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阳 孙孟子 陆亮亮｜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公益参与的影响

作者简介

刘志阳

刘志阳，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孟子（通讯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陆亮亮，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农户是参与社会公益的有生力量，数字技术的普及进一步激发了农户公益参与热情，但相关理论机制仍然是模糊的。利用上海财经大学2019年“千村调查”数据进行论证可以发现，数字技术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户参与公益活动。数字技术使用通过提高农户收入、促进农户社会互动和提升农户同理心水平推动农户参与公益活动，数字技术影响农户公益参与存在三重效应，即收入溢出效应、社会互动效应和同理心效应。村庄人力资本水平、村庄集体行动频率和村务信息透明度越高，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公益参与的促进作用越强。利用数字技术激发农民群体的公益潜力，提高广大农户对慈善公益的参与度，有利于汇聚更广泛的公益力量，支持我国社会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

引言及文献回顾

当前，数字技术为我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凭借其强大的传播和动员能力，数字技术不仅引起社会对公益事业的广泛关注，而且有效整合了公益慈善资源。随着数字技术在农村普及，越来越多农户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参与公益活动。我国农民群体数量庞大，通过数字技术激发农户公益潜力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深远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2023年1月，国家乡村振兴局等7个中央部委联合发布《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指南（试行）》，鼓励农户通过投工投劳、捐款捐物、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乡村建设。实践中也涌现出诸多农户参与公益的案例，如浙江省海宁市开展“千名潮贤助百村”活动，吸引新乡贤助力家乡发展；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大桥江乡创新自治管理模式，促进村民自发参与污水治理、护墙修缮等公益项目。这表明我国广大农户蕴藏着巨大的公益热情和潜力。　　关于农户参与公益活动的研究，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乡情驱动观和“面子”拉动观。乡情驱动观认为，农户嵌入乡村情境，对其所处的乡村怀有特殊的乡情和较强的价值认同。在这种情感驱动下，农户会主动参与乡村公益活动，为建设乡村贡献自己的力量。“面子”拉动观认为，我国农户长期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差序格局为主导的乡村熟人社区，讲“面子”、重“人情”的乡间文化推动农户通过邻里互助维护和谐关系，农户的公益参与行为往往能引起村民关注和赞许，这满足了其“面子”需求。现有研究还从动机、家庭和制度规范等视角指出，农户公益参与受到利己或利他主义动机、家庭禀赋、制度与社会规范等因素的影响。随着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推进，数字技术正深刻影响农户生产生活和认知行为。然而，现有文献忽略了数字技术对农户公益参与的影响和作用。
少量文献讨论了数字技术使用对慈善捐赠的影响作用，但认为数字技术使用促进了城市居民家庭的慈善捐赠，对农户慈善捐赠没有影响。虽然多数人认为农户在社会结构中属于弱势群体，但现实中农户越来越多地参与公益活动。现有研究忽视了农户公益参与的特殊性，未能深入探讨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公益参与的影响机理。因此，本文以“数字技术使用如何影响农户公益参与”为研究问题，基于2019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使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公益参与的影响作用及机制。本文从村庄人力资本、集体行动和治理因素考察了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公益参与的异质性影响，拓展了数字技术公益效应的边界条件研究。

