欣赏艺术而艺术，引发自主的审美经验建构。
阅读主体以这种审美悬置状态重新书写自我感性经验的同时，一个新的、超越剥削层面的游牧化身体自然生成，审美主体如同德勒兹笔下的游牧者，“挣脱凝固、独裁、等级制的符号体系藩篱”，在逃脱现实世界的位置与规定后，沉浸于一个纯然自由的数字空间中随心所欲地阅读。当主体到达审美悬置的状态时，其身体处于一种超功利的、充满精神愉悦的自由性境界，此时的悬置是一种断裂、挣脱或者扰乱：其一，数字阅读断裂身份位阶与感性能力之间的连接，使各主体审美感知能力的等级无效化；其二，审美主体用纯粹的审美目光断开阅读感知的目的和意图，享受自主的阅读体验；其三，技术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现实与虚拟的分野，文本可随时被流转或延展，身体可任意穿梭于各种虚拟阅读情景，阅读者的审美理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在整个审美悬置过程中，审美经验的获得已不再局限于文本的单向传输，而是数字阅读者与文本自主融合互动的结果。被现实世界可能“区隔”的人成为数字空间内的“自由人”，开启“自由的游戏”模式。沉浸于拟真场景中的读者悬置一切利益，将阅读视为游戏般的存在以获取自主的美感体验，如朗西埃所言：“体验审美的自由游戏的观众，在‘自由表征’的面前享受一种非常特殊的自主。”从隐喻层面上来看，如果将数字空间看作广阔无垠、重叠万千的“千高原”的话，数字阅读者就像游牧者一样，自主而自由地饱览数字文化艺术的无限风光。
“感性的分享”：歧感共同体的身份建构
在数字赋能背景下，读者审美悬置建构的沉浸感既不局限于以某种感官为主、其余感官隐退的传统阅读活动，也不同于个体静默、各自为政的私人阅读方式，而是如前文所述的多种感觉力合体共振的结果。其借助数字技术手段，不仅打开了个体的新的感性世界，还产生了群体交互阅读的新效应。
随着数字技术内核的释放，肉身性的身体转换为信息态返场登台，技术刺激着感官的觉醒和感性的重组，在异质联结中生成个体审美的新的感受力。当读者沉浸于新的感性结构时，会在“情到浓时”拍案叫绝抑或与他者“分享”自己的审美感知。从美学层面上看，数字阅读的审美主体进行感知分享与互动的政治法则类似于朗西埃的可感性分配（partage du sensible）机制。可感性分配是朗西埃美学思想中的重要策源地，“我所说的‘感性的分配’指的是一种隐含的规则，它通过定义知觉模式确定参与形式，而这一感知模式就内嵌于参与的形式之中”。“感性的分配”的法语是“partage du sensible”，译成英文为“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事实上，二者存在细微的差别，“partage”在法语中有“分割”和“分享”之意，而“distribution”仅仅指“分配”，分割与分配意味着划定界线区分彼此，分享意味着共享、共通。其实，笔者更倾向于将“分割”“分配”和“分享”相结合去理解朗西埃的“partage”之意，即感性内部结构的运作有着“否定分割感性界限—重新分配感性体系—平等分享感性经验”的逻辑之序，也就是打破原有的可感性秩序，重建新的可感性体系，让更多的“不可感者”（被禁锢的感官以及被划分在审美权利之外的群体）能够平等分享感性经验的过程。“感性”（sensible）一词在朗西埃的理论语境中指的是人们的感官所感受到的东西，包括通过眼睛所看到、耳朵所听到、手指所触摸到的，如此看来，感性结构的划分与分割不仅决定了审美个体的可感与不可感的感官区别，还会造成审美共同体中的可见与不可见、可听与不可听的阶级区隔。数字阅读的呈现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可感与不可感的感性界限，受限于不同的时间、空间的分配而被遮蔽的客观对象，通过感性的再分配获得了解放：就身体感知体验而言，读者的感知在身体与信号的传输、反馈中重新配置，读者在数字虚拟界面中能够体验到现实世界中无法感知的视、听、味、触觉等；就审美感知权利而言，数字技术与平台的介入重新分配了感知权利，使不可见者可见、不可听者可听、不可言者可言，那些由于感性分割而被限制阅读的“边缘人”能平等地获得阅读权利。