二

研究假设

（一）数字技术使用与农户公益参与的关系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的通用技术兴起，为家庭物质条件的改善提供了新工具，也对个体认知和家庭行为起到了形塑作用。首先，数字技术提高了农户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为农户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公益活动创造了条件。数字技术为农户带来了更多创收机会和便捷的生活方式，提升了农户参与公益的能力。其次，数字技术的信息传递和认知重塑功能提升了农户的公益自觉性。数字技术提高了公益信息和知识的可及性，传播了公益理念和公益故事。数字技术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呈现手段向社会传递公益事件的各种细节，增强了公益故事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农村家庭成员在浏览网络内容时，容易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公益领域权威人士或组织的影响，并将公益理念和故事在家庭内部分享，增强农户亲社会倾向。再次，水滴筹、轻松筹等互联网众筹平台的出现和发展，催生了微公益这一新型公益参与模式，给予农户更多渠道参与公益活动。最后，政府机关和非营利组织大多建立了网络宣传渠道，例如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网，公益信息传播和动员能力明显提升，有利于引导农户更多地了解和关注公益信息与公益事业，进而促进农户主动参与公益活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技术使用促进了农户公益参与。　　　（二）数字技术使用影响农户公益参与的机制分析　　数字技术使用通过收入溢出效应促进了农户公益参与行为。收入溢出效应不仅表现在农户家庭收入的增长，而且为农户参与公益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数字技术主要通过三个渠道来提升农户收入。第一，数字技术为农户创业提供了有力工具。农户通过数字技术搜寻并了解市场信息，借助数字技术获取资源，开发乡村创业机会，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农户收入得到提高，其参与公益事业的物质基础就更牢固。第二，数字技术使用可以帮助农户获取更多高质量就业信息。农户利用数字技术搜索相关岗位信息，更便捷地发现合适的工作，从而提升农民家庭成员的就业质量，提高农户劳动收入。第三，农户使用数字技术可以增加农户财产性收入。随着手机银行以及各种线上金融平台的普及，农户使用数字技术了解更多数字金融产品和理财知识，从而通过购买金融产品实现资本增值。农户可支配收入提升，农户生活更为宽裕，这有利于农户在公益活动上倾注更多的注意力。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数字技术使用提高了农村家庭收入，进而对农户公益参与产生正向影响。　　数字技术的使用通过社会互动效应促进了农户公益参与行为。农户之间的社会互动是影响农户公益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社会互动有利于农户与其他村民建立较为深厚的情感和信任关系，促使农户愿意在别人困难之时伸出援手。数字技术扩大了农户社交范围，拓宽了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加强了农民家庭成员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交流互动和情感联系，因而有利于促进农户广泛参与公益活动。社会关系众多的农户，有更强的声誉需求。中国农村的“面子”文化盛行。农户的社会关系越广泛，就越重视自身的“面子”。因此，农户倾向于通过参与乡村公益活动，获得受助人和同乡的认可和赞许。农户使用数字技术嵌入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中，其行为容易受到社会网络中其他主体行为的影响。当其他家庭参与公益活动时，农户会因受到群体规范压力而参与公益活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数字技术使用增进了农户与社会的互动，进而对农户公益参与产生正向影响。　　数字技术使用通过同理心效应促进了农户公益参与行为。同理心又称为共情心，是指个体能够为他人着想，理解他人所经历的困难，主动帮助他人的倾向。数字技术对于提升农民家庭整体同理心水平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农户通过数字技术了解到许多处于困境的家庭，这种他人悲惨经历往往能唤起有类似经历农户的同情心，从而促进农户主动参与志愿活动和社会捐助，帮扶困难人群。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拓宽了农户社会视野，改变了农户认识世界的方式，让农户意识到自身在社会建设和乡村振兴中的价值，激发了农户参与乡村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了农户同理心水平，推动农户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在中国农村情境下，高水平的同理心意味着农户对乡村事务的关心和参与程度更高。同理心水平高的农户更加热心于乡村公共事务，有商业经历的农户还会通过乡村社会创业支持公益事业的发展。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数字技术使用提高了农户同理心水平，进而对农户公益参与产生正向影响。