当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等由比特符码营构“现实”的技术消弭着时空和身体的距离时，主体的感知系统也随之作出相应的重新整合，最原始的感官体验被真实调动、延伸和强化，感官的合力启动和连锁反应都空前强烈，容易产生剧烈的情绪喷发和情感外溢，在达到心理“最佳流动体验”（the experience of optimal flow）时，会有急于延展自己的情感，继而向外界分享自己阅读感受的冲动。情到浓时的宣泄、新想法的灵光乍现抑或是未涉猎的知识困惑等，都会以在线交流或转发的方式分享给屏幕内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数字阅读形式下的感性分享。这种新兴的数字阅读以感性为基点、读者为核心、社交为纽带，产生阅读中的分享、互动、传播行为。每个智能主体都可以通过个人移动终端接通“个人云”，进入分享互动、点赞评论的环节，通过概念意义和情感意义的复杂交互以及基于综合感官调动的身体感触，产生认知识解与情感唤醒，信息反馈、交流和互动机制携带着审美主体感性分享的内隐认知，读者与读者通过内容与情感的沟通互动，不断生成具身化的记忆并共享于整个网络。
感性的分享机制与互联网的节点化网状连接对数字阅读媒介的嵌入，打破了传统的交流闭锁与信息定向传播的模式，互动与分享成为数字阅读的主旋律之一，由此应运而生出新型的阅读社群——歧感共同体（见图2）。概括来讲，歧感共同体涉及歧感和共同体两方面。“歧感”（dissensus）既指各主体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见解，也是个体对事物的不同感觉和审美判断力；“共同体”（community）是个体共建共享的一个审美空间和场所。歧感共同体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是和谐与不和谐之间的同一性。数字阅读语境下的歧感共同体，指的是与传统阅读背景下所形成的单一零散、自我内化的群体相背离的，具有身份多元、共情聚合、平等可见的共享交流部落，是一种既有情感共鸣的集体兴奋表征，又尊重个体审美差异和歧见的阅读生态圈。该词最初是朗西埃在政治与美学的讨论时所指向的一种理想建构，朗西埃关于“歧感”的阐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差异、冲突、纷争等的强调，关于“共同体”的解读也并非“福柯谈的是控制个人和集体生命与身体的规训机制”，他在《当代艺术与美学的政治》中指出：“我用‘感觉的共同体’（community of sense）这个短语所指向的不是由某种共同情感所形构的集体性。我将之理解为一种能将不同事物或不同实践置于同一意义之下的可见性与可理解性的框架，由此形构出一定的共同体的感知。”这种感知的共同体就是一种歧感的共同体。进一步来看，歧感共同体的建构指向一种对“无分之分”（partdessans-part）的美学再分配，让“不被承认者”或底层平民能够可感、可见、可听以及被认同，给予“无分之分”群体话语传递的权利。“无分之分”一般英译为“the part of those who have no part”，即“没有部分的部分”，是“不拥有任何份额的人——古代的穷人、第三等级、现代的无产者”，也就是极易被忽略、缺乏话语权的群体，中文学界将其译为“无分之分”。数字阅读的无层级式的节点连接赋予每个个体无差别的接入权，弥补了“无分之分”的身份缺失。只要接入万维网，无需被严格地把关、过滤、筛选，原先被划分为少数人、无处辩解的或被误解的群体亦能重申利益，每个人都能够直抒己见，分享彼此的观感体验，即便是曾经与之身份不相匹配的东西。
除了填补“无分之分”的身份缺失外，数字阅读提供了广泛的、共通的意义空间，感官的兴奋和认知的盈余等因素促使歧感共同体内主体的身份产生异化与重构，身份认同发生多面映照。“因趣结缘”“因情相知”的数字化阅读共同体，在“去中心化—微中心化—强中心化”的内部建交网中相互勾连，获取身份认同与身份归属感。一元化标准、同质性思想在数字阅读的圈子式信息分享下被肢解，去中心化的阅读共同体让更多的读者允许多样化自我的存在与观照。阅读共同体内的每个主体都可以被视为连接无数其他个体的微型中心，借由他们勾连整个社群，被连接起来的读者构成整个社群思想交流、情感共振的庞大基石，他们在知识共享与阅读交流中获得自我认同感和集体参与感。