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上海财经大学2019年“千村调查”项目，该调查覆盖了全国除港澳台外31个省区市的247个地级市。本文对问卷数据做了以下处理：（1）删除了漏填和缺失信息过多的问卷。（2）剔除了填答不规范的问卷。（3）为了降低个别异常值对模型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缩尾处理。（4）由于村庄层面的问卷由村委会填写，家庭层面的问卷由受访农户填写，因此本文将村级问卷和家庭问卷进行了匹配，剔除了家庭和村庄未能对应的问卷数据。本文主要研究农户层面的公益参与，因此使用农户户主填写的问卷。为了降低缺失值对模型结果的影响，研究团队在数据分析前删除了主要变量中的缺失值，最终得到4127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农户公益参与（Philanthropy）。农户参与公益的形式多样，其中志愿服务和社会捐助是主要方式。现有文献主要使用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行动衡量家庭公益参与，对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的测度常用虚拟变量的方式。因此，本文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衡量农户公益参与，选择“千村调查”问卷中“您或家人是否参加过乡村志愿服务行动”“您或家人是否参加过社会捐助”两个维度衡量农户公益参与。若被访者参加过乡村志愿服务或者社会捐助，则变量赋值为1；若被访者未参加过这两项活动，则变量赋值为0。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技术使用（Digitech）。网上购物是我国居民日常使用数字技术的主要形式之一。根据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9.15亿人，占网民整体的83.8%。随着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的逐步完善，网购已成为农民家庭的常态。因此，农户是否进行网络购物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户的数字技术使用水平。本文借鉴部分学者采用网上购物作为数字技术使用的测量方式，以虚拟变量的方式衡量农户数字技术使用情况。本文使用“千村调查”问卷中“上个月，您家里是否曾进行过网上购物？”这一题项作为数字技术使用的代理变量，回答“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　　　3.中介变量：（1）家庭收入（Ln Income）。本文根据“千村调查”问卷中关于家庭总收入的回答情况衡量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由于农户之间家庭收入差异较大，为了避免极端值影响，本文将家庭总收入取对数处理。（2）社会互动（Interact）。农村文化活动中心承载了农民日常交流和重大节日的各种集体活动，是农户间社会互动的主要场所之一。户主经常前往农村文化活动中心，有利于与其他农民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社会互动关系也能传递给家庭其他成员，并影响家庭其他成员的认知和行为。有学者用广场舞参与度衡量老年人的社会互动水平，本文借鉴这种测量方式，采用农户户主前往乡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多功能文化活动中心等文化中心的频率作为衡量农户社会互动水平的代理指标。（3）同理心（Empathy）。同理心是农户参与公益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同理心水平高的个体和家庭，能够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周围人，设身处地理解其他人或其他家庭的情绪和情感。现有测量同理心的量表主要集中于个体心理层面，较少结合中国农村家庭的特殊情境，对农户集体主义倾向的特征关注不足。由于农村家庭中，户主在家庭价值观和家庭经济社会行为决策中具有关键影响，农户户主同理心越强，越有利于带动其家庭成员关心其他弱势群体、农村事务和公益信息，从而提升家庭整体的同理心水平并推动农户参与公益活动。因此，本文选取户主问卷中“是否参与了村民事务纠纷调解工作”“是否每年参与宗族活动”“是否愿意接纳外来人口融入本村”“是否参与了村规民约等各项规章建设活动”4个题项作为衡量农户同理心水平的指标。　　　4.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年龄（Age）、性别（Gender）、党员身份（CPC）、村干部身份（Officernow）、婚姻状况（Marry）、健康状况（Health）、受教育程度（EDU）、家庭规模（Size）、家庭子女数量（Kid）、家庭贫困状况（Poverty）、村庄经济状况（Economy）、村庄规模（Countryside_size）、村庄老龄化程度（Elder）、村庄宗族会议次数（Clan_meeting）、村委会德高望重者数量（Elite）、村庄留守儿童情况（Left_children）为控制变量。
主要变量测度方式见表1。
　　　（三）模型设计　　由于本文被解释变量为“0-1”型虚拟变量，因此本文采用Logit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技术使用与农户公益参与的关系，并使用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如下：
　　
其中，P表示农户参与公益活动的概率，1-P表示农户未参与公益的概率。Digitech_i表示农户i的数字技术使用情况。Controls_i是控制变量，Province_i是省份固定效应，ε_i#是随机误差项。

四

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如表2所示。52.7%的受访者表示曾在互联网上购物，即使用过互联网。59.1%的受访者表示参与过公益活动。受访者中，年龄最小的23岁，最大的82岁。由于问卷由户主填答，所以受访者男性占比较高，占82.4%，女性则占17.6%。中共党员占24.5%，非中共党员占75.5%。受访者是现任村干部的占13.9%，非现任村干部的占86.1%。有配偶的受访者占89.5%，无配偶的占10.5%。受访者中受教育年限最长的是1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8.432年。受访者家庭规模最大的是10人，最小的是1人。受访者家庭中有8.5%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受访者家庭中子女最多的是4人，最少的是无子女。本文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均小于2.0，因此本文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基准回归　　本文使用Logit模型检验了数字技术使用与农户公益参与的关系。表3报告了基于Logit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每一列数字技术使用的回归系数和边际效应均显著为正。列（1）中数字技术使用的回归系数β=0.418（p<0.01），说明使用数字技术的农户比未使用数字技术的农户参与公益活动的概率更高。列（2）结果显示数字技术使用的边际效应为0.089（p<0.01），说明使用数字技术的农户，其公益参与的概率比未使用数字技术的农户高8.9%。因此，H1得到了支持。　
（三）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属于非线性模型，因此使用KHB模型检验家庭收入、社会互动和同理心的中介效应。本文发现，家庭收入、社会互动和同理心在数字技术使用和农户公益参与的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因此，KHB中介效应检验支持了H2、H3和H4。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家庭收入的间接效应贡献率是39.88%，社会互动的间接效应贡献率是15.64%，同理心的间接效应贡献率是44.48%（见表4）。这说明数字技术使用更多地通过促进农户增收和提升农户同理心水平，增强农户参与公益的物质能力和自觉性，从而推动农户参与公益活动。
　　　
（四）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　　由于本文采用非线性模型检验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关系，因此本文采用IVProbit方法进行工具变量回归。由于电子计算机是重要的数字技术使用载体，所以本文选取农户家庭拥有电脑的数量作为工具变量。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AR检验和Wald检验均拒绝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说明家庭拥有电脑数量可以作为工具变量纳入IVprobit模型。根据IVprobit第二阶段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技术使用的回归系数为0.794（p<0.01），与原模型结果一致，表明模型内生性并不严重（见表5），说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较高。　　
2.替换解释变量　　本文将解释变量的测量指标更改为“家里有有线宽带上网吗？”（变量名称用Internet_broadband表示），仍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测量，如果受访者回答“是”，则赋值为1，回答“否”则赋值为0。在当前技术水平下，有线宽带在传输信息上比无线网络更加稳定，安装宽带的家庭，其数字技术使用的便利性更高。部分国内电信运营商会在客户办理手机卡和无线网络时赠送有线宽带，农民家庭能同时使用有线宽带和无线网络上网。因此，本文以农民家庭是否使用有线宽带上网作为数字技术使用的替代变量。根据表6检验结果，更换测量指标后，Logit回归模型的HL检验结果中p=0.3720>0.05，模型拟合度良好，数字技术使用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0.488，p<0.01），边际效应为0.103（p<0.01），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3.替换计量模型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虚拟变量，所以本文将二元Logit模型替换为Probit模型。表6列（5）和列（6）是基准回归结果，列（7）和列（8）是更换计量模型后的结果。在替换计量模型后，Probit回归模型的HL检验结果中p=0.3382>0.05，说明模型拟合良好。列（7）显示数字技术使用的回归系数（β=0.256，p<0.01）和边际效应均显著为正，列（8）显示数字技术使用的边际效应为0.089。这表示相对于未使用数字技术的农户，使用数字技术的农户参与公益活动的概率高8.9%。该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五）异质性检验　　1.村庄人力资本水平　　村庄人力资本代表着村庄拥有较多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才。村庄人口素质越高，村民为村庄公共事业和慈善事业做贡献的自觉性越高。高素质人才能更好地掌握数字技术，利用数字技术的跨边界性和互通性快速凝聚村民力量，并引导村民参与公益活动。村庄人力资本也为村庄开展公益活动提供了智力保障，从而形成良好的乡村互助风气。本文采用村庄劳动人口中高中学历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作为衡量村庄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变量名称记为HC。