与此同时，数字共同体的“非卷入式”特征使读者的自我身份认同发生裂变，在“单向度的人—复数的人—饱和的人—弹性的人”的转变中，读者身份呈现出立体化多面映照。印刷时代，工具理性压抑审美感性，信息被挤压在纸质平面内单向性强制输出，读者如同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失去了批判的、否定的、思想的维度。但是，默顿（Robert K.Merton）宣称“人们的身份不是单一不变的，而是背负着一群‘交叉的身份集合’（crosscutting status set）”，之后，伯格（Peter L.Berger）用了一个更为形象化的指称——我们都是“复数之人”（plural persons）。数字共同体中的个体便是如此。网络阅读论坛注册具有便捷性与低门槛性，只需要读者填写基本资料后便可完成共同体对个体的接纳，读者退出该阅读共同体也无需被阻止或者增加离群的成本。因此，读者在阅读社区中，可以任意选择、变更、终止群属身份，甚至转让、售卖群属身份，自由而感性地对文本产生“移情—共情—离情”的行为，获取多种身份属性，成为具有多元身份的“复数的人”。当然，身份属性过多，读者身份也会产生“饱和”，故而在统一自我与多重自我之间，读者最终会想象出一个“弹性的自我”，即根据与他人的具体交往情境随机应变，实现多重身份认同协商之下的最佳状态，因为“弹性的情境式自我认同可以接受的所有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认同的参数，都是暂时的”。由于个体的身份认同一直处于游弋和流动的状态，个体的自我“歧感”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歧感”会以不定的因素出现在共同体的内核中，以“价值认同”聚合而成的共同体形似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但是，这样的共同体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是辩证而统一的，且为读者提供了身份融合的场所。一方面，现实身份与数字身份相融合，阅读共同体内接纳被现实生活压抑或是被故意屏蔽、忽视的自我；另一方面，歧感身份被包容，在共同体内部即使背离该社群的观念，也不会被剔除或受到任何惩罚，相反，歧感读者的出现会促进共同体内部的活跃，社群不会处于静默闭锁的信息空间之中。
结 语
当前，阅读不再仅仅是纸张与油墨这方寸间的凝视，而是指尖于触感屏幕上的无限跳跃；不单是潜行于字里行间的凭书想象，而是身嵌虚拟世界的如临其境；也不再是读者个体的封闭沉思，而是社群共同体的在线交流……数字阅读将现实世界的时空界限、身体束缚、身份悬殊等矛盾性都化解在了屏幕镜像内的各种异质性联结中，以悬置审美和身份权级之间的关联去拥抱更多充满可能性的审美内涵。
然而，不可回避的客观问题是，数字阅读在勾勒自由多元的审美狂欢景观之时也潜伏着一定的危机和局限。第一，算法和数据的结合促生信息茧房，审美主体为算法所奴役，信息在算法偏见推送下容易形成回音室效应，产生极端阅读和单一阅读的倾向。第二，数字空间淡化了被现实规训的肉身，碎片化的文本信息和多样的视觉冲击加速了审美主体原欲的舒张和快感的奔流，主体随之弱化了思维架构能力和自省力，容易导致浅层次阅读和非理性阅读的倾向。第三，信息化应用本身就存在着某种数字鸿沟的假说，审美主体在数屏使用的背后，会因自身阅读资源的获取、技能的储备和能力的外化等因素，与他者在审美经验和审美体验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辩证地来看，这种看似不均等或不平等的阅读鸿沟并不能作为否定数字阅读能够实现主体精神层面的自由与超越的关节点，更不能以偏概全式地否认数字阅读立体开放、审美主体身份重塑与话语狂欢的事实。客观地讲，数字阅读还在未完成性的路途中，相信未来的沿途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的图景，为后人类社会搭建更多的可视化窗口。
〔责任编辑：廖先慧〕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3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本微信公众号系《东南学术》杂志官方微信，如无特殊说明，本微信内容均来自《东南学术》杂志，版权所有。
微信号 : dnxs0591
● 扫码关注我们 ●
2024-05-27
2024-05-24
2024-05-23
2024-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