表7列（2）的结果显示，数字技术使用与村庄人力资本的交互项显著为正（β=0.058，p<0.1）。这表明村庄人力资本增强了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公益参与的促进作用。　　2.村庄集体行动频率　　村庄集体行动频率越高，说明村民集体主义意识越强，村庄集体行动经验越丰富。村庄集体行动次数越多，表明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越高，村民间的信任和互动水平越高，村民自组织能力和内部凝聚力越强。农户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使用数字技术时更倾向于表现出公益导向。本文使用“过去5年，村里是否集资修路？”“过去5年，村里是否集资修水渠？”“过去5年，村里是否集资举办庙会？”“过去5年，村里是否集资修建寺庙、祠堂？”“过去5年，村里是否集资修建幼儿园、养老院等公共设施？”5个题项衡量村庄集体行动频率。对于每个题项，受访者回答“是”则赋值为1，回答“否”则赋值为0。5个题项的赋值加总取均值后，即为村庄集体行动频率的测量指标。得分越高，代表着村庄集体行动频率越高。村庄集体行动频率变量名称记为Collective。根据表7列（3）实证结果，数字技术使用与村庄集体行动频率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0.125，p<0.01）。因此，这表明村庄集体行动频率越高，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公益参与的促进作用就越强。　　3.村务信息透明度　　公开透明的村务信息保证了农户的知情权，提升了农户对村庄基层自治组织的信任。本文使用问卷题项“在选举村委会时本村是否公开计票？”“本村的政务信息是否对全村人公开？”“本村的财务收支是否对全村人公开？”“您认为村里支农惠农等财政补贴信息公开透明吗？”“本村已经设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吗？”“您认为本村党务公开透明吗？”衡量信息透明度。若被访者回答“是”则记为1，若被访者回答“否”则记为0，6个题项得分加总取均值后，即为村务信息透明度的测量指标。得分越高，代表村务信息透明度越高。村务信息透明度变量名记为Transparency。表7列（4）表明数字技术使用与农村财务信息透明性的交互项显著为正（β=0.158，p<0.1）。因此，这说明村庄财务信息透明度增强了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公益参与的促进效应。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利用数字技术调动广大农户的公益积极性是促进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9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公益参与的积极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使用促进了农户参与公益活动。数字技术使用通过提高农户收入、增进农户社会互动和提高农户同理心水平推动农户公益参与。其中，同理心效应的中介效应贡献率最高，收入溢出效应次之，社会互动效应最弱。异质性分析发现，村庄人力资本水平、村庄集体行动频率和村务信息透明度越高，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公益参与的促进作用越强。　　利用数字技术激发农民群体的公益潜力，提高广大农户对慈善公益的参与度，有利于汇聚更广泛的公益力量，支持我国社会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加快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农民家庭数字化普及率，引导农民家庭利用数字技术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政府应当通过互联网、移动设备等数字新媒体向农户传递公益信息和知识，加深农民群体对公益参与渠道的了解，激发农民群体的公益参与意识，增强农民群体的同理心，引导农户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捐助等公益活动。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网络公益的监管环境，增强农户对网络公益的信任度，保障农户在安全便捷的环境下参与线上公益活动。　　第二，加强乡村数字人才队伍建设，培育乡村人力资本，为乡村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以带动农户参与公益活动。地方政府和乡村基层自治组织可以通过内生培育和外部吸引的方式积累数字化人力资本。一方面，乡村基层自治组织应主动发现和培育熟练掌握数字技术的新乡贤，发挥这些新乡贤在利用数字技术凝聚村民、动员资源和宣传公益文化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吸引高素质劳动力返乡，鼓励返乡的数字人才为乡村公益和乡村建设出谋划策。　　第三，乡村基层行政组织应当推进数字乡村治理，实现村务公开化、透明化和规范化，提高村两委的公信力，号召农户积极参与乡村公益事业。村两委应主动接受村民监督，及时在线上线下向村民公示村内日常管理事务、财务收支、土地和其他集体资产情况，同时在有关乡村集体利益的重大事项决策和处理过程中动员农户参与，着力增强农户的主人翁意识，构建村民利益共同体，调动农民参与乡村公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责任编辑：马　丹〕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4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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